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赖昌星以港商身份回到福建，在厦门成立了远华集团。这个人打小穷，靠倒腾服装起家，后来学会了一套腐蚀权力的路子——他知道官员要的不只是钱，钱只是入场券，真正拴住人的，是让对方在道德上破防、在把柄上被你握住。
红楼，就是他为此搭建的专用平台。1996年，他砸进去7000多万，在厦门湖里区华光路起了这栋7层红色小楼。外面看不出什么，里面却是从餐饮、桑拿到客房的一整套完整配置，专为接待官员设计。更阴的是，关键房间里藏着针孔摄像头，一旦有人在里面做了见不得光的事，赖昌星就多了一张说不出口的底牌。
要把这套机器开动起来，光靠场地不行，还得有合适的人去”发动”目标。在红楼的众多女公关里，周兵和王丁丁是被赖昌星视作”头牌”的两个人，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命运走向。
周兵是浙江人，做过空姐，和赖昌星是在飞机上偶然认识的。赖昌星看人很准，一眼就觉得周兵身上有某种气质——既漂亮，又能拿捏人，于是以高薪把她挖进红楼。她真正被”启用”，是在赖昌星要拿下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的时候。
杨前线这个人比较难搞，赖昌星早期给他送过香港明星，他礼貌点头就走，没上当。但赖昌星摸透了一点：这人不是不好色，是口味太挑。于是周兵出马。二人相遇后，杨前线迅速沦陷，此后两人以情侣方式长期来往，周兵实际上已是他的包养对象。赖昌星还专门出资，在厦门、香港为二人置下别墅。事情发展到后来，周兵甚至怀了杨前线的孩子，赖昌星把她送到美国产子，1997年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不仅是情感的产物，更是赖昌星死死绑住杨前线的一根绳子。
1999年6月，杨前线得知办案部门要对赖昌星走私行为进行查处，多次为赖昌星通风报信，致使其销毁了部分走私犯罪的证据。赖昌星出逃加拿大后，杨前线还13次与赖昌星通电话分析形势、商量对策。一个掌管全国最重要口岸之一的海关关长，到了这一步，早已不是”被腐蚀”那么简单，而是完完全全沦为了走私集团的内部人。
案发之后，杨前线被认定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赖昌星贿赂折合人民币140.7万元，并由赖昌星出巨资为其包养情妇，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个判决后来经过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月18日改判为无期徒刑，经多次减刑，刑期执行至2026年8月25日止。
周兵的结局，比杨前线稍微复杂一些。案发以后，专案组找上了她，她交代了和赖昌星、杨前线之间的关系，房子、车子、账户里的资产，全部依法没收。因为她没有直接参与走私经营活动，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调查结束就放了出来。
但她出来之后，在国内的处境极为尴尬——在国内已经彻底声名扫地，待不下去，她做了和不少远华案外围人物一样的选择——出国。至于她和那个在美国出生、从未真正在父亲身边长大的儿子，现在日子过得如何，外界几乎没有公开信息。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派去”公关”厦门工商银行董事长叶某，成功让叶某同意向远华集团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此外，她还曾被派去”公关”深圳海关的官员，使赖昌星被扣押的走私船得以放行。一个银行贷款、一个海关放行，这两笔”战果”背后，是国家资产和国家监管的双重沦陷。
不过，就在赖昌星团伙覆灭前一年，王丁丁及时从红楼抽身，离开了厦门，回到家乡，成功避开了法律的制裁。她走的时机，耐人寻味——早了半步，就是没被抓住的关键。但这绝不意味着她是干净的，她只是在法律证据链上留下了更少的把柄。
远华集团从1994年成立到1999年案发，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经济大案。围绕这个数字，共有600多名涉案人员被审查，近300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涉案最高级别的官员，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被判死缓，厦门副市长蓝甫被判死缓。而王丁丁曾多次”接触”的那些官员，也一一进入司法程序。
红楼在2001年曾作为反腐倡廉的反面教材对外开放展览，2004年由厦门市政府出资购买，以”零租金”方式交由市总工会管理，改造为进城务工人员服务中心。那个曾经灯红酒绿的地方，现在是工人办事的窗口。
周兵、王丁丁，两个被赖昌星当棋子用的女人，一个坐了牢，一个流亡海外，她们所付出的代价，其实远不止法律层面。她们的人生，从踏进红楼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彻底改写。“就怕当官的没有爱好”这句听起来像市井智慧，实则是对官场腐败逻辑最赤裸的概括。正因为有人”有爱好”，才有了红楼存在的土壤；正因为制度的漏洞没有被及时堵死，才让这场走私盛宴持续了整整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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