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长。
拿破仑战争不仅重塑了欧洲版图，更催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产物——德意志民族主义。这一独特的民族主义形态，为何最终走向了现代性的黑暗面？
金观涛老师深入剖析了民族主义时代来临的历史进程。他指出，拿破仑的对外扩张虽然传播了启蒙价值，却也激发了欧洲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浪潮。在这一浪潮中，德意志的路径最为独特：为反抗法国，德意志人建构起“文化民族主义”，将共同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符号，并批判启蒙运动的理性普世观。
德国观念论从康德经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逐步将理性、意志与情感统合为绝对精神，最终将国家视为民族文化的最高实现。由此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不同于英美的契约社会，而是以国家为有机体、法律为立法者意志的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个人权利观念在这一过程中萎缩，德意志优越感与有机体国家观结合，为后来的历史浩劫埋下了伏笔。
图： 卡纳莱托 《 威尼斯大运河的入口处 》
民族主义时代的来临
文/金观涛
民族主义第一波：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
拿破仑帝国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本想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实现法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二是建立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新秩序，针对英国实行经济封锁，以保证法国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称雄世界。虽然大革命以后法国政体长期在“君主”与“共和”之间振荡徘徊，但法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第一个目标达到了。
然而，即便拿破仑实现军事占领，全欧洲都承认启蒙价值和《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第二个目标也是难以达成的。为什么呢？启蒙价值所指向的现代社会是民族国家的集合，而非法国人统治的帝国。其他国家能够接受法国的制度，却不会认同其统治，它们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实际上，正是拿破仑在欧洲的十年统治，唤醒了欧洲各国的民族意识。反对法国人开启了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建国历程，促使整个西方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化。民族主义动员在建立现代国家过程中极其重要，但在前文所讨论的实例中，除了在美国独立建国中，民族认同起了关键作用外，英国和法国的民族主义都是隐性的。英、法两国本就是历史悠久的大国，其民族认同对现代社会形成的贡献，隐藏在社会变迁的深处。
直到法国向外输出革命，被冲击的国家一方面接受启蒙价值，另一方面在反对法国、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利用民族认同建立起现代国家，民族认同的影响才由隐性变成显性，民族主义的时代终于来临了。更何况欧洲本就存在众多的新教社会，它们不需要经历启蒙运动就拥有现代价值。很多欧洲国家（特别是信奉路德宗的日耳曼诸邦）因为缺乏民族主义的凝聚而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没有向现代社会转化。拿破仑帝国的形成和解体，开启了现代价值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再也不可抗拒了，这就是19世纪上半叶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
拿破仑刚战败，欧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就开始了。1815年，拿破仑帝国解体，包括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内的荷兰王国成立。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的30年，是欧洲最为动荡的岁月。只要一国爆发革命，邻近国家政权形态亦会发生变化。霍布斯鲍姆将1815—1848年欧洲民族主义革命区分为三波浪潮：第一波是1820—1824年，以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希腊为中心，其结果是拉丁美洲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波是1829—1834年，比利时独立，波兰革命，意大利和日耳曼各地动荡不安，自由主义盛行于瑞士；第三波是1848年影响全欧洲的大革命，带来了“民族之春”。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机制，欧洲的民族革命又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新教（路德宗）社会的转化，二是天主教社会的转化。
天主教社会没有经过宗教改革，尚未树立牢固的现代价值，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除了需要民族主义的勃兴，还需要现代价值的学习。民族主义的勃兴和现代价值的学习能否同步，决定了建立民族国家和现代化进程的难易和快慢。新教（路德宗）社会的转化相对简单，只取决于民族主义的勃兴这一个因素，因为路德宗社会已经完成两方面的转化，一是现代个人观念的建立，二是理性与宗教的二元分离。它只缺乏一种观念凝聚力，使新教徒意识到他们同属一个民族。
路德宗社会的转化可分两种情况来讨论：一是原已建成国家的社会，但该国在经历民族主义的洗礼前，仍是传统社会；二是尚未建成国家的社会，新教徒生活在领主或骑士的封建庄园中。第一种情况以瑞典为代表，第二种情况以日耳曼诸邦为代表。我们先分析第一类社会，它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只需改变法律基础，这往往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
在宗教改革以前，瑞典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宗教改革期间，瑞典人改信路德宗，全力投入宗教战争。此后建立的瑞典帝国是一个新教社会，但它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瑞典因人口太少，无法称霸欧洲，却以连续和平地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而闻名。传统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的法律是习惯法并由国王颁布，后者的法律是所有国民共同订立的契约。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改变法律的基础、限制国王权力、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或代议制民主。瑞典帝国的转化动力正是拿破仑统治兴衰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在拿破仑帝国统治时期，瑞典民族主义产生了，并在1848年全欧洲的“民族之春”浪潮中，得到不断强化；19世纪60年代，瑞典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并延续至今。
图： 卡纳莱托 《从萨默塞特宫露台望向伦敦城的泰晤士河景 》
日耳曼诸邦与瑞典不同，路德宗信徒生活在30个小邦、2个利伯维尔和数以千计的骑士领地中。民族主义建国必须经过两个环节：一是用民族认同符号把分散的社群凝聚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二是使法律建立在所有国民的契约（或国民公意）之上。日耳曼诸邦通过“文化民族主义”的创制和普鲁士王国的崛起，完成了这两个环节。然而，正因为上述环节是在反法战争中展开的，它造就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独特性。从历史长程来考察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德意志民族国家及其所依托的观念系统，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和演化有巨大影响，我们有必要先对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拿破仑军队入侵日耳曼诸邦之前，德意志人并不具备民族主义观念，甚至瞧不上民族主义。他们以建立世界帝国为己任，在接受英国科学和法国启蒙思想方面，表现得十分开放。拿破仑的入侵使他们感受到了屈辱，意识到德意志可能成为法国的附庸和殖民地，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兴起。什么是“文化民族主义”？它以德意志人的共同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符号，日耳曼诸邦分享着共同的语言，却没有共同的文化，所谓日耳曼诸邦的“共同文化”是被建构出来的，该建构又是在德意志人对抗法国的过程中展开的。所以它具有一个重要特点：批判启蒙运动。拿破仑以普世的启蒙价值作为征服欧洲的正当性根据。为了抗击拿破仑，德意志人创造了一种反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普遍民族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反对启蒙运动并不意味着德意志人拒绝启蒙运动的基本价值（人权和工具理性），而是反对启蒙运动的两个理念：一是理性的普世性，二是法律为国民公意。启蒙思想家主张理性是不分民族的、普世的，德意志人却指出，理性只是观念的一个面向：观念同时包含着理性、意志和情感，三者同等重要，不同民族的观念亦不尽相同，观念论在日耳曼诸邦起源了。
此外，启蒙运动把法律视为国民公意，其社会组织蓝图是基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德意志民族主义与该理念存在分歧，仍坚持法律是立法者的意志。以上要点构成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但与超越视野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个工具，其功能是独立理性的个人凝聚成契约共同体。如果把民族文化视为观念的一部分，认知理性亦属于观念范畴，这样，民族文化就可以通过观念论建立在认知理性的超越视野之上。
如前所述，法国启蒙运动一度将现代性建立在认知理性这一种超越视野之上，进而形成了法国式的社会契约论，其应然社会取决于国民公意。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则绕过国民公意，直接从民族主义推导出应然社会，这不仅使德意志民族主义产生巨大影响，还导致它所建立的国家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国家，德意志人自以为本民族优于其他民族，最后引发了一场现代社会的浩劫。
德国“观念论”和“浪漫主义”
早在法国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法国大革命前夕），观念论就孕育在反思欧陆理性主义的浪潮中了。“观念”（idea）一词最早是由柏拉图提出的，它的本意是“理型”（ideal）。柏拉图的“理型”一方面包含古希腊数学，另一方面广泛涵盖自然人文领域的各类学说，但理型论和观念论之间存在根本差别：“理型”是客观的，“观念”是主观的。随着新柏拉图主义与希伯来超越视野相结合，并进入天主教神学，理型论成为经院哲学特别是唯实论（托马斯·阿奎那神学）的基本结构。宗教改革以后，现代性兴起，工具理性和个人观念与经院哲学的理念背道而驰，但理型论却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延续了下来，一直是欧陆理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观念论最早源于康德哲学，但康德哲学既不反对启蒙，亦不否定理性的普世性。康德（ImmanuelKant）经历了启蒙运动，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他一方面用启蒙精神取暖，另一方面要避免被其焚毁，力图缔造一种可以包容现代价值的新哲学体系。康德实现了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向，把柏拉图的理型论转化为观念论，指出数学（如逻辑、因果性）的本质是“先验观念”（TranscendentalIdealism）。
在康德看来，人的感觉经验是混乱的，它们只有经过“先验观念”的整理才会有秩序（符合理性）。在此意义上，客观的“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永远是不可知的，科学只能解释事物的表象。自然现象如天体运动规律之所以符合数学法则，是因为把感觉经验纳入心灵的本就具有的（理性）结构。如此一来，欧陆理性主义传统被颠倒过来，理性变成个人处理感觉的一种模式，人成为科学理性的中心。康德据此提出法律和道德的存在不是因为客观的理性（数学）法则，而是由于人意识到自己“应该”自觉地遵循理性（以及相关法则），人的道德自律是理性的最高实现。
从此以后，无论是正义的法律，还是人权和伦理美德，都基于实践理性，与神学无关。这为现代价值系统找到一块不同于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新基石，它建立在个人的自由和主体性之上，与奉行理性一元论（Rationalistic Monism）的科学主义划清了界限。现代价值系统立足于宗教和科学（认知）的二元分离，宗教是道德和个人权利的基石，而康德则将其归为独特的理性，并展开形而上的分析。换言之，康德哲学中科学（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亦呈现二元分离的结构，康德哲学的信奉者可以从两个方向推出上帝的存在：一是作为“定言令式”的道德，二是神秘的“物自身”。一种可以容纳现代心灵的哲学出现了。
康德哲学蕴含着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离结构，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直到20世纪，人类仍然生活在康德建立的哲学结构中。康德在“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指出了理性的能力和局限，建立了信仰（道德）与理性（科学）二元分离的现代哲学体系，为工具理性提供了正当性，并力图为知识和道德划清界限。康德阐述和论证了现代性，其目的是从哲学层面总结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精神。
康德哲学和德意志民族主义关系不大，但康德却开了一个头，将理性和观念联结起来。在康德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德意志地区出现了一个哲学思想大发展的时代。从康德到费希特（Johan Fichte）、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再到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德国观念论走向成熟，逐渐演变成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德意志民族主义奠基者费希特自称是康德的传人，但其观点与康德根本不同。费希特深受拿破仑大军入侵的冲击，开始怀疑法国启蒙价值的普世性，倡导德意志民族精神，他告别信仰与理性二分的立场，提倡主体（包括理性、意志和情感）的主观精神论，还强调主张法国大革命和启蒙价值是普世的（Cosmopolitan）这一观点是一个时代错误。
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歌颂德意志人民，主张德意志是特殊的，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他首次提出一个民族应该忠诚于民族文化，认为这与个人应当忠诚于自我是同一个道理。在随后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中，德意志民族被想象成一个大的个体，一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个体。谢林进一步将费希特的主观一元论转化为客观的精神一元论。最后，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在黑格尔那里获得其哲学基础。
图： 保罗·埃米尔·夏巴《 帕尔纳斯诗人 》
黑格尔顺着上述思路，围绕精神不断地自我发展，以民族国家的建立为理性的最高实现，进而建构出一套宏大的哲学体系。如果把外部世界视为人类控制和改造的对象，世界就可以被视作精神的实现。黑格尔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了他的绝对精神说（Absolute Spirit）。当理性和信仰成为绝对精神的表现时，“上帝”的存在就能得到证明。
因此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称为“自我设定的上帝”，它不同于有神论（Theism）和自然主义（Naturalism），即“黑格尔的主体理论是一种自我实现理论。因此，它是彻底反二元论的”。理性和信仰再次达到统一，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已被颠覆。那么，绝对精神的最后实现指向什么呢？这就是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
中国人很熟悉黑格尔哲学，无论是“自我扬弃”的辩证法，还是有关对立统一的论述，至今都是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然而，黑格尔把国家视为理性的最高阶段，这是中国人很难理解的。其实，黑格尔所讲的国家，不同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国家，亦不同于英国、美国和法国这样的现代国家，而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实现。在宗教改革以后，日耳曼诸邦一直没能建成现代社会，唯有文化民族主义才能将德意志人凝聚起来。民族文化作为先于国家的存在，其形成过程包括理性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民族文化是绝对精神的载体，因而也是理性的最高实现。
概言之，德国观念论是在批判法国启蒙运动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的。否定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理性的普世性，在哲学上指向观念论，在思想情感上则指向浪漫主义。观念论和浪漫主义构成了德国狂飙突进运动（Sturmunddrang）的主调。狂飙突进运动本是文化抗议运动，它反对浮夸、虚伪的物质文明以及僵化的文化建制，抵制法国文化与启蒙思想。
浪漫主义在文化上否定启蒙运动所提倡的超越民族界限的普遍价值，又反对将宇宙和自然界看作一部大机器的工具理性，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温床；某些思想家甚至将国家和有机自然观协调起来。所谓“独特的德意志文化”正是在狂飙突进运动中形成的，并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德意志民族认同的符号，建构出以国家为最高理性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观念论不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主流，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观念论的顶峰，实际是把现代性的两种超越视野简约合并为一种超越视野。由此建构出的民族国家在本质上不再是契约社会，它虽然可以包容由独立个人组成的契约组织，却也开启了以德国为世界民族国家中心的先河，为极权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观念论颠倒过来，其思想亦是基于一种超越视野，上述观念不同于法国的启蒙思想，构成了另一条想象应然社会的道路，我在第七讲中会分析这一问题。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
德意志民族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强调德意志文化的优越性；二是将国家视为民族文化的实现。这与作为现代思想的民族主义（特别是英、美民族主义）不同，为什么会如此呢？关键在于，德国自狂飙运动以来，流行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德意志文化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而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则是民族文化的实现。
在某种意义上，德意志文化具有巨大创造能力似乎没有错：近代以来德国的科学家、思想家辈出。德国近代文化的创造力源于观念论，其本质和法国启蒙运动类似。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旦将民族国家视为民族文化的实现，这样的国家只能是一个有机体。它所带来的问题，比法国式的社会契约论还要严重。
这时，国家成为高于个人的存在，且不再由个人组成。法律成为国家有机体的属性，与社会契约毫无关系。虽然建立民族国家必须立宪，亦必须设置议会，但它们不再是整合性契约共同体。宪法的内容仅在于规定国家的性质（而不是国民立约），法律则代表立法者的意志，二者都成为民族国家性质的现实反映，德国议会则沦为国家之下的公共空间。法国皇帝之所以能代表民族国家，是因为国民公意的授权；德国皇帝的选任与国民选举无关，只需要他能代表德意志的民族精神。
现代民族国家的宪法必须保护人权，如果民族国家成为有机体，该前提就不再成立。宗教改革以后，来自天主教的自然法已被转化为个人权利。德意志民族主义形成后，在不断纯化的单一超越视野的支配下，德国实证法学派兴起，它认为自然法是不科学的，在不断强化的实证法哲学的论证中，来自宗教的个人自然权利的传统中断了，个人权利观念在民族主义的侵蚀下开始萎缩变形。唯独理性在与终极关怀的逐渐合一的过程中不断壮大，甚至成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支柱。
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以前，其市场经济已迅速成长起来。宗教战争对德国经济的破坏最为严重，但新教社会和天主教社会不同，是具有现代精神的，现代市场机制和科技运转良好，经济恢复得很快。以煤炭为例，1871年德国煤产量已经是法国、比利时的两倍有余，而在1847年，其煤炭产量远落后于两国。因此，德意志民族主义一旦成熟，德国立即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之一。
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是通过普鲁士的军事扩张实现的，普鲁士人尚武好战，很难想象普鲁士国王居然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精神，成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皇帝。在剖析普鲁士的军事扩张时，还要关注当时德国大众对战争的看法。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反对战争，反而欢欣鼓舞，他们终于看到了德国未来的希望。1862年，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任普鲁士王国首相，他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对外显示普鲁士的军事能力，进而获得了日耳曼诸邦的认同，其中以1870年的普法战争最为典型。
此次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是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俾斯麦巧施手段，迫使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普鲁士因此获得了日耳曼南部各邦的支持。1867年，北德意志联邦正式成立。1871年，在不断强化的德意志民族认同的影响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最终形成。
图： M.C. 埃舍尔 《 蒙雷阿莱修道院，西西里 》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态由其民族主义塑造。对于德意志人而言，民族文化是先于国家的历史存在，民族国家是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载体，而非个人的集合。因此，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由德国公民自决所产生，而是通过普鲁士在一系列征战中所建构的日耳曼民族认同的符号。普鲁士国王是民族国家的代表，由全境男子投票选出的400名帝国议会（Reichstag）代表无权约束皇帝。德意志民族主义是不同于英美民族主义的另一种极端类型，我将其建立的民族国家称为第二种类型的现代民族国家。
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感与民族国家的有机体形态结合以后，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对德国自身而言，它意味着一个不讲个人权利的现代社会从此形成。更重要的是，现代世界本是民族国家的集合，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但在德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中，世界以德国为中心，德国有权统治其他民族国家，因为德意志人是最优秀的。
类似的国家还有日本和1905—1914年的俄国，我在第六讲会分析这两国的民族主义形态。如此一来，民族国家间的战争便不可避免，它造成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作为超越视野的想象，传统社会的世界秩序虽然以某个国家为中心（如中国的天下观），但不包含某个民族一定优于其他民族的观念。第二类民族国家的出现，显示了现代性的黑暗面。
西方社会现代转型的另一条线索
在民族主义勃兴的大潮中，天主教社会的演化形态又是怎样的呢？在16世纪以后的欧洲，天主教社会一度以西班牙为中心。研究天主教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化，首先必须考察西班牙及其控制的南美洲社会。如前所述，拿破仑建立帝国的过程中，直接把西班牙纳入法国的统治之下；拿破仑政权垮台后，西班牙亦被卷入民族独立的潮流中。吊诡之处在于，西班牙一直坚持天主教传统，即使启蒙思潮在欧洲呈势不可当之势，甚至民族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风起云涌，它们都没有影响到西班牙本身，它仍然行走在天主教文明的轨道上。在西方近现代史上，西班牙向现代社会转型所耗费的时间，是欧洲诸国中最漫长的。
为什么西班牙的天主教传统如此顽固呢？因为西班牙最晚回归西方天主教世界。我在第三讲中指出，伊斯兰教刚兴起的时候，西班牙就被征服了，成为伍麦叶王朝的一部分。之后700年间，西班牙一直是个伊斯兰教国家。即便伍麦叶王朝及其后的阿拔斯帝国相继灭亡，伊斯兰教在西班牙依旧有很大的影响。所谓摩尔人，就是西班牙本地的伊斯兰教徒；西班牙一直是天主教徒与摩尔人不断交战的战场。
在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启程扬帆的那一年，天主教战士攻克了西班牙的最后一个伊斯兰教据点——格拉纳达（Granada），西班牙彻底回归了天主教社会。1492年，哥伦布决定去寻找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其他欧洲强国都不理睬他，为什么西班牙支持他呢？因为西班牙想成为强国。
西班牙回归天主教世界以后，格外地服从教皇的训令，还建立异端裁判所，迫害异教徒和犹太人，以显示自身信仰的纯洁。它急迫地寻找自己在天主教社会中的位置，支持哥伦布航海、领头打响宗教战争都是例子。16—17世纪西班牙的强大，正是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上的，西班牙的经济极度依赖南美的银矿。由此可见，17世纪的西班牙帝国与法国不同。
法国将天主教文明视作意识形态，其内部是有现代价值的，只是现代价值一直遭到国家的压抑。西班牙完全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一直反对正在欧洲兴起的现代性，巩固其天主教神学。西班牙社会内部没有诞生出现代价值，其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缺乏内在动力，而美洲白银所支持的经济又不具备可持续性。所以，18世纪英、法两国称雄欧洲的时候，西班牙已经衰落了。
16—17世纪的西班牙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社会，这对于理解其统治的南美洲极为重要。如前所述，南美与北美完全不同，前者是天主教社会，后者则是白人的加尔文宗社会。来自西班牙的天主教徒在其殖民的200年间塑造了南美社会的基本形态，即类似于欧洲法治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有机体，其社会转型亦属于天主教社会的演化，故必须与西班牙放在一起讨论。
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民族国家兴起、主权国家争雄的时期，其间英国和法国争得你死我活，但却没有西班牙的份儿。法国大革命以前，除了英法七年战争外，欧洲爆发过两场较大规模的战争：一是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所引起的，另一次是由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所引起的。两场围绕王位继承的战争均发生在天主教国家，原因何在？因为天主教国家必须遵循传统的王位继承法，王位继承需经教皇同意。而且其他主权国家不可能允许别国的王室成员来统治本国。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1713年签订《乌特勒支条约》宣告结束，这一条约规定直布罗陀（Gibraltar）属于英国，还规定西班牙的国王人选一定要出自波旁家族，这些条约至今仍是有效的。1975年，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政权结束以后，西班牙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目前西班牙的国王仍是波旁家族的后裔。由此可见，天主教传统对西班牙的约束力是多么强大。
如前所述，天主教神学指向的应然社会是有机体，而非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天主教神学不退出政治、经济领域，现代契约社会就无法形成。在天主教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民族主义有两个功能：一是将国家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民族认同之上，使其与天主教神学相分离；二是通过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引入现代价值（如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并使其成为该社会的普遍追求，立足于民族主义的国家成为现代价值所指向的整合性契约共同体。
如果缺少发达的民族主义，上述社会转型机制自然会面临障碍。虽然西班牙是受拿破仑帝国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其民族主义力量却始终不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民族革命浪潮中，只有少量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西班牙知识分子，力图引入宪政。普通民众一直生活在天主教等级社会中，国家的政治变动完全受制于保守军人的态度。1898年，西班牙在西美战争中失去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等殖民地，其统治者方才意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
随后发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很快便走向失败，西班牙建立的议会君主制亦面临危机，独裁君主制取而代之。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进入第二共和国时期，其政体仍不稳定。随后西班牙陷入内战之中，最后被佛朗哥的军事独裁所替代。1975年，政治强人去世，西班牙才建立起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实现现代转型。
为什么西班牙的民族主义姗姗来迟呢？这与南美民族主义的勃兴有直接关系。整个南美洲基本上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拿破仑帝国吞并西班牙以后，南美就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西班牙则是南美民族独立运动冲击的对象。在席卷南美的民族主义潮流中，欧洲人积极地参与其中，帮助革命者独立建国。在大多数西班牙人的心目中，这些民族主义者是反对西班牙的。
西班牙人越反感民族主义，就越忠于天主教传统。正因如此，西班牙不同于其他拿破仑占领国，该国的反拿破仑情绪反而促使其忠于天主教。1810年，拿破仑军队占领西班牙，1811年，委内瑞拉就宣布独立，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成为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并于1819年担任大哥伦比亚共和国（Great Republic of Colombia）总统，接着解放了秘鲁、玻利维亚等南美国家。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共出现18个共和国。
虽然南美的民族主义强劲有力，但在用民族认同建国的过程中，南美各国未能顺利地引进现代价值。原因在于，南美是一个天主教社会，推动民族独立的大多是白人的后代，如南美革命领袖玻利瓦尔就出身一个西班牙血统的贵族家庭，他们人数不多，与本地人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现代价值难以深入到本地人群中。正因如此，南美社会虽然在19世纪上半叶就建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了共和政体，但由于长期被军人集团控制，经济和科技发展缓慢。
南美社会是一个特例。在一般的天主教社会中，不论其天主教传统多么强大，只要民族主义的发展蓬勃有力，且该社会能够顺利地引进现代价值，就必然能够顺利地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意大利就是典型例证。意大利是天主教的统治中心，属于最典型的天主教社会，由诸多城市国家和邦国组成。
图：保罗·德尔沃 《 废墟宫殿》
如果意大利要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它必须与天主教对抗，用民族主义把不同地区和不同等级的人凝聚起来，使国家建立在民族认同之上。19世纪的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发展为最完美的形态，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就是代表。马志尼在讨论民族主义的时候，一方面强调民族建国，另一方面将民族建国与个人追求自由平等联系起来。现代价值与民族认同相结合，使意大利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完备的观念体系。
民族情感原本是比较狭隘的，但马志尼却主张通过民族主义来净化人的灵魂，这在19世纪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宣言书。如果想更深入地理解马志尼的精神和思想，可以去读《牛虻》这本小说。牛虻是一个私生子，他的父亲是一个红衣主教。因为忍受不了红衣主教的欺骗，牛虻在年轻时跑去了南美，参与当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牛虻以一个民族主义战士的身份回到欧洲，为意大利的民族革命而战，最后牺牲。
从牛虻的故事可以发现，欧洲天主教社会中的民族主义者与南美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体的。马志尼、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都曾投身于南美的民族独立运动，后来回来欧洲，并参与到意大利的民族革命中。1860年，加里波第带领1000名红衫军打败了规模是其20倍以上的西西里军队。“红衫”是加里波第在阿根廷帮助两个州独立时，为屠宰场员工制作的工作服。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这一天主教统治的中心地区，亦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这对教皇而言是奇耻大辱。在传统天主教社会中，教廷所在地就是西方天主教文明的中心，这一中心却脱离了教皇的管控。直到20世纪，意大利才划出一块区域给教廷，宣布梵蒂冈是独立的。
从表面上看，17世纪到19世纪的西方历史既混乱又复杂，其实这段历史是由三条线索交织而成的：第一条线索是加尔文宗信徒建立契约式国家。第二条线索是现代民族国家和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竞争，这导致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再次证明，在现代价值已得到确立的前提下，任何建立在一种超越视野之上的有机体都无法与现代民族国家争雄。第三条线索是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整个天主教文明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化。现代民族国家实为契约社会的整合形态，这一切都证明：建立在现代价值之上的应然社会只能是契约社会。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第五章节第4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编校：睿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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