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失踪那年，我刚满十七。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我爹一早就出了门，说是去镇上买年货。走的时候还跟我妈吵了一架，为的是他前几天又喝多了，把家里攒了半年的布票给弄丢了。我妈气得摔了一只碗，我爹闷着头出了门，连棉袄的扣子都没系好。

到天黑，人没回来。

我妈起初没当回事，以为他又跑哪个工友家喝酒去了。我爹这个人，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贪杯。一喝起来就没谱，经常喝到半夜才晃晃悠悠回来，有时候干脆睡在别人家。

第二天，还是没回来。

我妈有点慌了，让我去镇上找。我骑着自行车把镇上所有我爹可能去的地方都跑了一遍——供销社、粮站、搬运站、三个酒馆子、五个工友家，全问遍了。都说没见着人。

第三天，我妈报了派出所。

那年头派出所也忙，年底了，啥事都多。来了两个民警，问了问情况，在本子上记了几笔，说可能是跑外地去了，让再等等。我妈说不可能，他身上就带了二十块钱，能跑哪儿去。民警说那也可能是出啥意外了，让沿着河找找。

我们那条河叫沙河，水不深，但每年冬天都有人掉进去。我跟着几个邻居沿着河找了三天，啥也没找着。

我妈就开始哭。白天不哭，晚上哭。我睡在隔壁屋里，听见她蒙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哭完了又起来给我做饭，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

就这么过了半个月，年也过了，我爹还是没消息。

我妈去了趟我姥姥家，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兜子香烛纸钱，还有一张黄纸符。她把符贴在我爹睡觉那屋的门框上，晚上烧了纸，跪在院子里念叨了半天。我站在门口看着，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那之后我妈就不怎么哭了。她开始上班，在纺织厂的食堂帮厨，一个月二十八块钱。我那时候已经不上学了，在搬运站扛活，一个月能挣三十多块。娘俩凑合着过。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下捱。

头两年，我妈还时不时去派出所问问。每次都抱着一点希望去，回来的时候脸都是灰的。第三年就不去了。第四年，她把墙上挂的我爹的相框取下来，用报纸包了，塞进柜子里。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我没有。

我爹刚失踪那阵子，我老做梦。梦见他在河边走，我在后面喊他，他不回头。梦见他在酒馆里喝酒，我去拉他，他一把推开我。梦见他在黑乎乎的地方蹲着，看不清脸，但我知道是他。这些梦做完了就忘，第二天起来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

后来梦就少了。一年做个一两回。

再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搬了家，我妈也老了。我爹的事像是被日子磨平了，不怎么想了。

但我妈一直在想。

她嘴上不说，可我知道。每年腊月二十三，她都要做一桌子菜，摆上四副碗筷。一副是我的，一副是她的，一副是我媳妇的，还有一副空着。我媳妇刚进门那年不懂，问了一句，被我用眼神止住了。后来她就懂了，再没问过。

我儿子五岁那年，有一回吃饭，指着那副空碗筷问：“奶奶，那是谁的？”

我妈笑了笑，说：“你爷爷的。”

“爷爷去哪儿了？”

“出远门了。”

“啥时候回来？”

我妈没吭声，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那天晚上，我媳妇跟我说，要不把那副碗筷撤了吧，看着怪难受的。我说不行。她问为啥。我说不为啥，我妈摆着心里踏实。

我爹失踪的第十五年，我妈病了。

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人老了，身子骨不行了。她那年六十三，头发全白了，牙掉了好几颗，走路得拄拐。我让她搬过来跟我住，她不肯，说住惯了老房子，搬了睡不着。我就每天下班过去一趟，给她送点菜，陪她说会儿话。

那天是腊月二十二，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第二天就是小年。

我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妈坐在堂屋里，没开灯。我开了灯，看见她坐在椅子上，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门口。

“妈，你咋不开灯？”

她像是没听见，还是盯着门口。我走过去，在她眼前晃了晃手，她才回过神来。

“你爹回来了。”她说。

我愣了一下，以为她糊涂了。

“妈，你说啥呢。”

“你爹回来了，”她又说了一遍，声音很轻，“昨晚上回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做梦了吧？”

她摇摇头，眼睛又看向门口。

“不是梦。他站在门口，就那儿。”她抬手指了指门槛，“穿着那年走的时候那件灰棉袄，扣子还是没系好。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门槛上空空荡荡的，啥也没有。

“妈，你就是想多了。”

“他瘦了，”我妈像是没听见我的话，自顾自地说，“瘦得厉害，脸都凹进去了。眼睛也没神，就那么看着我。我想跟他说话，嘴张不开。他就站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看着我妈的样子，心里有点发毛。

“妈，你肯定是做梦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明天就是小年，你心里惦记我爸呢。”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慢慢站起来，走到门口，扶着门框往外看了看。外面黑漆漆的，胡同里连个路灯都没有。

“不是梦。”她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亮得吓人，“他跟我说了句话。”

“说啥了？”

“他说，妈，我被困在阁楼里。”

我愣住了。

“妈，”我咽了口唾沫，“我爸管你叫妈？”

我妈也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不是。他说的是，告诉妈，我被困在阁楼里。”

“告诉妈？”

“嗯。他是让我告诉你奶奶。”

我奶奶在我爹失踪前三年就过世了。

我扶我妈坐下，给她倒了杯水。她捧着杯子，手有点抖。我在她旁边坐着，不知道该说啥。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座钟的嘀嗒声。

过了一会儿，我妈又说：“你去看看。”

“看啥？”

“阁楼。”

“咱家哪有阁楼？”

我妈抬起头，看着我。

“你小时候住的那屋，顶上不是有个阁楼吗？”

我想起来了。

我们家老房子是那种老式的瓦房，堂屋和卧室上面有一层木板隔出来的空间，不大，也就十来平米，用来放杂物。小时候我跟我爹上去过一回，里面堆着破箱子、旧棉被、不用的农具，灰有半寸厚。后来那间屋漏过一回雨，把木板泡坏了，我爹就把通往阁楼的那个口给钉死了，再没打开过。

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爹失踪的时候，那个阁楼早就封了。

“妈，那阁楼封了多少年了，我爸怎么可能在里面？”

我妈没说话，又捧着杯子发起呆来。

我在那儿坐到九点多，看她精神好点了，才起身回去。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坐在椅子上，眼睛望着门口。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我妈说的那句话——“我被困在阁楼里”。我知道那肯定是梦，可心里就是不安稳。我媳妇问我咋了，我说没事，让她先睡。她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又想你爸了吧”，就睡过去了。

我睁着眼睛躺到后半夜，最后还是睡着了。

然后我也做梦了。

梦里我站在老房子的堂屋里，屋里很暗，像是黄昏时分。我爹站在门口，穿着那件灰棉袄，扣子敞着，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他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陷下去，嘴唇干裂，像是很久没喝水了。

他看着我，眼神跟活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活着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活的，有光的，喝了酒更是亮得吓人。现在这双眼睛像是蒙了一层灰，死气沉沉的。

“爹。”我叫了一声。

他没应。

“爹！”我又叫了一声，声音大了些。

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我往前走了一步，他就往后退了一步。我再往前，他再退。退到门槛那儿，他站住了，抬起手指了指上面。

我顺着他的手指往上看，看到了那个阁楼的入口。那个被钉死的木板口子。

然后他就消失了。

我从梦里醒过来，一身的冷汗。

我媳妇被我弄醒了，问我咋了。我说做了个梦。她问又梦见你爸了？我说嗯。她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胳膊，说别想了，睡吧。

我睡不着了。

我起来喝了口水，坐在客厅里抽烟。一根接一根，抽了半包。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回老房子，打开那个阁楼。

我没跟我妈说。早上去单位请了半天假，骑上车就往老房子那边去。老房子在城西，我跟媳妇结婚后搬到了城东，平时不怎么回去，只有去看我妈的时候才路过。

到了老房子门口，我妈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来，有点意外。

“今天咋这么早？”

“回来拿点东西。”我含糊了一句，直接进了屋。

那间屋是我小时候住的，后来我搬走了，就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搬开几个纸箱子，抬头看天花板。阁楼的入口就在屋角上面，一块木板用钉子钉死在框架上，钉子的锈迹都渗到木头里去了。

我找了把锤子，开始撬钉子。

钉子生了锈，撬起来费劲。我撬了两根，我妈听见动静过来了。

“你干啥呢？”

“上去看看。”

“上去看啥？”

我没回答，继续撬。第三根钉子撬出来的时候，木板松动了。我又撬了两根，木板的一角耷拉下来，一股说不清的味道从缝里飘出来。

不是霉味，不是灰尘味。

是一种更重的、更闷的、让人后脊梁发凉的味道。

我妈站在门口，不说话了。

我把剩下的钉子全撬掉，木板哐当一声掉下来，砸起一片灰。灰尘落下去之后，我抬头看那个黑洞洞的入口。

味道更浓了。

我去找了把手电筒，搬了把椅子踩上去。手电筒的光照进阁楼里，先是照到一些旧箱子、破棉絮，然后照到角落。

角落里蜷着一个人。

或者说，是一具干尸。

穿着灰棉袄，敞着扣子，里面是洗得发白的蓝布衫。

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我扶着天花板稳住身子，手电筒的光死死地钉在那个角落。那具尸体蜷缩成一团，膝盖顶着胸口，头埋在膝盖里，两只手抱着腿，像是死之前想把自己缩得越小越好。

灰棉袄。蓝布衫。跟我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跟我爹失踪那天穿的一模一样。

我慢慢从椅子上下来，腿软得站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妈走过来，抬头往阁楼里看了一眼。

她没叫，没哭，没晕过去。

她就那么仰着头，看着那个蜷缩在角落里的人，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话。

“你个死鬼，你就在这儿啊。”

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他似的。

后来的事情我不想细说。报了警，来了法医，来了刑警。折腾了一整天。我媳妇也来了，把我妈接回我们家。我留在老房子里，看着那些人把我爹从阁楼上弄下来。

法医说，死了大概十五年了，跟失踪时间对得上。死因暂时判断不出来，尸体已经干透了，没有明显外伤，也没有中毒迹象。胃里是空的，肠道里也是空的。

他是饿死的。

被困在阁楼里，活活饿死的。

刑警勘查了现场。阁楼的入口是从外面钉死的，钉子是我爹失踪前钉上去的——邻居有人记得，我爹失踪前几天，确实在家里修过东西，敲敲打打了一上午。但那邻居说，当时以为他在修椅子。

刑警分析，我爹应该是自己爬进阁楼找什么东西，入口的木板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外面扣上了，把他困在了里面。他想从里面推开，但木板外面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推不开。他想喊人，但那间屋平时没人住，阁楼的木板又厚，喊破了嗓子外面也听不见。

他就这么被困在了自己家的阁楼里。

在黑暗里。在饥饿里。在绝望里。

一天一天地熬，直到熬干了最后一口气。

法医根据尸体蜷缩的程度和脱水状况推断，他大概在里面活了四到七天。也就是说，他在那个黑漆漆的阁楼里，饿了至少四天，渴了至少三天，才死掉。

那几天，我妈就在下面。

在同一个院子里。做饭，洗衣裳，跟邻居说话，去派出所报案，沿着河边找他。她喊他的名字喊了无数遍，他可能每一遍都听见了。他可能也在喊她的名字，但她听不见。

隔着几层木板，隔着一个钉死的入口。

刑警说，阁楼里找到了他刻在木板上的字。是用指甲抠的，抠得很浅，得凑近了才能看清。

一共三行。

第一行：秀兰，我在上面。

秀兰是我妈的名字。

第二行：我出不去了。

第三行：对不住。

字越到后面越浅，最后一个“住”字只抠了一半，就没了。

刑警把这些拍下来给我看了。我盯着那三行字看了很久，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我把照片删了。我不想让我妈看到。

但我妈还是知道了。

她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可能是哪个多嘴的邻居，也可能是她自己猜到的。反正她知道了。

知道之后，她没哭。

她只是说了一句：“他叫我名字了。”

说这话的时候，她脸上甚至有一点笑意，像是等了十五年，终于等到了一声招呼。

我爹的葬礼办得很简单。骨灰盒埋在他爹妈旁边，立了块碑。我妈站在碑前，说了句“你等着我”，就转身走了。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

但还没有。

我爹下葬后的第七天，我妈又做梦了。

她跟我说，梦见我爹站在院子里，还是穿着那件灰棉袄，但脸不瘦了，眼睛也有光了。他站在枣树底下，冲她笑了笑。

他说：“我走了。”

然后指了指阁楼的方向。

“那里面还有东西。”

说完就走了，走出院门，走进胡同，看不见了。

我妈醒过来，给我打了电话。

我又回了老房子。

我又爬上了那个阁楼。

这回阁楼里没有尸体了，只有灰尘和旧杂物。我打着手电筒，在角落里找到了我爹刻字的那块木板。木板旁边，堆着几个破箱子。

我打开第一个箱子，里面是旧衣裳。

第二个箱子，里面是旧书报。

第三个箱子，锈锁扣着，我掰了半天才掰开。

箱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信封。

牛皮纸信封，没写收件人，没贴邮票，封口都用浆糊封着。我数了数，一共二十七个。

我打开第一个。

里面是一张信纸，上面是我爹的字。

“秀兰，今天是腊月二十四。我在阁楼上，下不去了。我不知道木板怎么扣上了，从里面推不开。我喊了，没人听见。你在下面做饭，我闻见葱花炝锅的味道了。我饿了。”

我打开第二个。

“秀兰，应该是第二天了。外面天亮了又黑了，我听见你跟人说话，我使劲喊，嗓子哑了，你听不见。我看见木板缝里透进来一点光，就那么一点。我渴了。”

第三个。

“秀兰，我不知道第几天了。我没力气喊了。我听见你在院子里哭，你是不是以为我跑了。我没跑，我就在这儿。你别哭。”

第四个。

“秀兰，我饿得不行了。我把棉袄里的棉花扯出来吃了，咽不下去，卡在嗓子眼里，差点噎死。我想起你蒸的白面馒头，刚出锅的，烫手，掰开了冒热气。秀兰，我想吃馒头。”

我蹲在阁楼里，一封一封地看。

第五封。第六封。第七封。

字越来越潦草，越来越浅。到第十几封的时候，已经看不太清楚了，有些字是用指甲划的，划在纸上，纸都划破了。

第二十封，只有一句话。

“秀兰，我恨这木板。”

第二十三封，只有三个字。

“我害怕。”

第二十七封，也是最后一封，纸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黑乎乎的手印。是血手印。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咬破了手指，按在纸上。

那封信的日期，是我爹失踪后的第七天。

也就是说，他在阁楼里活了七天。

七天里，他写了二十七封信。一封一封叠好，放进箱子里，盖上盖子，扣上锁。

然后死了。

我把二十七封信全部看完，坐在阁楼的灰尘里，哭得像个傻子。

我哭完了，把信按顺序整理好，揣进怀里，从阁楼上下来。

我妈在院子里站着。

她看见我怀里的信封，没问是什么。她只是看着我，眼睛很安静。

“是他的东西？”她问。

我点点头。

“写的啥？”

我想了想，说：“写给您的信。”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伸出手。

“给我看看。”

我把那摞信递过去。她接过来，没打开，只是用手摸着最上面那个信封，摸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她把信抱在怀里，慢慢蹲了下去。

我以为她要哭。她没有。

她蹲在那儿，抱着那摞信，仰头看着阁楼那个黑洞洞的入口，嘴唇动了动。

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

“你个死鬼，你写了这么多，咋就不知道扔下来一封呢。”

说完这句话，她站起来，抱着信进了屋。

我跟在她后面，看见她把信放在枕头边上，然后坐在床沿上，望着窗外。

窗外那棵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

那年冬天，枣树没结枣子。

我妈说，它累了。

我也觉得它累了。

我爹在阁楼上困了七天，那棵枣树就在院子里站了七天。它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听见了，但它说不了话。

它只能站着，看着，听着。

听我爹在阁楼里喊，喊到嗓子哑了，喊不出声了。

听我妈在院子里哭，哭完了又去做饭，葱花炝锅的味道飘进阁楼的木板缝里。

听那些信一封一封被叠好，放进箱子，扣上锁。

听最后那个血手印按在纸上的声音。

它都听见了。

但它说不了话。

那天晚上，我陪我妈坐到很晚。她坐在床上，一封一封地看那些信。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是要把每个字都嚼碎了咽下去。

看到最后一封，那个血手印。

她盯着那个黑乎乎的手印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指，在上面摸了摸。

“这是他的血。”她说。

“嗯。”

“干了十五年了。”

“嗯。”

她把信放下，靠在床头，闭上了眼睛。

我以为她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

“你说，他在上面那几天，冷不冷？”

我愣了一下。腊月里，阁楼没有取暖，四面透风，怎么可能不冷。

“冷吧。”我说。

“他棉袄里的棉花都扯出来吃了，”我妈说，“肯定冷。”

我没说话。

“我也冷，”她说，“那几天我也冷。晚上睡觉脚凉得跟冰坨子似的，怎么也捂不热。我还骂他，骂他跑了，不回来给我暖脚了。”

她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他就在上面听着呢。”

我喉咙堵得说不出话。

“我骂他的话，他都听见了。”我妈说，声音还是那么轻，“他听见我骂他，他还给我写信。写馒头，写葱花炝锅，写让我别哭。”

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信。

“他饿成那样了，还让我别哭。”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媳妇问我咋了，眼睛红红的。我说没事，进了厕所，把门关上，又哭了一场。

哭完了，我洗了把脸，出来坐在沙发上。

我媳妇坐过来，挨着我。

“爸的事，都弄完了？”她问。

“弄完了。”

“妈咋样？”

“还行。”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心里难受，我知道。但这事谁也没想到，你别怪自己。”

我摇摇头。

“我不是怪自己。”

“那你怪谁？”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该怪谁。

怪那几根钉子？怪那块木板？怪那棵说不了话的枣树？怪我妈没听见？怪我爹自己爬上去？

谁也怪不了。

这就是一个事。一个发生了的事。一个让人想起来就胸口疼的事。

我爹在阁楼上困了七天，写了二十七封信，最后饿死在离我妈不到十米的地方。

这事没有坏人，没有阴谋，没有凶手。

只有一块扣上的木板，和听不见的喊声。

我爹下葬后的一个月，我妈开始收拾老房子。

她把阁楼里那些旧箱子全搬了下来，一件一件整理。旧衣裳洗干净叠好，旧书报捆起来准备卖废品，不用的农具送给了邻居。

那个装信的箱子，她留着了。

她把箱子擦干净，放在床头柜上，里面还是装着那二十七封信。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要打开箱子，拿出一封来看。不一定按顺序，有时候看第三封，有时候看第十五封，有时候就看那个血手印。

看完，叠好，放回去，关箱子，关灯。

我媳妇说，妈这样不行，得想个办法让她走出来。我说不用，她这样挺好。我媳妇不理解，说天天看那些信，不是越看越难受吗。

我说你不懂。

她确实不懂。

我妈看那些信的时候，脸上不是难受的表情。是一种很安静的、像是在跟谁说话的表情。有时候嘴角还会动一动，像是笑了。

她不是在难过。

她是在跟我爹说话。

一封一封地看，就是一句一句地聊。

聊完了，关箱子，关灯，睡觉。

第二天起来，该做饭做饭，该晒太阳晒太阳。

我媳妇后来也不劝了。她说，妈这样挺好的，比前些年强。前些年妈虽然不说，但心里一直悬着，不知道人在哪儿，是死是活，那种悬着的滋味最磨人。

现在知道了。人就在阁楼上，死了十五年了，死之前给她写了二十七封信。

悬着的心落下来了。虽然落下来的时候砸得生疼，但到底是落下来了。

日子继续过。

我爹的事在亲戚邻居中间传了一阵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邪门，一个大活人困在阁楼上，家里人愣是没发现。有的说我爹命苦，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活活饿死了。有的说我妈命更苦，守了十五年活寡，到头来发现男人就在头顶上。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也不说什么。

说什么呢。

他们说的都对，也都不对。

事情就是这样，外人看的是热闹，当事人过的是日子。热闹总有散的时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往下捱。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妈做了一件事。

她把那间屋的阁楼入口重新打开了，没钉木板，装了一扇小门，能开能关的那种。她说这样透气，不会再困住人了。

我说谁会再上去呢。

她说万一呢。

我知道她说的“万一”是什么意思。她不是怕再困住活人，她是怕我爹的魂还在上面，出不来。

门装好那天，她搬了把梯子，爬上去看了一眼。

下来的时候，她说：“里面打扫得挺干净。”

我说我前几天上去扫过了。

她点点头，说：“那就好。”

又过了几天，她让我把院子里那棵枣树修剪一下。她说树枝太密了，挡光。我找了把锯子，把枯枝和太密的枝丫锯掉一些。锯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根粗枝的树皮上，刻着几个字。

字很浅，年头久了，都快长平了。

我凑近了看，认出那是我爹的字。

“秀兰，枣花开了。”

我妈走过来，站在我身后。我指给她看。

她凑过去，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然后直起腰，看了看那棵枣树。

“那年枣花开得是早，”她说，“我记得。你爹还说，枣花开得早，秋天枣子多。”

她伸手摸了摸那几个字。

“他啥时候刻的呢。”

我想了想，应该是他失踪前那几天。他修阁楼入口的时候，顺手在树上刻了这几个字。

我妈也想明白了，叹了口气。

“这个死鬼，到处留字。”

说完她进屋去了。

我站在枣树下，抬头看了看修剪过的树枝。春天了，枝条上已经开始冒嫩芽，再过一个月，就该开花了。

枣花很小，米黄色，不怎么起眼，但香味很浓。每年开花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那股甜丝丝的香气。

我爹活着的时候，最喜欢闻这个味。每年枣花开的那几天，他都要搬把椅子坐在枣树下，泡一壶茶，一坐就是半天。

我妈说他装文化人。他就笑，说闻着枣花香，喝着茶叶水，给个县长都不换。

那年枣花开的时候，我妈搬了把椅子，放在枣树下。

她坐了一下午。

我去看她的时候，她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脸上落了几朵枣花。

我走过去，她睁开眼睛，指了指旁边的空椅子。

“给你爹留的。”她说。

我看着那把空椅子，想象我爹坐在那儿的样子。翘着二郎腿，端着搪瓷缸子，眯着眼闻花香。

“他闻到了。”我说。

我妈笑了笑，又闭上了眼睛。

枣花落了一地，甜丝丝的香气飘满了院子。

那把空椅子就那么摆着，一直到枣花谢了，我妈才把它收回去。

收回去那天，她在椅子腿上系了一根红布条。

我问她系这个干啥。

她说：“明年好找。”

后来每年枣花开的时候，我妈都要把那把椅子搬出来，系着红布条的那把，放在枣树下。旁边再摆一把，她自己坐。

两把椅子，一个人。

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有时候过去看她，就站在院门口，不进去。远远地看着她坐在那儿，旁边空椅子上的红布条被风吹得一飘一飘的。

像是在招手。

又像是在跟谁说话。

日子就这么一年一年地过。

我妈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精神还行。她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起来做早饭，吃完在院子里坐一会儿，中午睡个午觉，下午去邻居家串门或者在家看电视，晚上早早睡下。

那个装信的箱子一直放在床头柜上。里面的信，她还是每天看一封。看了多少遍了，纸都磨毛了，她还是看。

有一回我媳妇帮她收拾屋子，不小心把箱子挪了个地方。我妈回来发现箱子不在原来的位置，当时脸就白了，手都抖了。我媳妇吓坏了，赶紧把箱子放回去。我妈坐在床上，抱着箱子，好半天才缓过来。

从那以后，我们谁也不敢碰那个箱子。

我儿子慢慢长大了，上了小学，又上了初中。他知道爷爷的事，是我告诉他的。他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

“爷爷为什么不把信扔下来？”

我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

是啊，他为什么不把信扔下来？

阁楼的木板有缝，信纸叠一叠，从缝里塞出去，落到那间屋的地上。我妈进去打扫的时候，就能看见。

他写了二十七封，一封都没扔下来。

全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子里，扣上锁。

我想了很久，想不出答案。

也许他不敢。怕信扔下去，被人看见了，知道他困在上面，但救不出来，更难受。

也许他不愿意。那些信不是写给别人的，是写给我妈的。他不想让它们在灰尘里散落，被人踩来踩去。

也许他根本就没想过扔下去这回事。在那个黑暗的、饥饿的、绝望的阁楼里，写信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他写那些信，不是为了让我妈看到，只是为了让自己撑下去。

一天写一封，撑一天。

写了二十七封，撑了七天。

第八天，撑不住了。

我把这些想法跟我儿子说了。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问了一句。

“那爷爷现在在哪儿？”

我说，在你奶奶床头的箱子里。

我儿子说，不是信，是人。

我想了想，说，在你奶奶心里。

我妈是六十八岁那年走的。

走得很安详。那天早上她没起来做早饭，我媳妇过去看，发现她在床上躺着，像是睡着了。枕头旁边放着那个箱子，箱子开着，里面空空的。

那二十七封信，整整齐齐地放在她胸口上，用一根红布条系着。

最上面那封，是那个血手印。

她走之前最后一晚，把所有的信都拿出来看了一遍，然后系好，放在心口上。

她带着那些信走了。

我们在她的遗物里找到一张纸条，是她提前写好的，压在枕头底下。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

“把我埋在他旁边。把箱子搁在我这边。”

我们照办了。

她的骨灰盒埋在我爹旁边，那个装信的箱子放在她的墓穴里，靠她右手边。

下葬那天，是个阴天。

我站在墓地里，看着两个并排的坟头。一个旧，一个新。一个上面长了些草，一个还是光秃秃的黄土。

我把带来的枣花撒在两个坟头上。

枣花是早上刚从老院子里那棵枣树上摘的。那棵树还在，年年开花，年年结枣。只是没人坐了，椅子收进了屋里，红布条褪了色，灰扑扑的。

我撒完枣花，站在那儿，想说点什么。

想了半天，想不出一句合适的。

最后我蹲下来，拍了拍我爹的墓碑，又拍了拍我妈的墓碑。

“行了，”我说，“你俩这下挨着了。”

说完我站起来，转身走了。

走出墓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风吹过来，把坟头上的枣花吹起来几朵，飘飘悠悠地落在两个坟头中间的空地上。

像是有人在分花。

一人一半。

我妈走后，老房子就空了。

我没租也没卖，就那么放着。每隔一两个月回去一趟，开窗通通风，扫扫院子里的落叶，给枣树浇浇水。

那棵枣树越来越老了。树皮裂得一道一道的，有些枝干枯死了，结的枣子一年比一年少。

但它还活着。

每年春天还是开花，米黄色的小花，密密麻麻的，香气飘满院子。

我有时候坐在院子里，坐在我妈和我爹坐过的那两把椅子上。一把系着褪了色的红布条，一把没有。

坐着坐着，就觉得他们还在。

我爹翘着二郎腿，端着搪瓷缸子，眯着眼闻花香。

我妈靠在椅背上，脸上落着枣花，嘴里嘟囔着家长里短。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说的什么，我听不清。

但我知道他们在。

有一回我坐在那儿，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院子里暗下来，枣树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站起来要走的瞬间，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爹刻在枣树上的那几个字。

“秀兰，枣花开了。”

我妈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个死鬼，到处留字”。

她不知道，我爹还在别的地方也留了字。

整理遗物的时候，我从那个装信的箱子里找到了一张纸，夹在箱子底部的夹层里。那张纸不是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折得四四方方。

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一行字。

“我听见了。”

三个字。

我爹的字。

我拿着那张纸，想了很久，想他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想明白了。

他在阁楼上困着的那七天，我妈在下面喊他的名字，骂他，哭他，他都听见了。

他听见了，但他回应不了。

所以他在纸上写了这三个字，藏进箱子夹层里。

他知道总有一天，有人会打开这个箱子，找到这张纸。

那时候，这个“听见了”就能传到了。

我拿着那张纸，站在枣树下，仰头看着那个装了门的阁楼入口。

门关着。

里面黑漆漆的。

我站在那里，轻声说了一句。

“爹，她也听见了。”

风从枣树枝丫间穿过，发出沙沙的响声。

像是有人叹了口气。

又像是有人说了句话。

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但我知道，他听见了。

我把那张纸重新折好，放回箱子里。箱子放在老房子堂屋的供桌上，旁边摆着我爹和我妈的相框。我爹那张是从柜子里翻出来的，报纸包了十几年，相纸都泛黄了。我妈那张是后来照的，头发全白了，但笑得很好看。

两个相框并排摆着。

中间放着那个箱子。

箱子里的信，我妈带走了。但箱子还留着，里面放着那张纸条，还有我爹刻字的那块木板，我从阁楼上撬下来的，也放进去了。

每年腊月二十三，我都会回老房子一趟。

不干什么，就是坐一会儿。

坐在堂屋里，看着供桌上的相框和箱子，听着座钟嘀嗒嘀嗒地走。

有时候我会跟我爹说几句话。

说我妈埋在他旁边了。说枣树又开花了。说我儿子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跟他当年干的搬运站不沾边，但都是卖力气的活。说我媳妇挺好的，就是老念叨我妈，说妈做的红烧肉最好吃，再也吃不着了。

说着说着，天就黑了。

我锁上门，走出院子。

走到胡同口的时候，我习惯性地回头看一眼。

老房子黑着灯，枣树的影子罩在屋顶上，阁楼那扇小门隐在暗处，看不清。

一切都安安静静的。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又像是什么都还在。

我转过身，走进胡同。

脚步声在窄窄的胡同里回荡，一下一下的。

走着走着，我突然想起我爹失踪那天。

腊月二十三，小年。

他穿着灰棉袄，敞着扣子，走出这个胡同。

走到镇上，买了年货，回了家。

爬上阁楼，放什么东西。

木板扣上了。

他困在里面。

七天。

二十七封信。

一个血手印。

十五年。

一个梦。

“告诉妈，我被困在阁楼里。”

我停下脚步，站在黑漆漆的胡同里，抬头看了看天。

天上没有星星，灰蒙蒙的。

跟那天一样。

跟十五年里每一天都一样。

我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走出胡同，拐上大街。路灯亮着，有行人，有车，有声音。

我融进这些光和人声里，往家的方向走。

走着走着，手机响了。

是我媳妇。

“到哪儿了？饭都凉了。”

“快了，”我说，“到门口了。”

挂了电话，我加快了脚步。

路过一家水果店，我停下来，买了二斤枣子。

不是老院子那棵树结的。那棵树今年结的枣子又小又涩，吃不了了。

但我还是想买枣子。

每年腊月二十三，我都买。

回去摆在供桌上，搁在相框和箱子前面。

我妈爱吃枣子。

我爹喜欢枣花。

枣花开的时候，他说给个县长都不换。

现在枣花没了，只有枣子。

但我想，他应该也不嫌弃。

我拎着枣子，走进小区，上了楼，开了门。

屋里亮着灯，暖烘烘的。我媳妇在厨房热菜，我儿子在屋里打游戏，听见我回来，喊了一声“爸”。

我把枣子放在桌上，脱了外套，走进厨房。

“买了枣子。”我说。

我媳妇看了一眼，说：“又买了。”

“嗯。”

她没再说什么，把热好的菜端上桌。

我们坐下来吃饭。三副碗筷，三个人。

我吃着吃着，看了一眼桌子那头。

那边空着。

没有第四副碗筷了。

但我总觉得，那儿坐着人。

两个人。

一个穿着灰棉袄，敞着扣子。

一个头发全白，笑眯眯的。

他们不吃，就那么坐着，看着我们吃。

我低下头，扒了一口饭。

嚼着嚼着，眼眶就热了。

我媳妇看见了，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我一下。

我抬起头，冲她笑了笑。

“没事，”我说，“饭好吃。”

她点点头，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好吃就多吃点。”

我儿子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他妈，没说话，又低下头继续吃饭。

外面的风刮起来了，吹得窗户呜呜响。

腊月二十三，小年。

又要过年了。

吃完饭，我收拾了碗筷，走到阳台上抽了根烟。

楼下有人在放烟花，噼里啪啦的，照亮了半边天。

我看着那些烟花，想起我爹失踪那年，我妈一个人在院子里放了一挂鞭炮。

她说，过年了，得有个响动。

那挂鞭炮是她用省下来的菜钱买的，很短，噼啪几下就没了。

放完了，她站在院子里，看着满地的红纸屑，说了句“你爹最爱放炮了”。

然后她进屋，关上门。

那年除夕，我们娘俩吃了顿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没有肉。肉票被我爹弄丢了，过年也没吃上肉。

我妈一边吃一边骂我爹，骂着骂着就不说话了。

我抬头看她，她在流泪。

眼泪掉进醋碟子里，啪嗒啪嗒的。

她没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继续吃饺子。

那年我十七岁。

现在我四十二了。

二十五年过去了。

我站在阳台上，把烟掐灭，转身回了屋。

我媳妇在洗碗，我儿子在写作业。电视开着，放着什么晚会，热热闹闹的。

我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翻了翻相册。

翻到一张照片，是我妈和我爹的合影。

那张照片是我从老房子里翻出来的，夹在一本旧书里。照片上他们俩站在枣树下，我爹穿着那件灰棉袄，我妈穿着碎花褂子，两个人都在笑。

枣花落在他们头上，米黄色的小点点。

我把照片放大，盯着他们的脸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手机放下，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耳边是电视里的歌声，厨房里的水声，儿子写字的沙沙声。

还有很远很远的地方，枣花落地的声音。

很轻很轻。

像是有人在叹气。

又像是有人在说——

秀兰，枣花开了。

我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