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夜话 | 一群书生的文化抗战|书生|叶恭绰|文化人|文化界|沦陷区

原创楚天舒

作者按：最近有本名为《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吴真）的好书，写的是郑振铎作为一个书生个体在敌人后方的文化抗战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化人对日本侵略者侵占和掠夺国家文化遗产的顽强斗争。

受此启示，联想起同时期一群书生的文化抗战。它是由一位来自武汉的工商界人士引发的一批文化人群体，在敌人后方通过文化传统的坚守和传承来抗争。这是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化人对日本侵略者侵蚀和剥离民族传统文化的顽强斗争。而这群书生的文化抗战，既是暗斗，也是明争。

1943年初夏。沦陷中的上海。潮湿，闷热。法租界霞飞路1413号，一栋隐约地掩映在花园深处的三层洋楼。屋外没有任何标识，就像一幢普通住宅公馆。一间书房里，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人，正在伏案挥毫泼墨。

这栋洋楼就是私立上海鸿英图书馆，而那位中年人就是时任馆主任的名书画家白蕉。画桌旁摆着一份日前由避难上海租界的一位汉口工商界人士送达的文告，为其节母六十辰诞纪念册征集诗文书画事，由前清进士宋育德代撰。

白蕉获知：这是上海全面沦陷后一次由个人而非“官方”及任何组织或机构主导的大规模文化活动，业已获得沪上文化界领袖叶恭绰的全力支持。遐翁亲力亲为，并亲笔为辰诞纪念册题名，以作主题、风格及形式之定制。这次纪念册征集就是以叶恭绰为旗手，以上海为中心、京津与岭南为侧翼，邀约各方面的文化人特别是老一代的老夫子老先生老学究们参与。

上海最后的文化堡垒之一、法租界“三人合为众”的合众图书馆已经全员出动，张元济、叶景葵和陈陶遗都拟亲自为纪念册挥毫泼墨，而菊老更是早已于年初率先赐作。沪上赵叔孺、冯超然、吴湖帆等也已应征佳作，远在京津的齐白石、黄宾虹、王雪涛等均于年初即已赐以大作，而白石山人更是一马当先，成为整部纪念册最早提交作品的应征画家。

这位汉上实业家，寓居于距离鸿英图书馆仅数分钟步行路程的霞飞路1487号上海新邨。自从公共租界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常来鸿英读书和查阅工商资料。两年之间，他成了正值白蕉为主任的这个图书馆的常客。这次的诗文书画征集，是曾经亲身感受过孤岛文化抗战氛围之中的他，通过沪上文化界工商界友人，在当时万籁俱寂的文化界作出的一个重大的举措。

白蕉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上海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次文化界大集合，是在日本占领军“文化侵略”的高压下的群体奋起，既是坚守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的庄严声明，又是展现传统的民族文化行业的庄重实践。叶恭绰帅旗之上，第一大字就是浓墨重彩的“贞”。表面上指汉上节母之贞，而其隐义，文化界的书生们则都心领神会。

何谓“贞”？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解“贞”为“正”。唐代孔颖达疏《春秋左传》说：“贞，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干用。故正者事之干也。” 应征画家黄宾虹也曾“贞”取“正”义，立“贞社”来宏扬传统文化之正。守贞者，守正也。守正文化，守正传统，就是这次文化界大集合的核心诉求。

征集文告明示：“愿循世俗故事，乞以文字张之。”“世俗”者，中国文化传统之忠、孝、节、义；“文字”者，中国传统文化之诗、文、书、画。以文字张世俗，就是传传统之正，承文化之正。

它是文化界的一次大亮相。它是文化人的一次大抗争。它就是一群书生的文化抗战。对此，孤岛文化抗战的斗士白蕉，当然起而应之。他已知道，当年一起举办“杯水书画展”共同为抗战募捐的挚友邓散木、唐云、马公愚和来楚生等，都将参加这次群体行动，而邓散木业已争先应征。

上海，历来都是中国文化人的聚集地。在抗战时期的租界孤岛里，更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批避险偷安的文化界工商界人士。从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占领公共租界起，到1943年中敌伪上海当局“收回”法租界后，侵略者的铁蹄便踏遍了曾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滩。

一时间，黑云压城，风雨如晦。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传统的民族文化受到了严厉的压制。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是所谓“大东亚文化”，日伪的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报刊、集会和展览中充斥着“大东亚文化”的噪音，企图以此取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上海中日文化协会”更是变本加厉，举行多种以日本“文化人”为主体的活动，威胁利诱在沪中国文人起来共同“建设大东亚文化”。所谓“强化大东亚精神，就是再建东亚文化”，而大东亚文化就是泛亚太的日本“皇道文化”。

然而，文化界响应者始终寥寥无几。所谓“大东亚文化”，上海文化人不答应，全国文化人不答应！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中国文化人的命根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自各地避居上海租界的文化人大都抵触抗拒而不合作、洁身自好而不附逆。他们足不出户，大隐于市，蛰伏着躲进小楼做寓公了。偶尔，文化精英们在一些灰色地带求生存，以个展或雅集固执地刷着传统文化的存在感。曾经轰轰烈烈“孤岛抗战”的上海文化界集体沉默下来。一潭死水，万马齐喑。

“文化人到哪里去了？”日伪《新申报》发现，“因了大东亚战争的爆发，上海的文化人大都旗鼓偃息，杜门谢客，不问世事。” 1942年7月18日，该报“上海文化界现状”发问：“在目前，如何团结起散处在上海每一个角落里的文化人，如何联络起徘徊徬徨的作家们，在一个总的目标下努力于文化事业的复兴？”同时承认，“单纯地靠着几个杂志或报纸，和数得清的几个半文化人或准文化人，……要想以此为重建上海新文化的起点，更是不够的。” 并奢望：“今后只有待于整个文化界（艺术、教育、电影、话剧、文艺等）在一个总的目标下，个别和集团的努力、部分和全体的努力，用沉着的步调，拿出事实来，不，拿出货色来。”

可他们做不到。日伪从来没能实现“大东亚文化”的梦想。他们调动不了整个文化界，他们也拿不出真正的货色。

上海文化界“衰退” 、“寂寞” 、“厄运”！于是，《新申报》在1943年4月1日“中日文化融合一片以结成大东亚文化中心”抱怨：“优秀的文化人……未有佚出的人士”；“旧时代之知名人士若不出来……亦不能成为有用之材”；“从前著名的文人墨客……现今有何价值乎”。

该报8月6日再发表日本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对新生上海寄感—给中日文化人”：“中国方面的人士，不是还有一部分正在彷徨吗？”“请诸君拿了不屈不饶的精神，使上海新生，使东洋的文化光焰万丈。” 1944年2月15日，该报又发表日本大使馆调查官麓保孝“希望于中国文化界者”，发出了绝望的感叹：中国文化人“身在此而心在彼”，而“中国文化界的现状，尚有似旁观的第三者之态度。” “所有的所谓文化人，多系冷眼透视时局而善于逃避者。” “文化界漠然而视，文化人漠然而处。”

沉默。不是在沉默中死去，便是在沉默中爆发。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是不可泯灭的，表面上的静寂之下，是一阵阵维系民族文脉的暗流涌动。正在这个时候，旅沪汉上实业家的大型私人文化征集，犹如导火索的一道引子，在上海文化圈引发迅速蔓延的火花。

沦陷区沉默中的中国文化人群体，此时此刻终于有了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机会。守正传统，守正文化：叶恭绰振臂一呼，文化界人士群起百应。各阶层各方面的人士，一时间，应声而出的竟约两百位文化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理念，他们走到一起来了。这次大型诗文书画征集，正好为沦陷区敢怒而不敢言的众多文化人提供了一个集体抗争的诉求平台。

民族存亡之际，个人气节和家国情怀都被激发出来。而这正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士节和国魂。现实环境与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赋予了“节乃贵”“孝当先”的辰诞纪念册以“民为本”“国是家”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全新意义。它代表的不再是个人的节孝操行，而是四万万中国人民的一种共同的民族和家国情怀。

在纪念册中，身为湖北同乡的蒲圻张国淦诗曰“匪艰讵能贞”，表达了文化人艰贞无咎的坚守正道信念，而其弟张国溶（海若）亦辞云“起我维桑兴”则表达了文化人恭敬桑梓的报效家国情怀。蕲水陈曾寿，蕲春田桓，也都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这部雅集。正如张元济同时同地为“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四十辰诞雅集题辞所说：“同人集瀚相赠，非为寻常称寿，实以志吾辈劫中护书之同心。”而在这里，文人集瀚称寿，也是以志文化界一群书生劫中守正之同心。

上海滩上的这次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特定时代的社会公众舆论的代表。许多热情而严肃应征的诗文书画作者，在严格定义上并非职业书画家。其中有学者，有官吏，有士绅，有商贾，有将领，也有市民。更有一批白发苍苍的老书生们不甘势弱，多达三十四名前清进士（包括翰林）挺身而出！同时，旅沪的一些汉上工商界人士，也以不同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个大型文化活动。这使它所坚守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具有更为广泛和深远的代表性。

众志成城。近两百位不愿做奴隶的中国文人的坚贞意志，筑起了一道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文化侵蚀剥离和捍卫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长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寿辰纪念册个人在上海征集了近两百件作品的同时，同城的另一个由“官方”举办的全国性书画活动也在进行中：1944年1月25日，《新申报》宣布：日伪“中日文化协会”将于1944年1月29日在上海展出于去年11月在南京开幕的“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作品。该报2月1日再次报道“全国美术展览会今借惠罗公司揭幕。”

几乎与纪念册圆满地完成近两百幅作品征集的同时，这个不齿于上海文化界的展览，也勉强完成它的全国美展：全国仅约一百名作者（其中还包括大量日本“文人”）的一百多张作品参展，其中来自文人聚集的大上海的作品只有十五件！日伪《新中国报》早在去年11月27日“参观二届全国美展”中就已沮丧地承认：“名家杰作遗漏者尚多”，“来观美展的人却稀少得很”。

这场“大型”日伪文化活动，代表着文化侵略的殖民美术体系崩溃前的最后高潮。对比沪上汉商的辰诞纪念册应征文人及其作品，这个“全国美展”的规模也太可怜了。沦陷区上海滩个人与“官方”的同城对决，成败胜负是注定的。道理很简单：邪不压正。文化界的一群书生，守住了这个正！

在纪念册征集的最后阶段，1943年底，正当诗文书画几近完成时，白蕉紧紧地抓住了这个难逢的机遇。时因鸿英经费紧张图书馆处于困境之中，白蕉即与时任馆长蒋维乔商议，决定自己亲自出面，在众多因应征纪念册而出的沪上书画家中，为鸿英进行了紧急募捐。于是，白蕉手中又拥有了另一份长长的名单。它给予了上海最后的文化堡垒之一的鸿英图书馆，继续守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一个机会。

1943年12月14日，《新申报》上发布了一个消息：“二酉金石书画展览为鸿英图书馆募款”，告示沪上画家白蕉发起募捐，“策动书画家并达二百人”，“各书画家并全部捐赠”。然后1944年2月14日日伪《新闻报》上刊登了一份名单：“鸿英图书馆二酉书画展捐助书画名家一览”，列举了183位书画家的人名，除此之外并无任何解释和说明。与当时沪上所有官方中日参半的文化活动毫不相同的是，这里参展捐助的是清一色的中国文化人，其中大部都是与白蕉一起参与辰诞纪念册的书画家！

名单公布后，日伪当局文化部门为之震惊：“大东亚文化”从来没有能够调动起如此众多的文化达人，沪上竟然一直隐藏着如此众多的书画名家！于是鸿英再度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竟又数番派遣军人骚扰，致使图书馆无法运行，被迫于同年次月停止开放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人们对沦陷区坚守中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文化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1945年11月23日《联合日报》“八年抗战期中，沪文化人坚强不屈。” 同一天《时事新报》还报道了时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委张道藩对上海文化界发表的讲话：“上海文化界同人在八年抗战中，大家能坚强不屈，不为敌人威胁利诱，且能于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继续为文化工作努力奋斗。此种忠贞不移的精神，殊堪钦佩。”1946年2月14日《民国日报》“沦陷区文化战士，遭遇阻力更多，其间口诛笔伐，艰苦奋斗忠贞不二，此辈足堪嘉尚。” 而这次沦陷区文化界的大示威，就是一群书生的文化抗战；而那部近两百人创造的辰诞纪念册，成了中国文化人在文化侵略面前守正传统文化传承文化传统的一个断代史册。

上海的空气不会永远都是这么沉闷的。

为辰诞纪念册应征作品盖上了最后一个印鉴，白蕉长长地轻舒了一口气，感觉到一种无比的畅快，仿佛把长期积淤于胸几乎使他窒息的沉闷一吐而尽。“兰馨芝寿图”，这是他屏住呼吸一气呵成的，依旧是他一贯的那种清新飘逸的简约风格。他希望这蕙兰灵芝，有如纪念册中青山绿水、苍松翠柏、节竹傲梅等水墨丹青一般，带来一缕新鲜空气。这些辰诞荣庆意象，不也就是中国文化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的传统文化符号？

信手推窗，一丝微风透过花园吹来。

总会秋高气爽的。

打捞江城记忆钩沉三镇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