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四师机要工作的回顾
徐树森 周汉英 王景春 胡文良
新四军第四师是坚持华中抗战，驰骋于豫皖苏三省边界和淮北敌后的一支劲旅。
这支部队长期战斗的地区，西望豫鄂陕，东控江淮平原，扼津浦、陇海交通大动脉，是我军发展华中的西部屏障，争夺中原的前沿阵地和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地区联结的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从这支部队诞生之日起，就接连不断地遭到日伪军的“清剿”与“扫荡”，又经常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挑衅与进攻，长期处在抗日与反顽的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作为这支部队重要组成部分的机要部门的同志，和广大指战员一样，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艰辛的磨炼和严峻的考验。
一、发扬艰苦奋斗传统，圆满完成密码通讯任务
由于第四师远离中央、新四军军部等上级领导机关，在根据地周围，日、伪、顽大军屯集，据点林立，长期为敌人封锁和分割，所属部队高度分散，所以，各级领导机关对上请示、对下指挥，主要依靠无线电密码通讯。因此，机要部门担负着保障我军争取战争胜利以至部队生存与发展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从新四军第四师的前身——新四军游击支队开始，部队在相当时期吃饭穿衣就没有保证。1939年春节，部队进到河南省永城县书案店地区，当地人民由于日、伪、匪、顽烧杀抢掠，早已十室九空，无以为生。我军不忍加重人民负担，只好卖马换粮，勉强果腹，部队长期以高粱面窝窝头充饥。机要人员一面饥肠辘辘，一面通宵达旦地在一盏昏暗的豆油灯下，埋头工作。大家在天寒地冻、北风呼号的寒夜里，仍然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手冻僵了，脚冻疼了，站起跳一跳再坐下来工作。
1940年开始，反共军不断挑衅，日伪又经常“扫荡”，部队打仗、行军成了家常便饭，一夜行百里，一天打几仗，情况异常紧急，来往电报不仅数量特别多，而且等级高，“万万火急”、“特急”的电报变成了“平报”。部队在百里行军之后，可以睡一会儿，而机要人员却必须立即开始工作，有时几天几夜连轴转，困得睁不开眼，手中的笔怎么也不听使唤，一边工作，一边做梦，经常把密码本或抄报纸捅成一坨一坨的黑疙瘩。在边缘区和敌占区执行任务的机要人员更加辛苦，他们不仅要日夜随着部队穿插到敌伪据点之间，而且简直没有闭闭眼睛的时间，电报随来、随译、随办，行军途中不论路边、村头，随时就得开始工作，因为时效是争取胜利的关键。
1944年秋，第四师奉命进军津浦路西。当年10月，在对进犯豫皖苏根据地的顽军进行的反击作战中，师前梯队的机要人员，在连续工作又连续行军20多个小时而到达宿营地后，瘫倒地上站不起来了。师参谋长张震同志看到大家疲劳到这种程度，还有急电要发，实在不忍心把同志们喊起来。但是，为了战斗的胜利，只好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要大家稍微恢复一下，再硬撑起来，投入紧张的工作。机要部门的同志在战争年代里唯一的奢望，就是脱掉鞋子睡一整夜好觉。只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才懂得睡眠是多么高级的享受。
艰难的年代磨练了革命战士的坚强意志，但长期紧张艰苦的生活，也给这些机要部门的正在成长发育的青年带来了各种的疾患。不少同志在疾病的折磨下，损伤了健康。还有些同志任劳任怨，无声无息地在党的机要工作战线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师机要科长洪贤驹、股长吴祈武、机要员刘德馨等同志，就是因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积劳成疾而病逝在自己的岗位上的。他们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四师机要人员经受了长期的抗日战争的锻炼，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把青春甚至生命献给了党的机要事业，圆满地完成了密码通讯任务，保证了四师对敌斗争的胜利，赢得了各级首长的赞誉与信任。
二、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确保党的密码安全
由于第四师长期处于敌人后方，经常出没于日伪顽军据点之间，环境恶劣，战斗频繁，机要工作人员不但要完成本身的艰巨任务，而且，必须时刻准备投入战斗和付出牺牲。
仅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半时间里，第四师机要工作人员焚烧密码，突出包围以至被俘、牺牲的事件就达五次之多。
1940年4月1日，日伪军3000余人对我第一总队实行报复性“扫荡”，突然袭击、包围总队直属机关驻地河南省永城县东北山城集地区，企图一举“剿灭”总队指挥机关。总队长鲁雨亭、政委孔石泉率领司政机关干部战士及警卫分队与敌展开激烈战斗，依托“抗日沟”打击进攻之敌。从拂晓打到黄昏，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打退敌人多次冲击，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机要员徐树森，随同总队首长参战，坚持战斗8个小时，直至总队长阵亡，参谋长负伤，机关干部、战士及警卫分队大部牺牲后，才根据政委命令，为保护党的机密，焚烧了密码和保存的机密文件，强行突围。在日伪四面包围下，单人独马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追击，突围成功，并找到电台，以脑记密码向上级机关报告了情况，与部队取得了联系，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0年秋，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以30万大军进攻华中新四军，顽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挥9个主力师“围剿”我豫皖苏边区。正当敌军向我大举进攻的前夕，我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在顽军策反下，率所部近2000人于1940年12月12日叛变投顽，并扣押我军政工干部。在该部工作的电台和机要员王景春亦被扣留与严密监视。为了保护机密，脱离险境，王景春与电台队长乘其集中部队、准备转移之际，焚烧了密码，并在夜幕掩护下，摆脱叛军的监视与追捕，绕过敌伪据点，机智灵活地逃离叛军驻地，辗转返回部队。
1941年春，国民党大举进攻我豫皖苏边区，矛头直指新四军第四师。我军迫不得已进行了3个月之久的反顽斗争。4月22日，顽骑兵第八师全部、顽九十二军一四二师一个步兵团，向我第三十二团一部作6里许之宽大正面搜索进攻，并从左右两侧包围该团。该团终被三倍于我之敌骑冲散，伤亡、失踪300余人。在该团工作的机要员魏心广、李超伦，被顽骑兵包同，无法突出，遂将密码交给该团首长突围，带回师部。魏、李二人被俘后，均未暴露身份。不久，李超伦乘机逃回部队，魏心广病逝。
1941年4月l9日，正当敌军向我大举进攻、战斗正酣之际，国民党第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团长、我党秘密党员陈锐霆同志在安徽省怀远县褚集举行反内战战场起义。为掩护起义部队东移，四师首长派遣干部和机要员洪贤驹到该部协助T作。由于暗藏之国民党特务煽动，4月30日夜，该部突然哗变，刺伤团长陈锐霆，枪杀我派往该部之干部。机要员洪贤驹机智勇敢，乘枪声大作、部队混乱之际，携带密码，越墙逃出，躲过叛军搜索，安全返回部队，保住了党的机密。
1942年11月，日伪军7000余人，乘汽车120余辆，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五路“扫荡”我淮北抗日根据地。12月10日，日寇金子联队配合伪军千余人，合击我九旅二十六团驻地洪泽湖西北朱家岗地区。该团依托濠沟和房院阵地与敌血战终日，将敌击溃。该团机要员李书举奉命随机关人员突围时，被敌阻拦于交通壕内。李书举不顾安危，决定先焚烧密码，然后突围。不料，敌人发现火光，集中炮火，向李书举射击。机关人员安全突出，而李书举同志却为了保护党的机密，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李书举同志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我军机要工作史册上。
新四军第四师机要工作人员，在从事党的机要工作之际，就接受了保护党的机密重于保护生命的教育。大家认为机要人员忠诚于党的事业，必须首先要正确解决革命的生死观，把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对肩负重任的机要人员来说，这是起码的要求和必须具有的觉悟。第四师机要工作人员，经受了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称这些同志为“合格的机要工作者”，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三、各级党组织和首长的亲切关怀与支持，是机要工作建设发展与完成任务的最根本的保证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后期师长张爱萍，政治委员邓子恢、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吴芝圃，秘书长岳夏，既是我们崇敬的首长，又是我们的严师和益友。虽然往事已时隔半个世纪之久，但那段艰难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永远不能忘记。每当我们忆起这些朝夕相处谆谆教悔我们的首长时，那种深厚的革命情谊和不尽的思念，就油然而生。
第四师首长对机要工作的要求历来严格，工作上不允许有一点马虎，保密上不准有一点差错，对缺点错误批评起来一点不留情面，并特别注重培养机要人员认真负责、严肃紧张的工作作风。彭师长、岳夏秘书长经常教育我们：密码是我党的生命线，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机要规则和有关密码工作的决定。1943年，邓政委亲自向各旅团政治委员传达中央机要工作的指示，并对贯彻执行情况经常进行检查。一次，一个译电员未经请示擅自处理了一本密码，彭师长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师首长要求译电工作要做到分秒必争，准确无误，逐字逐码忠实翻译，发电报码子要清楚，收报字体要端正，对不符合要求的多次进行严肃批评。彭师长规定，发报要建立日报表制度，每天必须向他报告电台发出的时间。他亲自交待发报拍发的先后次序，以争取时间及早得到上级的指示，指导部队的行动。
四师首长十分关怀机要人员政治思想的进步和生活上的疾苦，时刻关注着大家的健康成长。岳夏秘书长亲自给机要人员讲政治课，讲形势，并参加机要科的政治学习讨论会，经常送一些政治时事学习材料给机要科，帮助机要人员学习。邓政委、岳秘书长都在机要科过党的组织生活，经常参加党的小组会，给大家进行传统教育，帮助大家解决思想问题。
当时有个别机要人员觉得“私信公开”、“二人同行”不自由，搞机要不如下部队当个连排长有声有色、有前途，因而不大安心工作。师首长利用个别谈心和党的小组会，循循善诱，对大家进行耐心教育，指出：共产党员应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不论职位高低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思想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为了党的事业，大家要做无私英雄。这对每个机要人员都是最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对我们确立共产主义人生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帮助机要人员学习，师首长还规定，机要人员可以参加高一级的政治学习。这对机要人员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师首长对机要人员的生活和健康十分关怀，在1939年部队经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还要供给部门尽量每月发给每个机要人员1元5角的夜餐费，让大家稍微改善一下生活。到后来，根据地财经状况稍有好转，师首长又规定每夜给机要人员做一次夜餐（面条或稀饭）。派到旅团单位工作的同志，生活上的照顾多少还要好些，有的配备马匹，有的配备挑佚，在敌占区和边缘区，还给机要人员缝制便衣。对于有病的同志，师首长更是问寒问暖，寻医找药，关怀备至，感人至深。1941年秋，十一旅机要股股长吴祈武同志病重，远离师部。张参谋长知道后，要机要科派专人看望。胡文良同志带着首长的深情厚意，坐了一天的船，从洪泽湖以西的半城驻地，到湖东的十一旅旅部去慰问吴祈武同志，不久又将吴转送到师卫生部治疗。因当时医疗条件太差，虽然千方百计，仍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对于这位机要干部的病故，师旅首长都很痛心，并教育大家学习吴祈武同志为革命鞠躬尽瘁的精神。此时，机要科不少同志身体状况不好，师首长又决定给机要科同志每顿加一个菜，张参谋长还亲自批条子给当时患肝病的史怀清同志买猪肝补身体，使这个同志终于恢复健康。邓政委要机要科同志加强体育锻炼，让联络部的同志从上海敌占区给机要科买来排球，规定每天必须打一个小时，从而增强了机要科同志的体质。师首长关心机要人员，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论哪个机要人员的父母及其亲属来队探亲，师首长一定要让伙房做两个菜，亲自陪着吃顿饭，走时还要送点路费，这对机要人员是很大的鼓励。1941年从津浦路西到路东之后，财政状况虽稍有好转，但全师仍穿着粗布军衣，师首长却特别优待机要干部，给每人做了一套“洋布”灰军装。这在当时条件下实在是一种优厚的待遇。
在长期战斗生活中，机要人员和师首长及部队各级首长都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还表现在一些风趣的小事上。1940年夏，师部驻在淮河边上一个叫纽家湾的村子里，这时西瓜刚刚上市，彭师长难得买了两个西瓜，叫警卫员用一个竹篮吊在井水中，准备晚上消暑。机要科一些爱做恶作剧的小伙子，趁警卫员午睡打盹，偷偷地把篮子提上来，抱走了一个西瓜，并在吊篮中放进两块砖头仍然沉于井中。彭司令员和张参谋长明知是机要科的人“捣鬼”，不仅没做声，反而从此每天要警卫员送个西瓜给机要科。爱开玩笑的张震参谋长，后来编了一个“猪八戒偷西瓜”的笑话讲给机要科听，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类似这种机要人员与首长之间关系亲密的故事，不胜枚举。这既反映了当时我军的光荣传统，又生动地说明了部队首长对机要人员的关怀和上下级之间的亲密无间。
新四军第四师机要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各项机要保密制度的健全和遵守、机要工作人员的进步和成长，无一不倾注着各级首长的心血。这一切都是党的教育和各级首长亲切关怀与辛勤培育的结果。我们为在自己的青年时代能成为一名光荣的机要工作战士深感荣幸，至今大家仍在怀念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怀念当年我党我军优良的传统与作风。这种亲密无间的团结和友情，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什么时候都是我们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保证。（选自杨复沛、李庚奇主编《光荣艰巨的历程 机要人员工作生活纪实》，文字稍有改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