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上海高层，为国家奉献一生，去世八年后骨灰被移出八宝山|上海市|追悼会|骨灰

2015年11月3日凌晨，两辆黑色灵车悄然驶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清点、封存、启程，所有程序短促而安静。车灯照出骨灰盒上的名字——黄菊。八年前，他在此长眠；今夜，他要回到魂牵梦萦的上海。消息没有张扬，只留给守夜的亲友一句低声呢喃：“回家了。”

时间拨回1942年。16岁的黄菊从浙江嘉兴去了上海江南造船厂当学徒。那是一段烽火遍地的岁月，日机轰鸣，码头与厂房一再被炸毁。少年卷起裤脚，挑灯补缝钢板，心里却悄悄点燃了科技救国的信念。此后，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再回厂里，从一线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脚下总沾着机油，眼里始终有光。

1977年，改革的风刚起，35岁的黄菊被调进上海仪表局。机器轰鸣的车间与图纸堆砌的办公室，他切换自如。那一批从工位走上领导岗位的技术干部，对数字与良心同样敏感。他常说：“厂房里的呛人油烟，比会议室里的香烟味更能提醒人什么叫责任。”

1983年，市委聘任黄菊为工业党委书记兼市常委。此时的上海光环渐黯，老城厢里人口密集，厂房陈旧，码头淤塞，发展指标在东部沿海城市中掉队。社会上流传一篇《十个第一、五个倒数第一》，句句扎心：财政收入高，可住房紧张；工业产值大，可交通落后。听者无不摇头。市委班子换届后，新任书记黄菊第一次在小范围座谈，直言不讳：“再不动刀子，就只能守着旧厂房看别人超车。”

1990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归程再抵黄浦江畔。他拍着黄菊的胳膊语重心长：“机遇只在这几年。”黄菊点头，低声应了一句，“一定不负嘱托。”短短十个字，却像钉子钉进心口。从那天起，“时间表”成为案头的第一行字。

上海困在土地。老房成片、道路狭窄、企业扩张无地可用。破局之匙，是“批租”。把有限的土地通过有偿出让方式，引资本，引技术，换空间。此举谈何容易？“又要租界？”街头巷尾怨声四起。黄菊带头进弄堂，跟居民围炉细讲：“卖地不是卖国，是为了让大家住得宽些。”一次座谈，有人质问他是否重蹈百年前屈辱，他沉声回答：“主权寸步不让，繁荣一寸都要争。”话音落，掌声与嘘声交织。夜深人静，他伏案批阅方案，眼圈通红。

批租推开后，旧厂搬迁，新宅林立。外来资金如潮涌入，老弄堂装上新电梯，泥泞小巷变成柏油路。务工者回流，烟火气重新升腾。与此同时，黄菊拍板“三驾马车”——金融、贸易、航运。要让世界资金在此升温，要让货轮昼夜不息，要让资本流、信息流、人流汇成江海。于是，在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宣布设立浦东新区。外界担忧声此起彼伏，可黄菊坚持“先行先试”，一句话压阵——“浪头来了，上海不能再迟疑。”

陆家嘴的第一根桩基打下时，黄菊站在黄浦江畔，身边同事劝他回去休息，他摇头：“先看看机器动起来。”高楼渐起，外资银行标牌一盏盏亮起，全球资本的目光被吸引过来。到1999年，浦东新区吸收合同外资累计突破400亿美元，成为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金融贸易区之一。

然而，他最牵挂的仍是寻常人家。1996年起，他与夫人把每年一个月的工资捐出，用于资助贫困工人子女就学。有人计算过，这笔钱可以在郊区买下一套小房。黄菊却说：“能让孩子读书，值。”

2003年，60岁的他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上任不足半个月，就奔赴西部。1月中旬，甘肃定西，刺骨寒风吹进土坯房。邓有禄一家挤在火塘边，见到黄菊愣住了。老人慌忙擦手，低声说：“领导，屋里简陋。”黄菊握着他的手：“咱们坐下聊，屋子暖和。”随行人员记录下这一幕，却被他制止公开。他要的是政策落地，而非镜头里的温情。

奔走的脚步与日俱增，身体却在透支。2005年冬，洋山深水港一期竣工。他拖着病体站在观礼台，眼前万吨货轮鸣笛进港，海风裹着咸味。旁人劝他多休息，他只抬手示意：“再看看，等会儿就走。”那天夜里，他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医。

2006年病情恶化。化疗间隙，他仍批示西部扶贫文件。护士劝他少劳心，他笑答：“工作就是止疼药。”时间终究无情，2007年6月2日2时03分，这位把青春与白发都留给国家的老人，在北京阜外医院停止呼吸，终年69岁。追悼会万人送行，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岁月静默流转。家属常去扫墓，每次离开都要在门口回望良久。上海的天际线却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延展，黄菊的老同事们知道，那座城市才是他心底最深的归宿。于是，家人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让骨灰落叶归根。手续繁复，层层审批，终在2015年秋获得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