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抵南苏丹那天，我坐的是民航。后来在境内辗转，全靠直升机——公路是伏击的活靶子，谁也不敢走。白帐篷，白集装箱，雨季一来满地泥。有的地方有发电机，有的没有。厕所是营地外的露天坑。天黑得又快又沉，像被人猛地拉下电闸。

小时候在老家村子里，我天天去一处泉眼打水。泉水很浅，清亮见底，底上铺着卵石。旁边挂着一只铁杯，从水面浮层舀，牛群在外围，进不来。后来非政府组织来钻了井，井坏了，我们又回到那眼泉。它从没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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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揣着这个记忆一头扎进人道救援，不为某种精神忍耐，也不为浪漫。村子不乏混乱，但泉水始终在那里。当水井坏了、临时的解决方案失效，人们总会折返，回到那处恒定的所在。援助一度许诺便利，有时真做到了，可紧接着又做不到了。而泉水还在。童年的功课一直跟着我：那些因为没饭吃、没校服、交不起学费而缺课的朋友们，让我相信救援能像泉水一样，经久不息。

刚参与前线工作那阵，我很亢奋。报告写到凌晨三点，表格、物流、调配，每一个不眠夜都像一枚勋章。别处闹疟疾？同样的威胁，换个地点而已。夜晚，鼓声起初很远，接着越来越近，各家各户在唱、在哼，没有灯火。那种节奏撑起了他们的夜晚。我身边的对话小组、心理支持活动还在继续，可在那种早已存在的力量面前，反而显得轻飘飘的。

有一次搭直升机回朱巴，飞了二十分钟左右，风暴吞没了我们。黑云压顶，看不见地面，看不见一丝光亮。机身剧烈颠簸，那是能把心颠到嗓子眼、让身体往下坠的猛烈起伏。我竟失声大笑起来，紧张，且停不住。所有人转头看我。飞行员把安全带勒得更紧。我摸出手机，草稿箱里打了几个字：严重颠簸，爱你们——没有信号。后来我们平安落地。身体早已发出信号，只是理智迟迟不肯承认：这个地方会慢慢磨损掉任何停留太久的东西。

抵达三个半月后，一位联合国资深职员约我吃午饭。我改说喝茶，心里不太有底。朋友们都说这很寻常。我们在外头握了手，进屋后他向我靠近，身上一股酒气。我说我只有十分钟时间。他走到冰箱前，再转身就朝我扑了过来。根本来不及多想，本能驱使下，我从他冰箱里抓起我的水瓶，夺门狂奔。

我向联合国报告了这件事。调查员来了。后来，我在这处小基地里迎面碰见他们，正和那个男人并肩走着，往反方向去。躲无可躲。我也向自己所属的组织报告了。他们把我后送到内罗毕。心理医生写下的结论是：正常的创伤反应——自责、疲倦、动力丧失、坐立不安。建议追加会谈。组织批了，却没有等我给出任何意见，就替我决定了回程。

报告后第十天，我又回到朱巴，随即接到通知：合同终止。他们的说法是安全顾虑，说这个地点对非本地招募的女性不再安全。他们将要——

童年那眼泉水，依然会在记忆深处泛着清光。它从不停歇，不像那些临时打下的钻井。可这一次，我成了那个不得不离开的人。在战地熬过的所有深夜、风暴里的大笑、夺路而逃时紧攥的水瓶，都没能换来一个像泉水一样恒久的容身之所。后来才慢慢懂，原来有些磨损，不是把一个人逼到崩溃，而是把她连根拔起，然后告诉她：你待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