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亲打来第七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开会。
手机在裤兜里震得发麻，我摸出来看了一眼，屏幕上“爸”那个字刺得我眼皮跳了一下。会议室里空调开得很足，但我后背还是渗出一层薄汗。
我没接。
挂了。
然后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
局长正在讲话，声音不大，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今年五十三岁，头发染得乌黑，但鬓角的白茬还是遮不住，像秋天的霜打在地垄上。
“这次干部调整，县委高度重视。”局长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尤其是乡镇这一块，要有大局意识……”
我盯着笔记本上自己画的一个圈，脑子里全是父亲刚才挂断前那一声叹气。
不是“唉”。
是那种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硬生生咽下去的闷响。
我太熟悉这个声音了。
小时候考试没考好，他把成绩单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最后就是这么叹了一声，然后说：“吃饭吧。”
那顿饭吃得我胃疼。
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我收拾东西往外走，办公室主任老刘追上来，递给我一份文件：“赵县长，下午三点还有个协调会，关于开发区那块地的。”
我接过来翻了翻，点点头。
老刘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有事？”
“没事没事。”他摆摆手，“就是……您脸色不太好，注意休息。”
我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坐到椅子上，盯着手机看了好一会儿。
屏幕黑着。
我按亮它。
没有未接来电。
父亲没有再打第八个。
我把手机拿起来，翻到通话记录。父亲的名字排在最上面，后面跟着一串红色的“未接来电”——七个，从上午九点开始，每隔半小时一个。
九点。
九点半。
十点。
十点半。
十一点。
十一点半。
十二点。
最后一个是我挂掉的。
我盯着这串时间，手指悬在回拨键上方，悬了很久。
然后我把手机放下了。
下午的协调会开到了五点半。开发区那块地涉及三个乡镇的边界调整，各方吵得不可开交。我坐在那里听着，偶尔说两句，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桌上的茶杯。
散会后，副县长周明远跟着我进了办公室。
“老赵，你今天不太对劲。”他递给我一根烟。
我接过来，没点，放在桌上。
“怎么了？”
“没事。”
周明远看了我一眼，点上自己的烟，吸了一口，吐出来。烟雾在窗户透进来的夕阳光里慢慢散开。
“你爸是不是又找你了？”
我没说话。
“我跟你说，老爷子那事儿，你真得管管。”周明远弹了弹烟灰，“不是我说你，你都县长了，自己亲爹盖个章跑了八趟，传出去好听？”
“什么八趟？”我抬起头。
“你不知道？”周明远愣了一下，“你爸今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他在镇上跑了八趟，那个章就是盖不下来。他问我你是不是很忙，让我跟你说一声，有空给他回个电话。”
八趟。
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他给你打电话了？”
“打了，上午打的，说你一直不接电话。”周明远看着我，“老赵，这事儿你得处理。不为别的，就为你爸那张脸。他以前好歹也是当过乡党委书记的人，现在为了一个章，在镇上低三下四地求人，你让他怎么想？”
我把那根烟拿起来，点上，吸了一口。
烟雾呛得我眼睛有点涩。
周明远走了之后，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
手机屏幕又亮了。
不是父亲。
是妻子发来的微信：“爸今天来家里了，坐了半小时就走了，什么都没说。你给他回个电话吧。”
我盯着这条消息，手指在屏幕上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再打，再删。
最后我只回了一个字：“嗯。”
我拿起手机，翻到父亲的号码。
手指悬在拨号键上。
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办公桌上那堆文件上。
我按下了拨号键。
嘟——嘟——嘟——
三声之后，电话接通了。
那边沉默了两秒。
“喂。”
父亲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心里发慌。
“爸。”我张了张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打了。”
“我开会，没接到。”
“嗯。”
又是一阵沉默。
我听见电话那头有电视的声音，好像是新闻联播，主持人正在播报什么地方的扶贫成果。
“你吃饭了吗？”我问。
“吃了。”
“吃的什么？”
“面条。”
“自己做的？”
“嗯。”
我攥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爸，那个章的事……”
“没事。”父亲打断了我，“我自己能办。”
“可是周明远说……”
“他说什么你不用管。”父亲的语气还是那么平静，“你忙你的，我这边的事我自己能处理。”
“爸。”
“行了，我挂了啊，电视剧要开始了。”
“爸——”
电话挂了。
忙音。
嘟——嘟——嘟——
我拿着手机，听着这个声音，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不对。
不是像个傻子。
就是个傻子。
我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成一团。
父亲今年七十一了。退休十年，一个人在老家县城住着。我妈走了六年，他不肯搬来跟我们住，说城里不习惯，楼上楼下谁也不认识谁，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在老家那个小县城里，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公园走两圈，回来做早饭，看电视，中午睡一觉，下午去街上转转，晚上看新闻联播，然后看电视剧，九点半准时关灯睡觉。
日子过得像钟表一样准。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他是乡党委书记，管着几万人的吃喝拉撒，嗓门大，脾气急，走路带风。我小时候最怕他回家，因为他一回来，家里的气氛就变了，我妈说话声音都会小三分。
后来他退下来了。
退下来的第一年，他还闲不住，在县里找了个顾问的差事，干了半年就不干了，说没意思，整天开会，说的都是废话。
然后他就彻底闲下来了。
闲下来之后，他的脾气也变了。不再大声说话，不再着急，什么事都是“慢慢来”“不急”“等等看”。
我妈走的那年，他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我回去办丧事的时候，他坐在客厅里，看着我妈的遗像，一句话不说。亲戚朋友来来往往，他就在那儿坐着，谁跟他说话他都点头，但眼睛里空空的，像是魂被抽走了一半。
丧事办完，我要走的时候，他送我到大门口。
“你忙你的，别担心我。”他说。
我上车之后，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棉袄，佝偻着腰，风吹着他的白头发。
那个画面我到现在想起来都难受。
后来我当上了县长。
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电话里沉默了很久。
“好好干。”他说。
就这三个字。
没有高兴，没有骄傲，没有“我儿子出息了”的那种语气。
就是平平淡淡的三个字。
我当时觉得有点失落。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他不是不高兴，他是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
他自己走过。
他知道。
第二章
第二天一早，我让司机把车开到了老家县城。
没提前打招呼。
车停在楼下的时候，才七点半。我让司机在车里等着，自己上了楼。
父亲住在三楼，老式楼房，没有电梯，楼道里堆着各家各户的杂物，墙上贴着各种小广告。我踩着水泥楼梯往上走，脚步声在楼道里回响。
三楼那扇铁门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福字，边角都卷起来了。
我敲了敲门。
没人应。
又敲了两下。
里面传来脚步声，拖鞋在地上拖沓的声音。
门开了。
父亲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两条瘦瘦的胳膊。
他看到是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看看你。”
父亲没说什么，侧身让我进去。
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摆着一杯喝了一半的茶，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正在播早间新闻。
“吃早饭了吗？”父亲问。
“吃了。”
“再吃点？”他往厨房走，“有粥，还有包子。”
“不用了，我吃过了。”
他没听我的，还是进了厨房。我听见他开燃气灶的声音，然后是勺子碰锅沿的声响。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个客厅。
家具还是我妈在世时候的样子，沙发上的布垫洗得发白，茶几上的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老照片，有我小时候的，有我爸妈年轻时候的，还有一张我大学毕业时全家人的合影。
那张合影里，我妈站在中间，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父亲站在旁边，挺着腰板，表情严肃，但嘴角有一点上扬的弧度。
那时候他还年轻，头发是黑的，脸上有肉。
现在呢。
我从厨房门口看进去，父亲正弯腰从冰箱里拿咸菜，背佝偻着，肩胛骨透过衬衫支棱出来，像两片刀刃。
他把粥热好了，端出来放在茶几上，又拿了一双筷子，一个勺子。
“吃吧。”
“爸，我真的吃过了。”
“再吃点，这粥是你上次带回来的小米熬的，好吃。”
我只好拿起勺子。
粥确实好喝，小米熬得黏糊糊的，有一股粮食的香味。
父亲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我吃。
“工作忙不忙？”他问。
“还行。”
“别太累。”
“嗯。”
我喝了两口粥，放下勺子。
“爸，那个章的事，到底怎么回事？”
父亲的表情没变，拿起茶几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没什么事，我自己能办。”
“你跟我说说。”
“没什么好说的。”
“爸。”
他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但他说出来的只有一句：“你好好工作，别管这些。”
“我都回来了，你就跟我说说。”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茶杯放下，站起来，走进卧室。我听见他开抽屉的声音，翻找什么东西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
“你自己看吧。”
我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叠材料，有身份证复印件，有房产证复印件，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还有一张申请表。
申请表上盖了六个章。
六个。
还差一个。
我把材料翻了一遍，抬头看父亲。
“这是干什么用的？”
“你妈留下的那套老房子，要办不动产证。”
“那房子不是有证吗？”
“那是老证，现在要换新的。”父亲坐下来，“前年县里下了文件，所有老房产证都要换成不动产证。我去年就开始办了，其他材料都齐了，就差最后一个章。”
“哪个章？”
“镇国土所的章。”
“为什么盖不下来？”
父亲没说话。
“爸，为什么盖不下来？”
“他们说材料不全。”
“这不都全了吗？”我把那叠材料抖了抖，“身份证，房产证，土地证，申请表，六个章都盖了，还差什么？”
“他们说还差一个证明。”
“什么证明？”
“证明那房子是你妈的。”
我愣住了。
“房产证上不是写着我妈的名字吗？”
“他们说房产证是老的，要换新证，需要证明这房子确实是你妈的。”
“房产证还不能证明？”
“他们说不能。”
我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放，声音有点大。
“这不是扯淡吗？”
父亲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深吸一口气，压住心里的火。
“你跑了八趟，他们就一直说材料不全？”
“每次说的都不一样。”父亲的声音很平静，“第一次说缺身份证复印件，我带了。第二次说复印件不清晰，我重新复印了。第三次说缺土地使用证，我说有，他们说不是这个格式。第四次说申请表填错了，我重新填了。第五次说需要社区开证明，我去开了。第六次说社区证明格式不对，我重新开。第七次说还需要一个邻居证明，我找了三个邻居签字按手印。第八次……”
他停了一下。
“第八次说什么？”
“第八次说，还差一个证明，证明这房子是你妈的。”
我盯着父亲。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但我看见他的手。
他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指节攥得发白。
“你就这么一趟一趟跑？”
“嗯。”
“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忙。”
“我再忙，这也是——”
“你忙你的。”父亲打断我，“我自己能办。”
我看着他。
他今年七十一了，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九点半睡觉，日子过得像钟表一样准。他一个人住在这个老房子里，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自己跟自己说话。
他跑了八趟镇国土所。
每次去，都要坐二十分钟的公交车，下车再走十分钟的路。到了那里，排队，等号，把材料递进去，然后被告诉缺这个缺那个，再坐车回来，准备材料，第二天再去。
八趟。
他跑了八趟。
我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号码。
镇长的号码。
这个镇长叫马国良，去年刚调过来的，我跟他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工作调研，一次是年终考核。
我拨了电话。
响了两声，那边接了。
“赵县长？”马国良的声音带着一点意外，“您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马镇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你们镇国土所的办事效率真高啊。”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赵县长，您这话是……”
“我父亲，赵德厚，在你们镇国土所办一个不动产证，跑了八趟，章还是没盖下来。”
“赵德厚？”马国良的声音变了，“那是您父亲？”
“是。”
“这……我真的不知道，赵县长，我马上……”
“你不用马上。”我打断他，“我就问你一句，一个不动产证的章，需要跑八趟吗？”
“不需要，绝对不需要，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没有误会。”我说，“我父亲七十多岁了，一个人坐公交车跑了八趟，每次都被告诉材料不全。马镇长，你自己想想，这是什么问题？”
电话那头传来吞咽口水的声音。
“赵县长，我马上查，马上给您回复。”
“你不用给我回复。”我说，“你给办事的人说一声，让他们把需要的材料一次性说清楚，别再让我父亲一趟一趟跑了。能做到吗？”
“能，能，一定能。”
“好，那就这样。”
我挂了电话。
父亲坐在对面，看着我。
“你不该打这个电话。”他说。
“为什么？”
“你这样，人家会觉得我仗势欺人。”
“你仗什么势了？”我看着他，“你跑了八趟，都没提你儿子是谁。你要是真仗势，第一趟就说了。”
父亲没说话。
“爸，这事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你怎么处理？”
“我让他们按规定办。”
父亲摇了摇头。
“你不懂。”
“我不懂什么？”
“你不懂下面这些人的做事方式。”父亲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以为你打个电话，他们就会好好办了？他们只会更恨你。”
“恨我？”
“恨你让他们挨了骂。”父亲放下茶杯，“下次我去，他们会更刁难。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使绊子。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我看着父亲。
他当过乡党委书记，管过人，也被人管过。他知道这套规则是怎么运转的。
“那你说怎么办？”
“等。”父亲说，“等他们通知。”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他们觉得拖不下去了。”
我深吸一口气。
“爸，这事你别管了，材料给我，我去办。”
父亲看了我一眼。
“你一个县长，去办这种事？”
“县长怎么了？县长就不能给自己父亲办个证？”
“传出去不好听。”
“有什么不好听的？我按规定办事，材料齐全，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给办？”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那叠材料推到我面前。
“你要办就去办吧。”他说，“但别发脾气，别骂人，别摆架子。”
“我知道。”
“你不知道。”父亲看着我，“你从小脾气就急，当了官之后更急。你去了，三句话不对付就会发火。你一发火，这事就变味了。”
我没说话。
因为他说得对。
第三章
我拿着那叠材料下了楼。
司机看到我，赶紧把烟掐了，拉开车门。
“回县里？”
“不，去大河镇。”
司机愣了一下，没多问，发动了车。
大河镇就是父亲跑了八趟的地方，离县城二十公里，开车半小时。
路上我给秘书小张打了个电话，让他把上午的会推了。
“推到什么时候？”
“下午。”
“下午您还有个……”
“都推到下午。”
我挂了电话，靠在座位上，看着车窗外的田地。
玉米长得半人高，绿油油的，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路边的杨树整整齐齐地站着，树叶子被太阳晒得发亮。
小时候，父亲经常骑自行车带我来这个镇上赶集。那时候他还是乡里的干部，认识的人多，一路上不停地有人跟他打招呼。
“赵书记，去哪儿啊？”
“赵书记，吃了没？”
“赵书记，这是你儿子？长得真像你。”
父亲就笑，跟人点头，有时候停下来聊两句。
那时候我觉得父亲很厉害，所有人都认识他，所有人都对他笑。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人对他笑，是因为他手里有权。
再后来，他退下来了，那些笑就少了。
再再后来，我当上了县长，那些笑又多了起来，但笑的对象变成了我。
车子进了大河镇。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商铺，卖衣服的，卖手机的，卖农药化肥的。街上人不多，有几个老头坐在商铺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
镇政府在一个院子里，三层楼，白瓷砖贴面，门口挂着几个牌子，红字白底，整整齐齐。
车停在大门口。
我下了车，司机要跟着，我摆摆手让他留在车里。
我走进院子。
一楼大厅里有一个服务台，坐着一个女的，正在看手机。看到我进来，她抬起头。
“你找谁？”
“国土所在哪儿？”
“二楼，上去右手边第一个办公室。”
我上了二楼。
走廊里很安静，墙上贴着各种宣传画，关于土地政策的，关于反腐倡廉的，关于扫黑除恶的。地板砖擦得很亮，能照出人影。
右手边第一个办公室，门上挂着牌子：国土所。
门开着。
我走进去。
办公室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空着，另一张后面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戴眼镜，正在电脑上打字。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办事？”
“嗯。”
“什么业务？”
我把那叠材料放在他桌上。
“不动产证，换新证。”
他拿起材料翻了翻。
“材料不全。”
我看着他。
“缺什么？”
“缺一个证明。”
“什么证明？”
“证明这房子是申请人的。”
我把房产证从材料里抽出来，放在他面前。
“这上面写着我母亲的名字，还不能证明？”
他看了一眼房产证。
“这是老证，格式不对。”
“格式不对也是政府发的，上面盖着县房管局的章。”
他没说话，把材料推回来。
“按规定，需要另外出具一份证明。”
“什么规定？你拿给我看看。”
他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
“规定在文件里，我现在找不到。”
“那你找找。”
他坐着没动。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
“办事的。”
“我是问你做什么工作的。”
“这跟我办证有关系吗？”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拉开柜门，在里面翻了半天。
翻出一份文件，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一行字给我看。
“你看，这里写着，‘申请人需提供能够证明其对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享有权利的相关材料’。”
“房产证不算相关材料？”
“房产证是老的，需要补充证明。”
“补充什么证明？”
“社区证明，邻居证明，或者……”
“社区证明已经有了。”我从材料里抽出那张社区开的证明，“邻居证明也有了。”
我又抽出那张三个邻居签字按手印的证明。
他看了看，嘴角动了一下。
“这些证明的格式都不对。”
“格式哪里不对？”
“抬头不对，落款不对，内容表述也不对。”
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避开了。
“你跟我说实话。”我把材料收起来，“是不是不管我拿什么来，你都会说不对？”
他的脸色变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父亲，赵德厚，为了这个章跑了你们这儿八趟。每次来，你们都说缺材料。他补齐了，下次来，你们又说缺别的。八趟了，你们每次说的都不一样。”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
他没说话。
“我告诉你我是谁。”我把工作证掏出来，放在桌上，“我叫赵明远，是赵德厚的儿子。”
他低头看了一眼工作证。
然后他的表情变了。
不是变得恭敬。
是变得僵硬。
那种僵硬，像是脸上刷了一层浆糊，五官都被糊住了，只剩下两只眼睛还在动。
“赵……赵县长。”
“你不用紧张。”我把工作证收起来，“我不是来问责的，我就是来办事的。你告诉我，到底需要什么材料，一次性说清楚，我一次性给你补齐。能办到吗？”
他站着，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能……能。”
“那你说，还需要什么？”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又张开。
“其实……其实材料已经齐了。”
“齐了？”
“齐了。”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不全？”
他没说话。
“我问你话呢。”
“我……”他的声音很小，“我以为他是普通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刁难？”
他没说话，低着头。
我看着他。
三十多岁，戴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皮鞋擦得很亮。看起来是个体面人。
“你叫什么名字？”
“刘……刘伟。”
“刘伟。”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你在这儿工作几年了？”
“五年。”
“五年，你应该很清楚办证需要什么材料。为什么让我父亲跑了八趟？”
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每个字我都听得很清楚。
“因为……所长交代过。”
“交代什么？”
“交代说，这种老房子办证的事，能拖就拖。”
“为什么？”
“因为……”他咽了口唾沫，“因为拖久了，有些人就不办了。少办一个证，就少一份责任。”
我盯着他。
“这是你们所长说的？”
他点了点头。
“你们所长叫什么？”
“王建国。”
“他在哪儿？”
“今天……今天请假了。”
“打电话给他。”
刘伟站着没动。
“打。”
他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
电话响了很久。
然后接通了。
“喂，刘伟，什么事？”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有点沙哑。
“王所长……”刘伟看了我一眼，“有人来办证。”
“办证就办证，你按流程走就行了，给我打什么电话？”
“是……是赵县长。”
电话那头沉默了。
沉默了很久。
“哪个赵县长？”
“赵明远赵县长。”
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电话那头的声音变了，变得客气而紧张。
“赵县长在吗？你把电话给他。”
刘伟把手机递给我。
我接过来。
“王所长。”
“赵县长，您好您好，我不知道是您……”
“你不用知道是我。”我打断他，“我就问你一件事。”
“您说您说。”
“我父亲赵德厚的不动产证，材料都齐了，章能不能盖？”
“能，能，当然能，马上就能盖。”
“那你现在过来。”
“我……我今天请假了，家里有点事……”
“什么事比工作重要？”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赵县长，我……我马上过来，半小时就到。”
“好。”
我把手机还给刘伟。
刘伟接过手机，手有点抖。
“你先把我父亲的材料收好。”我说，“等你们所长来了，当面盖章。”
“好，好。”
我走出办公室，站在走廊里。
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窗外是镇政府后院，停着几辆车，有一辆黑色的轿车正在往外开。
我掏出手机，给父亲打了个电话。
“爸。”
“嗯。”
“我在大河镇国土所，你的材料我看了，都齐，今天就能盖章。”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发脾气了？”
“没有。”
“真的？”
“真的。”
父亲又沉默了一会儿。
“那就好。”他说。
然后他挂了电话。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
那辆黑色轿车已经开出了院子，上了马路，往县城方向去了。
是王建国的车。
我认得。
去年他来县里开会，开的就是这辆车。
他说半小时到。
但他往外开了。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回了办公室。
刘伟正坐在电脑前，看到我进来，赶紧站起来。
“赵县长，您坐，我给您倒水。”
“不用。”我拉了一把椅子坐下，“你们所长开的是什么车？”
刘伟愣了一下。
“黑色的……帕萨特。”
“车牌号多少？”
他报了一个号码。
我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
“周局长，帮我查一辆车，黑色帕萨特，车牌号是……”
我报了号码。
“查它现在往哪个方向走。”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声音传回来。
“赵县长，这辆车正在往县城方向行驶，刚过大河镇界牌。”
“好。”我挂了电话。
刘伟站在旁边，脸色发白。
“赵县长……”
“你给他打电话。”我说，“现在打。”
刘伟拿起手机，又拨了王建国的号码。
这次响了很久，没人接。
再打。
还是没人接。
第三次打。
关机了。
刘伟看着我，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赵县长，他……他关机了。”
我站起来。
“材料先放你这儿。”我说，“我还会来的。”
我走出办公室，下了楼。
院子里阳光很亮，照得地上的水泥地发白。
我上了车。
“回县里。”我对司机说。
车子开出镇政府大院，上了马路。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刚才走廊里看到的那一幕——那辆黑色帕萨特，急匆匆地开出院子，往县城方向去了。
他跑了。
一个国土所所长，听说县长来了，跑了。
他跑什么？
他怕什么？
我睁开眼睛，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行道树。
“不去县里了。”我突然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去哪儿？”
“去县纪委。”
司机没说话，打了转向灯，在下个路口拐了弯。
第四章
县纪委的办公楼在县政府大院东边，一栋四层的老楼，外墙爬满了爬山虎，绿油油的，把窗户都遮了一半。
我上了三楼，敲了纪委书记刘建军的办公室门。
“进来。”
刘建军正在看文件，看到是我，站了起来。
“赵县长，稀客啊。”
“老刘，我来反映个情况。”
他愣了一下，示意我坐下，然后去把门关上了。
“什么事？”
我把父亲办证的事说了一遍。
刘建军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你确定那个所长是听说你来了才跑的？”
“他手下的人打电话告诉他的，他接了电话，说半小时到，然后开车往县城方向走了，再打电话就关机了。”
刘建军拿起桌上的笔，在手指间转了两圈。
“这事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我知道。”
“你要是想查，我可以安排人去查。但我得提醒你，查一个国土所所长，肯定会牵出一串人。到时候，可能会有人说你公报私仇。”
“什么私仇？”
“你父亲被刁难，你来查他，这不就是私仇吗？”
我看着刘建军。
“老刘，我父亲跑了八趟，没提过我是谁。我今天去，一开始也没亮身份。是那个办事员故意刁难，我亮明身份之后，他们所长听说县长来了，直接开车跑了。这叫什么？这叫心虚。一个所长，为什么会心虚？因为他知道自己干的事见不得光。”
刘建军点了点头。
“行，我安排人查。”他拿起笔，在一张便签上写了几个字，“但你得给我几天时间。”
“多久？”
“一个星期。”
“太久了。”
“查案子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要取证，要谈话，要走程序。”
“那我父亲那个章怎么办？”
“你先去盖了，别耽误正事。”
“他们所长跑了，谁给我盖章？”
刘建军想了想，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
“马镇长，你们镇国土所的王建国，让他明天上午到办公室等着，有人去盖章。”他停了一下，“不管他在哪儿，明天上午必须到。”
挂了电话，他看着我。
“明天上午你去，他肯定在。”
“他要是不在呢？”
“那他这个所长就别干了。”
我站起来。
“谢了，老刘。”
“别谢我。”刘建军也站起来，“这事我查归查，但最后怎么处理，得按规矩来。”
“我知道。”
出了纪委办公楼，天已经快黑了。
我上了车，靠在座位上，觉得浑身发酸。
手机响了。
妻子打来的。
“你今天回不回家吃饭？”
“回。”
“那我等你。”
“不用等，你们先吃。”
“爸今天又来了。”妻子的声音低了一些，“坐了一会儿，又走了。我留他吃饭，他说吃过了。但我看他嘴唇有点干，估计是没吃。”
我攥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他……说什么了吗？”
“没说什么，就问孩子学习怎么样，然后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走的时候，我看他下楼，扶着栏杆，一步一步的，很慢。”
我心里堵得慌。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对司机说：“去我爸那儿。”
车子拐了个弯，往父亲住的小区开去。
到了楼下，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栋老楼的窗户亮着零零散散的灯，三楼的窗户暗着。
我上了楼，敲门。
没人应。
我又敲。
还是没人应。
我掏出手机，拨了父亲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
然后接通了。
“爸，你在哪儿？”
“在外面。”
“外面哪儿？”
“街上。”
“这么晚了在街上干什么？”
“散步。”
“你吃饭了吗？”
沉默。
“吃了。”
“吃的什么？”
“你别管了。”
“爸！”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我在老城墙那边。”他说，“你要是想来就来吧。”
然后他挂了。
我下楼，让司机开车去老城墙。
老城墙在县城西边，是以前的老城门楼子，后来修缮过，成了一个小公园。晚上有跳广场舞的，有遛狗的，有谈恋爱的。
我到的时候，广场舞已经散了，公园里人不多。
我在城墙根下找到了父亲。
他坐在一条长椅上，旁边立着一盏路灯，橘黄色的光照在他身上，把他整个人都染成了暖色。
但他看起来很冷。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吃饭了吗？”我又问了一遍。
他没回答。
“爸。”
“吃了。”他说。
“吃什么了？”
“面条。”
“又是面条？”
“面条方便。”
我看着他。
路灯下，他的脸显得很瘦，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头发全白了，被风吹得有点乱。
他今年七十一了。
“章的事，明天就能办好。”我说。
“嗯。”
“你别再跑了。”
“嗯。”
我们坐在那里，谁也没说话。
远处有人在遛狗，狗跑过来，在我们脚边嗅了嗅，又跑开了。遛狗的是个年轻女人，喊了一声狗的名字，声音在夜风里飘得很远。
“你妈在的时候，”父亲突然开口，“我们经常来这儿。”
我转过头看他。
他盯着前方的城墙，眼睛里有路灯的光。
“她喜欢看人家跳广场舞。”他说，“自己不会跳，就坐在这个椅子上看。一看就是一晚上。”
我没说话。
“后来她病了，走不动了，我就用轮椅推她来。她还是坐在这儿看，我站在旁边。”父亲的声音很轻，“再后来，轮椅也坐不住了，就不来了。”
他停了一下。
“她走的那天，是三月十五。早上还跟我说，等天暖和了，想去城墙看看。我说好。然后下午，她就走了。”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攥着。
路灯下，我看见他的手背上全是老年斑。
“爸。”我叫了他一声。
他没应。
“爸。”
“嗯。”
“搬来跟我们住吧。”
他摇了摇头。
“我一个人挺好的。”
“你一个人好什么？吃面条，看电视，散步，这叫好？”
“自在。”他说。
“自在什么自在？你一个人住在这儿，我天天担心。”
“你不用担心。”
“我能不担心吗？”
他转过头看着我。
“你担心我，我担心你，这不就是一家人吗？”他说，“你忙你的，我过我的，都好好的，就行了。”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他又转回去，看着城墙。
“你明天去盖章，”他说，“别发脾气。”
“我知道。”
“你不知道。”他说，“你今天肯定发脾气了。”
我没说话。
“你从小就这样，”父亲的声音里有一点笑意，“三句话不对付，眼睛就瞪起来。你以为你压得住，其实压不住。”
“我今天真没发脾气。”
“那你给镇长打电话的时候，语气怎么样？”
我回想了一下。
“可能……不太好。”
父亲笑了一声。
那笑声很短，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但确实是笑声。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他笑了。
“回去吧。”他站起来，“天晚了。”
我也站起来。
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前一后，叠在一起又分开。
走到公园门口，父亲停下来。
“你车在那边，我往这边走。”
“我送你回去。”
“不用，十分钟就走到家了。”
“我送你。”
“你回去吧，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等你。”
我看着他的眼睛。
“爸，明天我办完章，来接你，去我家吃饭。”
他犹豫了一下。
“好。”
“不许反悔。”
“不反悔。”
他转身走了。
我站在公园门口，看着他走远。
路灯一盏一盏的，他在灯光里走，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一会儿又亮。
他的背影越来越小。
最后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我上了车。
“回家。”我对司机说。
车子开动，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父亲刚才那句话——
“你担心我，我担心你，这不就是一家人吗？”
第五章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大河镇。
这次我没让司机在楼下等，直接让他把车开进了镇政府院子。
院子里停着几辆车，其中一辆是黑色帕萨特。
王建国的车。
我上了二楼，推开国土所的门。
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昨天那个刘伟，看到我进来，立刻站了起来，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
另一个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胖，秃顶，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坐在办公桌后面。看到我进来，他也站了起来，动作比刘伟慢半拍，脸上的笑容堆得很高。
“赵县长，您来了。”他迎上来，伸出手。
我没握他的手。
“你是王建国？”
“是是是，我是王建国。”他的手悬在半空中，收回去不是，伸着也不是，最后讪讪地垂了下去。
“昨天你去哪儿了？”
“昨天……昨天家里真有事，我老婆突然不舒服……”
“你老婆不舒服，你往县城方向开？”
王建国的笑容僵住了。
“我……我是去县医院。”
“去县医院需要关机？”
他的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行了。”我把那叠材料放在桌上，“我今天不是来追责的，我是来盖章的。材料都在这儿，你看吧。”
王建国拿起材料，手有点抖，翻了几页。
“齐了，都齐了。”他说。
“那就盖章。”
他转过身，走到文件柜前，打开柜门，拿出一个章。
铜的，圆形的，上面刻着字。
他把章放在桌上，又从抽屉里拿出印泥。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
“赵县长，这个章……”
“盖。”
他拿起章，在印泥上按了按，然后在那张申请表上，最后一个空着的方框里，盖了下去。
章落纸的声音很轻。
但那个红色的圆印，清清楚楚地印在了纸上。
八个章。
齐了。
我把材料拿起来，检查了一遍。
“这就完了？”
“完了，完了。”王建国搓着手，“回头我把材料报上去，十五个工作日内，新证就能下来。”
“到时候通知谁？”
“通知……通知您父亲。”
“直接通知我。”我看着他，“别再让我父亲跑了。”
“一定一定。”
我把材料收进信封里，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我停下来，回过头。
“王所长。”
“哎，赵县长您说。”
“你在这儿当所长几年了？”
“六年。”
“六年，你刁难过多少人？”
王建国的脸色变了。
“赵县长，我没有……”
“你有没有，纪委会查清楚的。”
我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得地板砖发亮。
我下了楼，上了车。
“回县里。”
车子开出镇政府院子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栋三层楼。
二楼右手边第一个窗户，有个人影站在那里，看着我离开。
我不知道是王建国还是刘伟。
也不重要了。
车子开上马路，两边的行道树飞速后退。
我拿出手机，给父亲打电话。
“爸，章盖了。”
“盖了？”
“盖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那就好。”他说。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我听出那平静下面有一点什么东西，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别的什么。
“我中午去接你，来我家吃饭。”
“好。”
“你想吃什么？我让你儿媳妇做。”
“随便，什么都行。”
“那我让她做红烧肉，你爱吃那个。”
父亲笑了一声。
“好。”
挂了电话，我靠在座位上，觉得胸口那块堵着的东西松了一点。
车子进了县城，街道两边的人多了起来。卖菜的，卖水果的，骑电动车的，抱孩子的。阳光很好，照得所有人的脸都亮堂堂的。
我让司机把车开到县政府。
上午还有个会。
进了办公室，秘书小张迎上来。
“赵县长，十点半的会改到下午了。”
“为什么？”
“市委那边临时有个视频会议，要求各县县长参加，十点开始。”
我看了看表，九点五十。
“在哪儿开？”
“三楼会议室。”
我上了三楼。
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几个人，都是县里的领导。看到我进来，有人点头打招呼。
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打开面前的麦克风。
十点整，视频会议开始。
屏幕上出现市委领导的画面，讲的是乡村振兴的事。我听了一会儿，脑子里开始走神。
想着父亲。
想着他跑了八趟国土所。
想着他昨天晚上坐在城墙根下的样子。
想着他说“你担心我，我担心你，这不就是一家人吗”。
“赵县长，赵县长。”
旁边有人轻轻推了我一下。
我回过神来。
“该你发言了。”
我看了看屏幕，上面显示着发言名单，我的名字排在第三个。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
讲了十分钟，把县里的情况汇报了一遍。
讲完，关掉麦克风，我靠在椅背上，觉得累。
不是身体累。
是心里累。
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
桌上堆着一叠文件，等着我签字。
我坐下来，拿起笔，一份一份地看，一份一份地签。
签到最后一份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纪委书记刘建军。
“老赵，王建国的事，初步查了一下。”
“怎么样？”
“问题不少。”刘建军的声音很严肃，“不止是你父亲这一件事。他这几年在国土所，乱收费，吃拿卡要，初步核实的涉案金额就有十几万。”
我攥着笔的手紧了紧。
“还有呢？”
“还有更严重的。他违规给几处违章建筑办了证，收了开发商的钱。这事如果查实，就不是违纪的问题了，是违法。”
我沉默了一会儿。
“按程序办吧。”
“已经在办了。”刘建军说，“上午纪委已经找他谈话了。他交代了一些，但还有不少抵赖的。我们正在取证。”
“需要我做什么？”
“你不用做什么，这是纪委的事。”刘建军停了一下，“但我要提醒你，这事查下去，可能会牵扯到镇里的其他干部，甚至可能牵扯到县里的某些人。”
“什么意思？”
“王建国在国土所六年，他能干这些事，上面不可能一点不知道。”
我明白他的意思。
“你查你的。”我说，“不管牵扯到谁，都按规矩办。”
“有你这句话就行。”
刘建军挂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看着桌上的文件。
那些文件上的字密密麻麻的，但我一个都看不进去。
脑子里全是王建国那张堆满笑容的脸。
六年。
他刁难了多少人？
收了多少黑钱？
给多少违章建筑开了绿灯？
如果不是因为我父亲这件事，他可能还会继续干下去，继续坐在那个办公室里，继续对来办事的普通老百姓说“材料不全”。
我拿起笔，继续签字。
但手有点抖。
中午十二点，我让司机开车去接父亲。
到了楼下，我上楼敲门。
这次门开得很快。
父亲已经换好了衣服，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也梳过了。
“走吧。”他说。
他锁门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着。
他锁得很仔细，把钥匙插进去，转两圈，拔出来，又推了推门，确认锁好了。
“走吧。”他又说了一遍。
下楼的时候，他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走。
我走在他旁边，想扶他，但又没伸手。
我知道他不喜欢被人扶。
上了车，父亲坐在后排，腰板挺得很直。
“你家今天做什么菜？”他问。
“红烧肉，还有你爱吃的糖醋排骨，还有清蒸鱼。”
“做这么多干什么，吃不完。”
“吃不完你打包带走。”
他笑了一下。
车子开进我家小区的时候，父亲看着窗外。
“这小区绿化不错。”他说。
“比你那儿强吧？”
“强多了。”
停好车，我领着他上楼。
妻子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看到父亲，笑着迎上来。
“爸，您来了。”
“来了。”父亲点点头。
儿子从客厅跑出来，喊了一声“爷爷”。
父亲弯下腰，摸了摸他的头。
“长高了。”
“爷爷，我比你高了！”儿子比划着。
“快了。”父亲笑着。
饭已经摆好了，满满一桌子。
父亲坐在上位，我坐在旁边，妻子和儿子坐在对面。
“吃吧。”我说。
父亲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
他嚼得很慢。
“好吃。”他说。
“好吃就多吃点。”
他又夹了一块。
我看着他的筷子。
那双筷子在他手里有点抖。
不是那种剧烈的抖，是微微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那种。
他老了。
真的老了。
“爸，章盖了，证十五天就能下来。”我说。
“嗯。”他应了一声，继续吃菜。
“以后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嗯。”
“别自己跑了。”
他放下筷子，看着我。
“你今天是不是又去镇上了？”
“是。”
“没发脾气？”
“没有。”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重新拿起筷子。
“那就好。”
吃完饭，父亲坐在客厅里喝茶。
儿子在旁边玩手机，时不时抬头跟他说两句话。
父亲笑着应，但话不多。
坐了一个小时，他站起来。
“我回去了。”
“再坐一会儿。”妻子挽留他。
“不了，回去睡午觉。”
我知道留不住他。
“我送你。”
“不用，你忙你的。”
“我下午没事，送你。”
他没再推辞。
下楼的时候，他还是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走。
上了车，他还是坐在后排，腰板挺得很直。
车子开到他楼下，他下了车。
“你上去吧。”我说。
“你回去。”
“我看着你上去。”
他转身往楼里走。
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
“明远。”
“嗯？”
“你当县长几年了？”
“三年。”
“三年。”他重复了一遍，“你觉得当官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愣了一下。
“做事。”我说。
他摇了摇头。
“做事是应该的，不是最重要的。”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是记住自己是谁。”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楼里。
我坐在车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道口。
记住自己是谁。
我反复咀嚼着这句话。
手机响了。
是秘书小张。
“赵县长，下午三点的协调会，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
“还有，大河镇的马镇长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说有急事找您。”
“什么急事？”
“他没说，就是说很急。”
我看了看表。
“让他三点半到我办公室。”
挂了电话，我对司机说：“回县政府。”
车子开动。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栋老楼。
三楼的窗户里，亮起了灯。
父亲到家了。
第六章
下午三点半，马国良准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
他穿得很正式，白衬衫黑西裤，皮鞋擦得锃亮，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但他脸上的表情一点都不正式——紧张，焦虑，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
“赵县长。”他站在门口，没敢进来。
“进来坐。”
他走进来，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屁股只坐了半边。
“什么事这么急？”
“赵县长，我是来……来检讨的。”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放在桌上。
我扫了一眼。
是一份检讨书，手写的，密密麻麻写了大半页。
“检讨什么？”
“检讨我对国土所监管不力的问题。”马国良的声音有点发抖，“王建国的事，我有责任。他这几年在国土所干的那些事，我作为镇长，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制止，这是我的失职。”
我看着那份检讨书，没说话。
“赵县长，我真的不知道王建国是这种人。”马国良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平时工作汇报都挺好的，人也老实，我是真没想到……”
“你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他敢吃拿卡要，敢乱收费，还敢给违章建筑办证。”
“这些事，你一点都不知道？”
马国良的嘴唇动了动。
“说实话。”
“知道……知道一点。”他的声音更小了，“去年有人跟我反映过，说国土所办证慢，态度差。我找王建国谈过一次话，他说会改进，我就……就没再深究。”
“就谈过一次话？”
“是。”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把那份检讨书推回去。
“马镇长，你这检讨书写给谁看的？”
他愣住了。
“写……写给您的。”
“你不用写给我。”我说，“你要写给那些被王建国刁难过的人，写给他们看。”
马国良的脸涨红了。
“赵县长，我……”
“你知不知道我父亲为了一个章，跑了你们镇国土所八趟？”
“知道，知道，我昨天才知道……”
“你昨天才知道，是因为我打了那个电话。如果我没打那个电话，你是不是到现在还不知道？”
马国良说不出话。
“你是镇长，国土所归你管。你手下的所长干了六年坏事，你说你谈过一次话就完了？”我看着他，“你这不是失职，你这是渎职。”
马国良的脸色从红变白。
“赵县长，我接受批评，我接受处分……”
“处分不处分，不是我说了算，是纪委说了算。”我靠在椅背上，“王建国已经被纪委立案调查了。他的问题，会一件一件查清楚。至于你的问题，也会一并查清楚。”
马国良坐在那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
“你回去吧。”我说，“该干什么干什么，等纪委的通知。”
他站起来，腿有点发软，走到门口的时候差点绊了一下。
“赵县长……”
“还有事？”
“您父亲那个证……我亲自盯着，保证十五天内办好，亲自送到您父亲手上。”
“不用送到我父亲手上。”我说，“送到我这儿就行。”
“好，好。”
他走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桌上那份检讨书。
手写的，密密麻麻大半页。
但我一个字都不想看。
手机响了。
是周明远。
“老赵，听说你把大河镇国土所的所长给查了？”
“纪委查的，不是我查的。”
“得了，谁不知道是你推动的。”周明远的声音里带着一点笑意，“你这一手，可把下面的人吓得不轻。刚才好几个乡镇的干部给我打电话，拐弯抹角地打听这事。”
“打听什么？”
“打听你是不是要搞整顿，是不是要拿乡镇开刀。”
“他们心虚什么？”
“你说呢？”周明远笑了，“哪个乡镇没点破事？你这一查，他们都怕火烧到自己身上。”
“身正不怕影子斜。”
“话是这么说，但哪有那么多身正的？”周明远叹了口气，“老赵，我得提醒你，你这一查，肯定会得罪不少人。你在这个位置上，得罪人多了，路就不好走了。”
“我知道。”
“你知道还这么干？”
“我父亲跑了八趟。”我说，“八趟。”
电话那头沉默了。
“你爸的事，我理解。”周明远的声音变得认真了，“但你得想清楚，你现在是县长，不是普通老百姓。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你查王建国，别人会说你公报私仇。你查马国良，别人会说你借题发挥。你查得越多，说你的人就越多。”
“那就让他们说。”
“老赵……”
“明远，”我打断他，“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觉得当官最重要的是什么？”
周明远想了想。
“做事。”
“我爸说不是。”
“那是什么？”
“是记住自己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
沉默了很久。
“你爸说得对。”周明远的声音变轻了，“但你做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了。别把自己逼太紧。”
“我没逼自己。”
“你逼了。”周明远说，“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你表面上冷静，心里那团火烧得比谁都旺。你爸这件事，触到你那根筋了。”
我没说话。
因为他说得对。
挂了电话，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县政府大院，院子里停着很多车，人来人往的。每个人都在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
我看着那些人，脑子里想着父亲那句话——
“记住自己是谁。”
我是谁？
我是赵明远。
我是县长。
我是一个七十一岁老人的儿子。
这三件事，哪件更重要？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父亲。
“爸。”
“明远，我刚才听说，你把大河镇国土所的所长给查了？”
“纪委查的。”
“是你推动的吧？”
我没说话。
“你查他，是因为我的事吗？”
“不全是。”我说，“他有别的问题，很严重。”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那就好。”父亲说，“如果只是因为我的事，你查他，别人会说闲话。”
“我不怕别人说闲话。”
“你不怕，我怕。”父亲的声音很平静，“我不想因为我，让你的路不好走。”
我心里一酸。
“爸，你别想这些。”
“我怎么能不想？”父亲说，“你走到今天不容易。从小县城考出去，一步一步干上来，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我不能让你因为我，把前途毁了。”
“毁不了。”
“你说毁不了就毁不了？”父亲的声音里有了一点情绪，“官场上的事，我比你清楚。你查一个人，就得罪一串人。你得罪一串人，就有人给你使绊子。你现在是县长，还能扛得住。但你能扛一辈子吗？”
“爸。”
“你听我说完。”父亲打断我，“我跑了八趟国土所，是受了委屈。但这点委屈算什么？我活了七十多年，什么委屈没受过？比起你的前途，这点委屈不值一提。”
我攥着手机，说不出话。
“明远，我知道你是为我好。”父亲的声音变轻了，“但你要记住，你现在的位置，不是用来给自己家办事的，是用来给老百姓办事的。你不能因为我，把这两个事搞混了。”
“我没搞混。”
“你搞混了。”父亲说，“你今天去盖章，亮出身份，这就是搞混了。你应该让我自己去办，办不下来，再想别的办法。你直接亮出县长的身份，这就是用公权办私事。”
“我没有——”
“你有。”父亲的声音很坚定，“你想想，如果我不是你父亲，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跑了八趟办不下来，你会怎么办？你会打电话给镇长吗？你会亲自去国土所吗？”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不会。”父亲替我回答了，“你会让秘书去问一下，或者让信访办去处理。你不会亲自去，更不会亮出县长的身份。因为我不是你父亲，你犯不着。”
我沉默了。
因为他说得对。
“明远，我不是怪你。”父亲的声音里有了一点温柔，“我知道你是心疼我。但你得记住，当官的人，最怕的就是把公权和私情混在一起。你今天为了我亮出身份，明天就可能为了别人亮出身份。一次两次，你就收不住了。”
“爸，我知道了。”
“真知道了？”
“真知道了。”
“那就好。”父亲停了一下，“那个所长的事，纪委查归查，你别再插手了。”
“好。”
“还有，那个证，让他们按正常程序办，别再催了。”
“好。”
“行了，我挂了。”
“爸——”
“嗯？”
“你晚上吃什么？”
父亲笑了一声。
“面条。”
“又是面条？”
“面条方便。”
“我让秀兰给你送点菜过去。”
“不用，我自己能做。”
“爸……”
“行了行了，你忙你的，我挂了啊。”
电话挂了。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天。
天很蓝，云很白。
但我心里沉甸甸的。
父亲说得对。
我今天做的事，确实是混了。
我把公权和私情混在了一起。
我以为我是在尽孝，但其实我是在用县长的权力，给自己父亲办事。
这和那些以权谋私的人，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区别只是，他们谋的是钱，我谋的是一个章。
但都是谋。
我拿起手机，给刘建军打了个电话。
“老刘，王建国的案子，你们按程序查，我不再过问了。”
刘建军愣了一下。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觉得我不该插手。”
刘建军沉默了一会儿。
“老赵，你是不是想多了？”
“没想多。我爸说得对，公权和私情不能混。”
“你爸是个明白人。”刘建军说，“但你也不用太自责。你父亲被刁难，你作为儿子去问一下，这是人之常情。只要你不干预纪委办案，不替王建国说情，就不算以权谋私。”
“但我亮出了县长的身份。”
“亮出身份怎么了？你是县长，这是事实。你总不能为了避嫌，连自己是谁都不敢承认吧？”
我愣了一下。
“老刘，你这说法跟我爸不一样。”
“你爸是从严要求你，这是好事。但你也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刘建军说，“当官最重要的是守住底线，不是把自己变成圣人。圣人当不了官，当官的也成不了圣人。”
挂了电话，我反复咀嚼着刘建军的话。
守住底线。
不是变成圣人。
我坐回椅子上，看着桌上那堆文件。
然后拿起笔，继续签字。
第七章
十五天后，父亲的证办下来了。
马国良亲自送到我办公室的，用一个牛皮纸信封装着，封口贴得整整齐齐。
“赵县长，赵老先生的证。”他把信封放在桌上，双手垂着，像是递交什么重要文件。
我打开信封，抽出那本不动产证。
红色的封面，烫金的字，翻开，里面印着父亲的名字，盖着鲜红的章。
“辛苦了。”我说。
“不辛苦不辛苦。”马国良连连摆手，“这是应该的。”
我看了他一眼。
他瘦了一些，眼圈有点黑，这段时间估计没睡好。纪委对他的调查还在进行中，虽然还没出结论，但压力已经很明显了。
“马镇长。”我叫住他。
他转过身。
“你们镇那个国土所，现在谁负责？”
“暂时由副所长代理，我正在物色新的所长人选。”
“新的人选，你要把好关。”
“一定一定。”马国良说，“我这次一定亲自把关，绝不能再出王建国那种事。”
“不只是把关的问题。”我说，“你得想想，王建国为什么能在你眼皮子底下干六年坏事？是制度的问题，还是监管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马国良愣了一下。
“都有。”他老老实实地说。
“那就都改。”
“是，是。”
马国良走了之后，我把那本不动产证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红色的封面，烫金的字。
父亲跑了八趟，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我拿起手机，给父亲打电话。
“爸，证办下来了。”
“办下来了？”
“嗯，马镇长刚送到我办公室。”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那就好。”父亲说。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我听出那平静下面有一点什么东西。
不是高兴。
是释然。
像是完成了一件拖了很久的事，终于可以放下了。
“我下班给你送过去。”
“不用，我自己去拿。”
“我送过去，顺便看看你。”
“那你来的时候买点面条。”父亲说，“家里的面条吃完了。”
“又吃面条？”
“面条方便。”
我叹了口气。
“爸，你能不能吃点别的？”
“面条挺好的。”
“行吧，我买面条。”
下班后，我去超市买了两把面条，又买了一些菜和肉，开车去了父亲家。
上楼敲门，父亲开了门。
他今天穿了一件新衬衫，头发也理过了，看起来精神了一些。
“证呢？”他问。
我把信封递给他。
他接过去，走到茶几前，坐下来，打开信封，抽出那本证。
他翻开，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看着那个鲜红的章。
他看了很久。
“八个章。”他说。
“嗯？”
“这本证上，有八个章。”他把证翻过来给我看，“社区一个，街道一个，房管一个，国土一个，税务一个，规划一个，城建一个，最后是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一个。”
我看着那些章。
红的，圆的，大大小小，盖在不同的方框里。
“你跑了八趟，就是为了最后一个章。”我说。
“嗯。”父亲把证合上，“现在齐了。”
他把证放在茶几上，站起来。
“我去煮面条。”
“爸，我买了菜和肉，可以做点别的。”
“面条快。”他已经走进了厨房。
我坐在客厅里，听着厨房里传来的声音——开水龙头的声音，燃气灶点火的声音，锅里的水烧开的声音。
我看着茶几上那本不动产证。
红色的封面，在灯光下泛着光。
父亲端了两碗面出来，放在茶几上。
清汤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几片青菜叶子。
“吃吧。”他说。
我拿起筷子。
面条很软，汤很清，荷包蛋煎得刚好，蛋黄还是溏心的。
我吃着面，父亲坐在对面，也吃着面。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吃面的声音。
“爸。”我放下筷子。
“嗯？”
“你说得对。”
“什么说得对？”
“那天你说，我把公权和私情混了。我想了很久，你说得对。”
父亲也放下筷子，看着我。
“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那以后怎么做？”
“守住底线。”
父亲点了点头。
“能守住吗？”
“能。”
他又点了点头，重新拿起筷子。
“吃面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继续吃面。
吃到一半，父亲突然开口。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吃面条吗？”
我抬起头。
“不是因为方便。”他说。
“那是因为什么？”
他看着碗里的面条，沉默了一会儿。
“你妈走之前那段时间，什么都吃不下。有一天突然说想吃面条，我给她煮了一碗。她吃了半碗，说好吃。那是她最后一顿正经饭。”
我攥着筷子的手紧了紧。
“后来她走了，我就一直吃面条。”父亲的声音很轻，“每次吃面条，就想起她说的那句‘好吃’。”
我看着父亲。
他低着头，看着碗里的面条。
灯光照在他的白头发上，照在他瘦削的肩膀上。
“爸。”我叫他。
他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没事。”他说，“吃面吧。”
我低下头，继续吃面。
面条已经有点凉了，坨在一起，但我一口一口地吃完了。
吃完面，父亲收拾碗筷去厨房洗。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
电视里正在播新闻，说什么地方又建了一座大桥，什么地方又通了一条高铁。
父亲洗好碗出来，坐回椅子上。
“那个所长，怎么样了？”他问。
“纪委还在查，问题不少，估计要移送司法机关。”
父亲点了点头。
“那个镇长呢？”
“也在查，可能要给处分。”
父亲又点了点头。
“你觉得这样处理，合适吗？”他问。
“合适。”
“为什么合适？”
“因为他们做错了事，就该承担责任。”
父亲看着我。
“如果他们没做错事呢？”
“什么意思？”
“如果王建国没有吃拿卡要，没有乱收费，只是刁难了你父亲，你还会查他吗？”
我愣住了。
“如果他只是按规定办事，只是严格了一点，只是让你多跑了几趟，你还会查他吗？”
我张了张嘴。
“不会。”我老实回答。
“为什么不会？”
“因为严格按规定办事，不算错。”
“那让你多跑几趟，也不算错？”
“不算。”
父亲点了点头。
“所以，你查他，不是因为他刁难了我，是因为他犯了法。”父亲说，“你推动纪委查他，不是公报私仇，是依法办事。这个区别，你要分清楚。”
“我分清楚了。”
“那就好。”父亲站起来，“天不早了，你回去吧。”
我也站起来。
走到门口，我回过头。
“爸。”
“嗯？”
“你那句话，我想明白了。”
“哪句？”
“当官最重要的是记住自己是谁。”
父亲看着我。
“你是谁？”
“我是赵明远。”
“还有呢？”
“我是县长。”
“还有呢？”
“我是你儿子。”
父亲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要笑，又没笑出来。
“这三个，哪个最重要？”
我想了想。
“都重要。”
“如果只能选一个呢？”
我沉默了。
父亲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选不出来吧？”他说。
“选不出来。”
“选不出来就对了。”父亲说，“当官的人，最难的就是在这三个身份之间找到平衡。你不能只当县长，忘了自己是赵明远。你也不能只当赵明远，忘了自己是县长。你更不能忘了，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父亲。”
他停了一下。
“这三个身份，少一个，你就不完整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父亲。
他站在客厅里，灯光从头顶照下来，把他整个人都照亮了。
“回去吧。”他说，“路上慢点开车。”
“好。”
我转身下楼。
走到二楼拐角，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父亲还站在门口，看着我。
“爸，进去吧。”
“你先走。”
我继续往下走。
走出楼道，夜风吹在脸上，凉凉的。
我抬头看了一眼三楼那扇窗户。
灯还亮着。
父亲还没睡。
我上了车，发动引擎。
手机响了。
是妻子。
“你什么时候回来？”
“在路上。”
“爸的证拿到了？”
“拿到了。”
“那就好。”妻子停了一下，“你声音怎么有点哑？”
“没事，可能有点感冒。”
“回来我给你冲杯姜茶。”
“好。”
挂了电话，我开车出了小区。
街道两边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一盏一盏地往后退。
我开着车，脑子里想着父亲的话。
三个身份。
县长。
赵明远。
儿子。
哪个最重要？
选不出来。
但我知道，今天，这三个身份，我第一次同时做到了。
我帮父亲拿到了证。
我没有滥用权力。
我记住了自己是谁。
车子拐进我家小区，我停好车，上了楼。
妻子开了门，手里端着一杯姜茶。
“趁热喝。”她说。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
姜的辣味冲进嗓子眼，辣得我眼睛有点湿。
“怎么了？”妻子看着我。
“没事。”我擦了擦眼睛，“姜太辣了。”
妻子笑了一下。
“进去吧，孩子等着你检查作业呢。”
我走进客厅。
儿子坐在书桌前，正在写作业。
看到我进来，他抬起头。
“爸，这道题我不会。”
我走过去，弯腰看他的作业本。
是一道数学题。
“我看看。”
我拿起笔，在草稿纸上给他演算。
儿子在旁边看着。
“懂了吗？”
“懂了。”
我摸了摸他的头。
“继续写吧。”
我直起腰，走到阳台上。
窗外是县城的夜景，万家灯火，星星点点。
我拿出手机，翻到父亲的号码。
想打，又放下了。
他应该已经睡了。
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九点半关灯。
日子过得像钟表一样准。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看着远处的灯火。
那些灯火里，有一盏是父亲家的。
三楼那扇窗户。
灯还亮着吗？
应该是关了。
他该睡了。
我转身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
妻子端了一杯茶过来，坐在我旁边。
“爸的证拿到了，你是不是松了口气？”
“嗯。”
“以后别跟爸犟了，他说什么你就听着。”
“我没犟。”
“你犟了。”妻子笑着，“你们父子俩一个脾气，都倔。”
我没说话。
妻子靠在我肩膀上。
“爸一个人住，我真不放心。”她说。
“我也不放心。”
“那怎么办？”
“慢慢劝吧。”
妻子点了点头。
电视里正在播天气预报，明天晴天，气温二十到三十度。
是个好天气。
我拿起手机，给父亲发了条微信。
“爸，明天天气好，出去走走。”
过了一会儿，手机亮了。
父亲回了一个字。
“好。”
我看着那个字，笑了。
就一个字。
但我知道，他收到了。
他也知道了。
他知道我惦记着他。
就像他惦记着我一样。
“你担心我，我担心你，这不就是一家人吗？”
是啊。
这就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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