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知名经济学家高善文于2026年7月7日因病逝世，享年55岁。
以下为高善文博士所作四篇文章，来源为高善文博士个人专著《经济运行的逻辑》与《经济运行的真相》后记，以兹纪念。
【之一】
时光的刻痕
40年以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掀开了中国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推动中国向着民富国强的目标大步前行，在规模和深度上创造了人类历史崭新的奇迹。作为在改革开放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有幸目睹、见证并深深受益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
一、生产队的记忆
夜已经很深了，屋外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落了院里树上残存的几片树叶。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更增添了夜的静谧。
母亲从织布机上走下来，伸了个懒腰，吹灭窗台上的油灯，打算休息。
这时，院门处传来几声轻响，伴着低声的呼叫：“睡了吗？我想借你们家点东西，有急用。”
母亲侧耳静听，分辨出是邻居家要借东西。“这深更半夜的，要借什么呢？难不成家里孩子病了？可我们家也不是药铺子呀？”母亲心里琢磨着，一边起身去开门。
一进院门，邻居低声而急促地说：“今天晚上生产队要组织挨家挨户搜家，检查是否有私藏队里棉花的情况，你们要小心呀。”说完，他转身出门，又去通知别的邻居了。
原来，这段时间生产队里组织采摘棉花，但许多棉苞还没有绽开。由于寒冬将至，气温很低，棉花早已停止生长，只好将棉苞整个摘下，然后分给每家每户。
每户的任务是，用手把棉苞剥开，把其中带籽的棉花扒出来，再全部上交给生产队。
由于缺吃少穿，一些人会私藏扒出来的棉苞，其中的棉籽可以用来榨油，棉花可以自己纺线、织布，做成衣服穿。
为了打击这种行为，生产队的做法是深夜组织突袭搜家。
邻居走后，母亲睡意全无，重新点亮油灯，坐在织布机上，一边织布，一边等待，一边想着家里的生计。
果然，到了后半夜，村里的狗叫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紧接着，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着咳嗽声和偶尔的低声交谈。没多久，院门处传来“咚咚咚”的声响，像擂鼓一样。
院门刚开，马上涌进来一群壮汉。这些人二话不说，拿着手电筒，就着月光，开始翻箱倒柜地检查，家里的面缸、麦瓮、衣柜、藤筐、被子里都一一查到，有的甚至要下到地窖里看一看。
正在熟睡的我被吓醒，裹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这一切。那时的我，只是一个5岁左右、刚开始模糊记事的小童。
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方农村一个普通的冬天的夜晚。也许后来的中央领导这时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但童年的我只模糊地记得，广播里到处在宣传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父母却在愁眉紧锁地盘算着日常的生计：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孩子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家里的存粮，到来年开春就支撑不下去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孩子们吃什么呢？
多年以来，围绕计划经济的争论时而沉渣浮起，但这段童年的经历始终告诉我，至少在摘棉花这件事情上，计划经济是不靠谱的。
二、北大往事
1988年的北京大学，刚刚在这年5月4日的时候隆重纪念了建校90周年。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北大师生总是对现实政治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并常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来自诩。
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北大，开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园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北大校园，多少还散落着一些校庆的气氛，《精神的魅力》作为杰出校友纪念校庆的一本文集，几乎是人手一本。
但一进北大，给我冲击最大的并非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北大像个自由市场。
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沙龙和聚会上，社会名流纷纷登场，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断演讲人，提问交流。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阶梯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两边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手里都拿着笔记本。演讲者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眉飞色舞，不时用力地挥动双手，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讲到精彩处，教室里自发地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偶尔有学生起身提问诘难，观点犀利，见人所未见，周围的人则会报以钦佩的眼神和热烈的鼓掌，连演讲者也会连连赞叹“好问题、好问题”。
当时在北大校园里传播、争论并相互激荡的许多新思想其实是舶来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学者的学术思考。
对刚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许多人而言，对刚在高中阶段被灌输了不少形态意识教条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好比在一所长期不通风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窗户，新鲜的空气涌进来，终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得感觉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
高中的政治课，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以为利刃在手，应有尽有，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虚伪和欺骗，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真实面目。
但是，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我似乎毫无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时的我看来，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扎实的经验证据、深刻的思辨拷问，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非常有说服力。这使我开始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
高考前夕，我曾经在报考北大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环境宽松，便选择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我有两大雅好：一是喜欢凑热闹（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二是好为人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
进入北大不久，就发现这所学校的气质与我十分契合，两大雅好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深感当时报志愿的选择是正确的。
尽管当时在北大，各类思想宣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但大多数演讲和争论还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展开的，这也是当时报纸和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1978年，北大学生冲出校园，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在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些往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尽管高中阶段曾经着迷于物理学，进入北大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进入北大不久我就认识到，经济学可真不错，热闹时髦，从之者众；又可以冒充国师，指点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
我找到一位北大经济学院的学长寻求帮助。他给了我几本书，并开列了一个书单，还嘱咐了一些要点。实际上，他的书单主要是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书目。他嘱咐的要点是，书中有感兴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阅和钻研一下相关英文文献。
当时，在大多数中国大学的经济专业，《资本论》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经济学是作为思想史用来批判的，但北大已经引入美国原版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
几年以后，我进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三、“葵花宝典”
1992年春节过后，从南方回校的同学开始提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消息，但细节很模糊，我们也是将信将疑，甚至担心这又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和谣言。
大约五六月的时候，系里突然通知召开全体大会，传达重要讲话。大家多少能够猜到要传达的内容，纷纷赶往指定的会场。屋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大家都不说话，屏声静气，等待会议开始。往常的会议之前大家多少会相互打招呼、交头接耳，会前总是一片嗡嗡的声音，但这次的气氛显然不同。
系里的领导开始宣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要点，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当读到邓小平同志说，“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向窗外望去，视野中一片模糊，情不自禁的泪水早已浸透了双眼。
之后，许多同学都去了深圳。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厉以宁教授担任学院掌门人。由于他长期倡导股份制改革，并带领几位研究生学长牵头起草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再加上当时股票市场在初创阶段，交易活跃，波动巨大，投机成风，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都很关心股票市场的情况。
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铺熟睡，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听到下铺兄弟声如洪钟般的断喝：“写得好呀！”
我心中一惊，深更半夜的，这家伙大呼小叫，是个什么情况？
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探头向床下望去，见他正在挑灯夜读。刚才他读到精彩处，心生共鸣，情不自禁，不由得一掌击在墙上，大声喝彩。原来，那声巨响，是他演习“降龙十八掌”产生的。
我寻迹望去，在书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葵花宝典”。
我凛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这等奇书？这可要借过来好好研读一番，实在不行就“巧取豪夺”。
我眯起双眼，瞧个仔细。书的题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来刚才是看花了眼。
20多年过去了。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迄今已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声名远播。
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折服于其简洁、精巧、深刻的经济思想，以致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却仍然是深山探宝，空手而归。
四、上海滩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宫墙外，玉兰花已经凋谢；昆玉河畔，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在春风中摇曳起舞。
夜晚时分，华灯初上，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宏，庄严大气。
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
这是2003年的暮春，“非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
另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薪水优厚一些，还有一些成长空间。
麻烦在于，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容易预测。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读研究生。
这时，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
此前，我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从事公文运转，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去证券公司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心中难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锐地指出，我已经三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然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总之，他痛陈留学之非，极言在国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苏秦重生，张仪再世。
就这样，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也颇有疑虑，但几个月后，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去了上海。
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由于无人承租，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每天中午时分，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又飞快地溜走了。
这一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有同事含着泪说，基层营业部的员工，一个月800元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在居民楼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缭绕，已经是凌晨两三点，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开始吐着烟圈，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好友大手一挥说，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差不多500万元，几年以后，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000万元以上。到那时候，大家的个人年收入，将足以睥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
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再说，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几年以后，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
五、江湖之远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银行（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的解读，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做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非要去搞投机生意，再说，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又高大上，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在上海期间，有次打电话给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自我介绍后，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还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我站起身来，刚说明身份，就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当时的状况：2003年，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
2018年5月31日上午，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连过道和后排都站着许多人，听众十分安静，神情投入而专注。
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观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随口议论，有些言辞颇为尖锐，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速度是以分钟来计量的。
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演讲的内容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指名道姓、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
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与15年前相比，判若云泥。
一些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旁敲侧击地询问：目前有没有压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班有人跟随陪同吗？还能够自由活动吗？
实际上，这次演讲的题目倒是事前经过仔细斟酌和精心选择的，用的是故宫保和殿后边的匾额“允执厥中”，想借此表达的意思是政策要做好搭配平衡，财政、货币、监管等各司其职，协调有序，不要单兵突进，不要走极端。由于“允执厥中”这个词语出自《尚书》，艰涩难解，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后来听人说，这场成都演讲似乎确实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并引发了一些官员的巨大愤怒。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星期以后，其他一些学者和退任官员开始加入公开批评当前政策的行列，成都的演讲开始显得不那么突兀和孤单了。
6月下旬以后，金融市场的许多领域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压力，我在成都担心的一些情况也开始显现。
7月中下旬，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全面调整和修正，此前的批评和争论基本平息下来。
差不多1000年以前，范仲淹勉励士大夫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证券公司的研究人员从事的是商业工作，以赚钱为己任，处于江湖之远；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追求，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庙堂之忧。
像在美国发生的那样，证券公司研究人员的经济分析和市场解读，也许正在成为中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过程中，值得参考的意见和想法。这一相对于15年前的显著变化，生动地折射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中国资本市场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40年以前，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掉转了中国历史巨轮的航向，由此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这一伟大转折必将彪炳史册。作为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一粒尘埃，我的经历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它像一滴水珠一样，能够折射出太阳般耀眼璀璨的光芒。
（文章来源：《经济运行的真相》后记）
【之二】
高中生活二三事
一、去远方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家里穷，常有衣食之忧。由于交通闭塞，对外面的世界很憧憬，却没有机会去看一看。最远距离的冒险是去大约四公里之外的邻村，去赶一年一次的集市。
尽管山路崎岖，仍然乐此不疲，觉得集市上人潮涌动，唱戏的、耍杂技的、卖小吃的……各类手工艺人，十分热闹，还经常担心会迷路，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县城只存在于传说中，如果哪个小伙伴有机会去趟县城，那可够吹嘘炫耀上好几个星期的。
上初中以后开始增长见识。有一次，一个小伙伴略带神秘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中国有三所最好的学校，分别是北大、清华和临汾一中。后者是通向前两者的桥梁。”他这样说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我听了以后觉得十分新鲜，临汾，那可是比我们县城大好多的大城市，有机会一定要去见识一下。
中考以后，我收到了临汾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兴奋得彻夜难眠，把通知书压在枕头底下，半夜起来翻看摩挲好几回，只担心这一切不是真的。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失眠。三年以后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反而很平静，远没有当时那么激动。
去临汾上学，对14岁的我来说，是能够想象到的最远、最激动人心的冒险。从县城乘车出发，眼前似乎是永远也走不完的长路，宽阔而平坦，身边是一张张完全陌生的面孔，我与他们天南海北地神聊。这与我以前的经历完全不同，我们村里的土路一个坡连着一个坡，无尽的土坡从县城一路延伸到家。见到的人彼此基本都很熟悉，其祖上几代的事情都算是略知一二。
车在河谷中全速前行，两边的群山纷纷倒退；风吹到脸上，扑面而来一股汽油味，一切都很新鲜。
黄昏时分，终于到了临汾，下车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晕。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第一次从颠簸好几个小时的长途车上下来，感觉两腿酸软，地也不平，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抬眼望去，则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楼群，以及浩浩荡荡的人流、车流，行人、骑车的人、开车的人……川流不息，又秩序井然。马路被栏杆分开，一侧的人都朝一个方向前行，与我小时候在集市上看到的完全不同。
没过多久，路灯开始点亮，把城市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路过一家饭馆，透过高大透亮的玻璃窗，我看见里面的客人围着一张张桌子坐定，服务员来回奔忙，桌上是热气升腾的餐食，有又白又暄的包子，有尾巴似乎还在摆动的清蒸鱼，这可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鱼，不由多看了几眼，摸了摸饥肠辘辘的肚子，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干烙饼开始啃起来，心里想着大城市的生活可真好。
就这样，我的高中生活开始了。
二、沐浴
高中第一节语文课学的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代课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北京来的知青，英姿飒爽、清秀干练，讲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像玉石碰撞的声音一样，偶尔带着儿化音，可真好听。
她声情并茂地讲述荷塘朦胧的美景、作者细腻的感受，以及通感、移步换景等技巧，听得我如痴如醉，心想，这与我们农村的语文老师可太不一样了。以前我们老师讲语文，主要就是带领大家把课文完整地朗读一遍。评价一个语文老师水平的高低，主要看他是否念了错别字，以及读得是否通顺，我从来没想过语文课还可以这么讲。
文章中有个段落，是作者用来形容月光下荷花的美丽，用了许多比拟手法。讲到这里，语文老师略带神秘地说，这段话原文中还有一句，是说荷花像“刚出浴的美人”，考虑到少儿不宜，所以课本里给删除了。
我平生读书，最好奇的就是“此处略去三百字”的部分，中年以后还尝试将所读书中的删节如数补齐。语文老师这句随口讲解立即激起我巨大的好奇心，决心探寻一番。
第一个困难是，我不明白什么是“出浴”。字典上说“浴”是指“沐浴”，可什么是“沐浴”呢？我茫然地想了半天，很难理解。“沐”字是三点水带着“木”，看来和树有关系。“浴”字是三点水带着“谷”字，看来和谷物有关系。那么“沐浴”这个词应该与植物有关系，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进一步查找，看到一个通俗的解释，说“沐浴”就是“淋浴”，或“洗澡”。可什么是“洗澡”呢？我还是一头雾水。要知道，在上高中之前，我从来没有洗过澡，也没见过别人洗澡。在我的记忆中，周围的人是从来不洗澡的。
几个星期以后，同伴相邀，第一次去了学校的澡堂。进去之前我还不太明白这是要去干什么。一进澡堂，只见水雾升腾之中，一个个同伴走来走去，赤裸相见，一丝不挂。我大为震惊，不知所措，呆立在原地，心中暗想，都说城里人很文明，怎么可以这样在别人面前裸露自己呢？难道不感到害羞吗？
就这样，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沐浴”，尽管仍然没有弄清楚这和树有什么关系。
上了大学以后，有机会读到与西方美术史相关的著作，终于可以直观地想象出什么是“刚出浴的美人”，心中仍然疑窦不少：朱先生当时年轻力壮，夜晚漫步荷塘，妻子在屋里哄孩子睡觉，他却对着荷花神游物外，想入非非，其可乎？
三、火人
高中上英语课，老师有时点名让学生朗读句子，并现场翻译为中文。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一个原因是我不会说普通话，家里也没人讲普通话。那时没有电视，想学普通话也无从学起。而且，村里的人都以学说普通话为耻，认为这是忘本之举。所以到高中的时候初学普通话，南腔北调，被人嘲笑，是容易想象得到的。
更重要的是，我的英语基础太差。我初中的英语老师是一位民办教员，一边耕田，一边教书。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以后，他已经难以胜任下一步的教学要求，无法读准许多音标，不是十分明白进阶后的语法区分，再加上家里的农活繁重，他的教学方式就变为带领我们读课文，磕磕巴巴地读一遍，这篇课文就算过去了。所以，许多单词和音标，我既不认识，也不会读，更不明白复杂一些的语法，对英语历来望而生畏。
可是人总是怕什么来什么，我终于躲不掉、逃不过，被抽到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段英文是关于消防员救火的，但当时我还不知道“消防员”这个词语。读完英文后开始翻译，翻译到“fireman”这个单词的时候，我开始卡壳，不知道中文该怎么说，情急之下灵机一动，大声说这是“火人”，全班哄堂大笑。
老师笑着问，那么“火人”开的车是什么呢？我硬着头皮说，那应该就是“火车”。
高考结束以后，我长出一口气，心里说，这辈子，我终于再也不用学英语了。后来到了大学才明白，痛苦和折磨才刚刚开始。
四、喝酒与无线电
我们那时的高考是先报志愿后考试，要通过估量自己的水平来选择学校。
大学招生资料发下来，看着一行又一行高大上的专业名字，我一片茫然，不知道这些专业都是干什么的。同伴严肃地告诉我，选专业比结婚还重要。结了婚还可以离婚，重新选择；选了专业，这辈子就陷进去了。我听完以后猛然一惊，心中深以为然。
当时有个专业叫“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还好理解，不就是拿在手里，快速加减乘除的机器嘛，可什么叫“软件”呢？我想破脑袋也无法明白。于是我去请教一位熟悉的老师。
那位老师嘿嘿一笑，认真地说：“有个像电视一样的机器，下面连着一个面板，板上花花绿绿有好多字母。一敲字母，屏幕上的东西就不停地滚动，就像火车站售票柜台后面那些东西一样，这就是软件。”我听完以后觉得十分高深，也不明白这个专业有什么用，心想这门专业就算了吧。
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两个人各拿一台机器，相互之间不连线，不管相隔多远，两个人都可以相互说话，别人还听不见。这就是无线电。这下我立即明白了，觉得这个专业有意思，又实用。
就这样，我考上了北大无线电系。
紧张的高考期间，我受邀到这位老师家吃午饭。他热情地准备了不少饭菜，还备了啤酒。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啤酒。
他亲切地介绍说，啤酒和水差不多，是一种解渴的饮料，可以随便喝。他还说他们上大学那个时候，都是用洗脸盆把啤酒打回宿舍喝的。席间，他不停地劝我吃菜、劝我喝酒。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喝啤酒，也是第一次喝酒，更是头一次知道我对酒精严重过敏。
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半瓶啤酒就足以让我昏昏睡去，一瓶啤酒则会导致严重的呕吐，这一问题迄今无法解决。
就这样，我第一次喝了这么多的啤酒后，只觉得昏昏沉沉、头重脚轻、双颊发烫、胃里恶心，脚步虚浮地走进考场。抬眼望去，见到黑板飘来飘去，看任何东西都有重影。
这是一场化学考试。1988年的高考化学试题特别难，据说是要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送题目。打开试卷没几分钟，我就感觉脊背发凉，心里想这下全完蛋了。我拼命地想冷静下来，整理一下思绪，但脑袋就是不听使唤，东一块、西一块地飘着许多东西，就是拢不起来，再也没有往日考试时的淡定和镇静。
从那以后，一看到啤酒，我就想到高考、想到化学，就感到后背凉飕飕的……
30年过去了，回望青春，我在临汾一中收获了许多。高中生活的酸甜苦辣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为生命中抹不掉的思念和回味，是为记。
（文章来源：《经济运行的真相》后记）
【之三】
回忆父亲
在本书准备期间，父亲患病去世。当日我正在旅途之中，随后写下了这篇回忆文字。本书杀青之际，谨以收录，是为长久的纪念。
2012年9月8日清晨7时50分许，我正在西藏林芝地区静谧的尼洋河谷中乘车行进，手间突然传来急促的电话声。太原的大哥在电话里平静而简短地告诉我，由于心力衰竭，父亲在几分钟前辞别人世。放下电话，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许久以后，尘封的往事开始慢慢苏醒，记忆的河流在心间流淌……
父亲于1936年岁末出生于山西南部山村，其时“西安事变”初起，华北局面山雨欲来，小村虽然地处偏僻，但此后时局变乱，亦无法自外。
父亲六岁时山西境内抗日战局拉锯方酣，日军为图报复，某日在村内纵火劫掠，家中祖宅尽数焚毁，此后多年父亲随先祖父母迁徙无定，常寄身废窑以避风雨。
父亲幼敏而好学，然而家中常无隔宿之粮，又逢兵荒马乱之年，需要徒步数十公里山路，至曲沃县城才有机会读书。但由于父亲央求，先祖父多方告贷筹措，资助他时断时续，以竟学业。
每至家中借贷无门之时，父亲则辍学回乡，但仍然手不释卷，吟诵不绝。若时值年丰，则鸡鸣即起，挑粮进城，以筹学资。若逢严冬，积雪及膝，天寒路远，衣单人瘦，偶有野兽，出没山间，当时求学之苦，真是一言难尽。多年以后，父亲与我们闲叙，仍然常常念及当日的艰难。
建国以后，乱局初定，父亲的学业逐步转入正轨。其后数年，父亲经过考试选拔，终于有机会在省城太原进修，并学有所成。这期间为维持生计，他白天静坐课堂求学，夜晚远赴工地劳作，疲累困顿，个中辛苦，不足为外人道。
毕业以后，他即执教鞭于乡村，为学生传道授业，前后逾四十年，育人无数，桃李无言。这期间经历诸多政治运动，时运蹉跎，偶有起伏，但父亲始终以教书为要，不慕荣利，晏然自足，终老不悔。
父亲性情宽厚，乐善好施，急人所难，以贤名闻于乡邻。我等幼时，年末岁尾，天寒风冷，落雪无声，目睹父亲在屋中设火架炉，洗笔磨砚，为乡邻书写对联，自旦达昏，曾不稍歇。虽终至于头昏眼花、臂腕酸软，而未有愠辞。父亲在乡邻同侪中游历颇多，好清谈，颇多交游。闲暇之时，他常备齐烟茶，招呼左右，品茗夜话，海阔天空，议题极广。我等幼时，常列坐其次，因此增长了不少见识。
父亲育我等姊弟共六人。我等幼年成长之际，时艰岁荒，饥寒常迫，生计艰难，父亲为之备受煎熬。其后我等多年读书，开支浩繁；父亲薪俸微薄，常年入不敷出，被迫节衣缩食，四处举债。父亲多年抽烟，瘾深难除，困难之时，常寻劣质烟叶，碎纸包卷，以应急需。
十余年前，我寄身东京数年，期间归国公干，行程紧凑，只能转赴太原，做一日之停留。其时父亲在老家发烧卧床，闻讯即扶病北上，车马劳顿，抵并之时病况恶化，需要紧急救治。与父亲见面之时，相顾无言，涕泪千行。及我动身作别时，父亲泣不成声，只是口中默念“你走吧，你走吧”，想来心中情感万千，无以言表。
父亲六十岁后退休闲居，此时我等姊弟均已成年，家境转好，足以侍奉父母安养天年。退休后父亲常与母亲出游，踪迹远达浙江、福建、海南、四川等地，游目山水秀色，快意人文景观，其乐陶陶。中间常赴太原过冬，偶抵北京小住，曾游北海以赏秋月，临香山以观落日，登长城以望漠北，含饴弄孙，欣然自足。
岁月飞驰，时光荏苒，忽忽之间，父亲已垂垂老矣。去岁春暮，父亲罹病，来京求医一年有余，期间多方问诊，化疗、放射，以至于靶向药、伽马刀，均有尝试，曾短暂见效，但到今年早春，疾病复发，呈现失去控制之势。虽然后来反复尝试各种手段，但终无成效，于端午节后，转赴太原静养，自此每况愈下，病势日沉。
父亲临终遗愿，希望能够遵从家乡习俗，入土归葬。遥想来日，能够长久陪伴父亲的，只有坟前的一掊黄土，几株衰草，念之不由黯然神伤……
（文章来源：《经济运行的逻辑》后记）
【之四】
送别母亲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悲伤的心情送别我的母亲，共同缅怀她勤劳节俭的一生，铭记她为养育我们姐弟六人而付出的艰辛和牺牲，感恩她用自己的善良和热情温暖了身边的每一个人，祝愿她在天堂之上与父亲顺利会合，希望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用慈爱的目光和无私的关切继续庇佑、照耀和鼓舞着我们平凡的生活。
母亲1935年5月18日出生于本村，2024年2月5日夜病逝于太原，享年89岁。她的少年时期正值山河破败、兵荒马乱的岁月，经常过着家无余粮、朝不保夕的生活，只受过很短时间的教育。可许多同龄的人都知道，母亲实际上在读书方面具有惊人的天分，她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六十岁以后仍然能够流利地长篇背诵一些诗词名篇，令我们自愧不如。她热爱绘画，自学成才，闲暇之余偶尔手绘的花鸟虫鱼惟妙惟肖，令我们叹为观止。时代埋没了她的才华。
母亲19岁时嫁给父亲，当时父亲先是在外读书，后来奔波工作，常年不在家中。母亲在后院拥挤狭小的房间中操持家务，接应邻里，还要常年在田间地头劳作，十分辛苦。父亲在太原读书时，曾经财源枯竭，面临辍学，母亲闻讯后十分焦急，多方告贷，并力劝外祖父变卖部分家产，以资父亲的学业。
小村地处黄土高原的厚坡，饮水十分困难，取水深井常深逾百米。母亲汲水期间曾经失手将水桶掉落，万般无奈之下，手攀井绳，下探井底取回，观者皆愕然其胆量和勇气非常人可及。
母亲热爱生活，勤于农事，面对困苦毫无怨言。七十多岁以后，她曾经告诉我，春天的时候，在田地里看到绿油油的麦苗；秋天的时候，在野外看到累累的硕果，心里说不出的舒坦；整天枯坐在家里，心里空荡荡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勤劳、闲不住的人。
由于后院的居住极其拥挤，母亲反复思筹，多日难以入眠，毅然决定东拼西凑，置换借债，另外购置院落。1969年，母亲带着大姐和大哥终于搬入前院，之后又生育了我们余下的兄弟四人。
随着家中人丁的迅速增长，生活更为拮据困难。那时候，每到初冬，田中农事已毕，母亲就要夜以继日地手摇纺车，纺棉成线，要在织布机上织线成布，随后酱染捶打，为我们缝制冬衣，以备严寒；每到年关，又要在缝纫机上忙个不停，为我们准备过年的新衣，还要洒扫庭除，把屋里的每个角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更要购菜买肉，擀面剁馅，一直要忙碌到年三十的深夜。
到了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家中存粮告罄，田里夏粮未熟，就到了最发愁的时候，经常要东挪西借，偶尔野菜充食。尽管生活如此困苦，母亲仍然节衣缩食，支持我们去读书求学。她始终朴素地认为，只有读好书，才能有出息。
1985年，我去临汾读书，第一次出远门，母亲含着泪，依依不舍地送到村口，一再嘱咐我专心读书，照顾好自己，不要惦记家里。我作别许久以后，回过头去，母亲仍然站在那里，时而踮起脚尖，朝着我的方向挥手，只见清晨的风，吹动着她的衣角，只见初升的朝阳，把她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
沿着路转过弯去，终于看不到母亲的身影，只有清凉的风，在我的耳畔呜咽，只有脚下的长路，一直伸向无尽的远方。
1995年我研究生毕业不久，父亲退休，家里经济境况逐步好转，翻修了有130多年历史的破旧的老屋，添置了彩电和冰柜，还安装了空调，母亲终于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但他和父亲仍然劳作不辍，还费心地种了小米。他们夏天去田里除草间苗，秋天去驱赶麻雀，说收获之后要寄给我们，用家乡的味道调剂一下城市的生活。
村里的戏台和办公房舍曾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闻言村里打算筹资另建，母亲十分热心，逐个打电话催促我们姐弟量力捐助，以此筹集到相当的费用。随后多年，她都定期捐助村里的戏剧下乡等公益活动。
乡土社会，家庭矛盾、邻里纠纷主要依靠德高的长者和热心的乡邻调解说和，母亲颇善言辞，持论公允，常常参与这类排忧解难的活动，还喜欢提亲说媒，成人好事，自得之余，也因此受到许多乡邻的敬重。
进了腊月的时节，父亲和母亲时常到太原过冬，偶尔在北京小住，却在开春时总要闹着回村，他们总说村里有放不下的农活、放不下的乡亲，放不下的人生记忆。
2012年父亲去世以后，孤独的母亲迅速衰老。慢慢地，她不能走路了；慢慢地，她不能说话了；慢慢地，她不认识熟人了；慢慢地，她没有了表情。
2021年疫情间歇期间，我带孩子自北京去太原看望她，大姐在她耳边大声说：快看谁来看望你了！孩子们也一起回来看望你了！母亲慢慢地转过头，双眼无神地看着我们，没有丝毫表情。大姐在边上又大声说了好几遍，母亲仍然没有反应。
我们坐回沙发上，开始闲聊。过了一会儿，不经意之间，我侧过头去，看见母亲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原来，她心里什么都知道。
2012年父亲病重期间，母亲在病榻旁边动情地说：如果可能，我愿意为他分担一半的痛苦；如果可能，我愿意与他一起走。这十几年以来，母亲一直记挂着父亲，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在九天之上团聚了。
愿母亲大人安息，愿母亲和父亲在天堂之上安好，儿女们永远记挂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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