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2026年6月出版，全十册，780.00元
刘曜是十六国时期前赵的创建者，由于前赵与汉国有明显的继承性，刘曜常常不被视为王朝开国君主，而被归为匈奴汉赵国的第三代。如《晋书·刘曜载记》：“元海以怀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载。” 无论怎样，刘曜是十六国开场阶段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经历和行事风格也颇有特点，可借以观察西晋灭亡前后胡汉政治与文化的多个面向。关于刘曜的完整生平，自以《晋书·载记》所述最为完整，其来源则是前赵国史和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但后两者皆已亡佚。周伟洲在《汉赵国史》一书中完整地评述了刘曜统治期的各种活动，可以参看。本文不拟全面讨论刘曜的功过，仅截取其传记中三个与北族文化有关的问题，不成系统，聊与《晋书》的读者做一次笔谈。
周伟洲著《汉赵国史》
养子兴大业
刘曜的出身，史书语焉不详。《载记》开头便说他是刘渊的“族子，少孤，见养于元海”。接着说他八岁时遭遇迅雷震树而神色自若，刘渊称赞说“此吾家千里驹也，从兄为不亡矣”。也就是说，刘渊称刘曜之父为从兄。族从之辨是个复杂的问题，“从兄”可以是共祖（即父辈为亲兄弟）、共曾祖（祖辈为亲兄弟）的同辈，按照最宽泛的定义，甚至可以是共高祖（曾祖辈为亲兄弟）的同辈兄弟，但超出此范围之外，便是族兄弟了。既称从兄，那么他们在哪一代共享了一位祖先呢？
刘曜称帝之后，照例要往上追尊四代为皇帝，其名单是：高祖亮、曾祖广、祖防，其父名讳未记。而刘渊自称的世系是：单于羌渠（曾祖）、於扶罗（祖）、刘豹（父）。由此看来，刘曜之父的曾祖刘亮，与刘渊的曾祖羌渠显然不是同一人，也不像是兄弟，否则大概率要在史书中交待一句。也就是说，他们直到高祖都没有共同的祖先。
这一矛盾如何理解？第一种可能，刘渊称刘曜之父为“从兄”，不能理解得太实，他们的血缘关系其实比较疏远，“族子”更切合实际。《颜氏家训》中说“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嘲笑他们“不知有族”。这是南北朝后期的情形，不能直接上推到西晋。不过写作《十六国春秋》的崔鸿是北魏后期人，或因他浸润在此文化中，笔下的刘渊也就“不辨族从”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若按唐长孺、陈勇等学者的考证，刘渊、刘豹以上的世系基本可认定是伪造的，他们与於扶罗、羌渠不仅没有血缘关系，甚至有屠各、匈奴的族属之别（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陈勇《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刘豹世系的伪造》，收入《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那么刘曜所追尊的谱系，倒可能透露出刘渊家族的真正来历。不过哪怕是如此，在刘渊、刘聪的时代，官方宣称的谱系是不容置疑的，刘豹以上的真实祖先，必须被遗忘和湮没。
唐长孺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陈勇著《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
“族子”所代表的单薄血缘联系不足以解释刘曜的地位，他在刘渊家中最重要的身份其实是“养子”。养子，在中原也不算罕见，但在北族社会与文化中更为突出。三国时期董卓和刘备就有养子，不过细究起来他们都有点北方边地的背景，而且在中原文化中说起来养子总带着歧视。董卓收编吕布之后，“誓为父子”，王允劝吕布刺杀董卓，“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吕布的义父子观很有点北族的色彩，或许与他生长在五原郡有关，王允则站在中原文化立场上指出“本非骨肉”。 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太祖（曹操）在汉中，而刘备栖于山头，使刘封下挑战。太祖骂曰：‘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须来，令击之。’”（《三国志》卷四十裴注引《魏略》）。刘封本姓寇氏，在刘备尚无亲生儿子之时被收养，有承嗣之意——当然后来成了备胎，收养毫无亲缘的异姓子弟为继嗣并不是中原的常规做法；黄须则是曹操的亲儿子曹彰，曹操将“假子”与真子相对，嘲笑刘备没有中用的真儿子。“假子”被用来骂人，其褒贬可知。曹操之父是宦官养子，官至太尉仍不免被清流辱骂。曹操自己也有养子，多是娶人之妻顺便收养的——按今天的说法是“继子”，秦朗与何晏二人便是。他自己曾说“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三国志》卷三裴注引《献帝传》），可见一般情况下假子是得不到平等对待的。太子曹丕对这两位养子尤其是高调的何晏非常不满，“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三国志》卷九裴注引《魏略》），再次说明假子是一个蔑称。
在北族的社会与文化中，无血缘的父子关系不仅更为普遍，而且早就超出了传宗承嗣，或因娶妻而得继子的范围，更像是一种建立人身依附关系的手段（董卓与吕布的关系更近于此）。十六国时期见于史册的著名养子就颇有几例：
（一）石虎，本为石勒的从子，但石勒之父寇觅从小收养了石虎，于是“或称勒弟焉”。石勒字世龙，石虎字季龙，从字来看明显是兄弟辈，可见收养关系可以压过原本的行辈。
（二）冉瞻，原是魏郡的晋人，被石勒俘获时年十二，勒“命季龙子之”。其子闵“幼而果锐，季龙抚之如孙”，所以《载记》直接称之为“养孙”。石瞻、石闵之名多次见于史籍，石瞻在前后赵大战中被刘曜斩杀，石闵则是石赵末期战力最强的武将。如果没有后来石闵夺取后赵政权并恢复冉姓，他们父子就要以石氏宗室的身份记在史册了。
（三）跨据并州、反复于后赵、前燕、前秦之间的张平，在对抗苻坚时，以养子张蚝为大将。张蚝是上党人，本姓弓，“多力矫捷，能曳牛却走；城无高下，皆可超越”。面对苻坚大军，“蚝单马大呼，出入秦阵者四五”，可惜遇到了同样勇猛的吕光，被光刺中生擒。见到张蚝被擒，张平惧而投降（《通鉴》卷一百）。张蚝则成为苻坚的爱将，常置左右，参与了淝水之战在内的许多重要战争。
（四）乞伏部传说中的英雄祖先纥干，是在诸部从漠北南出大阴山路上，一只状如小山的巨虫所化，而“乞伏部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年十岁即“骁勇善骑射，弯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讬铎莫何’”（《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乞伏部的养子成为了该部的英雄祖先。
以上所举的养子常常是一等一的勇将，看起来养子成材率很高，为何如此？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养子是一种后天缔结的关系，往往有某种筛选余地，比如幼时资质过人者更容易被大人物收养，被史书记录下的养子更有一种“幸存者偏差”。另一方面，养子虽不太受歧视，但若要在家中维持与诸亲子相当的地位，就必须奋发努力，用文武才干来报效养育之恩。刘曜正是这类养子之一。
刘曜“幼而聪慧，有奇度”，成年后，
身长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余根，而皆长五尺。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尤好兵书，略皆暗诵。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聪每曰：“永明（曜小字），世祖、魏武之流，何数公足道哉。”（《晋书·刘曜载记》）
这段材料既源自前赵国史，当然会有夸饰，比如“九尺三寸”的身高，按照北京华芳墓出土的西晋骨尺计算，一尺等于二十四点二厘米，则刘曜的身高有两百二十五厘米，约等于姚明，这放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突出的，很可能数字有水分。不过，刘渊的身高记载是八尺四寸，其子刘和则是八尺，至少可以说，刘曜身高出众，在其家族之中也是最高的。其余那些文武才干，在诸多十六国君主传记中皆可见到，想必有不少水分。不过从史事观察，刘曜的确是刘渊诸子中事功最突出的一位。304年，刘渊自立为汉王不久，便派遣建武将军刘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皆陷之”；308年刘渊在平阳称帝，又派遣刘聪、刘曜等进攻洛阳。自此以后，刘曜常为汉国的军锋。
出众的军事才能，巨大的战场功勋，既带来荣耀和威望，也带来嫌疑和危险。在刘渊死后，刘曜的处境变得有些微妙。大多数十六国政权都难以摆脱权力继承的困境，每到君位交替之时，潜藏的矛盾就会变成血腥的厮杀。刘渊在位时，以长子刘和为太子，但诸子中常在外领兵征战的，则是刘聪与刘曜。刘和即位之时，“三王总强兵于（平阳城）内，大司马（聪）握十万劲卒于近郊”，刘和选择先发制人，以强力手段消灭诸弟，在杀害齐王裕、鲁王隆之后，被攻城而入的刘聪所杀。刘曜在这次政变中的角色不明，作为养子，他对皇位的威胁不大，此时很可能只被视为刘聪麾下一将，还不够被列为刘和要消灭的目标。政变后，刘聪理所当然成为皇帝，刘曜的处境也为之一变。此前征战中，刘聪常与刘曜共同行动，当了皇帝的刘聪不再亲临前线，刘曜就成为了宗室中唯一独当一面的大将。此前刘聪亲自作战未能攻下的洛阳，在永嘉五年（311）六月被刘曜攻陷了。刘曜“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迁（愍）帝及惠帝羊后、传国六玺于平阳”。可以想见，刘曜此时在汉国的声望迅速上升。在此后对关中的战争中，刘聪命其子刘粲与刘曜共同行动，刘粲为统帅而刘曜为副，这无疑有扶植刘粲而限制刘曜的意味。无奈刘粲军事能力不足，虽轻易取得了收复长安的功绩，但因擅自杀害晋南阳王模触怒刘聪，之后遭遇小败即返回平阳。此后关中的战事便完全由刘曜负责了。
相比于河南洛阳，长安周边的形势要复杂得多。关陇豪族、氐羌杂胡、凉州流寓等拥晋势力，在司马邺进入关中后被凝聚起来，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力量，让刘曜在关中的征战屡遭挫折。311年刘曜第一次占据长安后，遭遇麴特等晋将的攻击，连战皆败，不到一年时间，不得不“驱略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不久刘曜又协同刘粲攻晋将刘琨于晋阳，刘琨弃城而逃，但他请来的拓跋部救兵则杀得刘曜等大败。“战于汾东，曜坠马，中流矢，身被七创。”此战仍然是刘粲为主帅坐镇城中，刘曜在前线浴血搏战，但两人的再次合作又以失败告终。数月之后，司马邺在关中即位为帝，刘曜再次被派往关中，目标是消灭司马邺政权。战争依然十分艰难，刘曜两次撤出关中，一次引兵东向去攻击河内怀城，一次则回师上党拟北攻阳曲，两次都遭到刘聪的明令反对，刘聪强调“公宜以长安为先”，强令他将用兵目标集中于关中，这一点非常值得玩味。刘曜在关中屡屡受挫，多次想要转到其他战区，多少有保存实力的意图，但刘聪坚决不许，尤其不允许他涉足平阳周边的并州、河内战线。刘曜是汉国的一柄利器，只能用在最艰难的前线，而且此时刘粲与皇太弟刘乂对储位的争夺已日渐升级，望实俱重的刘曜若返回无疑会增加变数。
经过三年多的拉锯战，316年十一月，刘曜攻陷长安外城，城中“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内城中的晋愍帝“肉坦衔璧，舆榇出降”，西晋正式灭亡。两位西晋末代皇帝，都由刘曜俘获并送至平阳。但刘曜并未因此功勋返回中枢，而是一直镇守在长安。一年多以后，刘聪病死。刘聪晚年政治昏聩，朝臣在刘粲、刘乂的储位之争中陷入内斗，远在长安的刘曜反而得以隔岸观火，毫发无损。刘聪死前，曾“征刘曜为丞相、录尚书，辅政”，但刘曜“固辞，乃止”，他无疑是要主动与平阳保持安全距离。刘聪一死，刘粲虽然顺利即位，但靳准等权臣已成尾大不掉之势。靳准先操纵刘粲除掉了其他宗室诸王，紧接着发动政变诛杀了刘粲，“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靳准改朝换代的皇帝梦没多久就成了泡影，因为汉国中枢经过这样一轮轮的内斗消耗已经虚弱不堪，靳氏又毫无政治合法性可言，根本无力抵御从东西两方赶来平乱的刘曜和石勒。
刘曜终于等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在靳准的政变中，刘氏一族几乎灭门，养子刘曜成为与刘渊血缘最近的实力派人物，平阳老臣纷纷来奔，奉上尊号。天时人事如此，在开赴平阳的途中，刘曜便自立为皇帝了。称帝之后，刘曜立即追尊了四代先祖，改葬父母，并且迁都城、变国号、改德运、更服色，一套改下来，基本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关于这一变动，罗新称之为“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同题论文收入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李磊也详细讨论了刘曜改国号为“赵”的用意（李磊《历史论述与地域统合：刘曜的国号选择与十六国新法统之创建》，《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读者可以参看，本文就不赘述了。养子刘曜，终究不是继承，而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屠各王朝。
罗新著《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
“养子”一般有实际的抚养关系，从十六国到北朝隋唐，此类关系有扩大的趋势，发展到根本不需要抚养作为条件而直接缔结父子关系，更多地称为“假子”“义子”“义儿”。略举数例如下：晋末鲜卑段部有骁将段末柸，在战场为石勒部将生擒，石勒“命段末柸为子，署为使持节、安北将军、北平公，遣还辽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专心归附”（《晋书·石勒载记》）。 通过建立义父子关系，石勒在段部打入了一枚重要棋子。北魏陆馛为相州刺史，“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摘伏，事无不验”（《魏书·陆馛传》）。侯景攻陷台城，带着数百骑兵去见萧衍时，“歔欷流涕，因请香火为作义儿”（《魏书·岛夷萧衍传》）。高欢尚未发迹之时，寄居于太原庞苍鹰家，因频见神异，“苍鹰母求以神武为义子”（《北史·齐高祖纪》）。北齐和士开权势炽盛，“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与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和士开不止收了很多朝士、商贾为义子，还与高阿那肱一起，都做了权势更盛的陆令萱的义子（《北齐书·恩幸传》）。隋唐之际的群雄中，高开道亲兵数百人“号为义儿”（《旧唐书·高开道传》），杜伏威“养壮士三十余人为假子”（《旧唐书·辅公祏传》）。更著名的是安禄山，一面“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一面自己又当了杨贵妃的“义儿”（《新唐书·逆臣·安禄山传》）。唐末五代，此风尤盛，以至于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专设《义儿传》，并且感慨道：“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暴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养子、义儿之盛行，至此登峰造极。用拟血缘的方式缔结政治效忠关系，在北族文化中源远流长，也逐渐为中原文化所接受。
成败由亲征
当皇帝之前，刘曜始终征战于前线；当皇帝之后，刘曜仍然非常热衷于亲征。
刘曜称帝之时虽占据长安，但长安以西的大部分地区仍未被征服。西晋残余势力南阳王保及其部将陈安盘踞陇西，控扼渭水上游；泾水上游的新平、安定一度为敌对的屠各、巴、氐、羌部族占据，并与陇西形成联盟；更西边则是奉晋正朔的前凉，牢牢把守着黄河防线；北部黄土高原的上郡氐羌一度保险不降，自立为王；加之后赵日益强大，不仅占据并州大部，且已跨过黄河到达关中正北的朔方一带。刘曜赵国的安全形势一直面临巨大压力。刘曜在位十年，亲征有六次，还有两次未遂，上述敌对势力几乎都是亲征的对象，或被消灭，或暂时臣服。
不知是兵力不够还是部将无能，除了游子远一个例外——他还是个文士，其他前赵将领似乎很难赢得战争，刘曜总像一个救火队长一样东征西讨。时人对于“胡主亲征”也有特别的观感，比如陈仓守将杨曼和王连曾商议说：“谍者适还，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来，其锋恐不可当也。”又如上郡氐羌的勇将伊余对游子远之军表示不屑时说，“往刘曜自来，犹无若我何，况此偏师”。胡主自来，则其锋不可当，非胡主亲征的偏师则不足畏惧，这类看法在当时颇为普遍。
刘曜成也亲征，败也亲征。329年，后赵大将石虎率众西伐，河东纷纷响应，很快进逼黄河边的要津蒲坂。刘曜亲率大军救援，“尽中外精锐水陆赴之”，见此阵势，石虎军惧而引退，刘曜追击至高候合战，大败后赵军，“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亿计”。刘曜军趁势从河东渡过黄河，围攻洛阳的要塞金墉城。此时石虎军从河北重返河南战场，石勒也亲率大众渡河而来。刘曜审问在洛水边抓获的羯人士兵：“大胡自来邪？”羯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刘曜闻之色变，撤围，退至洛阳以西布阵。可见石勒是否亲征，对刘曜的局势判断影响很大。更戏剧性的是，在双方正式决战时，酗酒的刘曜在昏醉中一错再错，终于在战场被生擒：
勒至，曜将战，饮酒数斗，常乘赤马无故跔顿，乃乘小马。比出，复饮酒斗余。至于西阳门，挥阵就平，勒将石堪因而乘之，师遂大溃。曜昏醉奔退，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被疮十余，通中者三，为堪所执，送于勒所。
开国皇帝被擒，强盛一时的前赵就此陷入混乱，很快便为后赵所吞并。
设若刘曜没有亲自围攻洛阳，没有在阵前被活捉，前后赵之争是否尚难立即分出胜负？很有可能，但历史无法假设。像这样的偶然事件，在十六国和北朝，还不只一次发生。最著名的例子有两个，一是淝水之战，一是慕容垂伐代之役。淝水之战中，前秦的总兵力占据绝对优势，在前锋苻融占据寿春之后，苻坚轻信了“贼少易俘”的报告，弃中军主力于项城，率领八千骑兵秘密前赴寿阳。东晋主帅谢石得知苻坚在寿春，“惧，谋不战以疲之”，“胡主亲征”的威慑力差点就发挥了作用。但少壮派将领谢玄、谢琰认为这是唯一机会，力主速战，否则秦“百万大军”全部汇集，东晋绝无胜算。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淝水岸边的决战中，秦军自乱阵脚，晋军大胜，苻融战死，苻坚中流矢，单骑逃往淮北。这次战斗中苻坚虽全身而退，但威望严重受挫，让他手下各怀鬼胎的降将们看到了机会。慕容垂、慕容泓、姚苌等先后反叛，盛极一时的前秦土崩瓦解。如果苻坚听从群臣劝阻，留在项城坐镇，甚至不出长安，那么即使苻融在寿春战败，恐怕也不会带来全局崩溃。再看第二例，395年，后燕太子慕容宝率军征伐拓跋魏，北魏诱敌深入，坚守黄河防线，又在后燕军撤退途中迅速追击，最终在参合陂予以致命的突袭，后燕军遭遇惨败，“士众还者十一二”。第二年，七十一岁的慕容垂率军亲征北魏，要在暮年亲自完成复仇，行至参合陂时，“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垂惭愤欧血，因而寝疾，乘马舆而进，过平城北三十里疾笃……”，最终病死在了仓促回师的途中。燕魏之间的强弱形势顿时逆转，不出两年，后燕即为北魏所灭。和刘曜一样，这两例中亲征都带来了关乎国运的巨大变数。
既然亲征有如此的风险，这些君主为何乐此不疲？这里一定有一些超出个人性格的深层原因。从北族传统而言，草原政体以对外战争为立国基础，无论单于还是可汗，抑或大大小小的名王，首先必须是一名卓越的军事领袖。《史记》描述匈奴的立国之战非常传神：“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冒顿单于身先士卒是战争获胜的重要前提。在此后的汉匈战争中，无论是白登之围，还是马邑之谋，还有其他很多次入塞侵袭，单于亲自率军屡见不鲜，汉朝北伐军深入草原，也常与单于交战。此后无论鲜卑、柔然、突厥还是蒙古、满洲，北方的雄主无不有亲自征战的赫赫功绩。相比之下，汉朝除了高祖刘邦曾亲率军前往平城作战，亲身经历白登之围，此后的皇帝完全没有出现在对匈奴的前线战场。这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
华夏王朝的开国皇帝，因为建立政权时一般需要“马上得天下”，也常常亲自统军作战，但是一旦政权得以稳固，规模足够大，皇帝的人身安全便成为国本所系，战争例由手下将帅执行。北族建立的王朝则不然，十六国尚可说是国祚短促、始终处于建国进程中，但其后的北魏皇帝也十分热衷亲征，道武帝以下到孝文帝为止的皇帝，全部都有亲征之举，有些如太武帝尤其频繁且有成效。献文帝禅让给孝文帝，成为太上皇帝之后，不再处置日常政务，但仍然不断率军征战。孝文帝迁都，以亲率大军南伐为名；迁洛之后，确实也连年南伐，最终病死在南阳前线。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在政治文化上急剧华夏化，皇帝亲征相应变少，但孝明帝也曾发出过“朕将躬驭六师，扫荡逋秽”的诏书，准备亲讨鲁阳蛮；孝庄帝毫无兵权，仍发出过“朕当亲御六戎，扫静燕代”之诏书；直到最末的孝武帝，不甘当高欢的傀儡，仍以亲征的形式，与高欢决裂。可见直至魏末，其遗风犹存。东西魏霸府的首领高欢与宇文泰（虽无皇帝之名，实为政权领袖），在分裂初期几次殊死大战中，常常亲自披挂上阵。538年河桥之战，宇文泰坐骑中箭受惊，将他掀落马下，差点被东魏士兵活捉；543年邙山之战，高欢被贺拔胜持矟追赶数里，“刃垂及之”，也颇为惊险。隋及唐初，去北朝不远，仍有亲征遗风，隋炀帝、唐太宗都曾亲征高丽，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国运的行动。不过到唐高宗以后，天子亲征几乎消失。宋初承五代乱世，亦有胡风影响，亲征之举不时可见。如宋太宗亲征契丹，大败于高粱河；宋真宗被迫亲征澶州，得以抗住契丹兵锋，最终缔结澶渊之盟，此后诸帝则不再有亲征之举。明初承蒙元之后，明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中期以后亲征也逐渐减少，直到明英宗亲征瓦剌，被俘于土木堡。
战场如此危险，一国之君为何要御驾亲征，甚至亲自冲锋陷阵？这点可以用马克斯·韦伯的支配理论来解释。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划分，权力支配有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卡里斯玛型、法理型，而现实中的支配往往是这三种纯粹类型的混合状态。中原王朝的开国君主也都是标准的卡里斯玛型领袖，但长期积累的官僚制度与政治文化，让国家可以一定程度脱离君主个人能力而运转，平庸之主甚至儿童在位，也不一定导致国家统治的失序；与中原王朝相比，北族国家的法律制度、官僚制度不够发达，支配中的法理型成分较少，而卡里斯玛型的成分尤多。匈奴“贵壮健，贱老弱”；乌桓“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虽然随着政治体的发育，君主之位越来越局限于某个家族之内——也就是传统型、法理型的成分在增加，但在家族内部，“立贤”仍然是第一原则，“立贤”就意味着存在竞争和斗争的空间，因此北族政权的君位传承总是危机四伏。在通往君位的途中，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在坐上君位之后，也同样如此，一位孱弱的北族统治者很难得到持久的拥戴。亲征，便是不断证明自身军事能力，维系卡里斯玛型支配的必要行动；反之，重大战役所带来的威望若轻易让与他人，后果往往也十分严重。
羊后有殊宠
刘曜的皇后羊献容，曾经是晋惠帝的皇后，中国历史上在两个王朝都担任过皇后的女子，羊氏是唯一一位。刘曜攻破洛阳城，“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迁帝及惠帝羊后、传国六玺于平阳”。双手沾满洛阳王公鲜血的刘曜，将惠帝羊后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平阳。大概作为这份大功的赏赐之一，羊氏被赐予了刘曜。国仇家恨，羊氏是否对这位杀人魔王深恶痛绝？《晋书·皇后传》记载了一个名场面：
洛阳败，没于刘曜。曜僭位，以为皇后。因问曰：“吾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爱宠之。
羊氏在西晋朝的经历十分曲折，八王之乱中被三废三立，沦为一个政治木偶，多次被囚禁在金墉城，还险些被司马颙派人鸩杀。有这样的经历，很难想象她对司马氏及其王朝有什么正面的情感，她对刘曜所说“尔时实不思生”并非虚语。与庸懦无能的晋惠帝相比，刘曜显然更加具有英雄般的魅力，“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恐怕也不是简单的阿谀应付。虽有门第、族类、王朝、个人经历等全方位的差异，羊氏与刘曜之间很可能真的产生了双向的爱情。刘曜称帝后攻取平阳，立即“立其妻羊氏为皇后，子熙为皇太子”。此后不久，《刘曜载记》写道：
地震，长安尤甚。时曜妻羊氏有殊宠，颇与政事，阴有余之征也。
这次关中地震在《晋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
二年五月己丑，祁山地震，山崩，杀人。是时，相国南阳王保在祁山，称晋王不终之象也。
一场地震，两种解读，这在古代的灾异言说中不算罕见。晋人关注的是南阳王保，而前赵国内，羊氏“有殊宠”且干预政事，无疑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现实。在羊氏死时，《载记》再次强调“羊氏内有特宠，外参朝政”，说明刘曜对羊氏的感情，始终持续到她去世。为羊氏修建陵墓时，刘曜“亲如粟邑以规度之”，后来又增其墓高九十尺。这些举动，恐怕很难用利益计算去解释，只能归结为情感的驱动。羊氏与刘曜生三子：熙、袭、阐。318年称帝时，刘熙被立为太子，这固然是由于世子刘胤在靳准之乱中失散，但在刘胤之外肯定还有比刘熙更年长的皇子，刘熙之立应该是“子以母贵”。羊氏死后，前世子刘胤归来，一度引起易储之议，最终刘熙保住了皇太子之位，一方面由于刘胤舅氏卜泰等大臣的表态，一方面则是“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宠，哀之不忍废”。
抛开感情因素不谈，在刘曜与羊皇后的婚姻中，我们还能窥见北族婚姻观的一些特征。关于北族的婚姻习俗，前人讨论最多的是收继婚制，即《史记·匈奴列传》所言“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一婚姻制度广泛见于北方草原民族，贵如单于、可汗之妻也同样适用，汉代的王昭君、北魏拓跋珪之母贺氏、东魏时嫁给高欢的蠕蠕公主、北周的千金公主、隋代的义成公主，直至北元满都海哈屯、土默特部钟金哈屯等等著名人物，无不遵守了这一习俗。本文想说的是，与收继婚的普遍实行相表里，北族社会中将女性再婚，甚至多次再婚视为寻常之事。换言之，诸如女子须“从一而终”这样的观念，并不存在于北族社会之中。
羊皇后之像
关于此点，从十六国到北朝，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佐证。如同羊氏被赐予刘曜之例，将战败方重要人物的妻子赐予有功将领，是一个惯例性做法。例如刘粲杀晋南阳王司马模，以模妃刘氏赐胡张本为妻（《晋书·南阳王模传》）；刘曜陷洛阳，以晋愍怀太子妃王惠风赐其将乔属为妻（《晋书·列女传》）；北魏拓跋珪以慕容普驎妻周氏赐拓跋仪（《魏书·昭成子孙列传》）；北魏豆代田跟从拓跋焘击破赫连定，焘以定妻赐之（《魏书·豆代田传》）。与之相似，因夫家犯罪而没官的贵族女性，也常被赐予朝臣为妻。如《北齐书·陈元康传》载：“魏尚书仆射范阳卢道处女为右卫将军郭琼子妇，琼以死罪没官，高祖启以赐元康为妻，元康乃弃故妇李氏，识者非之。”又如《北齐书·魏收传》：“魏太常刘芳孙女，中书郎崔肇师女，夫家坐事，帝并赐收为妻，时人比之贾充置左右夫人。”这些女性虽然曾属战俘或犯罪之家，但“御赐”使其身份得到提升，赐妻表示皇帝的恩宠，受赐者不仅不能嫌弃，反而要将之尊为正妻。
以上两类赐妻尚不难理解，但就在刘曜生活的时代，出现过一个很特殊的事例：晋怀帝司马炽被俘之后，由于对刘聪说出司马氏自相残杀是“为陛下自相驱除”之语，深得刘聪欢心。刘聪于是将自己宠爱的小刘贵人赐予司马炽，且说“此名公之孙，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刘为会稽国夫人。数年后司马炽被鸩杀，刘聪又将赐给他的刘夫人收回自己的后宫，复为贵人（《晋书·刘聪载记》）。将自己宠爱的妃嫔赐予他人，之后又收回，即使在北族语境下，也殊为罕见。其背后的基础，仍然是不以“再婚”为异。
赐妻多少有点“被动”接受的意味，更能反映婚姻观念的是主动迎纳寡居之女。东魏北齐时期，来自六镇的勋贵武人，或出于政治考量，或出于门第观念，或仅由于贪图美色，非常积极收纳孀居的贵妇。高欢本人就是其中的典型。高欢的妃嫔中有两位尔朱氏，此前身份都是皇后：其一为尔朱荣之女，先为魏明帝嫔，河阴之变后立为孝庄帝的皇后（《北史·尔朱荣传》）；孝庄帝死后数年，高欢纳之为别室，为高欢生二子。高欢对她“敬重逾于娄妃，见必束带，自称下官”（《北史·后妃传》）。其二为尔朱兆之女，“初为建明皇后（即尔朱兆推立的皇帝元晔之后）。神武纳之，生任城王。未几，与赵郡公琛私通，徙于灵州。后适范阳卢景璋”。包含高欢在内，她有三位合法的丈夫。高欢的另外几位妃嫔同样履历复杂：郑大车，出自荥阳郑氏，“初为魏广平王妃。迁邺后，神武纳之，宠冠后庭，生冯翊王润”；冯娘，出自长乐冯氏，“初为魏任城王妃，适尔朱世隆。神武纳之，生浮阳公主”；李娘，出自陇西李氏，“初为魏城阳王妃”（《北史·后妃传》）。另有一位韩妃，为韩轨之妹，“神武微时欲娉之，轨母不许。及神武贵，韩氏夫已死，乃纳之”。背景虽有差别，在夫死之后被纳入后宫则与前例同。不得不说，在史书记载的高欢妃嫔中，这类再婚女性占比极高。通过广泛迎纳遗孀，高欢与元氏宗室、尔朱氏以及华夏高门之间建立起微妙的联系。
寡居女性自己的家族，有时还包括其本人，也倾向于安排再婚。北魏一朝，公主夫死再嫁之例甚多，最著名的是孝文帝的妹妹陈留公主，先后与刘承绪、王肃两位南朝背景的人士结婚，王肃死后再次寡居，朝臣张彝、高肇争相求娶（参看罗新《陈留公主》一文）。高欢之第二女初为魏孝静帝皇后，魏齐禅让之后，随夫降为中山王妃，“常为帝尝食以护视焉”，然而未能阻止元善见被高洋杀害。此后她“降于尚书左仆射杨遵彦”，无疑是出于高洋的安排。不幸的是，数年之后杨愔也在乾明之变中被杀，太原长公主再次寡居，此后的经历不详（《魏书·孝静帝纪》《北齐书·杨愔传》）。齐文宣帝段昭仪，为段韶之女，“才色兼美，礼遇殆同正嫡。后主时，改适录尚书唐邕”（《北史·后妃传》）。开国皇帝的昭仪，竟也可以改嫁于朝臣。以上诸多事例自然可以做很多政治史的分析，但此处想说明的，仍然是北族文化对于“再婚”的宽容，无论嫁、娶，均不以为意。
故事总有另一面，就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也出现了不少主张“女不再醮”的声音。唐修《晋书》的《列女传》中就记载了不少这样的故事。仅举与刘曜有关的几例：
愍怀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风。贞婉有志节。太子既废居于金墉，衍请绝婚，惠风号哭而归，行路为之流涕。及刘曜陷洛阳，以惠风赐其将乔属，属将妻之。惠风拔剑距属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义不为逆胡所辱。”属遂害之。
梁纬妻辛氏，陇西狄道人也。纬为散骑常侍，西都陷没，为刘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将妻之。辛氏据地大哭，仰谓曜曰：“妾闻男以义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无独全。且妇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号哭不止。曜曰：“贞妇也，任之。”乃自缢而死。曜以礼葬之。
陕妇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刘曜时嫠居陕县，事叔姑甚谨，其家欲嫁之，此妇毁面自誓。后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从此妇乞假不得，因而诬杀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诛之。时有群鸟悲鸣尸上，其声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为虫兽所败，其境乃经岁不雨。曜遣呼延谟为太守，既知其冤，乃斩此女，设少牢以祭其墓，谥曰孝烈贞妇，其日大雨。
以上三事都发生在永嘉之乱前后，第一例是高门琅邪王氏之女，不愿被“逆胡所辱”，最终被害，此事的记录者或为东晋一方；后两例无疑都出自前赵的国史，而且刘曜在当时就表彰了两人的贞烈，这说明此类“女不再醮”的伦理观念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力量。不只是华夏社会中的女性，一些北族背景的女性也受到影响。《晋书·列女传》还记载了慕容德之女平原公主自杀以归故夫之事：
段丰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书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为平原公主。年十四，适于丰。丰为人所谮，被杀，慕容氏寡归，将改适伪寿光公余炽。慕容氏谓侍婢曰：“我闻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无辜，己不能同死，岂复有心于重行哉。今主上不顾礼义嫁我，若不从，则违严君之命矣。”于是克日交礼。慕容氏姿容婉丽，服饰光华，炽睹之甚喜。经再宿，慕容氏伪辞以疾，炽亦不之逼。三日还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书其裙带云：“死后当埋我于段氏墓侧，若魂魄有知，当归彼矣。”遂于浴室自缢而死。及葬，男女观者数万人，莫不叹息曰：“贞哉公主。”路经余炽宅前，炽闻挽歌之声，恸绝良久。
这位慕容公主说出了“贞女不更二夫”这样的话，认为其父安排自己再婚“不顾礼义”。此类观念在十六国北朝多数时候尚如潜流，但在以礼法为标榜的世家大族推动下，到北朝后期明显有了更大的影响：
（羊）烈家传素业，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魏太和中，于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无子者并出家为尼，咸存戒行。（《北齐书·羊烈传》）
羊烈不仅自家“一门女不再醮”，还造尼寺让“女寡居无子者并出家为尼”，似乎带有某种强制性，无疑具有移风易俗的意味。北魏后期，多位后妃在皇帝死后被安置到瑶光寺，有些以比丘尼身份安葬，比如宣武帝高皇后的墓志即题为“遥光寺尼慈义墓志铭”。北魏明帝去世，尔朱荣兴师问罪，胡太后“尽召肃宗六宫皆令入道”。羊烈早在太和年间就在兖州有类似的做法，可见北魏后期遁入佛门成为了丧偶女性在殉葬、收继婚、寡居、再嫁之外的又一选项，在社会上有相当的接受度——虽然当事人很多时候仍是被迫的，出家为尼其实主要是一种防止再婚的手段。隋开皇年间“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九品妻无得再醮”（《隋书·儒林·刘炫传》），更以法律形式规定官员之妻不得再嫁。一方面，妇人改嫁在现实中仍非常普遍，北齐、北周及隋的宫廷中“蒸报”之事不绝于书，收继婚遗俗未绝；另一方面礼法之士已在伦理上和法律上确立起“不得再醮”的正当性，诸多女性包括上层女性也誓死反对“夺志”，宫廷中的“收继婚”已被普遍视为丑闻。观《北史·后妃传》与《北史·列女传》，恰与以上两个侧面合若符契。在此风气之下，唐初修《晋书》时，选取很多十六国时代的“贞烈”女子入《列女传》，就颇有点时代错置的嫌疑。如果想到李延寿既完成《北史》又参与了《晋书》的编纂，且《北史》最终完成时，武则天已经正式成为高宗的皇后，便更能体会到历史的复杂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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