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一个虚构的问题。”这句话出现在社交平台上,发帖人马修·维利基(Matthew Wielicki)的新身份,让许多气候研究者感到一阵错愕——这位长期公开质疑气候科学的前大学地球化学家,不久前成为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USGCRP)的负责人。而这个计划正在编撰的,正是每四年一次、受国会委托编写的《国家气候评估》。

要理解这件事透露出的张力,得先看清这份评估报告的分量。自2000年起,USGCRP就负责定期发布《国家气候评估》,任务是系统梳理气候变化美国各地区、各经济部门带来的影响。报告本身不制定政策,但它是联邦和地方政府制定减排、适应方案时绕不开的科学参考。换句话说,报告的基调会影响后续一系列决策的出发点。如今,一位坚信气候问题被严重夸大的研究者执掌了整个编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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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政客》杂志披露,维利基此前是亚拉巴马大学的地球化学研究者,自称“流亡的地球科学教授”。翻看他的公开言论,几乎找不到对主流气候科学结论的正面认可。在博客“非理性恐惧”中,他反复讲述几条与气候学界近乎对立的观点:区域性变暖的主导因素不是二氧化碳,而是太阳辐射在增强;2000年和2009年的两份《国家气候评估》结论站不住脚;以及2009年的“危害发现”高估了气候变化的威胁,却遗漏了气候变暖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某些好处。

这里有必要拆解一下2009年的那个“危害发现”。当时美国环保署在大量科学评估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会危害公众健康和福祉,因此需要依据《清洁空气法》进行监管。这个结论为后续的汽车尾气标准、电厂碳排放限制提供了法理前提。但维利基一方认为,当初的评估片面地无视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科学依据并不牢靠。

这种分歧并不只是纸面上的争论。去年,同一批以气候怀疑论著称的研究者受命为能源部撰写了一份气候报告。报告出炉后,被用来作为撤销2009年危害发现的支撑文件。多个独立科学家团队在审阅这份能源部报告后指出,报告中使用的科学方法存在缺陷,推导过程有严重误导。换言之,官方决策所依据的那份“科学文件”,在同行眼中并未达到基本的可信度门槛。

随后的时间线值得留意。《第六次国家气候评估》原计划在2028年发布。到2025年4月,参与撰写的科学家被特朗普政府大批解雇;同年12月,政府重新邀请上述气候怀疑论者团队接手,让这份评估重新启动。从“解散原有班底”到“邀请新班底”,不到一年时间,承担国家气候评估的科研人员几乎完全换血。

维利基在接手后很快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今年6月29日,他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公开征集对《第六次国家气候评估》应写入哪些内容的建议。不过比起操作方式,科学界更在意的是方向问题:一个从根子上不承认气候变化问题是严重威胁的负责人,会如何框定评估的基线、选哪些文献、怎么对待不确定性?这些并不会在公开征集意见时摊开来讨论,却会在最终报告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

白宫发言人对此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回应:“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推动政治议程的工具,而非坚守健全的科学。我们期待恢复这个计划,确保它履行其法定使命。”这番话的潜台词是,过去的评估里掺杂了非科学的议程,现在需要拨正。但在气候研究者看来,这种说法本身就预设了过去几十年的气候科学不够“健全”,这与全球数千项同行评审研究的共识显著冲突。

面对这种错位,科学共同体的回应方式不是抗议声明,而是一次务实的行动。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联合美国气象学会(AMS)计划推出一个名为“美国气候文集”的专题论文集,集中发表一批气候风险和解决方案方面的研究论文。意思是,不论官方的评估报告朝哪个方向走,气候科学的独立前沿工作不会停下来,原先支撑地区和国家级别气候评估的研究势头要继续保持。

如果把这整件事摊开来看,你会发现一场安静却深刻的分歧正在裂开。一边是政策驱动的评估体系,正被重新定义“什么是可靠的科学”;另一边是科学界自身的维持机制,正绕过可能的变化,用论文集的方式保存持续产出的认知。两种逻辑同时在运转,而那个即将成型的《第六次国家气候评估》,就卡在这两条轨道之间。

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当一个人在博客里把正在评估的对象称作“虚构问题”时,公众很难期待他会用同等的严肃性去对待气候变化里那些复杂的级联风险——比如极端降水与基础设施老化之间的叠加效应,或者农田灌溉系统在持续性干旱下的临界阈值。这些不会自动消失,只是有没有人愿意在评估中如实地把它们讲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