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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是我们与世界之间最微妙而独特的一道连线，就像一张与生俱来的声纹身份证。但当下，它正在被AI轻易“克隆”，甚至明码倒卖，而面对这种无声的侵权，很多人深陷其中却浑然不觉。
杭州市滨江区法院不久前审结的一起案件，撕开了“AI 偷声”乱象的一角。
从杭州一家文化公司离职后，周欣（化名）的声音却还在替前公司“工作”。她之前是这家公司的“虚拟艺人”，负责直播、视频制作等。可她在离职后发现，公司新开发一款应用软件中的游戏角色，声音与自己极其相似，便将“前东家”告上法庭。
法院审查发现，公司擅自将周欣的声音素材经AI训练后，用于新项目的角色配音。
此案引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法律疑问：未经许可用 AI 克隆他人声音商用，是否构成侵权？
“声音是重要的生物识别信息，承载着自然人的人格权益。”该案承办法官、杭州市滨江区法院数据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倪晓花说，本案中，经AI处理后的声音与周欣的语调、发音风格等具有高度一致性，足以使一般公众准确识别出周欣的主体身份，因此，受人格权保护。最终，法院判决公司赔偿2万元。
个案的判决，却难以掩盖 AI 时代声音权保护的普遍困境。这早已不是单一行业、单一城市的偶然纠纷，而是技术野蛮生长下，人格权失守的缩影。
放眼全国，同类侵权案件接连发生。2024年4月，在北京，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侵权案宣判，某软件公司将一位配音演员的声音AI处理后制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对外出售，法院判赔25万元。
在上海，配音从业者沈安宇也正为夺回“声音”而战。“我的声音无处不在，是我又都不是我。”2023年开始，沈安宇发现自己的声音被大量用于各种视频的AI配音，一点点抽干了他的生计，“收入缩水至巅峰期的五分之一”。
今年3月起，数十位配音演员发文抵制“AI偷声”行为，小米创始人雷军也曾公开呼吁停止使用其AI语音包。
行业抵制呼声高涨，却挡不住地下灰色交易持续泛滥。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搜索“AI克隆”“声音合成”等关键词，可见大量AI克隆软件的安装包和教程，以及代克隆音频的服务。这些服务大多价格低廉、交易便捷，部分店铺达上百次交易记录。这类服务不仅可以克隆普通人的声音，还能指定名人、著名角色的声音。
乱象丛生的核心症结，在于“AI偷声”侵权成本低廉，维权却难度重重，面临源头难追溯、侵权主体难界定、维权成本高三大现实困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教授刘鑫说，由于传播路径复杂，侵权音频常经多次剪辑、跨平台转载，难以追溯侵权源头。同时，技术链条涉及数据提供方、模型开发者、平台运营方等多方角色，受害人往往难以确定该起诉谁。
对更多普通人而言，这种维权更像一场漫长的消耗战。北京星也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于泽辉长期从事AI合规与数据合规业务。他表示，目前，AI声音侵权的线索获取高度依赖人工，很多时候只能靠自己或朋友偶然发现，个人往往根本无力处理全部线索。
遭遇过“AI偷声”的配音演员谢添天说，在诉讼中，自己陷入了如何自证的怪圈，“我要复现AI拟合的声音，就要猜测它用了我哪个角色、哪个状态的语流语感，再模拟。通过我来模仿‘我’进行举证，有些荒诞。”
回望语音合成技术诞生之初，本承载温暖的人文价值，如今的乱象与技术初衷形成鲜明反差。该技术的广泛普及，原本是为了帮助那些失声的人。他们或许患有渐冻症，或许患有脑瘫，或许发声器官受损，这项技术能将文字转化为声音，帮助障碍人士进行沟通，给患者本人及家属都带来了巨大的抚慰。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技术能够还原出越来越逼真的人声。当声音可以被轻松“克隆”，最初“用技术弥合残缺”的美好初衷，却逐渐偏航，演变成对人格权的侵犯。
如果说，是使用技术的人决定了事情的走向，那么，我们如何为AI的应用划定明确的规范边界？如何加强对真人声音的保护？
倪晓花建议，技术上，可由行业协会或政府指定的第三方机构牵头建立声音源数据库与比对标准，实现声音登记、存证和相似度比对，为侵权认定提供支撑，降低举证成本；监管上，落实平台主体责任，要求AI训练平台对数据来源进行合规审查，内容分发平台建立快速响应的侵权投诉处理机制。
面对技术带来的风险，每个人都应建立起“声音资产”的保护意识。部分从业者已经开始采取技术自保措施，比如，在作品中嵌入数字水印。即便没有使用专业技术进行保护的条件，也可以拒绝陌生录音设备介入，例如，对过度索权的APP，关闭声音采集功能等。
声音，不是一串冰冷的数据，它藏着每个人独有的情绪、性格与身份标识。守住我们的声音，本质上是守住数字世界里，不可被机器随意复制、异化的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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