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杰出人物，张伯驹不仅以珍贵的收藏名满天下，还能诗擅书善唱，一生留下诗词、书画、戏曲、鉴藏无数传世佳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散尽大半家财，倾力保护《平复帖》《游春图》等一众国宝文物，名满天下的民国名士，是否也曾涉足创作过当时已经流行的白话小说，成为众多研究者反复梳理、考证却并无所获的一桩迷案往事。那么，张伯驹是否一生恪守古典文统，终身不写小说、只工诗词书画与考据戏曲，其文学创作体系是否又仅限在韵文、题跋、学术随笔范畴？
2024年6月8日凌晨五点，《张伯驹全集》执行总主编，长期研究张伯驹史料的荣宏君照例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整理新近发现的张伯驹史料《消夏闲笔》。文章刊载于1944年8月2日西安《正报》第四版的“豳风”栏目，彼时张伯驹用“碧”作为笔名。
这份历经八十年岁月侵蚀的报纸，字迹大多已漫漶不清，就在艰难的“文字解谜”过程中，一次不经意的指尖滑动，报纸最左侧的“过江梦”三个魏碑体大字就这样闯入荣宏君眼帘。而在这篇连载小说《过江梦》的标题下方，作者署名为“天马居士”。这会不会就是张伯驹亲笔创作的小说？凭借多年的研究经验，和对张伯驹（20世纪）40年代的书法风格的熟悉，一个疑问浮现在荣宏君脑海之中。
当日，一条微信出现在“《张伯驹全集》编纂与研究”课题工作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的手机上：“陈先生，有重要发现，长篇小说《过江梦》，署名‘天马居士’，很可能就是张伯驹化名之作。”这之后的故事，都被写入了《张伯驹长篇自传小说〈过江梦〉发现纪实》一文。从初见魏碑体题字的灵光一闪，到身世经历的反复印证，从《过江梦》完整内容的千里寻访，到亲笔手札的铁证落地，八十余载前的一段旧世沉梦，也伴随着2026年版《过江梦》的出版尘埃落定。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3日专题《过江梦：抗战中的张伯驹》的B04-B05版。
荣宏君，文化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张伯驹全集》编纂与研究”子课题负责人，《张伯驹全集》执行总主编。著有《翰墨留青:张伯驹致周笃文书翰谈艺录》《张伯驹年谱长编》。编有《张伯驹牛棚杂记》《过江梦》。
判定张伯驹为“天马居士”
新京报：你在查阅民国旧报刊时偶然发现《过江梦》的连载原文，经笔迹、生平、文字多重考据，确认是张伯驹佚作。在此之前，你已经深耕张伯驹研究十余年，搜罗张伯驹散佚的文字，截至目前都有哪些收获呢？
荣宏君：为了编纂《张伯驹全集》，我主要专注张伯驹佚失文献、生平与作品整理已有十多年，核心工作就是系统搜罗其散落在民国报刊、私人信札、未刊文稿、梨园笔记、题跋诗词等各类碎片化资料。在发现长篇小说《过江梦》前后，已陆续整理出不少此前未被学界关注的佚作。一是散见诗词、联语与题跋。张伯驹一生雅好诗词、楹联，除已收录进《丛碧词》《丛碧书画录》的作品外，我从北平、天津、上海多地民国旧报、书画册页、友人题赠手迹里，辑出数十首佚词、绝句、挽联、题画诗近500首。多为应酬交游、观剧、赏画、悼友之作，补充了他不同人生阶段的心境与交游脉络。
二是戏曲文稿与观剧随笔。张伯驹深耕京剧多年，与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等名伶交往极深，此前公开出版的戏曲论述有限。这些年陆续找到他发表在民国报纸戏曲副刊、小报上的观剧短评、梨园掌故、唱腔点评、伶人轶事随笔和多篇大部头剧本近百篇，篇幅长短不一，大多是即兴撰文，保留了第一手民国京剧生态史料。三是短章杂文、书简片段。包括他谈书画鉴藏、古籍版本、文物保护的短篇杂论，以及致友人、书画家、戏曲界同仁的信札300多封，内容涉及文物流转、书画品鉴、文人雅集等，弥补了现有文集的缺漏。四是讲演记录、访谈文字。民国多家报刊对张伯驹的专访、雅集讲演实录，此前基本无人系统梳理，这批内容直观呈现他当时对收藏、文化、艺术和时局的看法。
整体而言，《过江梦》是目前体量最大、价值最高的长篇叙事类佚作，其余文字虽篇幅不大，但互为补充，让张伯驹的文人形象、交游网络与思想脉络变得更加完整。
西安《正报》连载的《过江梦》。
新京报：在发现《过江梦》之前，你有没有听过、看过任何关于张伯驹写过长篇小说的零碎线索？
荣宏君：在发现《过江梦》连载原文之前，我从未见过，也未听闻张伯驹创作过长篇小说的直接记载，学界以往研究也只聚焦他的词学、书画、戏曲、收藏领域，完全没有他涉足长篇通俗小说创作的线索。
关于1968年张伯驹手写交代材料提及《过江梦》一事，这份材料并非我预先掌握的线索，是在初步发现连载文本、推定作者之后，后续梳理近些年有关张伯驹晚年手迹、档案资料时才检索到的，属于事后交叉佐证，并非提前预判。这也说明，此前这份关键手写资料记录并未进入张伯驹研究的主流视野。
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沉寂近八十年才被发现，原因比较客观：第一，它连载于1944年西安《正报》副刊，该报每日发行仅1000至2000份，本身发行量少，发行仅涵盖陕西、甘肃等极少数国统区，报纸存世量更少，馆藏零散，不属于主流大报，长期不受学界关注。
第二，连载所用笔名“天马居士”极为冷僻少见，张伯驹平日公开发表作品多用本名、“丛碧”等号，此笔名仅用于这部小说，无人将二者关联。
第三，时代更迭、报刊损毁、馆藏断档，加之学界此前从未将张伯驹与长篇小说创作挂钩，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这部作品长期被湮没。“天马居士”这一笔名，目前除小说《过江梦》署名以外，暂未查到其他署此名号的作品，可以判定是张伯驹为写这部小说专门使用的临时笔名。
将“天马居士”与张伯驹本人绑定，以及排除后人仿写、伪作，依靠的是多重证据链互证，绝非单一线索：
一、人物影射体系。男主角章孟龙，字形、字义拆解暗合张伯驹本名；女主角白琴，是潘素早年所用名字，“九小姐”“素妃”等称谓也对应潘素的人生经历，这套人物化名逻辑贯穿全书，外人很难精准复刻。
二、文字风格与行文习惯。通篇文白相间，句式、语感、用词偏好，和张伯驹同期杂文、随笔、词文高度统一，尤其文中穿插的自作诗词，格律、用词、意境完全是张伯驹的手笔，仿作很难做到气韵合一。而《金缕曲》《兰陵王·金陵客中用清真韵》《浣溪沙》三首词，则是直接引自张伯驹的《丛碧词》。
三、独家私人经历与圈层细节。书中大量情节围绕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人圈、梨园界、金融界展开，涉及的雅集、堂会、文物往来、友人互动，都是张伯驹亲身经历的私密圈层往事，外部仿写者无法知晓如此细节。
四、时代背景与个人遭遇。小说创作、连载时段，恰好对应张伯驹遭汪伪特务绑架脱险之后，书中流露的心境、对时局的感慨，与他当时的处境完全吻合。
五、《春游琐谈》遗证。1961年，张伯驹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第二年5月着手编纂《春游琐谈》，1964年，完成《春游琐谈》第四集的编写。就在这一集中，收录了民国掌故大家陆丹林的文章《采风录》，在文末，有张伯驹亲笔撰写《丛碧按》一则。就在这段文字中，记录了他曾经创作过一部小说的旧事。张伯驹说：
余写有一说部，内一回云：“扫地薰天记开盛会，落花秋草共和新诗。”
这段按语，与在小说第六回（报纸连载第二十八回）的回目标题精准对应，为判定张伯驹为“天马居士”又增添了一份铁证。
张伯驹自述交代材料。
新京报：你曾提到，在《正报》发现《过江梦》的当天中午，你携带报纸影像专程拜访张伯驹亲传弟子冯统一、外孙女楼朋竹。这次拜访，让你坚定了深挖考证的想法？
荣宏君：当天中午，正好与冯统一先生和楼朋竹女士有一个小聚，我就带着报纸资料赴约。冯统一先生作为张伯驹亲传弟子，追随先生多年，熟悉其言谈、文风、习性；楼朋竹女士是张氏后人，对家族旧事、亲友交游也十分了解。
冯统一先生通读小说部分节选后，当即达成判断：文字口吻、行文气息、诗词风格、对梨园行内规矩与细节的描摹，百分百出自张伯驹之手。他们不仅口头确认，还当场指出多处细节，比如文中描写堂会、伶人互动的行话、场景，只有常年浸淫北平梨园、与名伶朝夕相处的张伯驹才能写得如此真切；穿插的诗词，从炼字、用韵到情志，都是先生一贯的风格。
这次拜访彻底打消了我最初的疑虑，也让我下定决心，全面梳理整套连载报刊，展开完整的考证、搜集与整理工作。他们还结合亲身见闻，补充了不少当年的时代背景与人物线索，为后续人物原型考证提供了重要帮助。
“上卷已完，下卷待续”？
新京报：从发现《过江梦》可能系张伯驹佚作，到基本确定这是张伯驹的作品，再到最终确认有5期报纸永久遗失，寻访《过江梦》的过程也颇为跌宕起伏。据你推断，这部分的故事可能会包含哪些内容？
荣宏君：从偶然发现连载片段，到基本确定作者为张伯驹，前后历时数月。这段时间里，我一边逐期搜集原报影像，梳理连载脉络，一边比对张伯驹同期各类作品、生平档案、友人回忆，同时寻访知情人交叉印证，过程中又陆续发现更多小说情节、人物线索，进一步丰富了考证依据。
现存连载中，第20、42、44、48、50期报纸缺失。经多方核查全国各大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报社馆藏、民国报刊数据库、私人藏报，结论是：这5期并非数字化过程中遗漏，而是原始实体报刊早年就已损毁或散佚。目前，国内主流公藏机构、资深民国报刊藏家处，均未查到这5期实体或影像，现阶段基本没有找到的可能，只能等以后的机缘了。结合前后连载情节、章回逻辑与文中伏笔推断，遗失5期对应的内容，主要是主角人际交游、北平文人雅集、梨园堂会和《平复帖》收藏经过的细节描写，以及部分次要人物的出场与互动，同时铺垫了后续情节走向。
从整体文本来看，这5期内容属于情节中段的细节铺叙，并非核心主干，没有造成主角命运、主线故事、重大历史叙事的彻底断层，全书完整的故事脉络、人物关系、创作主旨依然清晰。当然，缺失部分的细节描写、人物对话就此失传，仍是无法弥补的遗憾。至于未来能否补全，只能寄希望于这5期报纸的再现，目前暂无明确线索。
新京报：这部小说原定二十回，但实际仅完成十回，连载至第56期后便因故中断，成为残卷。从现存的报纸史料来看，1944年9月11日的《正报》副刊上曾刊登过一则启事：“《过江梦》上卷已完，下卷待续。”在你看来，当时报纸刊登的这则“上卷已完，下卷待续”的启事，究竟是张伯驹先生本人的意愿表达，还是当时《正报》副刊编辑为了留住读者而做出的单方面声明？
荣宏君：1944年9月11日，《正报》刊登的“《过江梦》上卷已完，下卷待续”启事，结合当时报刊运营规则与张伯驹的处境综合判断：这是报社编辑为留住读者、维持副刊热度发布的单方面商业声明，并非张伯驹本人确定的创作计划。
至于“下卷待续”最终未能兑现，连载就此中断，核心原因都和张伯驹当时的人生经历、时局变化紧密相关：第一，身心状态受重创。小说构思与动笔，始于1941年他被汪伪特务绑架、囚禁八个月的生死劫难，脱险后身心俱疲。连载期间，他始终处在时局动荡、身心难安的环境里，心境不定，难以长期坚持长篇创作。第二，个人事务繁杂。彼时张伯驹在西安，依旧奔走于文物鉴藏、保护、流转之间，同时持续参与梨园活动、慰问抗日将士，日常琐事缠身，没有充足的时间静心续写长篇。第三，创作心态转变。这部小说带有自传抒怀、记录交游的性质，当外部环境愈发压抑，他也逐渐失去继续连载、公开书写的心境。
截至目前，我在张伯驹的日记、私人信札、晚年回忆、交代材料等各类文献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过江梦》下卷构思、动笔、存稿的记录，可以判定下卷并未动笔，仅停留在报社的预告阶段。
《过江梦》正式编纂出版时，体例上做了清晰区分与说明：第一，针对暂时遗失的5期内容：在文本对应位置标注“缺失”，如实向读者说明这一文献缺憾，不做杜撰、补写。第二，针对“上卷已完，下卷待续”的连载终止启事：将这则民国原版启事全文收录在全书末尾附录中，同时在附录中单独撰写考释文字《乱世文心》，解读启事背景、性质，分析连载中断、下卷未成的原因，完整还原这段出版与创作历史。整体原则是尊重原始文献、忠于史实，不添改原文、不虚构情节，把残缺、中断的历史原貌完整呈现给读者。
新京报：回头看整个《过江梦》从“偶然发现—求证—寻访—补齐”的全过程，哪个环节最艰难？
荣宏君：最难的环节是穷尽馆藏搜集全套56期连载报刊。其一，《正报》存世零散，全国多家省市图书馆、档案馆的馆藏都不完整，需要逐馆查询、跨地区调阅影像，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其二，部分报纸字迹漫漶、版面破损，释读文字需要反复比对、校勘。除了整理纪实中写到的内容，还有两件印象很深的小事：一是为了查补前9期缺失报纸，辗转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市档案馆，又发现了张伯驹用“白石”“珀石”等为笔名所发表的佚文；二是在释读破损字迹时，多次对照张伯驹的用字、行文习惯反复推敲，一字一句核对，生怕出现误读，在反复校勘的过程中，也让我对他的文字风格有了更深的理解。
《过江梦》
作者：张伯驹
编辑、解读：荣宏君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6年1月
依靠谐音、拆字、身份特征锁定人物
新京报：《过江梦》虽是一部小说，却极尽写实意味，是一部纪实性极强的自传体小说，书中诸多角色均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书中的男主角“章孟龙”和女主角“白琴”被证实分别对应张伯驹先生与潘素女士。在最初发现这部小说时，你是通过哪些关键线索或交叉史料最终确认这种谐音化的人物对应关系的呢？《过江梦》中，潘素女士拥有“九小姐”“白琴”“素妃”等多个化身，这些不同的称谓在小说中是否对应着两人感情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潘素女士早年流落青楼、后遇张伯驹赎身迎娶的真实坎坷经历，这种处理是不是一种刻意的隐去和保护呢？
荣宏君：确认章孟龙对应张伯驹、白琴对应潘素，依靠多重史料交叉互证：一是张伯驹本人晚年交代材料、亲友孙曜东回忆录，明确提及潘素早年名号；二是民国《申报》等报刊史料、文人交游记录，佐证二人相识、结合的经历；三是小说内部情节与张伯驹、潘素的人生轨迹完全重合，自传属性极强。
书中潘素出现白琴、九小姐、素妃等不同称谓，确实对应二人感情与人生的不同阶段：“白琴”偏向早年流落风尘的身份，“九小姐”是交往初期的称呼，“素妃”则带有二人结合后相濡以沫的亲昵意味。结合潘素坎坷的身世来看，这种多重化名、刻意隐去本名的写法，是张伯驹刻意为之的保护与温情。彼时潘素早年经历在世俗眼光中颇为敏感，小说以化名、代称来书写，既保留了真实的情感与经历，又巧妙规避了直白书写带来的非议与打扰，也符合当时文人含蓄委婉的写作习惯。整部小说写二人相知相守，笔墨温柔，藏着张伯驹对潘素的深厚情意。
新京报：在《过江梦》中，除了主角外，书中还穿插了大量当时北京文人雅士以及梨园名宿（如余叔岩、杨小楼等）的身影。在这些配角的原型考证中，有没有哪位人物的真实身份曾让你感到意外？你指出张伯驹先生使用“溥二”和“愚二爷”来指代旧王孙、国画大师溥心畬，这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呢？在小说的具体回目中，张伯驹是否借由“愚二爷”的身份，记录了两人之间关于书画鉴赏、诗词唱和或文物抢救的真实互动？
荣宏君：全书一百多位人物原型基本都能对应上同时代北平文人、书画家、戏曲名伶、金融界友人，考证过程中，多数人物依靠谐音、拆字、身份特征就能锁定，整体顺理成章，没有出现身份反差极大、完全超出认知的意外原型。
关于书中“溥二”“愚二爷”指代溥心畬（溥儒），考证依据十分明确：第一，身份排行。溥心畬为清宗室后裔，小恭亲王溥伟的二弟。在当时北平旧王孙、文人圈层中，常被圈内人以行第称呼为“溥二爷”。第二，名号与性格。“愚二爷”是熟人之间带有戏谑、亲近感的代称，贴合二人常年唱和交游的亲密关系。第三，情节对应。书中“愚二爷”出场的段落，涉及国宝唐韩幹《照夜白图》的倒卖以及西晋陆机《平复帖》的安危问题，内容完全契合张伯驹与溥心畬因书画往来的真实经历，称其为愚二爷，也暗含讽刺揶揄之意。
小说里的细节，补充了以往公开史料中缺失的生活化互动。还原了二人私下相处的真实状态，为研究民国书画鉴藏史，增添了鲜活的第一手素材。
新京报：书中将京剧泰斗梅兰芳化名为“杨蕙芬”，这种以“杨”指代“梅”，“蕙芬”对应“兰芳”的近义替换手法，非常精妙。在您考证出这个化名时，是否也发现了张伯驹先生对其他名角（如余叔岩、程砚秋等）采用了类似的拆字、谐音或近义替换逻辑？
荣宏君：张伯驹为戏曲名伶设置化名，确实形成了一套固定逻辑：主要分为近义替换、字义对应、意象转译三类，并非随机取名。梅兰芳作“杨蕙芬”：以花木意象互转，“梅”“杨”皆为花木，“蕙芬”对应“兰芳”，取芬芳、兰蕙之意，是典型的意象+字义近替。
沿用这个规律，陆续考证出其他名伶化名：余叔岩（徐老板）、程砚秋（媚春）等京剧大家，也分别使用了字义转译、雅号代称、行当特征指代的方式命名，整体手法统一，能看出作者刻意设计的巧思。书中刻画梅兰芳不多，梅兰芳作为一代旦角宗师，在这部小说里化身“杨蕙芬”仅两度登场，全程都只是次要配角。作者张伯驹并未落笔正面刻画梅兰芳的人物风貌，只借他作为叙事引子，顺势带出路疏影（陆素娟）与其弟子赵荷芬（魏莲芬）。这般处理，不免让读者心生遗憾。
梅兰芳与琴师徐兰沅。《过江梦》内页插图。
新京报：你指出，书中将陈亦侯化名为“侯野尘”。陈亦侯作为当时盐业银行的天津分行经理，是一位实打实的金融界巨头，而“侯野尘”这个名字却透着浓厚的隐士色彩，你在考证时，是如何跨越巨大的身份反差，将“侯野尘”与陈亦侯画上等号的？
荣宏君：将“侯野尘”与陈亦侯对应，首先抓住姓氏关键字留存的线索：化名保留“侯”字，这是张伯驹化名最常用的手法，优先保留原姓或名字中的核心字。
其次结合身份、交游、时代场景交叉锁定：陈亦侯是天津盐业银行经理，也是张伯驹收藏路上的重要友人，二人在文物流转、资金周转、藏品往来上交集极深；小说中“侯野尘”以天津盐业银行经理身份出现一次，完全匹配陈亦侯的身份。
“野尘”二字看似有隐士、遁世之意，和金融巨子的身份反差很大，这并非否定其身份，而是张伯驹带有文人视角的评价与观感。在张伯驹眼中，陈亦侯身居商界、周旋于名利场，但心性通透、看淡浮华，有隐士般的襟怀，并非一味逐利的商人。逊帝溥仪曾把一套乾隆时期的珍贵金编钟质押在盐业银行，在日伪时期，正是陈亦侯与日寇斗智斗勇，才保全了国宝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又把这套编钟捐献给了国家。
新京报：在师友关系中，将吴鼎昌化名为“虞鼐明”，“鼐”同“鼎”，将“昌”改为近义的“明”，这非常符合张伯驹的文字游戏习惯。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何要将姓氏“吴”替换为读音相近的“虞”？吴鼎昌不仅是盐业银行的高管，更是民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张伯驹是否借由这个人物，隐秘地记录了当时金融资本与文物收藏之间的互动？
荣宏君：“虞鼐明”对应盐业银行董事长吴鼎昌，遵循张伯驹一贯的化名规则：“鼐”与“鼎”同意，“昌”与“明”字义相近，互为替换；姓氏“吴”改为“虞”，核心原因是二字古音相近，属于谐音替换，也是当时文人化名的常用手法，规避直白指向，增添隐晦色彩。吴鼎昌身兼金融、政界双重身份，与盐业银行体系深度绑定，而盐业银行又是民国文物收藏、流转的重要平台。
小说中围绕“虞鼐明”展开的情节一共出现三处，一是在小说第一回中交代盐业银行由“虞鼐明君接办”。并肯定“虞君果是经济长才，重行加资，不数年已大为扩充。”借此肯定吴鼎昌善于理财的特长。再一处就是第二回“扫地熏天记开盛会”，借吴鼎昌家的海棠来细致刻画一场北平文人的海棠雅集。这些描写，确实隐晦记录了民国金融圈层与文化界的深度互动，不过遗憾的是，在小说现有文字里并没有对“金融资本与文物收藏之间的互动”有确切细致的描写。
新京报：向渭渔呢？是如何将这个名字与夏仁虎联系在一起的？从字面上看，“向”与“夏”，“渭渔”与“仁虎”似乎毫无关联。
荣宏君：关于“向渭渔”这个化名，确实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脑筋！“向渭鱼”与“夏仁虎”从字面字形、常用字义上并没有直接关联，是全书化名中最为隐晦的一例，也是考证难度最大的一处。
后来，我的考证思路跳出了常规的谐音、拆字逻辑，转而从名号、字、号、典故、个人雅称入手：第一，锁定人物圈层。该角色出场场景为北平文人雅集、诗词唱和、掌故闲谈以及在弓经略（张作霖）北洋政府任职的经历，先把范围缩小到晚清至民国北平文坛和张作霖幕府职员。第二，检索夏仁虎的全部别号、斋号、自拟雅称、典故化笔名。夏仁虎博学多闻，擅长掌故、诗词，字“蔚如”。第三，姓氏谐音弱化处理。“向”与“夏”，“渭渔”与“蔚如”在北方部分方言、旧读中音近，属于弱化版谐音，不再是清晰的对应，进一步增加隐蔽性。第四，情节与身份匹配。书中人物的言谈、学识、从政领域，和夏仁虎毕生治学、交游以及与“弓经略”和“弓少经略”的交往完全吻合，多重条件叠加，最终完成对应。这也是全书最特殊的一个化名，完全脱离了常规套路。
新京报：书中130余位有名有姓的人物，似乎全部被证实可以在张伯驹现实中的亲友圈中找到明确原型。但也有个别，比如鲍笑莺疑似包丹庭。在你目前的整理研究中，是否仍有极少数角色的原型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荣宏君：全书近130位有名有姓的人物，绝大部分已完成原型考证，目前仅余下11位边缘配角原型悬而未决，这类人物出场次数少、戏份轻、身份特征模糊，缺乏交叉佐证线索，暂时无法精准锁定。
我考证人物原型，形成了一套固定路径：1.先看化名规律：优先排查谐音、拆字、字义替换、意象转译（张伯驹最主要的手法）；2.再看出场场景、言行、专长：区分文人、书画家、伶人、金融人士、政界人士，划定圈层范围；3.结合时代、地域、交游圈：锁定北平、上海为主的民国群体；4.最后用同时代回忆录、报刊、地方志、友人信札交叉验证。
除了前文提到的“向渭鱼”，“汪树农/王耒”是另一大考证难点，过程也最为曲折。初见“汪树农”这一形象：形貌是长髯、拄杖，擅长诗词、楹联，第一时间联想到天津楹联圣手方地山，因为二人外形、专长高度契合。但随即发现关键矛盾：方地山1936年已然离世，而且主要活跃在天津，与小说的诸多特征不相符。后来承蒙友人马千里提供线索，指向王耒（字耕木），再核对生平、外形、专长、活动地域、在世时间，所有线索全部吻合，这才最终定论“汪树农”即诗人“王耕木”。这一案例也说明，单纯依靠外形、特长很容易误判，时代、地域、生平履历，才是锁定原型的核心底线。全书里，这类打破常规化名逻辑、依靠生平履历才能考证的角色，集中在少数几位人物身上。
相当于他的“私人回忆录”
新京报：《过江梦》构思创作于1941年张伯驹被汪伪特务绑架、生死未卜的八个月中。在那种极端险境下，张伯驹为何选择去创作这样一部小说？《过江梦》的面世，填补了张伯驹在小说创作上的研究空白，这部作品开辟了哪些新的研究方向呢？
荣宏君：放在整个民国文人小说范畴里，《过江梦》有着独一无二的定位：它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文人小说，作者本身是顶级收藏家、词人、戏曲家，并非专职小说家；内容以北平文人圈、梨园界、收藏界、金融界真实交游为核心，无虚构猎奇情节，相当于以小说体例写成的“民国北平名士生活实录”。在民国同类作品中，如此集中、细致记录文化、戏曲、雅集、文物流转圈层生态的作品十分罕见，史料价值远高于一般通俗小说。
张伯驹在1941年遭绑架、身陷险境的八个月构思这部小说，究其原因：第一，排遣心境、寄托情志。经历生死劫难后，人心激荡，借助笔墨抒发感慨、回忆平生交游，是传统文人疏解情绪的方式；第二，记录时代与故人。彼时日寇入侵，大半个中国沦陷、时局动荡，文人星散、故交零落，他有感于当下世事变迁，希望以文字记录身边的师友、雅集、岁月，为时代留影；第三，文人本能的创作欲。他毕生深耕文墨，诗词、随笔从未停笔，困境之中，转而尝试长篇小说，也是文学创作的自然延伸。
《过江梦》的现世，直接填补了张伯驹小说创作领域的研究空白，同时开辟了多个新研究方向：一是张伯驹文学创作体系的完整研究，不再局限于词、诗、随笔；二是民国北平文人圈层、梨园生态、文物收藏圈的微观史研究，提供了全新一手文本；三是张伯驹个人心路、人际交往、情感世界的深度解读，补充了以往生平研究的盲区；四是民国文人化名写作、纪实小说文体的个案研究。
新京报：靳飞先生曾用“大爷脾气、小孩性情、名士派头、君子品行”概括张伯驹的人格特质。在你看来，张伯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荣宏君：“守得住寂寞，耐得住繁华，富贵的时候不骄奢淫逸，贫穷时候也绝不怨天尤人。”这是我多年研究张伯驹所得到的一点感悟，我认为这句话基本可以概括他的人生和品行。
以往研究张伯驹，更多聚焦收藏家、词人、戏曲家、文物守护者这几个身份。而整理《过江梦》的全过程，让我完整细致地看到了他作为小说家、叙事者的一面，他善于观察人情世态，文笔细腻，记人记事鲜活生动，内心重情重义，对师友、爱人、同道都饱含温情。
这部自传体小说，相当于他的“私人回忆录”，褪去了外界赋予的“收藏大家”光环，露出了一个有喜怒哀乐、有知己情深、有感时伤怀的普通文人形象。也让我更加理解，他倾尽一生守护文物、善待友人、坚守本心，所有选择，都源于骨子里的文人风骨与仁厚心性。
1932年春，张伯驹(右一)在位于弓弦胡同的家“似园”举办海棠雅集，梅兰芳、陈半丁、齐如山、黄秋岳、李释戡、姚玉芙等人参加。《过江梦》内页插图。
新京报：回顾这次寻访与整理历程，有没有一些最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荣宏君：回望整个寻访、考证、整理、校勘的全过程，最大的感触是幸运与感慨交织。幸运的是，这部险些彻底湮灭的佚作，得以重见天日，补上了张伯驹研究的重要一环；感慨的是，一件文献、一段历史的留存何其艰难，八十年间战乱、散佚、损毁，无数文人作品就此消失，《过江梦》能够保存至今，实属万幸。
整个过程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考证的艰难，而是人情的温暖。从最初发现线索，到寻访张氏后人、张伯驹弟子，再到全国各地藏报爱好者、文史同道无偿提供资料、分享线索，所有人都是出于对张伯驹的敬重、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不求回报、倾力相助。这种同好之间彼此扶持的氛围，也是当下文史整理工作中十分可贵的部分。
结合整部作品，还有一点想补充：《过江梦》不只是一部张伯驹的个人佚作，更是一扇回望民国北平名士生活的窗口。书中一百多位人物、无数生活细节、雅集场景、梨园往事、文物交游，拼接出一幅鲜活的民国文化生态全图。整理出版这部作品，一方面是还原张伯驹完整的文学面貌，另一方面，也是为民国文史、戏曲史、收藏史乃至金融史，留存一份真实的民间记录。希望这部作品面世后，能让更多人读懂张伯驹，读懂那个文脉昌盛、名士云集的时代。
采写/何安安
编辑/李阳
校对/翟永军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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