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故道与辽西走廊，均为历史上中原通向东北地区的重要陆路通道，但二者在路线走向、地理载体及兴衰时序上判然有别。“辽西故道”之谓，乃是相对于后来居上的“辽西走廊”而言——前者因被后者取代而成为“故道”，两者皆属当代学界所赋予的称谓。辽西走廊依托于沿海平原，坦荡易行；而辽西故道则穿行于沟谷山岭之间，崎岖险阻，其地理性格迥然不同。
一、辽西故道
辽西故道是上古至明初通往东北地区的主要陆路干线[1]，其范围大致涵盖今朝阳市、葫芦岛市建昌县、锦州市义县及北镇市等丘陵地带。道路主体以大凌河谷及其支流河谷为载体，沿线仍需翻越若干低矮的分水岭。这条古道在历史上屡屡扮演关键角色：曹操北征乌桓、司马懿东征公孙氏、高洋北击契丹，乃至隋唐数次东征高句丽，大军辎重多循此道进出，其军事与战略价值可见一斑。
辽西故道古有“长堑[2]”之名，“堑”本意为壕沟，“长堑”即指绵延三百里的大凌河沟谷。当代学者对此亦有不同命名：王绵厚先生主张称为“大凌河古道[3]”，王海教授则建议以“白狼水——渝水道[4]”相称。无论名称如何，其实际路线主要是沿大凌河干流、南源、西支及渗津河谷行进，间或翻越各支流间低矮的分水岭，总体蜿蜒于辽西丘陵的褶皱之中。
在辽西故道的庞大路网中，以傍海道为主、卢龙道为辅、古北道次之。其中，傍海道的建昌县石门岭、卢龙道的凌源大煤岭与古北道的凌源五道梁，既是冀辽之间重要的分水岭与交通锁钥，亦共同构成了辽西故道穿越丘陵山地的核心地理坐标[5]。辽西故道走向见附图。
二、辽西走廊
辽西走廊是辽金以降华北平原通往东北平原的主要陆路通道，其地域范围包括今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葫芦岛市（建昌县除外）及锦州市区。走廊以沿海平原地带为载体，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在清军入关、奉系争霸中原等重要历史进程中，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辽西走廊古称“宁锦防线”，明代中后期曾沿此线构筑阶梯式边防体系，以防备北方游牧势力。而“辽西走廊”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始于锦州市图书馆蔡迪申先生于1979年的初步研究，其后被《锦州通史》[6]正式收录，并明确定义为“辽西走廊是指西起河北山海关，东至辽宁锦州的一条辽西丘陵东南沿海狭长平原地带，地理上称山海关走廊，并不是辽西地区的代称”。该定义同时指出，辽西走廊开通于辽金时期。其历史脉络清晰可循：由锦州学者首倡，经锦州官方界定，最初专属于锦州地区，后因葫芦岛市析置，方逐渐演变为锦州与葫芦岛两市共享的文化遗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使用时间不同，辽金以前的傍海道不涵盖辽西走廊段。且傍海道之“傍海”、卢龙道之“卢龙”，均指古代道路途经或借由的关键节点，并非严格意义上涵盖整条路线的名称[7]。
三、辽西故道与辽西走廊的研究现状
明代辽东长城的修筑与清代柳条边的封禁，使辽西故道逐步走向废弃，而辽西走廊则因沿海平原的便利条件日益兴盛。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团结与国家建设推动了交通格局的根本性变革：北京至沈阳的101国道、北京至建昌的京建线相继贯通，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亦交错其间，从交通载体本身而言，辽西故道与辽西走廊已无明显差异。
然而在学术研究层面，二者的发展却不甚平衡。以渤海大学为牵头单位、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扶持的辽西走廊研究，已形成系统而深入的学术体系；相比之下，以朝阳市为主体的辽西故道研究，无论在学术深度还是文化意义发掘上，均远远落后于以锦州、葫芦岛两市为中心的辽西走廊研究。这份落差，既是历史遗留的格局使然，也亟待未来给予更多关注与补正。
参考文献：
[1]据百度百科《辽西故道》资料。
[2]李百药：《北齐书·文宣纪》卷四，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6页。
[3]王绵厚：《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的交通地理与相关史迹考察》，《渤海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23-27页。
[4]王海：《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考——兼与王绵厚、李健才先生商榷》，《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25-31页。
[5]曹操北征乌桓原计划走傍海道，司马懿、高洋、杨广、李世民均途经碣石，故以傍海道为主。王绵厚先生在《燕辽古道与部族方国研究》等著作中，多次提及建昌县石门岭是重要交通节点，京建线即经由此处。
[6]锦州通史编辑委员会：《锦州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95-97页。
[7]近代路网密集，故以道路始点和终点首字命名；古代道路单一，以沿途要地标识整条道路即可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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