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帝国就是要把皇帝塑造成“人间神”。皇帝永远正确，不会犯错，天下臣民都有义务维护皇帝“永远正确”的神圣性，但事实上皇帝也是凡人，做不到“绝对正确”，那臣子就有义务“ 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 ”：将皇帝的错揽在自己身上，说成是自己的错误，“自己体会错了圣意”或者“皇帝的方案是对的但自己没执行好”；如果臣子做对了事，做臣子的也一定要有“强调君主功劳”的觉悟，比如“本人不过是奉皇命行事以克成功”或者“本人读了皇帝圣训得到了启发才做了那件好事”等等。
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的深得百姓爱戴的清官都不是忠臣”。理想状态的“秦制帝国忠臣”，当然要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在任上代天牧民，忠君爱民，不贪污不受贿，清廉如水，但他同时必须时刻向任下百姓宣传“本官在地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皇上的恩典，本官做的所有好事都是皇上指示我去做的，本官不过是奉皇命行事，你们千万别感谢我，要感谢，请感谢皇上”。如果地方上出了什么岔子，那一定往自己身上揽，“本官辜负了皇上一片爱民之心，把皇上给老百姓的恩典给办砸了”。总之就是让老百姓“要爱爱皇上，要恨恨本官”。官员塑造自己“清官”的官声名望，本质上是在老百姓心目中与皇上争夺名望。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心中整天感恩当地的清官，他们心里就基本不会怎么想着皇上；要是某地方的老百姓心里恨赃官，他们心里反而会整天念叨皇上什么时候“英明神武”出手，除掉赃官。
比如某官员姓王，皇上到他履职的地面上暗访，皇上是听到满城百姓“满口夸赞王大人是青天大老爷但绝口不提皇上”更高兴呢还是听到满城百姓“满口感恩皇上的恩典但绝口不谢王大人”更高兴？我想，答案是非常明确的。
乾隆是玩帝王术的翘楚，他就非常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当他知道彭家屏真的是在“为民请命”且深得老百姓爱戴之后，他就用“文字狱”的手段搞死了彭家屏。
一个清官，在老百姓心目中有影响力。一个深得老百姓爱戴的清官，在某些情况下他是能号召相当一部分百姓抗拒朝廷法令的，比如朝廷让多增税，一个清官可以带着全县老百姓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抗拒增税。这位清官带着老百姓抗税的做法当然是违背朝廷利益的，但却能得到百姓的支持。成熟时期的秦制皇朝绝对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官员存在。
而如果一位朝廷官员在老百姓心目中没有清名，而是籍籍无名，甚至是有恶名，这样的官员对朝廷反而是没有威胁的，因为他在老百姓心目中没有人望，就算这位官员心里想，但也组织不起抗拒朝廷法令的行动。
这就是秦制帝王治天下、用官吏的精髓：皇权一家独大，除了皇权之外的任何力量必须“原子化”，无论是名声、经济、武力、道德高度，都维持着在皇权面前“不堪一击”的水平。
朝廷官吏、王公大臣、地方豪强、意见领袖，等等，无论他们是“帮朝廷的”还是“跟朝廷唱对台戏的”，朝廷都不会允许其做大，因为不论你是 “帮朝廷的”还是“跟朝廷唱对台戏的”，你实力大了、更有钱了、武力更强大了或者追随者更多了，你对朝廷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只不过，朝廷会允许“帮朝廷的”力量可以比“跟朝廷唱对台戏的”力量稍微大那么一点，但大到一定程度，都必须解体消失。对朝廷来讲，强壮起来的恶狼要除掉，强壮起来的忠犬也得除掉。
按照这个逻辑，皇帝必然容不下“大侠”以及“侠义精神”。
侠士在先秦时期曾经作为一个阶层存在。大侠要“扶危济困”、“替天行道”、“江湖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些行为固然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感激，但对朝廷其实是一种威胁。毕竟，当老百姓遇到“不平事”，没有经过朝廷的法定程序解决问题，却被“侠士”出手以“行侠仗义”的方式给解决了，必然降低朝廷法度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老百姓会更认可“侠义”而不是朝廷法度。
同时，侠士还为老百姓提供了一种“侠义精神”与“朝廷宣扬的价值观”作对比的机会，老百姓会反思“到底大侠说的那套价值观更合理还是朝廷宣扬的那套价值观更合理”，那百姓如果可以长期进行这样的反思，结局必然是老百姓会认为“谁的价值观更符合人性，谁更合理”，而秦制帝国的朝廷显然是不希望老百姓有这种觉悟的，帝国更希望老百姓对于朝廷宣讲的东西“无脑接受、无脑服从”。
另外，侠客跟清官一样，都可以以其在老百姓心目中积累的正面的人望形成组织能力，鼓动出一群人来，或许就能与朝廷对抗。朝廷平日里就对民间的结社等“人群聚集”的行为非常警惕、对文官率领百姓发起的“抗拒增税”等行为深恶痛绝，对于天然有武力基础的侠士们在民间的组织能力那当然就绝对不能容忍了。
所以“侠义精神”在秦制帝国的结局只能是消亡。
韩非子在给秦始皇的上书中就把“游侠”这个群体作为“五蠹”之一来看待。“五蠹”就是不利于国家的五种蛀虫，分别是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工商之民，其中“带剑者”就是指侠客。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侠客们专门写了一篇《游侠列传》，里面写了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
大侠剧孟，因为多行侠义，深得民间景仰。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期，周亚夫率军平叛抵达洛阳，赶紧把剧孟“请”到汉军营中控制起来。周亚夫说：“吴王楚王造反竟然不联系在洛阳粉丝众多的剧孟以与他们内外呼应，这实在是败笔，证明他们没水平。从这点我就能断定叛军必败了。”
这样的“大侠”，朝廷怎么可能不忌惮呢？朝廷又怎么可能允许其存在呢？
郭解父子两人因多行侠义而有侠名，父亲被汉文帝诛杀，郭解本人被汉武帝诛杀。
汉武帝之后，随着秦制帝国越来越发育完全，侠客或许还有零星的存在，但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彻底消亡。
清朝是秦制帝国的巅峰时期。到了清朝，由于侠文化早就消亡多年，大清子民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侠义精神”的影子，他们早就养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冷漠、麻木的国民性格；大清子民心中早就没有了正义感，或者有正义感也不敢表现出来，见到别人受到不公正对待不敢“路见不平一声吼”，而是冷眼坐视任不公发生；哪怕自己所在的群体受到不公正对待，也没有人愿意自己跳出来，主动出头，带领大家一起抗争，而是坐等别人做“出头鸟”，或者大家一直忍下去。于是，他们就只能任清廷欺凌。
一句话，“侠义精神”和“侠客”的存在对清廷是威胁，而培养大清子民冷酷、自私、麻木、懦弱的性格才是对朝廷有利的。
政治其实对社会成员的素质还是有要求的，就是要求人对社会事务、公共事务、他人事务表现出“责任感”，要“多管闲事”，而不能自私冷漠。一个群体里的人，听到邻居把孩子打得哇哇哭，他觉得有必要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确有必要自己会加以干涉；另一个群体里的人，也听到邻居打孩子，但他认为“不关己事”而冷漠不管，哪个群体更能构建出良好的政治规则，也是不言自明的。
很难在 清朝时期的老百姓那样的群体中推行现代政治，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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