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观察｜韩绪：谈审美，需要勇气——数智媒介转型中的审美失序、成因与重建|伦理|审美|当代人|成因|美术观察|艺术

摘要

abstract

在数智媒介转型背景下，审美由个体经验转向受算法与平台机制塑造的感知结构，“美”的问题由本体追问转为现实条件中的成立问题。文章通过“丑书”“丑玩偶”“丑设计”等现象，指出“丑”已成为可见、可消费的日常审美形态，其成因涉及信息过剩、专业性消解、传播机制放大及社会情绪外化。同时，主流审美的精神向往减弱，审美失序加剧。应通过缓慢、节制、坚守重建审美能力，并警惕AI对判断力的侵蚀，使美回归合宜与分寸，重申其作为时代精神尺度的意义。

关键词 审丑数智传播媒介审美失序审美重建

有些事物，从古至今都无法让所有人信服地给出定义或结论，但是并不影响人们反复去讨论它。美，就是这样一个话题。美之所以值得被一再讨论，并不只是因为它关乎艺术、设计和生活方式，更因为它始终牵连着一个时代，如何去理解人、如何重拾感受、如何确认价值。也正因此，重谈审美确实需要勇气。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再只是“美是什么”的古老问题，而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美还如何成立”的现实问题。审美不再只是品评对象的外表，不再只是判断某件作品是否悦目、某种风格是否高级，它已经深入媒介机制、日常生活与社会情绪之中。若脱离这些条件空谈美丑，往往只会落入抽象的判断、情绪化的好恶，或者失去现实针对性的道德责难。

一、时代之变与审美之问：在主动互联网与被动智媒体的交界处谈美

关于美的讨论，不应该脱离其时代，恰如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不仅在于艺术创作的形式语言会随时代转变，也在于审美本身的生成机制会随着媒介环境、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而变化。今天我们谈审美时，必须首先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两个大时代的交界：“主动的互联网时代”和“被动的智媒体时代”。

所谓“主动的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个体仍然保有一定的信息主动权：人们需要搜索、选择、比较、判断，才能接近某种内容。尽管信息已经开始泛滥，但主体尚有“主动寻找”的动作；所谓“被动的智媒体时代”，则意味着平台、算法、推荐系统正在接管人们的注意力路径。人们未必主动寻找，却不断被“投喂”、被包围、被塑形。此时，审美经验不再只是个体修养的自然结果，而越来越多地成为技术分发、平台机制与情绪动员共同作用的产物。于是，“美”的问题也从“个人偏好”转向“被建构的感知”。我们今天所喜欢的、厌恶的、反感的、追捧的，很多时候并非出于充分比较后的自由选择，而是在连续不断的推送、模仿、从众与社交认同中逐步形成的。

因此，前文说需要勇气，就在于必须承认：我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以纯艺术、纯修养、纯趣味的方式来讨论美。审美本身已深陷时代结构之中，尤其深陷数智媒介所带来的感受方式重构之中。

二、显性现象：当“丑”成为一种被看见、被消费、被模仿的日常存在

还是从现象说起吧，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今天“丑”的显性现象正在大规模地进入日常生活，并以一种并不羞怯、反而颇为强势的方式占据公共视野。

首先是“丑书”和“丑字”，我把它们归结为：信息超载的大声说话，人人书写导致的恣意表达。汉字书写，本是一个与训练、法度、节制、气息相关的过程，中国、日本分别用“书法”和“书道”来尊称它，但在今天，不见笔墨之间的分寸与涵养，而是“我要说”“我敢说”“我声量大”。字体的扭曲、结构的失衡、粗暴的视觉夸张，是故意以反规范来显示个体姿态，“丑书”“丑字”在某种意义上对应的是一种“拒绝被规范”的表达冲动。它与社交媒体上的高声量文本、标题党、情绪化评论、粗暴立场表态，共同构成了当代审美中“以声量代替质量”的倾向。

其次是“丑玩偶”，如拉布布、“哭哭马”、“老鼠干”等（图1）。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圆润、甜美、和谐的可爱物，而往往通过怪异、夸张、失衡、略带阴郁与荒诞的造型获取吸引力。其成功恰恰说明，今天的消费并不总是趋向“美好形象”，而可能更青睐一种“有态度的怪”“有辨识度的丑”。这类形象之所以流行，一方面是因为视觉疲劳后，人们对常规的“美” “萌”产生了腻味；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怪异玩偶承载了当代人的情绪投射——疲惫、无奈、叛逆、无趣，甚至是一种“我就这样”的心理自我表征。

图1 “老鼠干”玩偶，一款流行的二次元自制周边，特征包括充棉少、做工粗糙及肢体扭曲不平，因外形神似风干老鼠得名，但不含贬义摄影/@mantisi41

再次是“丑宠物”，如蟾蜍、鬣蜥等。传统宠物审美往往指向柔软、亲近、顺从、抚慰，而这些动物的走红，则显示出一种反向趣味：人们从不舒适、不常规甚至带有陌生性的生物形态中，获得了区别于大众趣味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既包含反传统审美的意味，也折射出个体试图通过“我喜欢别人不喜欢的东西”来确认独特性的心理需求。

“丑用品”也体现出类似逻辑，如部分汽车设计。近年来，一些汽车外观设计以过度锋利的线条、夸张的进气格栅、情绪化的前脸语言，追求强烈刺激和瞬间识别。“丑建筑”亦然，形式拼贴、符号堆叠、异质混杂、猎奇夺目，往往以“抢眼”为首要目标，而忽略了空间伦理、环境关系和长期观感。（图2、图3）这些设计固然可以被解释为品牌差异化与年轻化策略，但也说明，今天的很多设计不再试图以比例、克制、整体感来建立耐看的秩序，而更倾向于制造第一眼的冲击。

图2 安徽马鞍山郑蒲港CORPUS人体博物馆，入选2022年“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图片来源/网络

图3 庞德虫（Bond Bug）是一款双座三轮跑车，由英国雷利安特汽车公司（Reliant Motor Company）于1970—1974年生产，以未来感十足的楔形玻璃钢车身和创新的整体掀起式座舱盖闻名图片来源/网络

至于“丑言语”，如今年春节出现的“踏马”和经典的“草泥马”等，则说明语言审美和底线同样在下沉。它们并不只是粗鄙，而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情绪压缩包，兼具发泄、戏谑、结盟与反讽功能。但问题在于，当这类语言大量侵入日常表达，人们的感受力会被一并粗化，语言之丑，最终会反过来塑造心灵之粗。

三、隐性缘由：为什么“丑”会在今天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症候

“丑”的流行并非偶然，我尝试去找寻它的成因：

第一，物品的泛滥改变了美的稀缺性条件。当代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过剩，商品过剩、图像过剩、信息过剩、表达过剩。过去，美往往与稀少、难得、精工和时间有关；今天，物品的无限复制、图像的无限生产，使得“好看”本身迅速贬值，于是人们只能通过更怪、更丑、更偏、更反常的方式来争夺注意力。

第二，在“人人都是艺术家”口号怂恿下的专业性消解。个体表达权的普遍释放，本意是创造力的民主化，但副作用是专业门槛与审美训练被普遍怀疑。只要敢表达、能表达、会传播，似乎就足以成立。这种语境下，审美不再是长期训练的结果，而被简化为即时情绪的可视化呈现。

第三，全球化、自媒体的放大和传播，加速了边缘趣味的主流化。任何局部的、圈层的、异质的审美都可以在平台机制中迅速扩散。过去需要专业系统才能进入公众视野的形式，如今可以在短视频、社交媒体、表情包、二创文化中瞬间破圈。传播速度越快，越依赖冲突和夸张，越难容纳细腻与深味。

第四，对美、对好、对端正的腻味与反叛。当一种主流审美长期占据道德高地和文化中心之后，它会自然引发反感。精致会被理解为虚伪，典雅会被误读为做作，端正会被指认为乏味。于是，“反美”便成了一种姿态，“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秩序、权威与高雅的一种挑战。

第五，从众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从众更多是向上模仿，是对更高标准、更好生活方式的学习；今天的从众则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向平与向下，即与同侪保持一致、与群体情绪同频、与低门槛的快乐迅速接轨。审美不再承担提升作用，而越来越多承担归属作用。

第六，复杂心理动因的层层叠加：调侃、戏谑、寄托、移情、不满、发泄、反叛、恣意、自暴自弃、唱反调快感和对主导权的挑战。可以说，很多“丑”的流行其实是社会情绪的可视化。它不是单纯的形式选择，而是个体情绪的外化载体。人们并非真的认为某种东西优美，而是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处境——焦虑、委屈、无力、反感与自嘲。

第七，不深究的、安逸舒适的快乐，最终构成一种时代性诱惑。复杂很累，比较很烦，训练太慢，判断太难，而“随便看看”“觉得开心就好”则更符合算法时代的消费节奏。久而久之，人们并非没有审美能力，而是丧失了调动这种能力的意愿。

四、从“主场”到“广场”：主流审美的塑造、失效与精神向往的消淡

主流审美曾经的作用，是一种向上的仰望，是礼制与伦理的规范，是大众审美的养成源泉和标杆。中国传统文化中，制和礼，是不可逾矩的，如官阶、制式、文书、建筑、冠服、车马、仆役、伎乐，无不体现审美与秩序、身份与伦理的深刻关联。这里的“美”不是任意而为，而是嵌入制度与教化之中的。

近现代以来，专家给定的国际流行色、全国性协会举办的展览、专业报刊推介的优质作品等等，也在不断提供审美范型、判断尺度和公共教育渠道。主流并不等于僵化，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为大多数人提供一个可以向上学习的对象、一个“更好”的参照。

小时候，母亲并不反对我看电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电视节目的制作是精心的，中文系毕业的她常说：“纪录片如《动物世界》值得看，里面的解说词很优美。”我曾经“抄袭”了宋世雄的女排比赛解说词：“女排队员发球时，手臂里仿佛蕴含着无穷无极的力量”，这一美妙的句子在第二天语文课上得到了老师的狠狠表扬。好的电视节目、好的解说、好的报刊，曾经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一代人的语言、节奏和想象力。审美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通过日常媒介、家庭教育、公共语言等形式，一点点渗入人的感受结构之中。

然而，主流的不再，也是不争的现实。少数作品影响大多数人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返，“主场”变成了“广场”。过去有中心舞台，有共同收看的节目，有反复打磨的文本，有被广泛承认的语言范本；今天则是人人开麦、处处发布、实时更新。广场化的好处是开放、平等、多元，坏处则是标准悬浮、注意力碎裂、噪声上升。没有稳定的参照系之后，人们很容易把“热闹”当作“丰富”，把“没有高下”误作“多样”。

今天的问题，还不仅在于主流平台的失效，更在于向往之消靡，品位与格调的松动。孟子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孔夫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吾道一以贯之”，这些并不是迂远的古训，而是在提醒我们：人的精神世界需要正气、需要节制、需要贯通。再看辜鸿铭《春秋大义》中的君子之辩，其中关于中国人精神的判断尤其值得深思：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孩童般精神和成熟头脑的人。这里所说的，正是审美与人格之间的深层关系。审美若只是技巧与偏好，则不会如此重要；正因为它与人的气质、修养、情感秩序相连，所以向往一旦消退，审美也会随之塌陷。

五、尝试与美相连接：慢、微差、节制、坚守与对AI的警惕

若要重建审美，必须尝试与美重新相连接。

首先，美常常与“慢”相关。“慢”能带来精致的、熟化的、有琢磨感的东西。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是约7小时的歌剧，中国的宋词也需要慢吟，好的东西往往不会在最短时间里把自己全部交代完。它需要沉浸、停顿、反复、回味，需要感受逐渐打开的过程。互联网时代的不从容，恰恰破坏了这种审美生成机制。据一位新闻老记者回忆，焦裕禄事迹的报道，是经历半年时间的反复打磨才最终见报的。记者自豪地回忆说：“每个标点符号都经得起严格审读推敲”。这种对语言、对事实、对分寸的敬重，正是美得以生成的时间条件。没有“慢”，就很难有真正的熟度和火候。

其次，要关注微差，不带偏见，空着一颗心，多去感受和接受。生成式AI所能抓取和辨识的，是极少数典型与极端，比如在画风上，只能抓取梵高的《星空》、蒙克的《呐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但无法、无暇也无心区别埃德加·德加与亨利· 德·图卢兹-罗特列克两人画作的微差，同样表现主题是“舞女”，画家身世、心量、意趣的差异都蕴含其中。换言之，AI更擅长“强烈风格”，却不擅长“微微妙处”，而真正成熟的审美能力，恰恰要能在不显山露水之处发现差异，在看似相似之物中辨认高下。

再次，不纵容个体之欲。今天很多审美困境，根源并不在“审美自由”本身，而在于欲望被视为天然合理，只要我喜欢，便无须解释。事实上，审美从来都与节制有关。日本侘寂之美、北欧冷淡之风，看似风格不同，实则都包含克制、留白、约束、分寸。它们不是欲望的任意放大，而是欲望经过整理后的形式呈现。

破坏需要勇气，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坚守与保存同样需要勇气。现代社会常常歌颂颠覆、创新、解构，却容易轻视整理、校勘、守护、保存的价值。一百多年前，王国维和罗振玉两位先生著《流沙坠简》，可谓新文化运动的“逆行者”，连新文化悍将鲁迅先生都不得不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这说明，真正有分量的文化工作，很多时候并不耀眼，甚至极其缓慢，但它维系着一个文明判断自身的根基。审美也是如此，不仅要敢于创新，更要懂得保存、坚守。

最后，我们在“被动的智媒体时代”，一定要慎待AI。数据偏见、信息茧房、AI“投毒”，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而会成为审美问题。一个人长期被同质化内容包围，就会误以为那是世界的全部；一个模型长期在偏置数据中训练，就会不断强化刻板印象和风格表面。AI可以辅助创作，但不能替代人的判断；AI可以生成形式，却不能自动生成分寸、德行与价值。

六、合宜之美与礼的尺度：美不是刺激的胜利，而是恰当的完满

让我们回到一个更为稳固的理解上：美是恰当、合宜的，即标，即制，即礼。若据此来理解，美首先不是强刺激，不是快速夺目，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情绪爆破，它更多是微妙的、深沉的、缓慢释放的；不仅是快、不仅是直接、不仅是凸显、不仅是冲突反差、不仅是隔绝排斥，更不是放弃周正。换言之，美并不拒绝新异，但它反对粗暴的新异；美并不否认个体，但它拒绝欲望无限制地凌驾于秩序之上；美并不取消差异，但它要求差异被安放在恰当的位置。
对美的追求，是对人类极限创造的认可和褒奖，是对生而为人的礼赞。美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让生活更愉悦，更因为它让人不满足于粗糙、仓促、低配和随便，让人愿意在形式中守护精神，在感官中训练心灵，在日常之中维系某种向上的可能。要讲透“美”这个事物，即便有勇气也还是很勉强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孤立地、架空地讨论美丑是行不通的。今天的美丑，已经不能脱离媒介机制、商品逻辑、情绪结构、社会心理和技术条件来谈。也正因此，今日谈审美，需要勇气：它要求我们在喧闹中重提分寸，在广场中重建标准，在速度中重返缓慢，在表达泛滥中重新理解克制，在技术狂欢中守住人的判断。唯有如此，“美”才不至于退化为表层偏好，而依然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尺度，继续完满着人的生活。（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汉字传承与创新设计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ZD26）

韩绪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原载于《美术观察》2026年第4期）

来源 ｜《美术观察》

编辑 ｜贾毓秀段熙资

责编 ｜王怡航

审核 ｜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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