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回老家一趟，可这念头在心里转了千百回，终究是不成的。

因为老家没了，是真的没了。

下游修了水电站，水位一年年涨上来，先是淹了河滩边的菜地，接着是低处的稻田，后来连半山腰的屋场也没能幸免。

我从小住惯的坑口街，如今在水底下二十多米深的地方，青瓦、木门、石阶，连同门前那棵老槐树，一样都寻不见了。

在我印象里，家乡其实是很美的。

这话现在说起来，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那时候只觉得日子苦，累，很绝望，家里的活永远做不完，挑水要下一百多级台阶，砍柴要翻七八道山梁。有一年双抢，我连着割了七天稻子，腰都直不起来，晚上躺在竹席上，望着屋顶的椽子想，要是能离开这地方，去一个不用看天吃饭的所在，便是做牛做马也情愿。

少年人的心思，总以为自己是被困在笼子里的鸟，拼了命要往外飞，却不知那笼子是用记忆编的，飞得再远，也还罩在头顶上。

后来到底飞出来了。读了些书，出版了几本书，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可写来写去，笔底下绕不开的还是那片山水。于是动了念头，要给家乡写几部长篇。

头一本叫《客家山寨》，说的是罗家与李家几代人的恩怨，两姓人家隔着一道山溪住了两三百年，好的时候亲如一家，恼的时候老死不相往来，可山里人的恩怨，再深也深不过那几亩薄田、几座祖坟。

第二本叫《坑口街匪事》，这名字小时候听大人念叨得最多。我们那条街地处两县交界，山高林密，解放前常有土匪出没。前不久刷到一个播主讲古，说起邺坑那边一户富户遭抢的事，

据说那晚土匪摸进来，一家老小十几口人没留一个活口，柴房里栓着的牛都被牵走了，灶上的粥还温着。这事听着远，可仔细算算，也不过是七八十年前的光景。

解放以前，我的一个亲戚女主家被土匪抢走，关了一二年，后来得病送回。走到山坳时，女主家要求土匪回去，她说她家就在山坳下，她可以走回去，土匪走后，她就死在山坳上。

最想写的还是第三本，《阿嫩李风华》。阿嫩是我们客家人的叫法，就是母亲的意思。我阿嫩这辈子不容易，用一句文绉绉的话说，是生在尘埃里的人，可偏偏活得不甘心。

阿嫩的故事有点炸裂。

她是有未婚夫的，为了争取婚姻自由，也曾闹得天翻地覆，山河变色。

结婚后，独自一人带着五个孩子，生产队里分粮，别人家男人挑满担，她只能挑半担，还得笑着给队长说好话。

后来政策松了些，她试着做点小买卖，蒸酒卖，被人举报过，被管委会没收过，还有人说她投机倒把，在祠堂门口批斗了一回。可阿嫩从不认命。

我记得有一回她病得厉害，躺在床上烧了三天，邻居都劝我去叫赤脚医生，她烧得迷迷糊糊还拽着我的衣角说，别去，医药费贵，熬一熬就过去了。

到了第四天早上，她自己爬起来，喝了两碗稀粥，又挑着担子出门了。她这一辈子像河滩上的石头，水再急也冲不走，浪再大也只当是洗了个澡。这样的人，得有人写下来。

可这些故事，关在城里写不出来。倒不是记不清了，恰恰是记得太清，可闻不见味儿，摸不着气。写小说这东西，光有记忆不够，得有氛围。那种山雾漫过屋脊的湿气，那种灶膛里松枝燃烧的焦香，那种夜幕降临时各家各户唤孩子回家吃饭的长长短短的声音。这些东西不在纸上，在风里、土里、人的眉眼里。离了那地方，怎么写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看花，清楚是清楚，可伸手碰不着花瓣。

于是这念头又冒出来：去桃坑山里租一间小屋罢。不用多大，一间卧房带半个堂屋就够，摆得下一张书桌，放得下几本书。屋后最好有片竹林，夜里风过时沙沙地响，像有人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白天可以顺着山道走走，看看蕨类从石缝里钻出来的样子，听听溪水漫过圆石头的咕嘟声。若是碰上个把还在说老派客家话的老人，就蹲在路边跟他们抽一袋烟，听他们说些陈年旧事。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我都要记下来，攒够了，就回小屋去，关上门，让阿嫩从稿纸上坐起来，让坑口街从水底下浮上来，让那些走了的、散了的、沉了的，在这一方小小的屋檐底下重新活一遍。

几十年了。从前的老邻居们，有的迁去了县城的移民新村，有的投奔了外省的亲戚，还有几个年岁大的，没等到搬迁就埋在了后山的祖坟里。去年清明回去上坟，站在水库边上往下看，水面平平的，绿得像一块玉，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我知道那底下有我的家，有我踏过无数遍的青石板路，有阿嫩站在门口喊我吃饭的声音。可水面上一丝波纹都没有，连个泡也不冒。

回不去了。但好在还能写。在桃坑山里的小屋里，我想我会写得很慢，很慢，像阿嫩纳鞋底那样，一针一线，扎下去，再提起来。窗外是山，是树，是来了又走的云，风吹过来的时候，带着水底故乡的气息，那气息很轻，轻得几乎握不住，可我知道它在。

啊，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的故土，我的魂，我的生命，怎能忘记啊！

（李苏章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