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清代吉林城的老城门时，乌拉街古城的城门也请了解一下|乌拉城|乌拉街|吉林|康熙|西门

吉林市的清代历史实际上是两座城的历史，一座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围拢的吉林城，一座是与吉林城共饮一江水的乌拉城。双城相伴相生，共同谱写了松花江畔厚重的人文历史篇章。相对于吉林城，乌拉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为古久的时代，也正因此，坊间才会酝酿出“先有乌拉后有吉林”的俗语。

根据地方史料所载，乌拉城曾是海西女真乌拉部的主城，后金时期，该部被努尔哈赤征服，清顺治初年被重新启用，为打牲乌拉总管驻地。很遗憾，早期该城档案因康熙二年打牲乌拉总管希特库家发生火灾而被焚毁，现已无从查考。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洪水再次泛滥，离江过近且地势较低的乌拉城遭受严重破坏。痛定思痛，总管穆克登于是在次年，正式呈请清廷移建新城。

当时有两个备选方案，其一是将新城建在“旧城迤东有最好高埠向阳之地”，其二则是在江对岸的一处高地建城。对此，康熙帝给出的意见是：“打牲乡村，奈系我太宗仁皇帝指定，居住年久。如移，亦得拣其东阳钟秀之地方可居住，万不准迁渡江西。钦此。”根据康熙皇帝的答复，1706年，乌拉新城在旧城东南方向高地之上开工建设。

新城是一座矩形土城，每边长二华里左右。城设四门，“以东、西、南、北为名”（《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在光绪年间编修的《吉林通志》中，乌拉新城有着一个标准的官方名称“打牲乌拉驻防城”。驻防城是清朝的特殊城池，主要为八旗军队的专用军事驻地‌，兼具兵营和家属居住区功能，因此也常被称为“满城”。故而在地方史料中便有了“旗仆占居城里，不准客留浮民。商贾占居西门外，原为以免旗民混杂而重风化”（《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记述。这种旗民居住区分隔，与吉林城旗民混杂的情况并不相同（吉林城仅四品以上旗人可居于城内）。

到了民国时期，乌拉城的城墙破损严重，防御功能几近丧失，恐怕这也是“小傻子”武装能够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攻占乌拉城的重要原因。“小傻子”武装离开后，吉林地方当局决定在清代城墙的基础上，重新修筑城墙。1923年，扩建工程开工，此次扩建废掉原来的西墙及西门，将“西门脸”（今乌拉街镇仿古街市）扩进城内。新城在新扩充的区域加修了五座城门，同时又在东侧加修了一座城门，此时乌拉城共有九座城门（城门为砖砌，城墙仍为土筑）。如同清代同治年间吉林城扩建一样，乌拉城的部分城门还被重新命名。

1923年之后，乌拉城东墙为大东门和小东门；西侧为泽萃门，出城即是江边；南侧自西向东为天泰门、南新门、永吉门；北侧自西向东分别是通往九台的北门，北新门、和通往舒兰的永安门。九座城门中的天泰门最为壮观，其门上有扇形门额，是通往吉林的咽喉。1943年，日本人藤山一雄曾对乌拉街进行过细致的调查，其报告中所附《乌拉街略图》就明晰地绘制了当时乌拉城的轮廓与街道、城门，以及城内重要机关的分布。

在了解街市布局时，过街牌楼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地标，藤山一雄就把天泰门内的牌楼与天泰门并论。

根据《打牲乌拉地方志》记载，乌拉城内曾有过两座过街牌楼，其位置在老城十字街口的南北两侧。《永吉县文物志》则根据调查，记述两座牌楼曾在1907年秋季，经打牲乌拉总管德克德恩重建。牌楼上每面均悬有一方金字黑匾，传闻都是由成多禄书写。其中南侧牌楼的南北两侧分别为“南接龙潭”和“山围圣地”（另有资料记载朝北的匾额为“水绕名区”，差异待考），北侧牌楼的南北两侧分别为“水绕名区”和“北通风阁”。

另外在新扩进城内的西门脸尚义街，南北两端的城门内侧15米左右，还各建了一座牌楼。其中天泰门北侧的牌坊上悬挂有“威严大树”和“德茂甘棠”两方匾额（另有说法：“威严大树”为“威瞻大树”，“德貌甘堂”为“德茂甘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