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图像采取立场：历史之眼（第1卷）》，[法]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著，谢秉强译，尉光吉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丨拜德雅，2026年6月版，336页，78.00元
在终于完成了我的一部书稿的校对任务之后，马上进入到法国当代哲学家、艺术史家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的《当图像采取立场：历史之眼（第1卷）》（Quand les images prennent position，L’Oeil de l’histoire : Tome 1，2009；谢秉强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6年6月）之中，有点阅读恨晚的感觉。于贝尔曼在该书中对于图像与时间、图像阐释与政治可能性等问题的思考与论述，正是我应该在书稿中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当代图像理论研究中，于贝尔曼比较突出的贡献是对于图像理论与现实政治关系的敏感，以及对于图像理论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所做的开拓性探索，并且从图像实践中为普通人的反抗激情和正义伦理作出有力的辩护。他对图像理论、历史哲学与现代政治的思考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转化为个人实践行为，体现在他策划的展览和研究项目之中。令人感奋的是，他的“历史之眼”同时也是“政治之眼”，坚持着一种从人的欲望、情感走向解放冲动的基本立场。这些无疑会让那些披着图像研究与当代艺术主流外衣的学术经营者感到不适。
这部《当图像采取立场》的主要内容是以二十世纪德国著名电影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在1933年的流亡生活以至1955年间创作的图文文本《工作日志》（Arbeitsjournal）和图像诗集《战争入门读本》（Kriegsfibel）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布莱希特如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视觉资料与摄影报道进行剪切、粘贴、重组与评注。由此形成的蒙太奇式认知，成为标准历史叙事的替代方案；它以诗意而解构的形式，揭示出大量未被察觉的主题、症候以及贯穿事件的深层内在关联。布莱希特的这些实践，最终成为历史诉求、政治参与和美学维度交汇的典范”（见该书封底）。在于贝尔曼的分析论述中，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不断与布莱希特发生或明或暗学术对话与思想交锋，尤其是本雅明，构成了解布莱希特思想的关键通道。通过面对图像与档案、流亡者与学者这样多重路径的学术与思想史的对话式阐释，于贝尔曼实际上的目的是在图像理论与历史分析中重新激活对立场、流亡者思想、蒙太奇、诗歌、图集、政治行为等概念的深度理解，成为“解放历史之眼”、通向辩证的“想象力政治”的有力途径。
全书分六章，分别是：I. 流亡者的立场：揭示战争、Ⅱ.对物的排列：观察陌异性、Ⅲ.物的错置：拆解秩序、Ⅳ.力的组成：再次展示政治、V .域的介入：溯源历史、Ⅵ .儿童的立场：暴露于图像。光看这几个题目恐怕还很难把握全书的具体内容，再看在每一章题目下面的内容提示，这整整超过四页纸的目录就有很强的吸引力——它们的写法与文字是非常典型本雅明和布莱希特风格，下面是其中部分文字：
密集、跳跃、拼贴、间离——解放历史之眼，流亡……为了认知，我们必须采取立场：接近、撤离、流亡者的立场……作为思想日记的布莱希特的《工作日志》。私密性，现实性，历史性：在“我”之外……战争，“世界的失序，这正是艺术的主题。”……《工作日志》作为档案蒙太奇的书写，其图像具有一种史诗性的力量。档案。布莱希特视觉锐度的力量：为揭露而解构和重装。《战争入门读本》：一本图集的历史。……通过阅读图像来阅读时间。……《战争入门读本》以抒情诗为图片说明的图像。辩证法立场与时间上的蒙太奇：事件、追忆与预见能力。……隽语诗……从殡葬诗到政治讽刺诗。……采取立场，获取知识，采取形式。……为了展示与装配：引文，批判，历史化……恩斯特·布洛赫和蒙太奇的现代性：颠覆性的游戏、考古学方法、形式的辩证法。……置入蒙太奇，便是拆解话语的秩序。……“成为现实主义的”意味着什么……批判，现实主义批判和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卢卡奇和蒙太奇问题。赋予真实性还是赋予成问题的真实性？……对政治的阐释和作为战斗方法的现实主义。……立场。采取立场：从信息到蒙太奇。想象力的操作与政治。……先锋艺术与考古学。……历史信息和寄喻蒙太奇。……怜悯。寄喻中内在的政治与表达。作为受难史的历史。……当情感成为政治姿势。……档案和照片的抒情主义。……抒情风格。书写，就是对抗。……作为政治斗争领域的教学法：奴役与解放之间。……不顾一切地学习。……无政府时刻：同被想象力置换的世界游戏。……作为图像乌托邦时刻的启迪。革命的能量。兰波，巴黎公社的启迪者……布莱希特与本雅明的交锋：波德莱尔和卡夫卡的想象力立场。……审美的自由和陌异性立场：一种想象力的政治……
直到读完全书，我发现这四页纸的目录本身可以作为很好的阅读与写作练习题，可以把阅读中所有的记忆与想法重新镶嵌起来，获得的将不是记忆与复述，而是把自己植入其中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创造。
“序言：解放历史之眼”不是原书的序言，而是作者写于2017年的文章（发表于2018年《欧洲》，第1069期，见译注）。事实上作为该书的序言是很合适的，作者的主要观点和论述都已经在这里呈现出来。乔治·迪迪-于贝尔曼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艺术史家，研究领域跨越哲学、艺术史、视觉文化研究和精神分析研究，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开创性的影像哲学研究以及艺术人文研究中的“视觉转向”研究而闻名。他至今出版有五十多本关于图像理论与历史的著作，内容从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到当代政治图像，以及关于阿比·瓦尔堡和瓦尔特·本雅明等人的理论研究。目前他的著作已有几种中译本出版，就以在这部新出的《当图像采取立场》中反复谈到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四张幸存照片来说，之前广西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走出黑暗：写给〈索尔之子〉》（Sortir du noir，Les Editions de Minuit，2015；李洋译，2019年）就是通过写过电影《索尔之子》导演拉斯洛·奈迈施（Laszlo Nemes）的长信，结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四张幸存照片的历史考证，探讨大屠杀的历史再现与伦理困境，提出了在历史图像面前的可见与不可见等重要议题。另外，他在2015年6月OCAT研究中心开馆之际，来中国做过《图像，历史，诗歌：关于爱森斯坦的三场视觉艺术讲座》，因此国内读者对他应该不会很陌生。
但是应该说，翻译于贝尔曼的著作是有难度的。他擅长使用的术语、语态和复杂的表述句式对于理解和译述提出较高的要求。也因为这样，因此有一本专门的《于贝尔曼词典》（The Didi-Huberman Dictionary，by Magdalena Zolko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24），向初次接触和研究于贝尔曼著作的读者提供很有帮助的研究工具书。关于这部《当图像采取立场》的中译问题，我完全没有能力作出判断。只是从中文的阅读体验来说，感觉对于某些概念和复杂句式涵义的理解还是比较费斟酌的。好在许多概念后面附有原文，在译注中也有对某些概念译法的解释，是一种比较负责任的态度。
于贝尔曼的这部《历史之眼》在第一卷《当图像采取立场》出版之后陆续出了后面的几卷：第二卷《重装所经受的时间》（II.Remontages du temps subi，2010），第三卷《图集，或不安的快乐知识》（III.Atlas ou le gai savoir inquiet，2011），第四卷《被展示的人民，作为配角的人民》（IV. Peuples exposés，peuples figurants， 2012），第五卷《让-吕克·戈达尔所引用的过去》（V.Passéscités par JLG， 2015），第六卷《流泪的人民，武装的人民》（VI.Peuples en larmes，peuples en armes，2016）（见序言，xxxiii，注释23）。光看书名就值得期待，从时间、图像到被展示的、流泪的和武装的人民（第二卷的“重装”译作“重组”可能更好理解）。这套“历史之眼”紧盯着战争、纳粹大屠杀、政治抗议等人类历史中的图像资料，从图像本身的颠覆性阐释逐步推进到具有历史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历史图像学与政治学的思想前沿，构成了一项有独创性与挑战性的图像研究范式。
图像、立场、历史之眼及其解放，这三个核心概念就已经把历史图像学、图像政治学和图像诗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于当前学界的历史学、图像学、政治学等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新思考范式、价值与意义的关键议题。在核心概念之下是流亡、战争、诗歌、写作……，在瓦尔堡、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贡布里希（Sir Ernst Gombrich，1909-2001）……之后，我们要重新面对图像与有待解放的“历史之眼”；在阅读中在我们身旁出现的是毕加索的绘画、爱森斯坦的电影、乔伊斯的文学、本雅明的灵氛与拱廊和布莱希特的戏剧和诗歌。更重要的是，在AI图像时代已经全面降临的时候，质问图像的立场、思考历史之眼的正义伦理变为更为紧迫的任务，不能让图像与历史沉沦在技术剥夺人性的黑暗时刻。“唯有双眼，尚能发出呼喊”，印在目录前一页的这句话出自勒内·夏尔（RenéChar）的《睡神散页》（Feuillets d’Hypnos，1943-1944），这是关于眼睛最激动人心的描述，是对于贝尔曼的“历史之眼”的最具有反抗性的概括。于贝尔曼指出，当纳粹极权统治开始上台的时候，布莱希特写道：“在需要决定性选择的时代，艺术同样必须作出选择”，并且强调艺术不能脱离历史，这是艺术史家乃至艺术家本人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123页）。这是历史之眼的选择或放弃的严重时刻。
把图像与历史连接起来的重要要素就是时间，因此在“序言：解放历史之眼”的第一句话就是“如何看见时间？时间如何变得可感？”通过论述“看见与存在于时间密不可分”——顺带要说的是，我深感在这句概括中包涵有在历史图像学研究中被忽视的研究议题，很快就切入到图像对历史、包括政治历史的认知问题（序言：解放历史之眼，xv）。在时间与图像之间有一种复杂性是人们通常会忽视和会简化掉的，那就是图像本身具有一种可能性（相比“能力”，或许“可能性”更为贴切），那就是“让某一瞬间、某一时段、某一记忆、某一欲望等变得可感。简言之，让某一人类的时间变得可感，其中就聚集着我们所谓的历史内部时间的客观维度和主观维度”。要揭示这种可能性当然很困难（xvi）。作者提出这个议题当然是有所指向的，那就是比较常见的把图像在研究中的作用看得比较简单，比如只是作为“视觉档案”，充当历史书籍的单纯“图解附录”。
但是令我有点吃惊的是，于贝尔曼在这里马上就以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国王神迹》（Rois thaumaturges）作为批评的例子，说年鉴学派仍继续使用一种再现的观念，把图像降低至一种好用的“心态之镜”的地位（xvii）。我认为于贝尔曼在这里严重低估了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性意义。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指出：“马克·布洛赫留给未来的启示，是号召人们回归政治史，但那是一种革新了的政治史，一种‘历史政治人类学’——《国王神迹》将是历史政治人类学中的第一部且青春永驻的典范著作。”（《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勒高夫，序言）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1939-2026）则指出该书标志着布洛赫的兴趣超越了传统历史学的边界，这是他借鉴了涂尔干（Durkheim）的学术理路的结果，认识到了历史研究具有特殊性（同上，意大利文版序言）。我认为布洛赫毫无疑问是“历史政治人类学”的开拓者，同时也是历史图像学的重要先驱，并不是于贝尔曼所讲的把图像降低为“图解附录”那么简单。但是，他指出的历史学家将图像降格为档案附图的现象是的确存在的，也是我们在今天学界开始比较时兴的“图像转向”中也应该保持警惕的倾向。
另外，于贝尔曼指出某些图像学家习惯将图像钉死在阐释木板上，或者把图像学构想为一门在图像面前致力于“解决斯芬克斯之谜”（solving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的学科，相信图像中有一把能够打开其全部大门的阐释之“钥匙”，这些都是固化和简单化的研究倾向（序言：解放历史之眼，xvii）。这同样是带有一种清醒的问题意识。德国作家库尔特·塔科尔斯基（Kurt Tucholsky，1890-1935）说过一句话：“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Ein Bild sagt mehr als 1000 Worte [A picture says more than a thousand words]），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他的《图像证史》的“导论”中引述了这句话，我一直反复思考这句看起来很简单的话，深感在这里面有兴奋、期待和洞察，也有清醒与无奈。于贝尔曼的图像理论从另一个方向提出了质疑，也是很好的警醒。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于图像的简单降格使用还是看作万能的“钥匙”，都是固化的观念。他认为图像有其自身的“生命”，这些“生命”不但让我们感兴趣并且在“注视”着我们，因而并不只是留给我们一些蜕下的死皮，任由我们支配。所以，注视图像的最佳方式是在观察它们的同时“不损害其运动的自由”，而我们自己则应该从“完全看见”图像、对其作“普遍分类”或得出“绝对知识”的幻想中解放出来（xviii）。这的确是值得反思的研究方法。
那么，何谓“解放历史之眼”？前面说的是从各种有关图像的固化观念中解放出来，但是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在图像面前建立和采取立场、获得意义，使历史之眼成为具有主体性地位的能动力量，走向作为伦理的、政治的、自由的见证者与预示者的承诺与解放。在这里，图像研究的历史学走向了呼唤自由与解放的政治学。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于贝尔曼关于集中营照片的论述。“解放历史之眼？但这如何可能？”在纳粹集中营里负责焚尸的“特遣队”成员自身也难逃一死，但是他们将拍摄几张照片的行动视为一种反抗。正因为对于反抗的绝望，他们才觉得必须用视觉或文字的证据来打破反抗的不可能。“总之，他们必须通过摄影，从生还前景的彻底缺席中汲取一种——目光的、见证的——自由。冒着死亡的危险，他们要把若干影像碎片转交给可能的幸存者，尽管不完全，但那些影像仍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见证了一个对外部世界来说如此难以想象的处境。所以，正是从最根本的奴役状况中，比克瑙‘特遣队’的成员们成功地挺身而起，制造了一种自由的姿势，而该姿势本身又产生了这微乎其微的东西——为了被送出集中营而藏在牙膏管里的6厘米高的晒印相片——如今，它仍在我们眼前提供了 1944年8月欧洲犹太人之毁灭的——局部但又关键的——历史证据。”（序言，xxiv）我读过不少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摄影图像的叙事文本，像于贝尔曼这样的思考与阐释是罕见的，它带有一种令人从绝望的痛苦中感到荣耀的辉光，让在黑暗中沉默了大半个世界的眼睛——那些曾经面对屠杀勇敢地睁开的眼睛——发出震撼人心的呐喊。“唯有双眼，尚能发出呼喊”。就是在这样的时刻。
于贝尔曼继续说，“历史之眼就像飓风之眼。‘特造队’拍摄的4个图像产生于‘历史之眼本身内部’。我们同样可以说，它们不仅要被我们的眼睛看见，还要像眼睛一样在看；因此，在那一刻，它们就是历史的眼睛本身。”（同上）意思就是，那些产生于严重时刻、危难关头的图像本身就是历史之眼，它们的使命是见证、是呐喊，是有待被研究者重新发现时刻。这就是“解放历史之眼”的可能性。
关于“历史之眼”，我们应该反复思考于贝尔曼的阐释方法与观点。他认为“历史的眼睛”是对历史知识的深化和批判；通过多重的、内在的研究路径，每一次从每一个对象、每一个案例中重新学到了公正地对待图像、目光和时间的复杂性。“历史的眼睛”不可能看见一切、看见全部，因为所有的视觉文献都有一种非凡的脆弱性或短暂性，因此我们应该在它面前、正如在世界面前一样，保持谦卑。“但历史的眼睛不顾一切地见证”（同上，xxvi），这是我们应该时刻记住的。
关于图像的立场（position），是于贝尔曼的另一重要概念。“在图像面前（devant l'image）……必须采取立场……每一个形象，事实上，都通过承担其相对于其他所有形象的立场而获得意义。”（xx）但是从根本上说，“为了认知，我们必须采取立场。这样的姿势并不简单。……采取立场，就是有所欲，就是要求一些什么，就是置身于当前以展望未来”（第3页）。那么，他说的必须采取的立场究竟是什么？答案是：“说到底，这便是流亡者的立场……恩佐·特拉维索（Enzo Traverso）在其新作《流散的思想》（La Pensée dispersée）里写道：‘终有一天，人们将通过流亡这面棱镜重读20 世纪的历史。’”（第4页）特拉维索这句话非常重要，在这里更是具体阐释了布莱希特的流亡经历与其创作的紧密联系。“在流亡之初，为数众多的艺术家、作家或思想家都试图去理解——甚至回应——1930年代初开始被严苛地强加给他们的新历史情境。”（同上）布莱希特的例子就非常典型：他的流亡始于1933年2月28日，德国国会大厦被烧的第二天。从那一刻起，他四处辗转流亡，布拉格、巴黎、伦敦、莫斯科、斯德哥尔摩、斯文堡、芬兰、美国、苏黎世、柏林。十五年的流亡生活充满艰辛，“但布莱希特成功地将流亡处境化作一种立场，并将之化为书写工作，最终汇为思想。这是一种探索法（heuristique），探索对象是他正在经历的历史、战争和不确定的未来。”（第4-5页）布莱希特在流亡中被迫采取这样的立场，坚持诗歌创作，但是减少了格式和韵律上的束缚，不看重诗歌的总体性，采取的是一种战时诗歌的立场，探索性的、棱镜式的、召唤一切的抒情诗。这种流亡与创作的立场也是本雅明的立场，在创作中直接介入政治分析领域并采取立场。“布莱希特式的流亡书写，尽管其中不乏游戏和戏谑元素，但总能引导我们反思当代世界，如《流亡者对话录》（Dialoguesd 'exiles）中的这个小片段：通行证是人最高贵的一部分。但通行证不能像人那样被轻易地造出来……”（第5-6页）
我在《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三十年集”书系，2011年）曾经谈到过流亡者的立场与我们的关系。在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上，流亡者的诗歌是否可以占有一个恰当的位置以及与我们的关系，这不是仅仅通过学术讨论可以解决的问题。并非一定要有曾经穿越过黑暗与哭泣的心灵体验才能回答，但是必须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与立场。从1979年起侨居美国的苏联诗人德·博贝舍夫（Дмитрий Бобышев）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波兰流亡作家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认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1889-1966）说：“诗人是流浪的犹太人”；学者艾德华·萨依德（Edward Said，1935-2003）希望知识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这些言说都把“流亡者”这个概念放置于思想的空间和心灵的状态中考量。于贝尔曼也正是这样，心灵上的流亡、自我放逐是对日常状态中的非流亡状态的揭露与反叛，是进入自由思考与创作的必由之途。
由于图像的立场，由于解放的历史之眼，作者希望读者能够明白：图像会示威、会奋起反抗，有时也让我们挺身而起反抗；制作一个图像和在历史面前奋起反抗，赖自同一种抵抗的姿势（xxiv）。回到比克瑙集中营“特遣队”成员拍摄的图像，“从此，我们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断言：它总之是‘无用的’，或它终究只构成了一份简单的视觉档案，再现了1944年夏集中营该区域所挖的焚尸坑。这一图像……的所有内在特征，都在教导我们：制作一个图像，在根本上，就是作出一个让时间发生变形的姿势。这或许不是行动或政治行动主义意义上的直接‘行动’。但它仍以无比卑微或无比辉煌的方式，在历史中对历史展开行动。……这给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去更明确地审视伦理主体的眼睛（哪怕是在其苦难的最深处），然后是图像本身（哪怕是在其最难以存活的状态下），能够不顾一切地，在历史面前承担的立场。”（xxviii）于贝尔曼写在“序言：解放历史之眼”最后的一段话特别让人激动和感奋：“历史的眼睛往往已经睁开并下定了政治的决心：要让可感化与批判化携手并行，要让看见与对不公的控诉携手并行。要让一种解放的欲望，相反地，变得可感——或得以想象。解放历史的眼睛：自由地看见历史，就如它束缚我们那样；自由地在这面前发出喊叫、作出批判；自由地从这历史本身中看见想象或预见我们自由的各种机会。”（xxx）这是今天研究图像政治学不可忘记的愿景。
现在看看布莱希特的《工作日志》和《战争入门读本》。前者看起来像一个庞大的文本蒙太奇，内容极其庞杂；也像一个图像的蒙太奇，它同样充满异质性。各种各样的剪切、拼贴的图像：艺术照片、空战图、剪报、亲朋好友的面容、科学图表、战场上士兵的尸体、政治领袖的肖像、统计数据、城市废墟、风俗画、静物画、经济图表、风光照、被军事暴力破坏的艺术品……通常取自当时的画报。借由精心编排的异质性，布莱希特得以重返照片蒙太奇艺术，只不过是以书本的组织形式，它介于陈列式的蒙太奇和叙事性的蒙太奇（16页）。
对于今天的图文工作者来说，最有启发意义的是：“‘工作日志’是一项永远正在进行的工作（work in progress），一个关于反思与想象、寻找与发现、写作与图像的工作进程（working progress）。”（11页）实际上，这是个人的思想日志，是对时代政治的另类记录，同时也把自己的难以言说的心声拼贴进去。
出版于1955年的《战争入门读本》的总体结构似乎遵循了二战的时间顺序，其创作始于1940年的流亡生活之中。布莱希特在这部图文集中“叩问我们是否有能力观看自身的黑暗历史”（26页）。翻开这本书，发现在那些可怕的战争、苦难照片之下都配有简短的、四行抒情诗。于贝尔曼把布莱希特的隽语诗看作“这是真正的可以对抗任何武器政治的诗歌武器”（43页）。“图像展现了死者的荒凉之地，而借由这首诗，一种声音从中响起。伴随着这声音，也出现了对我们观看图像的方法的有力质疑。”（39页）在于贝尔曼对这本图文集的阐释、评述中，下面这段话是最为重要的：“《战争入门读本》一书最核心的陌异性——及其力量——在于，它快同闪电般地创造了犯罪图像和诗歌文本之间的联结，使得照片里的可见之物突然用隽语诗来‘发言’。从1939年写作《工作日志》之初起，布莱希特便以同样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人们该如何在恐怖的国度中生活，并继续‘大事渲染诗的寓言（parabole）’？人们该如何为《苏德条约》正名，又为何在那时回归歌德的诗剧《潘多拉》？‘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变得反社会’时，人们如何能在自己的诗里避免走向无道德？”（42页）
于贝尔曼提醒读者，《战争入门读本》最打动人的地方，它本来是为孩子们而写的入门读本（Fibel）。他致力于献给后代和同时代孩子们的是一本并不纯真的图像之书，其中充满最糟的事物、可怕的事物，目的是什么？“人们常说，教育是塑造我们孩子灵魂的艺术，是发展他们的知识、话语、价值观和感受力的艺术。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它成为奴役力量和解放力量不断产生冲突的战场。……战争借助‘军事玩具’和对民族主义价值观的颂扬．旨在令儿童着迷，从而将之变为‘人肉炮弹’。”（216页）作为父亲和教育者的布莱希特，不会放弃自己的教育责任。这在今天的国际战争风云之中，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于贝尔曼的历史之眼与布莱希特战争图像拼贴的灵氛中，不知不觉我的“上海书评·一周书记”专栏来到了第九百期。还是要回顾那两个日子：2008年7月6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正式发行第一期，2017年1月1日《东方早报》停刊，作为周日副刊的《上海书评》也随之转入“澎湃新闻”。整整一十八年了，“一周书记”每周一篇，除了节假日停刊或特殊原因外从未中断。到今天整整九百篇读书札记，近四百六十万字，评述或谈及的书籍约有两千八百多种。回想起来首先要深深感谢当年陆灏兄的约稿、鼓励和宽容，感谢十八年来“上海书评”各位编辑、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其中黄晓峰兄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和相互间的讨论更是让我获益无穷。同时更要感谢夫人行远和儿子尔克——顺带要说的是，我在文中时常提到并展开讨论的那位“青年学子”就是尔克，我们一家三口共同买书、搬书、读书和讨论一直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在布莱希特的战争图像关切的熏染下，恍然想到阅读与写作何尝不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时势与地形、前沿与后方、敌军与友军、投弹与埋雷……，书评人就是瞭望哨兵与消息树，传递关于好书的信息、立场和希望。在熹微晨光之中，我的好战友晓峰兄和他的同事慨然同意出一幅“一周书记900期”的海报，实在开心与感恩。于是就选取了前两周在云南拍的一张小照，背景从原图的满地野花改为硝烟战壕，聊以向布莱希特的战争图像与于贝尔曼的解放历史之眼致敬。更为欣喜、感激的是，收到我的兄长般的挚友、思想上的同道陈建华教授专为“一周书记”九百期写来的赠言，如同在战壕中传来了增援部队上来了的消息。建华教授说：
公明兄要我说几句话，我深感荣幸，“一周书记”十八年如一日，不得不说是个奇迹，我除了瞠目结舌的惊叹，实在无以为言！我在学术上算得勤奋，写得不少，然而在人文关怀、全球视野、知识渊博和洞见人性等方面难及其万一。看到海报上公明兄自置于战壕之中，有点吓丝丝。虽是行为艺术，于我足具警示。大约我们从小在红旗下成长，受“革命”熏陶，一向崇尚战斗精神，与家国一起历经沧桑与磨难，这一份生命记忆弥足珍贵。在我的印象里，公明总是身穿红色格子衬衫，像蒙德里安，这回却换了黑色T恤，大讲布莱希特。不管是红是黑，值此世界祸乱频乃、文明价值经受考验之时，不减书生意气，秉持改变世界的理想，斗志弥坚，令人奋起，谨在此惟愿公明兄人书长春，待书评臻至千期，大浮一白！
建华兄的赐言实在让我感到惭愧，唯有不负鼓励，继续努力前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