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7日，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陈匡时教授因病去世一周年。陈先生出生于1933年，一个人能够享年92岁，算是喜丧了。但先生的灯灭人逝，还是让我非常伤感。我入学后给我们授课的复旦历史系众多老师中，或一生波澜迭起，如朱维铮先生；或神秘诡谲，如张荫桐先生；更多的则如陈匡时先生一般，平平安安走完自己的一生，细思静观，他们的人生都留下了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散发着金子般的光泽。
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届毕业合影，后排右七为陈匡时。
一、对近代中国史料进行结构性探索的课程
1980年，正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生气勃勃的年代，第一次拜见47岁的陈先生，是在他给我们77、78级开设的专业选修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上。那些年很多“文革”时期被剥夺上课权利的中年教师纷纷走上讲台，在备课、传授知识方面竭尽全力，可谓“倾囊相授”。“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是陈先生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在历史系开设的专业选修课，时为1980年下半学期（1980年9月至1981年1月）。这门课程名称不很吸引学生，但听课的学生还是坐满了整整一教室。有些本系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也来旁听。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学是贯通文献与历史的桥梁。学习史料学让学生知晓史料的分类、价值、搜集范围等，了解历史文献的源流、体例、校勘、训诂、辨伪等核心内容，教会我们读懂历代典籍、文书、碑刻、档案等各类历史文献。这门学科成熟得比较晚。记得陈先生在课堂上提及前人的工作是20世纪60年代初陈恭禄先生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介绍”选修课，因无教本，遂自编讲义，后经数年修改，并充实内容，形成文稿，当时不称“史料学”，定名《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这一教材型读本1982年由中华书局初版，我还专门去买了一本，该书主要介绍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如公文档案、书札、日记、回忆录、笔记、诗歌、传记、报刊等不同类型的文献，并评论这些史料的价值，兼及纪传史、地方志和典章制度等著述，还介绍利用近代史料的基本学术方法，呈现了精深的史料辨伪功夫。
陈匡时先生最令人称道的学术成就也体现在史料编纂方面，尤其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用力最深。其学术研究涉及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基础，是当年他在北京大学进修时师承邵循正教授打下的。他编纂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汇编的一套史料集，主要收录1840-1949年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资料，分为上下两卷，共四册。其上卷第一、二分册（上起鸦片战争，下至五四运动前），主要由陈先生选编，该书按近代对外关系发展分为八章，每章又按性质分列若干专题，择要选辑有关这方面的档案、文件、条约、奏章、宣言、函电、年谱和回忆录等，每一题目前均有编者按语，简介事件背景、实质及其影响，至今仍不失其史料价值。选编的经验也成为他给我们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重要准备。
在“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上，陈先生在邵循正、陈恭禄两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开拓，可以说是对近代中国史料学进行了结构性的探索，每次讲课，陈先生会半昂着头，眼睛偏向天花板而不直视听课的学生，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讲课中他没有哗众取宠的表达，也不参插什么生动的遗闻轶事，整整两节课提供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
二、考镜源流的译书目录学
陈先生“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一课最有特色的是他对近代译书书目的介绍和分析，这是目前同类中国近代史料学教材中不曾涉及的。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为我们介绍了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和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课后我就到图书馆查阅了这三本东西学书目。
因为之前在邹逸麟先生指导下撰写过《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用书目考》，曾仔细查阅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通志二十略》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古代目录学文献，对传统分类学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对晚清西学书目尚未有基本的认识，而陈先生介绍的晚清西学汉译书目首次给我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第一本是史学大家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分为学、政、教（宗教）、杂四卷，除教类之书不录外，学、政、杂三类著录图书357种，附卷著录图书291种，总共著录图书648种。分为上卷“学类”收“西学诸书”，下分算学、重学、电学、光学、化学、声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共十三目；中卷为“政类”收“西政诸书”，下分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共十目；下卷“杂类”为“杂类之书”，下分游记、报章、格致、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共五目。这三大类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三大类的划分。该目录虽无提要，但有“识语”，通过在表上注圈识等项，给读者提示哪些译本属于重要者。
第二本是由蔡元培的好友徐维则编著的《东西学书录》，出版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分上下册与附卷，设史学、政治、法律、学校等20个类目，每类下又各设子目若干，收入各种东西学书560种，绝大部分译书都有提要，著录著者、译者和其他版本，该书还附录了明末清初的若干译书。1902年又有《增版东西学书录》，徐维则和顾燮光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了300多种，部分为1899年至1902年间的新出版物。
第三本是1927年刊印的《译书经眼录》，为顾燮光1904年编成的，全书8卷，所录译书分25类，每类下又设有子目，所录之书标明英法德俄日等文种，全书收书533种，其中日文译书321种，占总数的60%。陈先生写在黑板上的这些目录分类看起来很枯燥，但我却听得津津有味，课后还向陈先生进一步请教。
我发现在有关中国近代的译书目录中竟然蕴藏着如此丰富、壮阔、令人深省的史料，令人吃惊的还在于不少20世纪80年代很流行的译本之节译、意译已经出现在这些八十多年前的译书书目中，这三种目录中已经透露了不少译家和翻译机构的信息，很多于我则闻所未闻。眼界为之大开，我最初翻译史研究的实践就是翻读和探讨这些汉译书目开始的。我仿效陈先生的做法，据《西学书目表》352种西书中，统计出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的译书，竟占了121种，其中算学9种、重学5种、化学9种、声学1种、光学3种、汽学3种、天学1种、地学1种、全体学3种、动植物学3种、医学12种、图学4种、学制1种、法律3种、农政5种、矿政7种、工政27种、兵政12种、船政4种、游记1种、报章1种、格致总3种、无可归类之书3种，占当时出版总数的34.4%。1896年前已译未刊或已佚的有38种，外加他1896年应聘赴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后续译的14种，毕生译书177种，经刊行的总计有129种。于是我得出结论：傅兰雅不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即使在近代中国翻译史上，也是译书最多的西方传教士。这是我发表在《历史教学》1986年第10期上《傅兰雅与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一文的主要内容。这些目录学著述，还成了我之后撰写晚清翻译出版史的重要基础，发表在《复旦学报》1987年第3期上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沿革与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刊载在2022年陶磊主编《复旦谈译录》（第四辑）上的《传统知识分类现代转型的一环——傅兰雅编纂译书书目刍议》，都是以这些目录学著述为基本史料深一步的拓展研究。
记得当时我写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程论文题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若干问题》，颇受陈先生好评，大概他把习作介绍给了班主任许道勋老师，许老师还专门来找我，希望我进一步做佛典翻译史的研究。陈先生的课程使我第一次对近代中国翻译史产生了兴趣，严格地说是对中国近代翻译史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2年我又提出请陈先生当我学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清末译书及其特点》。本科毕业的学士论文受到陈先生及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老师的高度评价，记得陈先生看了我的论文很兴奋，在相辉堂的大草坪叫住我，一起在草坪上聊了很久。他给我毕业论文的评语是“材料丰富，分析层层推进，几无一字无来历”。通过该课程我深切地体会到优秀的课程不仅应该传授知识，即“授人以鱼”，同时也应该“授人以渔”，提供学习和研究所需要的方法。
三、金针度人有余温
陈先生在教书育人上认真负责，1985年我硕士毕业留校，担任历史系研究生秘书，此时我才了解到，当年复旦历史系职称积压严重，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久久未获得博士点的授予权，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很多像陈先生一样的中年学者都不是博导，但他们在指导硕士生方面呕心沥血。先是在招生上非常讲究，每位导师一定要全程指导完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才能招生第二届研究生，目的主要是为了三年中导师能集中精力，绝对不能马虎。陈先生第一届（83-86年）硕士生是王立诚、吴义雄两位，那一年近现代史教研室规定每个导师最多招2人。在当今学界闻名遐迩的王立诚（86届）、吴义雄（86届）、吴心伯（89届）、谢霞飞（89届）、李细珠（92届）都是陈匡时先生在复旦历史系指导毕业的硕士。不难见出，他们之间确实都是在带完后再招下一届的。1986年陈先生指导的首届硕士生王立诚、吴义雄两位硕士论文答辩，还特地请我担任答辩秘书。
1985年我在朱维铮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是以《晚清西书中译与文化界》为题，其间还经常向陈先生请教资料，如林则徐组织编译《四洲志》以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慕瑞（Hugh Murray，1779—1846）所著《世界地理大全》英文版为蓝本，《四洲志》当时有无单行本刊本？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鸦片战争》的“书目解题”称《四洲志》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本，这一说法也为来新夏和陈胜粦教授所沿用。 其实两说的共同来源还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鸦片战争》的“书目解题”，其中有“据西人记载”一说，依据的原本究竟出版于哪一年，至今说法不一。或认为《四洲志》是依据原书1834年初版，但《四洲志》中有两次提到美国在1836年扩大领土，多次提到1835年的贸易情况，显然不应是据1834年的初版；或认为《四洲志》绝大多数内容是依据原著的美国摘译版编译的。该书次序是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澳洲，欧洲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其次再是北欧的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陈先生给我提供了寻找原本的重要思路，且得到了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印证，即原本是据1834年出版于伦敦，又参考了1838年美国修订版。因为是临时请教，我很奇怪陈先生何以能这么快作复，他告知之前曾与吴乾兑先生合作撰写过《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一文，所以对那一段史料比较熟悉。在当时资料条件下，他们对弄清林译《澳门月报》的出处做过非常深入的讨论，并提示了极具启发性的意见。这些意见数十年后仍未过时，堪称“预流”之作。台湾学者苏精在2017年出版的有关《澳门新闻纸》著作中，对这一先行研究予以高度评价：称早在1980年时，吴乾兑与陈匡时两位研究者虽然没有见到《广州新闻报》原文，却已能推断《中华丛论》（又名《中国丛报》）不是《澳门新闻纸》的底本，只是他们的推断似乎没有获得后来的研究者重视。
清代学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 王鸣盛讲的是读古书，但对于阅读近代西学汉译文献和运用西学汉译目录同样适用。诚如熊月之在《晚清新学书目提要序言》中所言：“书目提要之于书籍，如渡河之津梁、旅行之地图，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导航指路作用。”西学汉译本如此之多，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难以看全，因此，利用汉译书目是了解和分析一个时代的译书状况的一条捷径。我和陈先生都喜欢阅读译书目录，先后还讨论过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和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所编《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贺伟译，齐鲁书社2002年出版），以为以往学界多根据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得出了小说译本多于创作的结论，但日本樽本照雄所编《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出19000余条，在该书第六版目录中增加至33029条。指出其中创作24945条、翻译8044条、创作与翻译的合计为40条。以比较确凿的数据，得出了小说创作多于译本的结论。我和陈先生都属译书目录的同好，有时在校园散步时见到我，他会问我最近读了什么新的译书目录，我告诉他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刘永文编《晚清小说目录》，这是自阿英的《晚清小说目》（《晚清戏曲小说目》之一部分）发表50年后，中国研究者自己编写的真正的目录，其特点在于多采用报刊小说。陈先生还关照我有什么新出版的译书目录，勿忘告知他。
入学后我和学校、系内外很多老师打过交道，深知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师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和改变一个学生的专业道路和人生选择。本科时期的治学训练亦会影响自己的一生治学，至今我读书时仍会有意无意地运用陈先生当年传授的方法，如读从晚清开始一直持续做到民国时期的各种译本，仍会随手做提要，这也成为自己后来做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运用这一方法还完成了《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陈老师的治学特点是特别重视一手史料，善于发掘新材料，精于考证，且愿意给他人提供追根溯源的线索。他对史源学有特殊的敏感，且很擅长处理史料，从中挖掘有价值的研究议题。陈先生在指导我撰写本科论文的过程中，多次提及“略人所详，详人所略”的原创性要求。这一原则让我记取了一辈子，并不断转授给研究生。
汉语成语“金针度人”，典出金代元好问的《论诗》诗句：“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后演化为以金针象征秘法、用“度”指代传授的表达，“金针度人”常被用作学术传承的隐喻。我很庆幸自己在本科学习的起步阶段就遇到了陈先生这样的好老师，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方法悉心传授。消失的名师风貌可以在种种记忆中得以复活。陈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他教书育人的精神仍在感召我们，他“金针度人”的方法，在今天学术速成的时代，会闪耀出永不熄灭的光芒。
2026年6月29日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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