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高善文因淋巴癌不幸去世，网上放出了据称是他本人此前对就诊治疗过程的描述，引来不少争议，这里做一点分析。
整体而言，淋巴癌是预后非常好的一种癌症。两大类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与非霍奇金淋巴瘤，5年生存率分别是89%与74%，在恶性肿瘤里属于非常好的类型。甚至就算是晚期淋巴瘤，预后也不错，5年生存率能在60%以上，换成晚期肺癌、乳腺癌，存活率至少打个对折。
但非常不幸，这些淋巴癌整体良好的预后对高善文先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得的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淋巴癌，不仅治疗手段更有效，预后也非常差。
淋巴癌顾名思义是淋巴细胞癌变，最普遍的癌变淋巴细胞种类是B细胞。因此，当我们说淋巴瘤的整体预后时，主要是在看占了绝大多数的B细胞淋巴瘤。高善文先生的癌症是另一种淋巴细胞，T细胞发生了癌变。主要由B细胞淋巴瘤决定的整体淋巴瘤预后对罕见的T细胞淋巴瘤，指导意义有限。
这倒不是说得了T细胞淋巴瘤的就没希望了，不少T细胞淋巴瘤的预后也很好。只是T细胞淋巴瘤本身还有很多更细的类型，不同类型预后差别很大，有些惰性类型患者的预期寿命和常人无异，但另一些，比如高善文先生得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预后差很多。
外周T细胞淋巴瘤整体5年生存率只有30-40%，这还是包括了一些预后好的亚型，以及确诊在早期的情况。而高善文先生，从亚型看，据称得的是外周T细胞淋巴瘤里比较凶险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TL），确诊时还已经是晚期。
可以说在抗癌这件事上，从一开始，高善文先生的运气就不是很好。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网传是高善文自述诊疗过程里的确诊困难：
2025年元月12日左右开始出现早期症状，在北京多家医院问诊十个月，总是不得要领；至11月20日开始强烈怀疑为淋巴瘤，但病理组织提取出现问题，无法确诊。而我的身体日渐难支，遂于2025年12月10日转赴香港养和医院诊治，至12月17日经活组织检查，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IV期，并明确所属亚型为非特指型（后来经上海瑞金医院组织化学检验，认为所属亚型是血管免疫母细胞性）。
很多人看到后会震惊于他在25年1月出现症状，问诊十个月都没有确诊，11月怀疑淋巴瘤，却仍遇到问题，到12月才确诊。
这是不是庸医害人？
首先，我们看到的只是网上的一个据称是高先生叙述的截图，这不是真实病例，不一定反映诊疗全貌。
其次， 即便撇开信息真实性不谈，单从医学角度看，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诊断难度本身就很高，患者的症状往往与其它常见疾病类似，诊断出现波折并不一定等于有失职。像网上随便查点文献，也能找到好几个月才确诊AITL的病例。
而且高善文先生去世时只有55岁，虽然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但大部分AITL患者是在60岁以上。当患者年龄偏离主流时，也可能干扰最初的排查方向。
在治疗方面，根据网传说法，高善文先生先是在香港救治，采用化疗，疗效不佳再用PD-1抗体，仍判断不行，再回国使用CAR-T治疗：
迄2026年2月20日化疗完成三轮后，症状消失，体重反弹，体感良好，但经pet-ct评估，疗效不及预期，存在部分淋巴结对化疗很不敏感。。。主治医生经过认真评估，于2月21日改行PD-1免疫抑制剂治疗。。。单独依靠PD-1的抑制剂可能无法控制肿瘤生长，需要配合一些小分子的靶向药，或者继续化疗同时辅助一些大分子药物。这类创新性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在香港的医疗体系内无法完成，甚至连这些药物都尚未获准进入。专家普遍认为从长期看，未来可能需要实行CAR-T治疗，及异体干细胞移植，这存在较大安全风险，但恐不得不然。这种针对T细胞瘤的试验性前沿治疗方法目前尚未获FDA批准，但全球来看中国大陆的研究和临床试验最为领先，超过美国和香港。
当肿瘤患者的最终治疗结局不好时，我们很容易陷入“事后诸葛”状态，推测“当初如果选择xxx，情况是不是会不一样”。有些人这次也在猜想，如果高善文先生一开始就入组国内的CAR-T临床试验，是不是会更好。
必须要指出，化疗就是AITL的一线治疗，他接受的治疗没有“不对”。具体化疗一般是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和泼尼松，即CHOP方案，或者类似CHOP的方案。
大部分患者接受这种化疗后也会看到抗肿瘤效果，只是对于AITL患者来说，非常不幸的是大多会复发。
参考网传的说法，高善文先生一开始应该也看到了治疗效果，可是不是所有病灶有疗效，属于难治型癌症。
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在抗癌这件事上，他确实不走运，不断抽到了不好的牌。
复发或者难治的AITL目前并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案。
PD-1抗体药在实体瘤里更为人熟知，血液肿瘤不常用。但淋巴癌属于少数也可以用这种明星药物的血液肿瘤，只是就AITL而言，PD-1的疗效比较有争议。
它是不是明确有效的治疗选项？
不是，但到了复发难治AITL这一步，就没什么是明确有效的，尝试PD-1并非无理取闹。
网传自述里唯一让我个人觉的有遗漏的，是没有提到被FDA批准用于淋巴癌治疗的ADC药物，靶向CD30的Brentuximab Vedotin（维布妥昔单抗）。对于包括AITL在内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维布妥昔单抗可以在一线治疗里取代长春新碱，和其它几个化疗联用（即A-CHP方案），如果是复发患者，也可以用它治疗。
当然，由于是靶向CD30的ADC，癌细胞有没有CD30直接关系到是否适用该药。在一线治疗里，应该是只有CD30表达的患者符合，但在复发患者里，有研究显示不是CD30高表达的患者也能获益。
或许网传截图里提到的PD-1要和其它大分子药物联用，就包括了维布妥昔单抗？
在晚期复发难治AITL里，过去少数患者的临床试验显示维布妥昔单抗的应答率50%，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6个月多一点。
从“穷尽一切新药”的科研思路出发 ，我当然更支持把这个ADC也用上，更何况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 维布妥昔单抗也都是获批用于淋巴瘤治疗的药物 。但ADC药物都有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在晚期复发难治AITL这种缺乏有效治疗选择的疾病里，选与不选某个尝试，需要看患者具体情况，不一定“没用xxx，就是错了”。
高善文最后在医疗团队建议下回国尝试CAR-T，也是合理的选择。
4月22日上午，在人民医院西直门院区问诊于黄晓军院士，获准进入他主持的临床II期试验组，并安排由邓道兴博士负责临床，兼顾以cd7为靶标的car-t治疗，以及后续桥接异体移植（北大人民医院在这两个领域具有领先全球的技术实力）。4月28日，完成提取淋巴细胞，开始制备car-t细胞液，4月28日匹配结果显示家中小弟与我的基因位点全相合，为顺利进行异基因移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于5月12日入住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经过一系列检查和预备治疗后，于5月20日下午4点完成了回输car-t细胞液。5月28日下午至6月3日屡经历了二级（即轻度）的炎症风暴，随后迄6月7日正在经历轻微的风暴回旋，程度可耐可控。
CAR-T在很多血液肿瘤里取得了极好的疗效。可是T细胞淋巴瘤不一样，CAR-T在这类肿瘤里仍属于试验性质。要知道这种肿瘤的癌细胞就是T细胞，用一个本身也是T细胞的CAR-T去杀灭，技术上很困难——能杀T细胞的CAR-T，不就是在搞“自杀”吗？
如今针对T细胞淋巴瘤，CD7是研发很热门的CAR-T靶点，然后再对CAR-T做其它基因工程改造，让它们能不“自杀”而是专杀患者体内癌变的T细胞。
选择加入CD7 CAR-T临床试验，确实是晚期T细胞淋巴瘤患者不错的选择。可是我们不能忽视CAR-T，尤其是试验性CAR-T治疗的风险。像细胞因子风暴（即网传截图里的炎症风暴），是可以非常危险的。
参加CD7 CAR-T临床试验没错，但不等于用了CD7 CAR-T就能治好病。网上有些论述把高善文先生的诊疗过程说得好像是被香港落后的医疗害了，一开始就用CAR-T就不会有事。这是非常偏颇的，并不反映晚期AITL要面临的严峻挑战，也不是在描述真实的抗癌新药试验效果。
高善文先生的诊疗过程，与其说是谁犯了什么错，不如说是反映了很多晚期癌症依然非常凶险。即便可以获取社会上最好的医疗资源，即便有最好的医疗团队帮着一步步尽可能科学合理的决策规划，最终依然可能不是我们希望的结果。
高善文先生这一路，就是几乎每一步都撞上了小概率的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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