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科实验室”作为新兴学术概念进入学者视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曾经，“实验室”一词作为科研范式变革的产物，专属理工学科，文科与实验被视为两条难以交会的平行线。如今，这一概念正跨界融入文科研究，成为学科发展的新探索点。伴随社会变革与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交织叠加，文科的学科范式、形态与结构正迎来深刻调整。在文科寻求创新突围的当下，文科实验室的未来之路何在？其在发挥社会价值、赋能学科发展中将扮演何种角色？作为仍处于萌芽阶段的新生事物，文科实验室建设在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又面临哪些亟待破解的短板与挑战？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合肥工业大学数据科学与智慧社会治理实验室主任杨善林，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与希腊克里特大学希腊文学与宗教副教授阿西娜·卡沃拉基（Athina Kavoulaki）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立足国内外学术视野，深度剖析了文科实验室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他们表示，文科实验室在推动学科研究范式变革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走向成熟的历程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经受时间、实践与体系建设等多重考验。
杨善林 受访者/供图
理解人类社会的“解码器”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与科研机构开设了文科实验室，为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跨学科融合提供了平台。您如何理解文科实验室的概念范畴、内涵与外延？
杨善林：在中国高校，文科实验室亦被称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事实上，人类的各类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混合体。也即，所有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包含着理科（或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包含着文科（或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当然，对于不同活动，两者“含量”有所不同。以港珠澳大桥建设为例，毫无疑问，它是一项科学技术工程，其自然科学属性十分明显。然而，要把大桥建起来，也需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更好地将设计力量、施工力量组织起来。
实际上，大桥的建设过程也是个体的发展历程。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不只是大桥本身，也包括在这一过程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才队伍。这支队伍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他们及其后来者就能建造出千千万万座比港珠澳大桥更宏伟的人类“桥梁”。这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统一体。再如，人工智能以大数据、信息科学等为驱动，展现了其自然科学属性；同时其发展必须考量伦理道德、价值观等社会因素，因而兼具哲学社会科学属性。
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人类的各种活动，才有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分。由于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差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另一类重要的研究方法，从而催生了新一轮的范式变革。大数据是一类能够反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运动状态及其演化的重要资源。这些资源是多模态的、巨量的、复杂的，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来处理。因此，很多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能够在实验室中进行，也需要在实验室中进行。文科实验室是当今时代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前文所述，文科实验室建设凸显了学科交叉融合尤其是文理交叉的必要性。2023年，教育部出台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指出，实验室应着眼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瞻性、综合性、复杂性问题，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深度合作及与理工农医学科的交叉融合，培育和催生新的学科和学术增长点。您对此如何理解？
杨善林：学科交叉是当前文科实验室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文科实验室与理科实验室有一个共同的任务，那就是发现规律。理科实验室主要发现自然发展规律，而文科实验室主要发现哲学社会科学演变规律。与理科实验室相比，文科实验室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理科实验室根据学科门类不同，一般由特定的硬件和软件构成，而文科实验室则由多模态大数据及软件分析工具构成。理科实验室一般采用受控实验的核心方法，而文科实验室则开展政策研究或验证性实验；文科实验室和理科实验室均能起到“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作用，而前者是理解人类社会的“解码器”和具体政策方案的“孵化器”。
迈克·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 受访者/供图
布拉迪克：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律存在本质差异：不管苹果是否理解万有引力定律，它终究会落地，这正是自然科学规律的客观性本质；但人类的行为实践，实际上建立在自己对社会规律的认知与理解之上，这是哲学社会科学规律的核心特征。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一旦规律特征发生重大变化，人类的行为选择也会随之产生相应调整。由此可见，人类的实践经验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研究与伦理关切的边界相对清晰，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实证研究往往沿用经验主义的方法——这无关方法论的对错，而是长期形成的研究惯性。实证研究本就以实证性为核心特征，同时其开展既需要严格、规范的操作标准，也离不开研究者成熟、专业的学术判断。例如，实证研究追求的最佳目标是什么？学者在正式开展研究之前，应首先厘清这一类核心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国内文科实验室的典型代表之一，请您介绍一下合肥工业大学数据科学与智慧社会治理实验室的建设情况与功能定位，以及取得了哪些进展与成果？
杨善林：合肥工业大学开设的数据科学与智慧社会治理实验室，是教育部首批建设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之一。实验室设立了数据治理与智能决策、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治理、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和智慧能源环境治理四个研究方向，目的是用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方法来研究信用评价、健康服务、环境治理等社会科学问题。实验室建立以来，取得的一些成果和经验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探索利用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治理问题的新范式，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方法。二是探索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设之路，为形成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的国家标准和管理范式积累了一些经验。三是重新认识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内涵和外延，探索了运用新型研究工具和方法改变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力争实现思维方法和价值引导方式的全面变革，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创新。四是在运用多模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过程中，结合社会科学问题研究的真实需求，为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体会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协调发展的。五是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数字化素养和技术水平，提高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市场竞争力。实验室在以上五个方面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人文精神的守护与创新工场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科实验室与理科实验室虽差异明显，但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运用数据科学、精密仪器、实验设备等理科方法来提升文科研究质量、促进文科创新和进步，涉及学科范式革新。另一方面，批判性思维、伦理追问、文化共情与创造力等，是文科不可替代的独特属性。您如何看待文科实验室的作用？
杨善林：实验室建设是新文科建设的关键物理载体和实践抓手，它绝非跟风，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批判性思维、伦理追问、文化共情与创造力不仅不会因为文科实验室的建设被削弱，反而会在实验室的赋能下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和彰显。
第一，实验室让批判性思维变得有据可依。传统的批判多依赖于思辨和逻辑推演。而在实验室里，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建模、社会仿真等方式将抽象的理论争辩转化为可视、可验的“思想实验场”。例如，关于“信息茧房”的批判，可以通过分析海量社交网络数据得到实证支撑，让批判的锋芒更精准、更具说服力。
第二，实验室让伦理追问可以前置介入。在传统模式下，伦理学家通常在技术或社会问题出现后才进行反思和批判。而在实验室中，我们可以提前构建伦理沙盒，让前沿科技在概念和原型阶段就接受系统性的伦理压力测试。这使得文科的伦理智慧，从一个事后评论者转变为一个事前规划者和塑造者，从而实现前瞻性治理。
第三，实验室让文化共情可感可触。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沉浸式数字叙事等技术，实验室可以打破时空界限，让研究者或学生仿若身临其境。这种“具身”体验极大地扩展了共情的边界，让抽象的文化理解变得鲜活而深刻。
第四，实验室让创造力实现跨界融合。实验室打破了文科内部的学科壁垒，打通了文、理、工、艺的界限。在这里，哲学家可以与程序员协作，用代码探索哲学思想实验；历史学家可以与设计师合作，将枯燥的数据转化为震撼人心的信息图谱。这种碰撞催生的不是简单的知识叠加，而是全新的问题意识、表达形式和解决方案，这正是新文科所追求的核心创造力。
因此，文科实验室的本质是一个思想的加速器和人文精神的守护与创新工场。它通过融合技术方法，让批判、伦理、共情与创造在数字智能时代变得更强大、更相关、更具变革性。我们不是在抛弃传统，而是在以新的方式更坚定地捍卫和发扬人文价值。
布拉迪克：数据科学严格意义上属于理科范畴，人工智能软件的开发也均由科技人员完成，但数据科学的应用，正为广义上的文科研究开辟全新的探索空间。我曾借助人工智能开展项目研究，这段经历带来的探索感令人兴奋，但与此同时，我们更需清晰界定数据科学之于文科实验室的潜在价值与局限性。
目前的情况是，人工智能回答问题的成效依赖于科研人员提问的质量，且语料库材料也取决于科研人员提供的大数据。因此，我们必须以理性视角思考智能革命带来的结果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偏见与不完美之处。人工智能更新迭代的速度越快，人类对其行为的掌控难度就越大，这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地厘清它在文科实验室中应用的边界与局限。
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可能永远无法像人类那样具有鲜活的思维与感知。道德认知、情感体验、创新思维、自我意识这些人类独有的品质和特性，恰恰是文科研究的核心内核，更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标识与人文之光。
让文献重焕新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而言，丰富的资料搜集、广泛的文献积累至关重要，这需要耗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文科实验室在这一领域将发挥何种作用？
杨善林：以考古学和古文字学为例，通过建立高精度电子语料库、数字档案库，文科实验室为文物与古籍赋予了可永久保存、无损复制的“数字生命”。文物与古籍等实物因时间、环境而消损，其观赏与研究受制于时空，而数字副本则能突破这些限制。通过网络，一件深藏库房的珍贵文物能以三维全息形态呈现于世界任何角落的课堂或展厅，极大地提升文化遗产的公共教育与国际传播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全人类可共享的文明记忆。
电子语料库、数字档案库不只是存储形式的变化，更是驱动文科范式变革的引擎。例如，利用人工智能对海量甲骨拓片进行自动缀合与字形识别，能发现人眼难以发现的书写规律与文本关联；通过三维建模与多光谱扫描，可对青铜器、书画等进行非介入式的微观观测与虚拟修复。这拓展了研究的时空边界，使跨地域、跨类别的文物关联比较与深度挖掘成为可能，从而催生新的学术议题与研究路径。
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文物资料搜集工作是数字档案的源泉。一旦建立了数字档案，就可以对其进行智能分析和研究，发挥实验室的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电子语料库还是数字档案库，均不能替代考古实地发现。考古发现与实验室的功能不仅相互促进，而且为考古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阿西娜·卡沃拉基（Athina Kavoulaki） 受访者/供图
卡沃拉基：对于所有研究古典世界的学者而言，与手稿、文物或文本等物质遗存的接触必不可少，而这些都需要在文科实验室中进行。研究或触摸手稿、纸莎草文献、铭文及其复制品，能为我们理解其物质存在与作用提供深刻洞见。这种文科实验室的实践经验对未来的研究分析至关重要。
文科实验室建设难以一蹴而就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观点认为，目前国内的文科实验室建设仍存在不少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数据库平台、“实验室孵化”平台等大数据建设，文理交叉思维、方法、范式与视野并未真正融入研究之中，文科类数据也存在难量化、广分散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杨善林：当前，部分实验室确实存在“重平台建设、轻研究融合”的现象，这说明文科实验室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必然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作为一个诞生不久、仍在摸索中的新生事物，文科实验室的幼苗仍有待成长为参天大树。作为研究范式变革的产物，文科实验室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尽管目前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都是发展中的正常问题。应当说，文科实验室建设难以一蹴而就。
需要意识到，从“文理交叉”走向“文理融合”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根本动力源于研究对象的深刻变化。在智能时代，社会现实与文化现象日益数字化、媒介化，理解这一新对象必须引入数据思维与实验方法，从而推动文理交叉。然而，真正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思维在长期研究中持续互构，最终在方法论层面催生“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等新范式。这是一个由对象变革驱动方法创新并通过实践逐步实现范式重构的深层历程。正是在这一历程中，才能实现文理交叉思维、方法、范式与视野的融合，从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良性发展。
关于文科数据“难量化、广分散”的挑战，我认为，这非但不能否定文科实验室，反而凸显了其核心使命与价值所在。文科实验室的核心任务之一，正是要发展出针对人文社科数据特点的新型采集、标注、关联与分析方法的体系。将分散的文献、碎片化的田野记录、非结构化的访谈，转化为可计算、可关联的“数据基底”，这本身就是一项前沿的基础性学术工程，是文科实验室必须攻克的关键课题。
布拉迪克：不可忽视的是，文科实验室建设的确还不够成熟，文科实验室的科研人员组成、团队建设等也仍不够完善。目前，文科实验室的大部分科研人员依然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学科，未来还需要吸纳更多跨学科人才。此外，当前大部分文科实验室仍局限于数据搜集、汇总和归纳，但基于此开展的真正意义上的应用研究并不多。当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未得到充分渗透。如何把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是今后文科实验室需要突破的重点之一。应当说，文科与实验这两个曾经毫无关联的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被糅杂并结合在一起，已经实属不易。
从知识生产角度而言，我认为，文理交叉思维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文科实验室建设领域。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社会科学与医学、数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多个分支，有待建立起深刻的跨学科联系。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致力于研究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在未来，社会科学家需要思考如何有效地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辅助其研究与分析。
实验室与田野
构成“辩证循环”的研究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文科实验室在“田野”，文科研究不仅应在室内进行，也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您是否同意？
杨善林：田野是“鲜活真理”的源头，是任何精密模型都无法替代的现实锚点。无论是民俗学的口述传统、考古学的地层堆积，还是社会学的社区互动与语言学的活态语料，他们都是在田野中获得的“带着泥土气息”的第一手资料。它们构成了所有理论与模型的“校准器”，能有效防止研究在抽象推演中迷失方向。
因此，田野是我们永不枯竭的灵感之泉和真理之锚，而现代实验室则是将这些源头活水转化为系统性知识与前瞻性智慧的“思想反应堆”。今天的文科研究既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田野智慧，也需要“智周万物”的实验室手段。
哲学社会科学范式革命不是要否定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双方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循环增益的认知闭环。智能时代的文科实验室正在成为田野调查的“赋能放大器”。传统田野调查受限于研究者的时间、精力和感官局限，而今天的实验室技术相当于为研究者装上了“望远镜”和“显微镜”，让我们能“观”得更广、“听”得更远。实验室与田野构成了一个“辩证循环”的研究生态。我们从田野中发现问题，在实验室中进行建模、分析与理论提炼，最后带着新的假设和工具重返田野进行验证与深化。
我深信，未来的日子里，文科实验室将带动形成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独特的作用是田野调查等方法无法替代的，正如实验室同样无法替代田野调查一样。要实现这一前景，实验室的建设路径是关键。实验室建设必须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实践，在实践中持续探索自身的发展逻辑与模式，不能简单照搬理科实验室的建设思路与方法。事实上，理科实验室本身也是伴随着科技与产业实践的进程而逐步成熟发展起来的。
布拉迪克：文科实验室在“田野”，简单生动地道出了文科实验室的根本。究其根本，文科实验室依赖于人类经验的整体储备，因为田野调查揭示了社会互动和发展的规律，例如，人们的行为习惯、道德规范以及风俗、信念等如何相互作用。田野调查通过深入实际、观察和分析研究对象，直接深入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第一手研究资料来源于室外调查与广袤大地。例如，对于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而言，不应满足于现有的书面材料或史料，应展开参与性观察和调查。书面材料或史料固然宝贵，但若缺少了调查实践经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分析。
卡沃拉基：理论学习在古典学研究中是基础，为学者提供必要的语言、历史、文学和哲学框架。但与此同时，实地观察与沉浸式体验同样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古典世界的研究，本质上是围绕物质文化与物理环境展开的，而这些鲜活的内涵，仅通过教科书是无法完全领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课堂上一再强调实地观察与体验的重要性，并且经常组织学生前往遗址、博物馆开展实地学习。
教科书可以精准描述一座神庙、一栋房屋或一座古城，但唯有实地探访考古遗址，才能让学生把握其实际规模、地理布局、建筑间的关联以及古代世界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在图书馆、档案室、博物馆或实验室，我们可以阅读到关于帕特农神庙的文字，但只有漫步在雅典卫城的大理石地面上，亲身感受遗迹的恢宏气势，才能真正体悟它的美学价值，理解其作为雅典城邦精神象征所承载的深层文化功能。
一个理想的文科实验室，理应成为融合深厚理论知识和鲜活现场经验的研究场所。就此而言，文科实验室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室内，更需将田野考察的一手素材、现场分析报告等作为研究材料。以古典学研究为例，走出实验室会迫使古典学者直面历史中的“混乱而具体的现实”。这将帮助学者深化对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以一种有趣且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古典世界与现代世界连接起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白乐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王俊美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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