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荔枝锐评）
转自：荔枝锐评
近日，媒体报道大学生赛事乱象，披露竞赛作弊抄袭、奖项兜售，甚至滋生出“代写”“保奖”等灰产服务。更令人痛心的是，事件反映出一些学生也不再真正关心比赛本身，而是先计算“这个奖能加几分”“对综测有没有用”“能不能写进简历”。
若责怪“大学生太功利”“年轻人太爱卷”显然有失偏颇。在竞赛奖项不断与保研加分、奖学金评定、评优评先、就业简历等切身利益高度绑定的当下，身处其中的青年，仿佛并没有更多的选择。学生并非不想从容成长，而是在不确定的未来面前，被迫不断证明自己。
这样的评价机制，也与高校的激烈竞争环境有关。学校要面对评估、排名、招生、资源分配等多重考核，压力又被层层传导到教学一线。竞赛奖项更容易统计、展示和宣传，也就成了格外“好用”的办学成果。
值得深思的是，“竞赛奖项”曾被视为回应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一种替代路径。竞赛的初心，本是鼓励学生走出课堂、面向真实问题，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高校推动“破五唯”，原本也是希望评价体系更全面、更人本。可为何走着走着，又陷入了另一个“唯竞赛”“唯指标”“唯数据”的怪圈？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部分教育从业者仍然没有摆脱绩效主义，还在依赖量化和排名，来展示教学质量和教学成果。这样的逻辑下，即使不看论文，也会看别的数量；即使不看传统奖项，也会看竞赛获奖。换指标而不变逻辑的“换汤不换药”，仍会源源不断制造新的“唯”和下一个“竞赛热”。
韦伯的“工具理性”可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理论视角：在资源稀缺的约束下，学校和师生自然会把大学教育过程，拆解为一套可计算的策略——高校卷评估，教师卷项目，学生卷绩点、证书、项目、竞赛。高等教育在参与者眼中已不只是学习和探索，更成为了通向机会的工具，从而让教育价值被压缩、兑换价值被放大。本应服务教育的评价工具，却反过来绑架了教育。
因此，治理大学生“卷”竞赛，呼吁的是教育评价更深层的改革：我们承认量化指标在大规模公平选拔中的必要性、合理性，同时更应限制它的支配性。竞赛奖项可以作为参考，但不应成为决定命运的关键砝码；评价学生可以看结果，但必须补充过程审核；团队竞赛可以看证书，但更要核验个人贡献；高校可以统计成果，但不能把成果数量等同于培养质量。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为教育评价重新找回“价值理性”。大学培养的目标，不只是让学生在规则中获得更高分数和更多证书，而是让他们形成专业能力、公共精神、判断力和创造力。工具理性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但不能替我们回答“成为什么样的人”。一旦手段取代目的，竞赛越热闹，教育反而可能越空心化。
作者：熊健豪 北京大学
编辑：王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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