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松龄叛变的历史意义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地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黩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欢喜把他老子与他的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在1925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对自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1925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
郭松龄（1882—1925），于民国十四年（1925）11月22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了。“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
盖奉系在20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建立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才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20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1885——1929）。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1919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的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松龄掌握了“京榆驻军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1917）和“五四运动”（1919）——的冲击也很大。他们反对祸国殃民的内战，同时对元老派的旧军阀统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龄影响最大。郭的夫人韩淑秀是学风比较新颖而激进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Mikhail Borodin）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民军”的弹械支持，和国际共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的“倒戈”，以及冯军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张之后如再与冯玉祥连成一气，并得苏联之奥援，则华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11月中在日本观操奉召归来，席不暇暖，便与冯玉祥订了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随即于11月22日发出通电，公开反奉了。
二、反奉倒戈必败的原因
郭松龄的反奉倒戈，其军中显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请的林长民、饶汉祥）无策士，不像冯氏倒戈，有个黄郛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铸下大错。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郭把他手下奉军番号改成“东北国民军”。冯的“国民军”那时与共产国际挂钩是尽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开头就与冯玉祥摆出个没有必要的搭配；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冯的支持，冯也不支持他并乘机浑水摸鱼。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色彩的“国民军”进入满洲。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张老帅也就决定率残部反攻了。
再者，兵骄必败。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发轫，他就要搞个原一、三军团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杂牌地方军，如热河的阚朝玺、直隶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军和黑龙江地方部队等，均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为敌。
郭君也忽视了，20年代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所统率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法他的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工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12月24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慨焉！
三、冯玉祥是众矢之的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妇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操，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猛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一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战”（200—201）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麾下将士与郭松龄私交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页215）。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12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布“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阚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文章来源《段祺瑞政权：民国史军阀篇》，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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