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信打印出来的时候，纸还带着打印机里残留的一点温热。薄薄一张A4纸，上面就几行字，"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请批准"，落款签了我的名字。没有日期，日期我打算当面填。这封信我在脑子里起草了大概三个月，从春天酝酿到初夏，真正敲出来只花了不到两分钟。

工位旁边那盆绿萝又长了新叶子，弯弯绕绕地爬到了隔板的最高处，藤蔓从上面垂下来，在我显示器旁边晃来晃去。我盯着那根藤看了几秒，伸手把它拨到一边，然后把辞职信折好，夹在一个蓝色文件夹里，起身往领导办公室走。

领导姓陈，我叫了他十年"陈总"。他办公室的门半掩着，里面传来打电话的声音，我等了一会儿，等他说完"那就这么定了"挂掉电话，才敲门进去。他抬头看我，脸上还挂着刚才谈事情留下的笑意："老周？怎么了？"

我把蓝色文件夹放在他桌上。他打开，看了一眼那页纸，笑意没立刻消失，但凝固了。过了大概三秒钟，他把文件夹合上，看着我，像在确认什么。

"你认真的？"

"嗯，干到月底。"

他靠回椅背，椅子发出吱呀一声响。那声响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在转，像一个正在高速运算的处理器。忽然他站起来，从办公桌后面绕出来，在我旁边那张会客椅上坐下，跟我并排着，隔着两尺的距离。

他说："老周，你听我说。你在公司十年了吧？"

"十年零三个月。"

"十年零三个月，"他重复了一遍，手指在膝盖上叩了两下，"月薪多少？"

"八千。"

"八千。"他点头，像在确认一个已知的数据点，然后他说了下一句，语速比刚才快了不少，像怕被截断似的："我每年给你一百万，年终奖。写进合同。只要你留下。"

我坐在那张会客椅上，手搭在膝盖上，窗外有只麻雀落在空调外机上，歪着头啄自己的翅膀。我看着那只麻雀，脑子里反应很慢。一万？不对，他说的是十万？也不对。我重新在脑子里放了一遍他说的那个数字，确认了一下数量级。一百。万。

我把目光从麻雀身上收回来，落回他脸上。陈总的表情很认真，没有开玩笑的迹象，甚至带着一点难得的急切。他的眉毛微微皱着，嘴角抿着，像是怕我当场拒绝似的。

"为什么？"我问。

他没有直接回答。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解开绕在上面的白色棉线，从里面抽出一沓文件。文件边角已经卷了，纸张泛黄，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他把最上面那张抽出来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那是一张入职登记表的复印件。右上角贴着我十年前的照片，头发比现在多，脸比现在圆。但下面那栏"期望薪资"，写的是我当时的真实意愿——一万二。

我看到那个数字愣了一瞬，然后抬头看他。他指了指旁边另一栏，审批薪资那一栏被涂改过，原来的数字被划掉，旁边用圆珠笔写了个"8000"，审批人签字是他。

"当年公司资金紧张，"他说，语速变得慢了些，像在揭一道旧伤疤，"你那个岗位我当时批的预算就是八千，但我又确实需要你。你那个专业——"他翻了翻文件，找出我的简历副本，"化学分析，色谱质谱都做过，整个省城我招了半年没招到第二个。我就改了你的薪资，想着先让你进来，后面再找机会补上。"

后面的事他没说，但我替他补全了。十年里公司换过三任人事，涨薪制度变过五六次，每次集体调薪他大概都想过"这次把老周的提上去"，但每次都有更紧急的预算要处理，或者有更重要的人要留。八千这个数字像一块卡在齿轮里的碎石头，卡久了，大家就忘了它的存在。

可他说一年一百万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荒诞。我说："陈总，你既然能拿出一百万留我，这十年哪怕一年给我加一千，到现在也该万把块了。"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知道。所以这一百万不止是留你，是我欠你的。"

窗外的麻雀飞走了，空调外机上空空荡荡的，只有阳光照在那一小片铁皮上，白晃晃地刺眼。我坐在那儿，眼前那页泛黄的入职登记表上，十年前我的照片在冲我笑，我忘了当时为什么要笑，摄影师说"看镜头笑一笑"我就笑了，根本不知道五年后、十年后会发生什么。

我站起来。陈总也站起来，他看着我的脸在判断我的决定，像一个猎人看着草地上正在评估风向的鹿。

"老周——"

"一百万，"我说，"很多。我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到这个数。"

他眼里亮了一下。

"但我还是想走。"

那一瞬间他眼里的光暗下去，变成一种我没有预料到的东西。不是失望，不是愤怒，甚至不是遗憾。是某种更复杂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的东西，大概类似于"被还清了"的释然。

我回工位整理东西。抽屉里有一个茶杯、两本笔记本、一盆绿萝。绿萝我留下了，太重，不好带。隔壁工位的小李凑过来小声问我怎么突然要走，我说干累了想歇歇。她哦了一声，又问"那你下家找好了吗"，我说没有，先歇着再说。她脸上的表情像在看一个疯子，但她没再多问。

我抱着纸箱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正是下午四点多，太阳没那么烈了，风从楼与楼之间的缝隙灌进来，带着夏天傍晚特有的那种温吞吞的热，让人想在路上多站一会儿。我在台阶上站了大概一分钟，纸箱搁在膝盖上，里面的茶杯和笔记本随着呼吸微微起伏。

陈总没有送我。他在办公室里坐着，大概在看那份辞职信，或者在翻我的入职登记表，又或者在算这一百万他可以省下来做别的用了。我不知道。也不重要了。

我把纸箱换了个手，往公交车站走。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掏出来看，是工资到账的短信，八千整，跟上个月一样，跟十年前的第一个月一样。我把手机塞回裤兜，继续走。梧桐叶子在头顶哗啦啦地响，光斑从叶缝间漏下来，落在我肩膀上、纸箱上、前面的路面上，碎成一片一片晃动的金色。

我忽然想，那个一百万的数字在我脑子里其实只停留了十几秒。十几秒之后它就散了，跟那盆留在工位上的绿萝一样，属于那个我待了十年的房间，不属于接下来要走的路。

车来了，我上了车。靠窗有个空位，我坐下来，纸箱放在腿上。车窗外面，公司的写字楼越来越远，先是看不清窗户，然后是看不清轮廓，最后融进一片灰蓝色的楼群背景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低头看了一眼纸箱里那本旧笔记本，封面上还有陈总十年前用红笔写的批示，字迹潦草，只写了两个字："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