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回忆，当“进剿再不能成功”，他征询众人意见时，高崇民、卢广绩等人联名致函，希望他“实行西北大联合，联红抗日”，而“这个建议是杜重远提出的”，此事就定在“漕河泾监狱杜的监房中”。一座囚牢，一封信，竟然成为了影响近代中国巨大转折的导火索。
日暮乡关何处是
杜重远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政客，他其实一开始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在 20 年的时候在沈阳创办了肇新窑业公司，也是当时中国民营资本中规模最大的窑业工厂。
在当时，虽然商人赚钱盈利，但是士农工商很多人依然看不起这一行当。杜重远虽然从商盈利，但是心中却有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杜重远虽经商，但依然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活动，一度被选为领导者。此后很多年的时间里，杜重远从热河前线到关内做了六十余场抗日演讲，仿佛想要把东三省沦陷之痛苦告知全国，引起全国全民族的抗战热情。
然而此时南京的蒋氏政权主要让民众莫谈国事，想要搞一言堂，像杜重远这样的拉动民族情绪之人自然为其不同。
所以 1935 年，杜重远因为在新生周刊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妨碍邦交的罪名关押在上海的漕河泾监狱。
杜重远虽然被囚禁，但是他在当时东北民众中的威望颇高，很多人甚至是东北军的官兵都前来对他看望。
当时东三省已经沦陷，而当时很多东北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年轻的张学良身上。
在他们看来，张学良身出名门，其父张作霖一统东三省，而他的儿子继承其父衣钵，也应该承担起光复家业的重任。
而且在当时，张学良入关，手中还握有几十万部队，如果他下定决心打回老家去，未尝不能一战。
救东北，救中国
于是，也就在杜重远的囚室中，他和高崇民、卢广济等人决定联名致信张学良，劝其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
随后杜重远又将地下党员宋介农及左派人士胡愈之、邹韬奋等介绍给高崇民，托他携带亲笔信奔赴西安。
朱中元等人的信果然还是起了作用，张学良见信之后，心中掀起波澜。于是在 1935 年 10 月，借着南京开会的机会，张学良会见了杜重远。
张学良开门见山倾诉自己的困境：东北军参加“剿共”内战，是“卖命换饭吃，是无期徒刑，此路不通”。
杜重远当场剖析形势，说得很清楚：“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你个人也可以有荣誉”；“东北军现在陕、甘，正应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
但是张学良仍有一个顾虑，延安愿不愿意要他这个朋友。杜重远为他解开这个结：“《八一宣言》申明对方愿同所有的抗日力量建立联合战线。延安最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只要你决心抗日，延安一定会同你联合。”
1936年春，杜重远转至虹桥疗养院就医，他又借机与杨虎城秘密会面，进一步促成了张杨之间的联合。
于是在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杨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国士无双
西安事变之后，杜重远并没有停留脚步，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新疆地区。
在一开始，盛世才也希望借助杜重远的名号为自己笼络政治资本，于是聘他为新疆学院院长，茅盾、张仲实等文化名流也受他感召，于1938年底举家奔赴迪化。
茅盾抵达迪化时，盛世才郊迎三十里，两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卫队，机关枪架在驾驶室上方，枪口威严地瞄准前方。
茅盾后来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不禁悄悄对站在我身边的仲实说：看来情况不太妙啊！”
茅盾的感觉并没有错，盛世才这个人是个两面派，表面一套，内里一套，他对任何人的态度都是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根本没有什么立场可言。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盛世才很快就认为杜重远所代表的延安色彩对自己已经没有用了。于是在 1940年，盛世才炮制了所谓的“带国际性的大阴谋暴动案”，将杜重远列为“汉族暴动领袖”，同时涉案的有茅盾、张仲实，甚至涉及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等外交官员。
杜重远落入盛的手中之后，外界几乎听不到他的任何音讯。据张大军在《新疆风暴七十年》中的调查证实，1943年9月，杜重远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年仅四十五岁。
其实盛世才和东北军渊源颇深，他和东北这片土地有很深的羁绊。但是在面对同样为国家和民族奔走的东北人杜重远时，在他心里利益压过了情感，一心只想用他的名头来为自己壮声势，当发现风向不对时，又果断将其抛弃。
所以像盛世才这样的人，被人骂多少遍都是不为过的，而且就他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来说，也可以称为是民国秦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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