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张丹丹提出了一个经济新药方：提升最低工资标准。
这是一个有温暖的建议，但经济学真的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不管建议多温暖，一定要在系统内咬合。因为张丹丹的药方是行政指令，不是市场信号，张丹丹自己也明确地强调：行政干预劳动力市场提高工资。
然而，市场经济最敏感的就是价格信号。
制订最低工资标准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2%弱通胀的政策性目标，那叫本末倒置。北大国发院的教授常干这种事，总是让经济学去做政策的复读机，成了解释学。制订最低工资标准，是对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的定位，但你不能把它工具化，对市场价格做外部性的干预。
怎么理解这个外部性干预？
政策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一定是对企业减负，去帮助企业修复负债表与利润表，这是分配的改革，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的分配中，政府做让渡，提高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在分配中的占比。2022年11月，北京四部门建议企业涨薪7.09%，这就是一种外部性干预，还好，不是强指令，是建议，但注定是一个多余的建议。
市场有它自身平衡，就象2024年，为了拉高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水、电、煤、气、高铁做行政性涨价，效果是零，当年消费者价格指数0.2%，因为你输入的是办公室精英的命令，而不是货币，家庭主妇的对策是：你涨价，我关灯。
口袋里的钱就那么多，每个家庭主妇都会遵循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去计划消费。
也就是说，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好的建议，充满了人本主义的情怀，但要把它当做提振下半年消费的药方，那就是昏招。
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当市场自发秩序下的平衡被打破时，市场会作出反噬，减少用工人数，或降低绩效工资、福利，除非出台政策时，对企业有配套的减免税政策。所以，当我们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原则是对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的定位，不能靠它提振消费。
另一种情况是，实际用工已经全面突破了现在的最低标准，喊了个寂寞。
当然，张丹丹说的很约束：我希望在保证收入的前提下，让中国人减负。而能不能保障收入，恰好是市场说了算，而不是行政命令说了算。现在最低工资最低的广东和新疆，每月1750元，已经没有太大的约束力，这两个省的工资中位数都在5000元以上。只有在非正式的岗位上，才可能有这样的议价。
所以，中国的问题不在这，要提高消费，走出通缩，焦点也不在这。
重要的是观念，北大国发院代表着主流，仍然停留在行政指令的外部性干预 的思维定式上，那就成了学院派空洞的大国清谈。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在企业 ，在财政主导的社会分配。
财富的收入高度集中于财政，但总收入占GDP比重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看企业税收，全球靠前，但实际所得税，个税又远远低于西方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反映出政策的强干预，低效率，企业被税收压得喘不上气，根本不可能全面提高工资，而财政自己又在接受拉弗曲线的考验，实际并不富有，无力提高二次分配 。可以说提高居民收入除了发钞，已经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就这么残酷。
那么，在一个良性经济环境中，提高居民收入路径是什么？
提高工资中位线，取决于市场对资本的友好度与吸引力，单位资本的密度决定工资中位数的高度。而提高二次分配，关键在财政，财政必须把支出用于民生的占比从53提升到70%以上，而不是把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资本的苦情剧上，要对自己下刀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后，送上两条经济学的灵魂拷问：私人资本与外资为什么退潮？财政用于民生支出的占比，为什么不能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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