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概念与方法丨闫睿欣：民间文学的知识图谱与学术演进——基于多部教材的比较研究|学术|民间文学概论|闫睿欣

主持人语

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已一个多世纪了，翻检这些著述，能够过滤出诸多有学术价值的概念。这些概念被制造出来以后，大多数的境遇是被悬置，没有得到有意识地言说和阐释，便无以演绎成学说和思潮。本土概念的空虚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难以深化的病灶。概念需要不断地阐释，以构建概念之间的关系图式，这是建立中国特色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必由路径。而如何增加概念出现的频度并丰富其内涵又是最值得诉诸于学术实践的关键问题。

——专栏主持人：万建中教授

主持人介绍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出版学术专著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三十余篇。曾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第六届和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两次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

作者介绍

闫睿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民间文学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民间文学的知识图谱与学术演进

——基于多部教材的比较研究

摘要

文章以1980年至2021年出版的九部民间文学教材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梳理了民间文学学科的知识图谱与学术演进轨迹。研究聚焦民间文学的核心概念与定义辨析、性质与特征演变、与相关领域的关系、类型及分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的定位，以及教材设计的启发与反思等维度，揭示了学科从早期强调“阶级性”“纯文学属性”到当代关注“表演性”“双重属性”的发展脉络。同时，指出当前教材在回应数字新形态方面存在时效性不足的局限，未来民间文学学科需构建更具包容性与时代性的学科理论体系。

关键词

民间文学；教材比较；知识图谱；学术演进

民间文学作为一门扎根于民众生活、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学科，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离不开经典教材的积淀与拓新，而经典教材的编纂与修订也是学科知识体系沉淀与学术思想演进最为直观的载体。回顾以往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材的建设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批判性反思。段友文、石怀庆的《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百年回眸》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系统勾勒了20世纪以来民间文学教材发展的历史框架，将其分为从初创、成型到发展的三阶段，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概论教材受钟敬文所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影响颇深，未来的民间文学教材建设需容纳更多时代性的学术创新与思想潮流。然而，正因其研究聚焦百年宏观脉络，未能对20世纪80年代后教材在核心概念、理论工具与方法论层面的细微演变展开深入的微观比较。林继富、张旺的《中国民俗学教材建设研究——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学教材分析》则立足于范围更广的民俗学教材，其考察对象囊括了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乃至跨学科应用。但其研究视角偏向民俗学整体，未能充分聚焦民间文学本体的知识图谱演进。此外，施爱东在《“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指出民间文学的短训教育和概论教育提供的知识是较为基础和有限的，不利于培养深层次的学科人才，很多概论性教材在视角拓展上突破性不大，带来了虚假的学术繁荣，他犀利地批判了“概论”模式可能导致的研究僵化与创新乏力。但其旨趣在于对学术生产机制的反思，对于在“概论”体系内部，学者们如何通过引入新理论、回应新语境来实现自我突破与更新的具体路径，未做详尽的文本实证分析。可见，既有研究在学科整体观照与学术机制批判等方面贡献卓著，但对于民间文学本体知识体系在教材编纂中的细微演变，仍缺乏系统、深入的微观比较与文本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更具有时效性的民间文学教材建设成果进行比较研究，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课程重回高等教育序列后，民间文学学科知识体系生动而复杂的演进图谱，弥补现有研究微观视角的缺失。

本文的研究对象涵盖了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1980）与《民间文学概论》（第2版，2010），汪玢玲、孙世文、刘晔原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第1版，1994），叶春生的《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1999），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2006），田兆元和敖其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2009），毕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2009），毛巧晖和陈勤建主编的《新编民间文学教程》（2012），刘守华和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第3版，2019），黄涛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第三版，2013）与《中国民间文学概论》（第四版，2021）等民间文学代表性教材。这些教材既是学科入门的向导，也是学术传承的载体。本文将以这些代表性教材为基础，围绕民间文学的定义辨析、特征演进、与相关领域的关系、类型研究、非遗视角下的新议题及理论方法展开分析，反思教材设计的优点缺点，既呈现学界已形成的共识，也聚焦未决的命题，为构建更具时代性的学科理论提供靶向性的参考。

一

民间文学的核心概念与定义辨析

（一）定义的共识性要素

自1980年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出版以来，已经过了45年，在这期间关于民间文学的定义有所变化，但核心的共识性要素仍然较为统一，这构成了概念的基础框架。

首先，几乎所有学者均强调民间文学“集体性”与“口头性”的重要属性。钟敬文（1980）将民间文学定义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明确其创作主体是“劳动人民”，传播方式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汪玢玲等人（1994）进一步细化为“每个民族人民口头创作，并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作品”，突出了“民族性”；毕桪（2009）所编教材则从“群体”视角出发，指出民间文学是“一定区域内群体的口头语言艺术，由群体创作并流传于群体中间”，将“群体”同时定位为创作者、接受者与传播者。

在内容与功能上，民间文学的内容与“民众生活”深度绑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创作者的世界观。钟敬文（1980）所编教材强调其“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毛巧晖、陈勤建（2012）所编教材将“反映民众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列为核心主旨之一；刘守华、陈建宪（2019）所编教材则更全面地指出，民间文学是“民族生活、思想与感情的自发表露，有关历史、科学、宗教及其他人生知识的总结”，既包含情感表达，也涵盖知识传承，体现了其作为生活文化的多重功能。

（二）定义的拓展与争议

然而，随着学科发展，学者们对民间文学的定义逐渐突破传统框架，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引发对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重新思考。

1.从纯文学到双重属性

关于民间文学的定义，过去的看法常常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把它简单地视为现实生活的一种主观反映。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1980）中写道：“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这里将民间文学仅视为一种偏向纯文学的“口头创作”，而万建中则在《民间文学引论》（2006）中指出，回溯民间文学（folklore）概念起源和学科发展史，可以发现它并不是纯文学的，用纯文学的视角来定义和研究民间文学较为片面。黄涛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第四版，2021）明确提出民间文学的“双重属性”——“不仅是一种文艺现象，而且还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在学科归属上“既属于民俗学又属于文艺学”。这一定位打破了将民间文学单纯视为“文学类别”的局限，不再将民间文学与民间文艺学割裂开来，使其与更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关联，为理解其社会功能提供了新维度。

2. “民”的范围：从阶级对立到复合主体

对民间文学学科来说，谁是民间文学的创作者这一问题的讨论经久不息，这关乎学科定位与研究范围。如何定义“民间”和“民”？谁能代表民间文学？谁拥有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如何界定……传统定义从阶级社会的视角出发，借鉴了钟敬文的“文化三层理论”，多将“民”限定为“劳动人民”“劳动群众”或“社会下层”，却隐含了与“上层”“精英”的对立。

那么，“劳动人民”和“劳动群众”是否存在定义上的差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受到苏联口头文学的影响，大部分学者普遍接受了高尔基的观点，即“民间文学是人民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但在苏联的语境中，人们通常把“劳动群众”（трудовые массы）和“人民”（народ）作为同义词，这导致了中国学界把“人民”的范围窄化为“劳动群众”，并把民间文学的作者局限在“劳动群众”这个范围。事实上，高尔基所规定的“民间”（народный）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民间文学的作者应该是“人民”，包括不同的阶级、阶层。在《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1999）中，叶春生曾指出，“民间”的核心在于“劳动群众为主体”，而不排斥其他阶层参与，只要其创作、传播的作品符合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和艺术特征，也可纳入“民间”范畴。应该注意民间文学的作者是否人民群众，作品内容是否反映了他们的愿望，以及创作和流传的方式是否具有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他虽看到了民间文学作者的复杂性，但在他的定义中，最终还是采用了民间文学“是人民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这一说法，没有从根本上实现范围的突破。

随着时代社会变化，以“劳动人民”为代表的传统定义是否还能够满足当今民间文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的“Who are the Folk?”（《谁是民俗之民？》）被翻译引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受到其“群体”（group）概念的影响，发现过去对“民”的定义限制较多，于是将“民”的定义和概念进行了扩充。黄涛（2021）编著的教材中介绍了从五四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当代社会民众差异缩小的演变过程，而田兆元、敖其（2009）所编著的教材则更明确地指出“民间文学的创造主体是复合的存在”，不应否定知识分子的参与，甚至强调“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把民间文学定义为：“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民族集体的文学创作，是一个民族的共同遗产。”毕桪（2009）所编教材亦认为，部分民间文学形式，甚至包括它们的某些内容，是为民族全体成员所享用的，它们并不仅仅为某一阶级或某一阶层的民族成员所专有。况且，民间文学是千百年来伴随历史进程持续传承的独特文学形态，是一种不断流动的文学，它是在不断变异和积累当中发展过来的，所以试图用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阶层的社会属性来限定它是不现实的。因此，他比较赞成邓迪斯所提出的“群体”概念，并指出所谓“群体”应该是包括不同的层次范围：民族的、阶级的、阶层的、性别的、年龄的等。此外，也有一些教材——如刘守华、陈建宪（2019）所编——直接用“民族”的概念来对“民间”进行解释，他们将民间文学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生活语境里集体创作、在漫长历史中传承发展的语言艺术。”这一争议实质反映了学科对“民间”内涵的再认识——从阶级化的“边缘群体”到更具包容性的“群体集合”。上述核心概念与定义的争议与拓展，直接推动了学界对民间文学本质属性的重新认知，其性质与特征的演变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轨迹。

二

民间文学的性质与特征演变

民间文学的性质与特征是学科界定的核心议题，不同学者基于对其本质的理解，从“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后简称“四性”），到当代“表演性”“动态性”等特征的拓展，既展现了学科认知的深化，也折射出民间文学在历史语境与现实实践中的动态演变。

（一）传统核心特征的奠定：以“区别性”为导向的经典框架

早期学者对民间文学特征的提炼，多以与作家文学的对比为出发点，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标志性特征”体系。例如，在《民间文学概论》（1980）中，钟敬文就明确将“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列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区别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是民间文学的全部特征，只能说是它和作家文学相区别的基本特征）。由于早期民间文学的学科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这“四性”对民间文学的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后来许多其他教材在概括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时都以与作家文学的“区别性”作为概括的框架。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不少学者也在“四性”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解释和补充，使之更加完善。例如，叶春生（1999）曾指出四性的关系与时代下的新变化：口头和书面的交叉也出现了集体性，口头性和变异性相对减弱，传承性有了新发展。又如，黄涛（2021）在所编教材第四版关于“口头性”与“集体性”的介绍中增订了补充说明，指出口头性和集体性特征主要适用于传统农耕社会民众在识字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创作传播的民间文学，目前不能把是否具备口头性和集体性作为判断现代社会的文学作品是否为民间文学的绝对标准。因此，对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认识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完善，不可墨守成规，把“四性”作为金科律令。

（二）特征的学术拓展：从静态属性到动态过程的认知转向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表演理论、民俗学田野方法的引入，学者们对民间文学特征的理解从文本属性转向实践过程，他们在“四性”之外延伸出更丰富的维度。

1.表演性与立体性的凸显

黄涛（2021）编著的教材明确将“表演性”纳入核心特征，指出民间文学是“活态的、立体性的文艺现象”，其演述文本“受到语境（时间、空间、受众互动）的影响”，且“往往与人们的生活交融”。他还进一步将民间文学概括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现场展演的文学样式”，强调“展演”的即时性与互动性，与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表演理论形成呼应，突破了传统“纯文本”的平面认知。万建中（2006）亦结合表演理论，指出“口头性”不仅是语言表达，更包含“表情、动作、音乐、舞蹈等因素”，使作品呈现“立体性”，强调民间文学是“表演的过程”而非“固定的文本”。这些对民间文学性质的把握结合了表演理论的成果，凸显了口头文学的表演性和立体性，使民间文学自身的特征更加明晰。

2. 动态性与互动性的深化

毛巧晖、陈勤建（2012）所编教材从编创角度提出“动态编创”特征，指出民间文学在“表演中完成群体化、套式化的再创造”，并存在“原点编创”与“二度编创”的规律。在这里，民间文学是一种“一次过”和无意识编创的文学，该教材通过民间文学的传播途径展示了民间文学作品传播的动态流程和互动特点。刘守华、陈建宪（2019）所编教材专设一章“民间文学的语境”，将语境研究引入民间文学研究，显示出从文本到语境的研究范式转向——从静态的文化史考察转向具体的、动态的表演活动考察，更加关注民间文学的互动性和动态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三）特征演变的学科意义：从“他者区别”到“自我定义”

民间文学特征的演变过程，实质是学科从“依附于文学研究”到“确立独立话语体系”的过程。万建中（2006）曾指出，民间文学不是与作家文学完全平行的，它们是并行的，且互相拥有独立的话语体系；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呈现方式：作家文学以“固定文本”为核心，民间文学则以“口头表演过程”为存在形态。

早期民间文学的特征把握的核心是“与作家文学的区别”，体现出民间文学作为“边缘文学”的自我定位以及学科对于自身存在的焦虑；而当代特征（如表演性、立体性、动态性）则更关注民间文学“自身的存在方式”，强调其作为“活态文化实践”的独立性，这一认知标志着学科对自身本质的成熟把握，使得民间文学在未来将不再桎梏于文本，而是转向更有生命力的发展过程。

三

民间文学与相关领域的关系

民间文学的双重属性与动态特征，决定了其与多学科领域存在深度关联。同时，民间文学学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球语境下也被赋予了新的定位。

（一）与多学科领域的交叉渗透

民间文学的“双重属性”使其天然具有跨学科特征，与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比较文学等领域深度交织，成为连接不同学科的文化纽带。

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最为紧密，甚至被视为“民俗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之一”。汪玢玲等人（1994）指出，民间文学“既是文学的一部分，也是民俗文化学的一部分”，二者存在“领属与交叉关系”——例如，民间歌谣是民间文学的体裁，同时也是节日民俗、婚恋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既属于叙事文学，也承载着先民的信仰民俗与宇宙观。毛巧晖、陈勤建（2012）所编教材进一步厘清概念：“民间文学是研究对象，民间文艺学是从文学视野进行研究的学科。”而民俗学则从“生活文化”视角解读其民俗内涵，它们分工不同但相互支撑。

民间文学的研究常需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与其他学科亦广泛关联。季羡林提出“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关系密切”，跨民族、跨地域的民间故事比较是比较文学的重要议题。人类学为民间文学提供了田野调查方法和文化整体观，如毛巧晖、陈勤建（2012）在教材中指出可将民间文学置于特定族群的生活方式中解读。历史学将民间文学视为口述史的补充，如毕桪（2009）所编教材中指出“群体的口述史，记录政治、经济、信仰等知识”，柳田国男的民间文学作为历史补充的观念亦启发民间文学与历史学结合。

这种多维度的关联揭示了民间文学的文化枢纽地位，它既是文学研究的对象，也是理解民众生活、社会结构、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其价值远超单纯的“文学范畴”。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的民间文学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全球普及，民间文学被纳入非遗体系的核心范畴，这一视角不仅重塑了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认知，更推动其从学术研究对象向活态文化遗产的实践转向。

1.民间文学的非遗属性：从“文学形式”到“活态遗产”

非遗视域下，民间文学的本质被重新定义为“民族世代传承的活态文化遗产”，其核心特征与非遗的“活态性”“传承性”高度契合。我们进行民间文学的教学、研究和学习，也应该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从非遗角度动态地看待民间文学。例如，田兆元、敖其（2009）所编著的教材从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切入，指出民间文学的“口头传承”特征与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口头传说和表述”的范畴直接对应，而中国非遗名录将“民间文学”列为十大类属首位，更凸显其在非遗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刘守华、陈建宪（2019）所编教材明确指出，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其与“静态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它是“活着”且“与时俱进”的，其活态性主要体现在民间文学的表演过程中、传承人的创造性实践中，与非遗“以人为本的活态传承”理念相一致。黄涛（2021）编著的教材中进一步将民间文学定位为“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民间文学不仅是独立的非遗类别，亦常常参与其他非遗形态的文化讲述。

2. 非遗保护实践：从“文本整理”到整体性保护

非遗视角下的民间文学保护，突破了传统“搜集整理文本”的模式，转向对“传承主体、文化语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守护，学者们对此提出具体路径。

刘守华、陈建宪（2019）所编教材引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表述，强调“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承载着民间文学的“记忆与技术”。因此，非遗保护的关键在于认定和支持传承人，通过传习所、师徒制等方式延续其技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代相传。民间文学的传承也离不开特定的生活语境，“文化生态”理念强调保护民间文学需“结合其表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这与黄涛（2021）所编著的教材中提及的民间文学的保护基本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尤其是第二条“进行整体保护”强调了民间文学并非只是文学展演或文本形式，同时也由相关的生活习俗、传承主体、文化空间等构成，总之要把民间文学放在“语境”中研究与保护。

3. 非遗视域的意义：从“学术价值”到“社会功能”

将民间文学纳入非遗体系，不仅提升了其学术地位，更拓展了其在当代社会的实践价值。例如，民间文艺学中的传承理论逐渐被应用到了近期实施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宏大文化工程中，在公共文化事业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此外，非遗视角还推动民间文学研究从“文本分析”转向“语境-表演-传承”的动态研究，如刘守华、陈建宪（2019）所编教材中指出，民间文学研究需“从静态的文化史考察转向具体的、动态的表演活动考察”，借鉴表演理论、民族志方法等多维视角，丰富学科的研究维度，推动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

四

民间文学的类型与分类研究

民间文学的类型是其外在形态的具体呈现，而分类研究则是把握其内在规律的重要路径。不同学者基于对文类特征的理解与研究视角的差异，形成了多样的类型划分体系与分类方法，既涵盖传统体裁的梳理，也包含对新兴类型的关注，共同构建了民间文学的形式图谱。

（一）主要类型与通用分类逻辑

学界对民间文学类型的划分虽有细节差异，但核心体裁的共识度较高，且多以“表达形式”“内容属性”为主要分类标准。

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1980）较早系统梳理了民间文学的主要样式，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叙事诗、民间歌谣、谚语、谜语、民间曲艺、民间戏剧等，并按“表达形式”将其分为三大类。

1.散文形式：以非韵文叙事为主，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

2.韵文形式：以韵律性语言为特征，如史诗、叙事诗、歌谣、谚语、谜语。

3.散韵兼长且可说唱表演的形式：如民间曲艺、民间戏剧，兼具文学性与表演性。

这一分类逻辑被后续学者广泛沿用并在此基础上细化，但除表达形式外，部分学者还结合内容主题与文化内涵对类型进行细分。如刘守华、陈建宪（2021）所编教材在“传说”一章中关注“地方风物传说”“历史人物传说”“四大爱情传说”，通过典型案例揭示不同传说的文化内涵。田兆元、敖其（2009）所编著的教材则在“神话”类型中强调其“叙事性、想象与象征、矛盾对立”的特征，并结合不同的主题分类深化对神话思维的理解。此外，他们还加入了两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内容，一章是概述，一章是分地区介绍。但是，既然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在前面的文类章节中已经列出一些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又在后面专列两章来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且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征概括似乎和汉族的差别并不大。此种编排方式在凸显民族多元性的同时，其与前述文类体系的内在逻辑关联与整合方式，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除了对中国本土民间文学的关注，部分教材也将视野放至全球。如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2019）中加入一章“世界民间文学泛述”，从散文和韵文两大类介绍了海外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如《卡勒瓦拉》《罗兰之歌》等，能够使读者认识到民间文学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从比较的视野获得新的启发。

（二）分类研究的学术方法与发展

对民间文学类型的系统性研究，既借鉴国际理论，也注重本土实践，形成了“外来方法本土化”与“本土经验理论化”并行的格局。

AT分类法是民间故事研究中影响最广的国际标准，通过“故事类型索引”对不同文化中的相似故事进行编码归类。在刘守华、陈建宪（2019）所编教材中，对该方法在国内的应用与调整进行了介绍：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2000）以AT分类法为基础，改进了丁氏索引的不足；而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2007）则明确拒绝套用AT分类法，从中国思维方式归纳中国故事的自身特点，体现了分类研究中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

随着研究深入，分类标准从形式与内容向功能、语境、传播方式等维度拓展。万建中（2006）提到“个人叙事”“都市传说”“地方奇闻逸事”被纳入研究视野，这些新兴类型的分类更注重“传播场景”（如都市语境、网络空间）与“叙事功能”。黄涛（2021）编著的教材在“作品选读”中纳入当代鬼故事、网络笑话、搞笑短信段子等，结合了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将时效性、媒介特征作为类型划分的补充标准。此外，他还在“民间故事”一章中加入了对“新故事”文类的讨论，认为新故事是传统故事在现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属于一定程度上个人化和有专业性的民间文学，不可用固有的口头性和集体性特征来衡量它的民间文学属性。这些编者的思考体现了教材分类研究对时代新变化的回应，试图从更多维的标准来理解新文体在民间文学体系的定位。

五

教材的启发与反思

（一）理论视角演进

民间文学教材知识体系的更迭与深化，其根本动力在于学科理论视角的持续演进。不同学者基于对学科本质的理解，在理论资源的选择与研究方法的实践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早期教材受特定历史时期政策导向影响，内容中多借鉴苏联的民间文学教材观点，多次引用马列思想和高尔基等著名学者的语录。如汪玢玲、孙世文、刘晔原在《民间文学概论》（1994）中较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从阶级视角分析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特征。而叶春生（1999）则指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但不能机械生搬硬套”，反对将阶级斗争理论机械套用至民间文学研究中，强调结合具体作品与历史语境的具体分析。

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民俗学、人类学理论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民间文学研究的视角。万建中（2006）在《民间文学引论》中系统引入表演理论、言说民族志、口头程式理论等研究，将民间文学视为表演过程而非静态文本，结合世界前沿研究成果对学生的理论知识背景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助于研究生切入学术研究领域。刘守华、陈建宪（2019）所编教材介绍口头程式理论在史诗研究中的应用，并梳理了西方神话学研究的发展情况与方法演进，强调国际学术对话。田兆元、敖其（2009）所编著的教材在神话研究中引入口头诗学理论、女性主义神话理论，拓展了传统神话研究的边界，指出当代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毛巧晖、陈勤建（2012）所编教材则在《马五哥与尕豆妹》的叙事模式的个案分析中借鉴符号学理论——查特曼（Symour Chatman）的叙述交流模式，体现出跨学科理论的应用。

这种互动推动了学科理论的持续更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研究民间文学的时候应注意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积极吸纳国际学术养分，使民间文学教材更具有前沿价值。

（二）教材设计优点

这9本教材虽然主要体系和框架相似，但其中又有许多设计上的不同之处，各有所长，以自身优势丰富了学科的知识图谱。

钟敬文所主编的教材较为基础和简洁，虽然体量不大，但作为经典权威教材，奠定了学科话语范式。而汪玢玲等人的教材注重案例教学与理论阐释相结合，为民间文学教学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范式，让抽象的学科概念变得可感可学。叶春生《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则更偏“教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性，能够使学生形成对民间文艺学的基础认知。比如，该教材中“民间文学实习纲要”一章不仅收录了作者整理搜集民间故事的思考、优秀的整理稿本，还包括了民俗调查的提纲案例、民族调查方法等。在学习中，初次接触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学生往往一头雾水不知从何做起，而该教材却能够为学生指引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相比之下，除了毛巧晖、陈勤建所编的《新编民间文学教程》（2012），其他教材对田野调查的实际方法介绍都较为简略。

另外，许多教材在每章后设置了思考题，启发学生温故而知新，增强教学的互动性。刘守华的教材兼顾基础性与时代性，新版增加“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章节，纳入网络新故事、手机短信等新兴形式，并通过“关键词”“二维码扩展阅读”辅助入门学习。万建中、黄涛编写的教材则侧重“学术深度与前沿性”，引入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等西方研究成果，设置具有启发性的思考题，适合进阶学习。

（三）时效性不足

近年来网络技术飞速迭代，多媒体不仅成为保存与传播民间文学的重要媒介方式，网络社交平台上也逐渐出现了基于兴趣或共同因素而形成的“小群体”。目前一些学者如张多已经开始研究《抖音里的神话：移动短视频对中国神话传统的重构》，而李靖则从豆瓣平台的影评出发，撰写了《观影者视角下的神话再讲述：基于网络影评定性分析的观众研究》。这些研究虽然能否被写入较为稳定的知识载体——民间文学教材中有待商榷，但也体现了一种“朝向当下”的取向。

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短视频中的民间叙事、弹幕文化中的集体创作等新形态不断涌现，但教材对这类“超文本”“跨媒介”民间文学的讨论有限。目前，本研究对比分析的教材中刘守华、陈建宪的《民间文学教程》（2019）较为简略地提及了新兴的媒介，具有一定的时效性。黄涛（2021）编著的教材虽纳入“网络笑话、手机短信段子”，但仅将其视为“新内容”，未能深入剖析数字技术对民间文学传播逻辑、创作机制与接受方式的系统性重构——如算法推荐如何替代传统“口耳相传”成为传播主渠道。需要注意，数字化民间文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算法推荐、平台规则、网民习惯构成的数字民俗生态中。随着互联网逐渐成为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教材需适度引介数字民族志方法，分析新形态如何与数字生活方式深度绑定，做到与时俱进又不失严谨。

结语

通过对多部民间文学教材的系统梳理与比较，可以看到：民间文学作为一门扎根于民众生活、承载集体记忆的学科，其理论体系在学者们的持续探索中不断深化，不仅形成了对核心概念、基本特征、类型体系的共识性认知框架，也在争议与反思中展现出旺盛的学术活力。

然而，教材作为学科知识稳定化、体系化的载体，亦暴露出理论回应现实时的滞后性。在数字时代，短视频叙事、网络社群创作等新形态，对民间文学的核心特征构成了挑战。现有教材虽偶有触及，但大多仍停留在现象列举层面，未能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数字民俗生态与传播机制，理论整合明显不足，凸显了学科在面对新语境、吸纳新理论方面的紧迫性。这要求学界在延续已有研究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传统框架：既要深化对民间文学民族性、地域性的精细化研究，也要直面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最终构建更具包容性与时代性的学科理论体系。

总之，通过多部教材的比较研究，我们不仅厘清了民间文学“是什么”“如何研究”的基础问题，更把握了其“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学术脉络。这种系统性认知既是学科积累的见证，也是推动民间文学研究在当代持续发展的起点。未来的民间文学理论建构，需在深化本体研究与拓展领域边界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唯有如此，学科才能在坚守其民间性与生活世界根源的同时，构建起一个既具历史深度又富时代洞察力的开放性知识体系，从而在学术传承与当代对话中持续焕发活力。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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