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的“俗世奇谈”系列小说之一《神鞭》，描摹了清末民初天津的市井百态，书中塑造的津门混星子是最直白、最粗浅的市井流氓的典型。他们立身行道的方式残酷又直白：进店躺地挨死揍、割肉押赌、徒手捞油锅、赤足踏烙铁，以自残显凶悍，以蛮横立名号。这类底层混混，嚣张跋扈、满身痞气、面目狰狞，坏得明目张胆、恶得毫无遮掩。世人一眼便能识破其无赖本质，心生戒备、避而远之。也正因如此，他们的破坏力极其有限。《水浒传》的牛二、旧上海的小瘪三、街头逞凶的地痞，皆是如此。
流氓从不是一成不变的粗鄙符号，它深谙与时俱进的生存法则。原始的流氓，靠武力逞凶，以肉身搏凶名，野蛮且肤浅；而进化后的高阶流氓，彻底褪去戾气、洗净痞气，西装革履、温文尔雅，通晓道义、熟稔礼法，游走于庙堂学界、舆论高台、上流圈层。他们不再动手动刀，而是用规则杀人、用道德捆绑、用仁义谋私、用格局敛利。
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野蛮不可畏，可畏的是伪善成道行。这世间最无需畏惧的，是张牙舞爪的市井恶徒；真正可怕、足以搅动时代、颠覆规则、操控人心的，是一身君子皮囊、满口仁义道德的顶级流氓。
古往今来，真正的大奸大恶、窃权窃利者，无一不是深谙伪装之道的“正人君子”。《水浒传》中号称孝义天下、体恤苍生的宋江，满口替天行道、忠义两全，实则深谙权谋、精于算计，以道义为筹码，裹挟群雄、博取功名，用千万梁山兄弟的血泪铺就自己的仕途；旧上海杜月笙，广结善缘、仗义疏财、礼遇世人，坐拥“天下门生”的美名，看似温厚包容、重情重义，实则黑白通吃、操纵利弊，以君子之名行灰色之事，以仁义之皮藏贪婪之心。他们从不逞凶斗狠，却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从不嚣张跋扈，却能悄无声息掌控格局。市井流氓伤人身，君子流氓诛人心；底层流氓乱一隅，高阶流氓定乾坤。
鲁迅是慧眼如炬的，在名篇《流氓的变迁》中说道：“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先生去后半个多世纪，以流氓为主题的影视、小说，便开始风靡神州了。这固然是因为流氓二字有惊魂夺魄的功能，吸人眼球，但大抵上，还是流氓多的缘故，而且不以流氓为耻，反以流氓为荣，所以才有这么石破惊天地一问，“我是流氓我怕谁”？从骨子里透出一副洋洋得意的劲头，很有几分挑衅的味道。
有文化的流氓，现在已经遍地皆是了，也可分出诸多门类。当年郭沫若老称王洪文为“政治流氓”，姚文元是“文痞”，也就是文化流氓。其实，在今人看来，郭老其人其实也算是文化流氓。其他诸如党棍、政客，也都属于文化流氓，有文化的流氓。而其中极品者，当属国家级流氓，天下之财据为己有，天下之色尽为己享，天下之民皆为己用。大汉高祖皇帝刘邦，就是流氓皇帝的代表。五代十国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
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也。偷一个斧子被称作小偷，盗一个国家则被尊之为皇上。杀一个人是罪犯，杀一百人则是好汉，杀成千上万的人则是英雄，比如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成吉思汗，到现在还被许多人顶礼膜拜。
这套荒诞的善恶逻辑，贯穿了整部人类史，也道尽了君子流氓的生存密码。底层流氓的恶，是破坏既定规则，所以被秩序严惩；顶级流氓的恶，是篡改规则、定义规则、解释规则，他们将私欲包装成公理，将掠夺美化成功绩，将算计修饰成智慧，最终让自己的恶行合法化、正义化、崇高化。
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流氓，也从不需要舞刀弄枪。他们只用温柔的面目、正义的言辞、高尚的立场，完成最彻底的掠夺与操控。
君子斗不过小人，好人干不过流氓，自古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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