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司法：“司法民主”之陪审团在新加坡的灭绝
——司法民主的消逝、技术精英主义的崛起及其制度代价
引言：法庭内的“诸神黄昏”与技术理性的凯歌
在现代宪政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中，司法权力往往被描绘为一座远离政治喧嚣、由纯粹理性与精巧法条筑就的象牙塔。它是对抗民粹狂热与“多数人暴政”的最后防线。然而，在这个强调程序闭环与职业垄断的空间内部，曾经存在过一种最具直接民主色彩、最具颠覆性的制度斑块——陪审团制度（Jury System）。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留下著名的论断：
“陪审团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它不仅是使人民统治社会的最有效手段，也是使人民学会统治的最有效手段。它将主权者的真正方向引入了法庭，使人民本身或公民中的某一级阶层拥有了裁判权。”
这一论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法理学命题：司法权力的正当性（Legitimacy）不仅来源于其职业的垄断性与技术的精致性，更根植于主权者对正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介入与道德背书。
然而，新加坡——这个在大英帝国殖民余烬中崛起的城市国家，却在建国早期决绝地斩断了这一普通法系（Common Law）的核心脐带。从1959年取得内部自治后逐步限制陪审团，到1969年通过立法、1970年正式全面废除，新加坡司法完成了一场极其深刻的“去民主化”与“绝对专业主义”的范式转型。
长期以来，新加坡官方及实用主义法学派将这一变革奉为“因地制宜的司法进化”，并以其在全球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中的卓越排名作为合法性叙事。但如果我们将审视的标尺从“商业效率”拉回到“宪政民主”与“刑事诉讼主体性”，这场变革的本质便显露无遗：它是司法民主在东亚威权体制下的全面消逝，是一场精密的、工具主义的倒退。
新加坡以割裂社群常识、牺牲公民深度参与为代价，换取了一架冰冷、高效且绝对可控的威权司法机器。本文旨在深度解构司法民主的政治哲学，还原新加坡废除陪审团的历史激辩，并剖析专业精英主义统治背后的威权逻辑、制度代价及其带来的现代局限。
一、司法民主的法理学重构：陪审团制度的政治与法律哲学
要论证新加坡司法的路径选择是否构成“倒退”，首要的理论前提在于厘清“司法民主（Judicial Democracy）”的硬核内涵。在多数浅层政治讨论中，民主往往被窄化为代议制选举或行政权力的更迭（即投票民主）。然而，司法作为国家暴力机器中独占合法裁判权、有权剥夺公民生命与财产的部门，其正当性同样无法自给自足，必须接受民主价值的浸润。
司法民主的核心逻辑在于：法律的最终适用权与事实认定权，绝不能被封闭的官僚精英阶层所垄断，而必须为普通公民保留制度化的准入通道。陪审团正是这一通道的最高制度载体。
1. 同辈裁判（Judgment by Peers）与人民主权的司法变现
陪审团制度的法理源头可追溯至1215年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第39条。该条明确确立了“自由人非经其同辈的合法裁判（Legal Judgment of his Peers）或国法裁判，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剥夺自由”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数百年演进中内化为普通法宪政主义的基石：
- 打破阶层垄断：它预设了一个深刻的怀疑——由君主任命的法官（或由官僚体系培养的职业司法官）天然带有统治阶级的政治偏好与阶层盲区，无法完全代表整个社会的良知。
- 主权在民的微观实体化： “同辈裁判”意味着，决定一个公民是否有罪的，不是掌握统治技术的官僚，而是与被告人处于同等社会契约地位的普通邻人。它将国家的司法权打碎，以随机抽签（Sortition）的形式临时赋予普通平头百姓。这是人民主权在国家暴力适用时的最直接体现。
2. 陪审团否决权（Jury Nullification）与宪政最后防线
司法民主最激进、最具有对抗性的制度表征，是隐性存在的“陪审团否决权（Jury Nullification）”。在法律技术上，这意味着即使起诉方出示了完美无瑕的证据，被告人的行为在成文法条上已百分之百构成了犯罪，但如果陪审团基于社群的道德直觉与公理良知，认为该项法律本身是不公正的、邪恶的，或者在特定案件中适用该法将导致灾难性的不公正，他们有权直接宣判被告人无罪（Verdict of Not Guilty）。
在普通法历史上，1670年的“帕恩案”（Bushel's Case）确立了陪审员不因其判决结果而受法官惩罚的原则，奠定了陪审团独立性的基石。
陪审团否决权的政治哲学本质：它是公民社会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一种合法“消极抵制（Passive Resistance）”。
由于普通法系中陪审团的无罪判决具有不可推翻的终局性（Double Jeopardy原则的保障），且陪审团无需说明理由，这一机制实际上在冰冷的国家成文法与流动的社会道德之间铸造了一个“安全阀”。它确保了法律不会沦为统治阶层单纯压制社会的僵硬工具。
3. 公民教育与社会契约的内化
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司法民主具有不可替代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功能。在审判席上，普通公民被迫去倾听多元的诉求，去分析复杂的证据，去体悟剥夺他人自由或生命的道德重量，并学会克服个人的偏见以服从理性的辩论。这种制度实践将抽象的“法治（Rule of Law）”转化为活生生的、内化于公民血脉中的责任感。缺乏司法民主的社会，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只能停留在对惩罚的“恐惧”层面；而拥有司法民主的社会，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则是基于对其“参与创造”的契约承诺。
二、新加坡陪审团制度的终结：从移植到清洗的历史轨迹
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完全是英国殖民扩张的产物。1826年，大英国王颁布《第二司法宪章》（Second Charter of Justice），正式将英国普通法和陪审团制度移植到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在漫长的殖民时期，虽然该制度曾被批评为被欧洲裔精英垄断、带有殖民统治烙印，但它依然作为对抗总督滥权、维持普通法traditions 独立性的核心机制而运转。
然而，1959年人民行动党（PAP）全面执政后，这一延续了百年的法律传统开始迎来其政治宿命。
1. 1959年的限缩：退守死刑防线
1959年，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取得内部自治。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迅速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法案》。该法案对陪审团进行了解构：全面废除普通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审判，将其适用范围极度压缩、退守至仅限“判处死刑的案件”（Capital Offenses）（主要是谋杀罪和非意图杀人罪）。这一阶段的限缩，拉开了国家政权全面收回事实裁判权的序幕。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这被解释为在过渡时期减少诉讼延误、提高治安治理效率的必要手段。
2. 1969—1970年的清算：李光耀与马绍尔的国会大激辩
1969年，新加坡建国四年后，政府决定完成最后一击。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国会正式提出全面废除死刑案件陪审团制度的提案，引发了新加坡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律与政治大辩论。在这场论战中，站在对立面的是两位新加坡法律界的泰斗：实用精英主义的化身李光耀，以及自由人权主义的捍卫者、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著名刑事辩护大律师大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
辩论核心维度
李光耀（政府立场）
大卫·马绍尔（法律界与反对派）
主体理性认知
普通人缺乏法律训练，容易受到雄辩律师的愚弄，无法做出纯粹理性的事实认定。
司法正义不仅仅是逻辑推演，更需要社群的常识与道德直觉来调和冰冷的法条。
文化与社会适应性
亚洲社会（特别是华人群体）缺乏西方理性法治传统，容易受迷信、人情、宗族观念及对死刑的恐惧影响。
不能因个别案件的偏颇而全盘否定公民的道德定力，这是对新加坡公民智识的集体贬低。
政治与权利防线
司法是国家治理的技术工具，必须追求最高效、最确定的产出，不容许不可控的变量。
陪审团是公民免于国家机器任意逮捕与冤屈的最后盾牌，废除它是向威权集权迈出的危险一步。
李光耀在其国会辩论中，对陪审团制度展开了毫不留情的实用主义批判。他公开质疑：“为什么要让十二个（后改为七个）完全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甚至连基础英文（当时的审判语言）都听不懂的普通人，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难道不是对司法正义的嘲弄？”
大卫·马绍尔则代表新加坡律师公会（Law Society of Singapore）在国会外及社会上发出了强烈的抗议。马绍尔作为曾创下“100名谋杀案被告，99名免于死刑”传奇纪录的刑辩大律师，深知陪审团对于弱势个体的保护价值。他严厉指出，政府废除陪审团，并非基于扎实的社会学统计，而是基于李光耀个人年轻时作为律师的一段特定经验（1950年“玛丽亚·赫托骚乱”中，李光耀曾协助四名涉嫌谋杀英国军士的穆斯林被告利用陪审团心理漏洞无罪释放）。马绍尔认为，政府不能因为偶尔出现的“放过有罪者”，就彻底剥夺人民的民主防线。
然而，在人民行动党占据绝对多数的国会中，马绍尔和律师公会的抵抗显得苍白无力。1969年年底，修正案无悬念通过。1970年1月5日，法案正式生效，新加坡的陪审团制度彻底寿终正寝。新加坡全面进入由法官独任或（早期死刑案件）双法官合议审判（Bench Trial）的时代。
三、威权司法的底层逻辑：技术官僚垄断与“唯效率论”
新加坡之所以在1970年决绝地告别司法民主，其深层动因绝非单纯的“陪审员英文水平不够”或“程序延误”等技术性瑕疵。这场变革是新加坡威权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过程中，对国家机器控制力、行政效能以及精英主义政治哲学进行精密计算的结果。
1. 新加坡“天才政治（Meritocracy）”对普通大众的排斥
新加坡统治阶级的核心意识形态是精英治理主义（Meritocracy）。在李光耀及其继任者的治理哲学中，无论是经济规划、地缘政治、还是社会治理，都是高度复杂的、近乎科学试验的工程，必须由整个社会中最聪明、受过最好教育、通过了层层文官考试的“天才精英”来执掌。
这种哲学延伸至司法领域，便推导出一个必然的结论：正义的裁判是一门高超的法律技术，普通民众不具备掌握这门技术的能力和理性。废除陪审团，本质上是精英阶层对普通大众智识与道德定力的全盘否定。它用一种技术官僚的傲慢，解构了“同辈裁判”中蕴含的平等契约精神，将司法权力全面收归给由国家挑选、任命并供养的法官群体。
2. 国家效能至上主义（Statism and Efficiency）对程序正义的吞噬
作为一个生存环境脆弱、严重依赖外部资本的微型岛国，新加坡将“效率”拉高到了近乎国家宗教的神圣地位。在新加坡政府看来，英美传统的陪审团制度在商业和行政效率上具有不可容忍的赤字：它需要花几天时间去筛选陪审员，法官需要用通俗的语言向他们解释复杂的证据法规则，陪审团关起门来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导致流审（Hung Jury）。
为了吸引跨国资本、打造廉洁高效的国际商业中心，新加坡需要一个能够快速产出预期结果、毫无拖泥带水的司法环境。取消陪审团，消除了司法程序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变量”，极大地缩短了刑事和民事诉讼的周期，使司法机器的运转能够完美匹配行政权力的快节奏。
3. “有法律无自由主义”的威权法治闭环
现代宪政学者（如Jothie Rajah等）将新加坡的体制定义为典型的“威权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在这种体制下，法治（Rule of Law）被高度推崇，但它被剥离了保护个人自由、对抗国家压迫的自由主义内核，而被重塑为“以法统治（Rule by Law）”的高级技术形态。
在这个闭环中，司法系统必须保持绝对的“可控性”。陪审团那关闭在黑匣子里、无需给出理由且无法被行政推翻的裁判权，对威权国家而言构成了巨大的政治隐患。全面废除陪审团，是威权体制为了消灭司法系统内部的“民主飞地”、确立国家权力的绝对单向垄断而进行的必然清洗。
四、司法民主消逝的制度代价：法律异化与政治防火墙的坍塌
无可否认，从纯粹的商业治理和行政效能来看，新加坡的司法改革交出了一份惊艳的成绩单：法庭清案率极高，贪腐率极低，商业合同的执行效率全球瞩目。然而，当我们转换视角，从司法民主的存续、公民权的完整性以及长期的政治合法性来衡量，这一选择所带来的制度代价是高昂且深远的。它构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不可逆的退化。
1. 公民权与法律良知的制度性剥离
当陪审团的最后一盏灯熄灭后，新加坡的法庭彻底沦为一个高度封闭的、技术官僚的“无菌室”。普通公民被全盘排斥在国家正义的裁决过程之外。这种剥离导致了法律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异化”：法律不再是社群共同体道德良知的体现，而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社会的规训工具。
这带来了双重负面效应：
- 公民责任感的退化：法律变成了报纸上的条文和政府的告示，公民不再需要在审判席上承担决定同胞生死的道德重叠。这种制度性惯性导致了社会公共参与精神的普遍冷漠。
- 法律与道德共识的脱节：缺乏了陪审团作为中介，法律无法根据社会公序良俗的实时变化进行个案的微调。法律展现出一种精致的冷酷，它只在乎逻辑的闭环，而失去了对社会底层活生生现实的感知力。
2. 司法精英的象牙塔化与“同理心赤字”
在废除陪审团的同时，新加坡为了确保法官群体的绝对廉洁与专业，推行了极端的高薪制（新加坡最高法院法官的年薪高居世界前列）。这种“高薪养廉”体制虽然彻底杜绝了物质腐败，却在客观上人为制造了一个与社会底层彻底割裂的“司法贵族阶层”。
这些法官生活在极其优渥的社区，接受着最顶尖的精英教育，长期的职业训练让他们习惯于法条主义（Legalism）的逻辑推演。当他们独任审判涉及底层社会冲突、家庭暴力、精神绝望引起的犯罪案件时，往往暴露出严重的“同理心赤字（Empathy Deficit）”。他们能够给出程序上无可挑剔的判决，但这些判决往往缺乏社会学意义上的温度，无法抚平社群在个案中所遭遇的创伤。
3. 政治涉讼案件中“民意防火墙”的坍塌
这是新加坡威权司法最常为人诟病、也最无法回避的结构性软肋。在过去数十年中，人民行动党政府频繁利用诽谤罪（Libel）、内安法令（ISA）或藐视法庭罪，在法院起诉政治异见人士与反对党领袖（如著名的惹耶勒南案、徐顺全案）。在这些高度敏感的政治诉讼中，起诉方（通常是政府高官）往往能获得数额巨大的巨额赔偿，直接导致反对党领袖破产并丧失议员资格。
【有陪审团机制（如英美普通法）】
政府起诉异见者 ──> 随机市民陪审团裁判──> 判决代表民意
（结果：法官不背负政治包袱，国家暴力与政治对抗之间有“民意防火墙”）
【无陪审团机制（新加坡威权司法）】
政府起诉异见者 ──> 高薪职业法官独任裁判──> 判决引发社会质疑
（结果：司法直接暴露在政治聚光灯下，极易引发“国家机器御用工具”的结构性指责）
如果陪审团制度依然存在，这类案件的事实认定将交由随机抽签产生的普通市民来做出。无论最终判决有罪还是无罪，它都具备天然的民主合法性，政府无法操纵，公众也会倾向于服从社群的集体决定。
然而，在没有陪审团的新加坡法庭上，所有的裁判压力都重压在独任法官一人的肩上。尽管官方不断强调法官的绝对独立性，但国际法律界与本地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很难不产生结构性的怀疑。废除陪审团，让新加坡司法失去了最重要的一道政治防火墙，使其在处理政治涉讼案件时，永远无法摆脱“将法律工具化”的国际舆论阴影。
五、比较法视野下的东亚司法现代化路径抉择
支持新加坡模式的学者往往提出一种带有文化相对论色彩的辩护：东亚儒家文化圈强调秩序、和谐与对权威的服从，西方那种带有天然对抗性、容易引发社会撕裂的陪审团制度，并不适合东亚的土壤。新加坡废除陪审团，正是东亚社会走向自主司法现代化的杰出代表。
然而，这一论点在当代东亚司法改革的整体图谱面前是不攻自破的。如果我们横向对比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同样属于东亚发达经济体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就会发现它们在政治与司法现代化走向成熟时，做出了与新加坡截然相反的路径抉择。
- 日本（裁判员制度，2009年正式推行）：刑事重案由6名普通市民与3名职业法官共同审理，旨在打破官僚司法壁垒，引入社会常识，重塑国民对司法的信任。
- 中国台湾地区（国民法官制度，2023年正式实施）：由6名随机选出的普通国民与3名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共同参与定罪与量刑，强调“让司法照见人民的视界”，提升司法公信力。
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实践证明：东亚文化与公众参与司法之间不存在天然的排异反应。相反，当一个社会步入发达阶段、公民意识全面觉醒后，职业官僚对司法权的绝对垄断必然会引发普遍的公众信任危机。日、台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不惜降低审判效率也要引入民众参与，正是为了通过注入司法民主的血液，来修复被僵硬的法条主义拉开的法庭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相比之下，新加坡依然固守着1970年确立的威权技术官僚模式。在公民社会日益多元、资讯高度透明的今天，这种“将人民关在法庭大门之外”的模式正显露出其时代的局限性。它虽然拥有极高的“生产正义”的效率，却越来越难以提供能够凝聚社会道德共识的、具备深厚民主合法性的“全面正义”。
结语：诸神黄昏后的现代警示
新加坡展现了一部典型的东亚实用主义国家机器扩张史。在这场演进中，效率战胜了民主，专业技术解构了政治伦理。
新加坡通过废除陪审团制度，极为成功地创造了人类司法史上的一个异数：它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可以在彻底阉割司法民主、将普通公民完全排斥在法庭之外的同时，构建出一个高效率、高廉洁度、高度保障跨国资本财产权的法律帝国。对于追求绝对秩序和商业确定性的现实主义者而言，这或许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制度神化。
然而，如果我们拒绝对效率进行盲目的跪拜，如果我们坚信法律不仅仅是统治者管治社会的精致技术，更是全体公民践行社会契约、彰显共同体公义的道德载体，那么新加坡的这一转身，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制度性的倒退。
法治如果没有了人民的肉身参与，如果没有了司法民主的灵魂护航，那么高高在上的法庭最终将演变成一具极其精密、冷酷且无法被人民所左右的统治机械。在那座高耸的象牙塔里，正义，终将沦为精英们自说自话的独角戏。新加坡的模式或许在全球赢得了承认，但它留给世界关于威权司法的警示，却震耳欲聋。
（全文完）
作者：
庄玉武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学，在⿊龙江⼴播电视台历任⼤庆、牡丹江、齐齐哈尔记者站站长，前著名调查记者，曾在⼴东盛唐律师事务所执业；是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刑事部副主任；曾是⿊龙江省海国龙油⽯化股份有限公司独⽴董事、微博法律频道嘉宾律师、哈尔滨市南岗区青联法律界别主任、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法律专家顾问。正在或者曾担任中食农业发展公司、外资韩国丹富仕饲料公司、美国约翰迪尔农机公司、甘南县国税局、哈尔滨道外区征收服务中心、中国⼤地保险公司等法律顾问；曾为浙商资产公司、工大集团、工大后勤集团、深圳华控赛格公司、深圳时代装饰股份公司、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政府、哈尔滨市租车协会、深圳市福田区街道办等提供法律服务。
庄⽟武律师致力于为私权呐喊，公众号（视频号）“比较法刑辩”“徒法不能自行”主理人，并办理了大量重大热点案件、刑事无罪案件、征收补偿赔偿、撤销行政处罚等案件。
执业领域为高端经济刑事犯罪辩护，征地拆迁及行政处罚案行政诉讼，重⼤商事诉讼等。部分案件有：王某涉嫌四起敲诈勒索全部无罪案、昆明马某涉嫌请托型诈骗罪无罪案、新疆杜某涉嫌合同诈骗罪无罪案、刘某和季某敲诈勒索罪无罪辩护案、农垦系统维权型敲诈勒索无罪辩护案、哈尔滨杀警察案死刑被告人罪轻辩护、农垦系统曲某某涉嫌贷款诈骗罪无罪案、银行信贷经理高某骗取贷款罪共犯的无罪辩护案、“红通人员”孙某骗取贷款罪轻辩护案、小学生被奸杀案被害家属代理、某虚假房产证诈骗罪被害人代理、请托型诈骗罪被害人代理；深圳宝安区某厂房征收拆迁案、江西某公路数十家居民征收拆迁案、绥芬河某公司农民工保证金行政处罚违法被撤销案、深圳某上市公司违法建筑行政处罚违法被撤销案、黑龙江某地闲置土地处罚案、黑龙江某地城管局控制的违建控告案等；深圳某上市公司4 亿元股权纠纷案、贵州某拟上市公司股权协议纠纷案等。除此之外，还代理过大量其他的刑事案件减轻处罚、缓刑，或者刑事控告成功，或者行政拘留暂缓执行或减轻处罚等案件。
庄玉武律师获得的里程碑意义的成就有：获得中国第一个刑事律师调查令；创立“比较法刑辩”范式，推动中国刑事立法及刑事辩护实践进步（比如律师调查权、被告阅卷权等），并汇通全球刑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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