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笔会主席迪纳乌·孟格斯图上任仅7个月便宣布辞职,导火索是该组织公开反对针对以色列的文化抵制。一个以捍卫自由表达为使命的百年组织,因为“抵制是不是言论自由”,再次把自己撕成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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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格斯图7月9日通过邮件确认辞职。他说,这个决定并非轻率作出,自己已经在董事会工作约10年,但没有进一步解释去向。美国笔会随后证实他已经离任,同样没有公布接任者。

孟格斯图辞职前,美国笔会刚刚发表一篇名为《无声的暂停》的长文。文章采访了30多名以色列和犹太作家、出版人及经纪人,称他们在加沙战争爆发后遭遇出版拒绝、活动取消、网络围攻和职业孤立。

文章把一条真实而尖锐的行业现象摆上桌面。

耶路撒冷文学经纪人黛博拉·哈里斯表示,她过去每年通常能把5到10部以色列文学作品卖到美国。2023年10月7日以来,一部都没有卖出去。有些合作多年的编辑不再回复,还有编辑直接要求她不要继续推荐以色列作家

一些受访作家称,他们被建议删掉小说里的犹太人物,淡化以色列背景,甚至不要在书封介绍中写明自己的国籍。还有出版从业者拒绝为以色列作者做宣传,迫使出版社临时更换团队。

美国笔会把这种现象称为对自由表达的威胁。

真正点燃孟格斯图辞职的,是文章对文化抵制的明确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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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笔会承认,作家有权参加抵制,也有权宣传抵制。但该组织同时强调,自己反对文化和学术抵制,因为这会阻断文学、艺术和知识的跨国交流,并伤害被抵制机构及所在国家人员的表达权利。

这套说法听起来像在两边找平衡:你有抵制的自由,我也有反对抵制的自由。

孟格斯图不接受这种平衡。

他认为,美国笔会一边声称保护抵制者表达意见的权利,一边又把抵制本身描述成对自由表达的威胁,实际上仍是在“保护一部分权利,却不保护另一部分权利”。对一个以自由表达为招牌的组织而言,这种做法在他看来“不合道德”。

争议背后是席卷欧美文化界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

2024年秋季,超过7000名作家和文化从业者签署承诺,拒绝与被他们认定为参与压迫巴勒斯坦人,或者对相关行为保持沉默的以色列出版机构、文学节、媒体和经纪公司合作。声明写的是抵制机构,不是抵制作家个人。

问题出在现实操作。

美国笔会采访的多名作家称,机构抵制落到出版市场后,很难始终划清机构与个人的界线。一本书可能只是作者来自以色列,或者书里出现犹太人物,就失去出版、宣传和参加文学活动的机会。

抵制者则认为,文化机构不是与政治无关的真空。部分以色列出版机构、大学和文化项目接受政府资金,或者被指参与粉饰占领政策。拒绝与这些机构合作,是非暴力施压手段,不等于禁止个人写作。

双方争夺的已经不是一本书能不能出版,而是谁有资格定义“自由”。

美国笔会认为,文化抵制会堵住作品传播的通道。孟格斯图认为,一个自由表达组织不能以保护交流为名,否定巴勒斯坦支持者选择抵制的政治权利。

这场冲突并非突然发生。

2024年,大批作家指责美国笔会对巴勒斯坦作家和记者遭遇的伤亡、压制反应迟缓。数十名文学奖候选人退选,数百名作家拒绝参加活动,最终逼得美国笔会取消年度文学奖典礼和世界之声文学节

孟格斯图当时没有退出。他留在董事会,并公开表示,美国笔会需要承认错误、修复关系。

2025年12月,他被选为主席,同时担任董事会主席,原定任期两年。他上任时把“修补和重建”与作家群体的关系列为任务,尤其希望争取那些认为美国笔会没有充分支持巴勒斯坦作家的人。

七个月后,他选择离开。

美国笔会刚从上一轮抵制中恢复,2026年的世界之声文学节也已经重新举行。主席突然辞职,让这个百年组织再次失去最重要的政治缓冲者。

孟格斯图的离开不会结束争论,反而把问题推得更尖锐。

抵制一所文化机构,是公民在行使政治权利,还是在堵住别人的表达渠道?

拒绝出版一名以色列作家,是反对以色列政府,还是把国家行为算到个人头上?

一家自由表达组织可以保护抵制者说话,却公开反对他们采取抵制行动吗?

美国笔会没有给出让所有人信服的答案。它最新的答案,先让自己的主席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