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遇老人摔倒，扶还是不扶？这原本只在一念之间的道德本能，如今却被压缩成一场精密的“风险计算”。近日，江西赣州一家诊所员工善意扶起倒地老人，却被对方指责“扶得太晚”并纠缠闹事，仿佛救助不是恩情，而是必须完美履约的义务；另一边，武汉隧道中老人倒地，行人迟疑跨过，这未必是冷漠，更像是在“信任赤字”高旗下的无奈自保。一救一避之间，映照的已不只是个体的荒诞，更是一个社会善意流通链条的堵塞——少数人把求救变成索求，把善良当作可被套利的软资产，这种“善意的通胀”，正使整个社会付出昂贵的道德铸币税。
“扶人被讹”反复上演，其最深刻的危害并非个案的不公，而在于它催生了一种“善良的逆淘汰”。它把善良变成负资产，将伸出援手变成一种需要勇气溢价的高危动作。一旦善行可能招致惩罚性后果，社会便进入一种逆向筛选：越有同理心的人越容易受伤，越审慎甚至冷感的人反而越安全。赣州那位老人近乎荒诞的“扶得太晚”之说，本质上是在用“施害者思维”对善行做有罪推定，它冰封的不仅是当事诊所员工的一腔热忱，更在公共空间中浇筑起一面面无形的隔墙，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凝结为一种集体潜意识。
然而，道德迷雾越浓，越需要打破“好人吃亏”的均衡。我们绝不能因为少数人的恶意，就否定善良本身的价值，更不能用“坏人变老”的刻薄标签，替代对制度缺陷的追问。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代人，而在于我们尚未建立起一套让善行低成本运行的系统。值得欣慰的是，安徽合肥三位女子毫不犹豫守护摔倒老人的身影，恰恰证明了善良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它不是稀缺的圣贤品格，而是潜藏在每个人心里的默认设置，只要给予足够的安全感，便能形成社会性的“链式反应”。弘扬正气，就是要让这种善的连锁反应在公共叙事中被放大、被奖励，而非让“讹诈成为新闻”垄断人们的风险认知。
德润人心，法安天下。欲驱散“扶人被讹”的阴霾，法律的刚性托底不能只是“支持善意”，更要转向“狙击恶意”与“消灭风险动因”的双重维度。
当前困局的一个重要症结，在于讹诈几乎是一种“零成本套利”：讹诈成功则获得不义之财，失败亦鲜有实质代价；而救助者自证清白却要耗费巨大的心力。
对此，司法应当亮明态度：引入“善良的无过错推定”，即只要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救助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就应无条件免责，让举证重负落在主张侵权一方。
更关键的是，必须让讹诈行为付出刻骨铭心的代价：查实讹诈者，不但要承担民事责任，情节严重者应以敲诈勒索追究，并探索将其纳入社会信用记录，影响其享受的社区养老补贴、医疗保障优待等公共资源，从而抬高作恶的制度成本。
更进一步，还要从根源上“釜底抽薪”。部分老人之所以选择讹诈，背后折射出的是意外伤害保障的缺失和对巨额医疗费的深层恐惧。如果每一位老人都拥有基本的意外保险、便捷的紧急救助基金和一张兜底的长期护理保障网，那么摔倒在地的瞬间，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谁能帮助我，而非谁能替我买单。为老年人织密一张社会安全网，减少其将不幸货币化转嫁的动机，这本身就是对善行最深沉、最根本的护航。
一个社会的文明刻度，不在于它有多少完人，而在于它能否保护每一个“不完美的善良者”。我们不能让善意成为需要购买“讹诈险”的冒险，更不能让每一次预备伸出的援手，在制度性的风险评估中溃缩。当每一次善行都有坚定的法律作为“后手”，每一次恶意都必定撞上制度的南墙，信任的阳光才能重新照亮每一个需要搀扶的角落，也让这个民族崇德向善的基因，真正生长在良法的沃土之中。
作者简介
刘自强，南京作家协会资深会员。曾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出版有《cdma在中国》30余万字，南京出版社出版。《巅峰谋略》40余万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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