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二月，一个地方民团头目的死，竟让延安窑洞里的毛主席立刻警觉起来。
死者叫杜定廉，经扶县参议员，兼礼山、经扶、黄安三县联防指挥部副指挥。国民党方面原本正忙着宣布鄂东北“肃清”，戏台都搭起来了。
人却在杜家湾倒下了。
这一下，广播声传出去，反倒露了底：大别山里，还有共产党游击队在动。
那支队伍的领头人，是何耀榜。
何耀榜是湖北大悟宣化店王家庄人，一九〇九年生。少年时，他见过大别山里的饥寒，也见过乡间豪强怎样欺压穷人。
一九二七年前后，大别山农民运动风起。何耀榜投身罗山一带农民暴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打这天起，他就没真正离开过这片山。
土地革命时期，他在鄂豫皖苏区打游击，做过罗山独立团团长，也在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系统里转战。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进入新四军第五师，带队在鄂东一带活动。
山路，他熟。
群众，他也熟。
可到一九四六年夏天，形势忽然变了。
中原突围后，大部队西进、北上，大别山一下空了。留下来的干部和武装，成了国民党军重点搜剿的对象。
何耀榜和鄂东独立第二旅一部留了下来。
这不是风光的“留守”。
部队被打散，二三十人一股，十几人一股，穿便衣，钻山沟，藏岩洞。天台山、老君山一带，白天不能生火，夜里不能大声说话。
粮食少。
药更少。
何耀榜的风湿病加重，走山路时常要拄杖。遇到紧急转移，身边警卫员还得背他一段。
他自己心里清楚，山里这点火种一灭，大别山就真空了。
国民党方面也这么想。
第七十二师和地方民团反复清剿，山口设卡，村里搜查，抓捕革命家属，逼群众断绝接济。到了冬天，搜山更紧，许多地方白天看不见炊烟。
可山没有完全沉下去。
有人夜里送来一把米，有人把消息藏进柴担，有人见了游击队只点点头，不多说。
这就是何耀榜还能撑住的根。
杜定廉偏偏在这时候唱起了戏。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方面为了宣扬“胜利”，在黄安县杨山乡杜湾村一带张罗庆功。杜定廉仗着后台，平日横行乡里，抓人、勒索、配合清剿，早被群众痛恨。
戏台搭起来，锣鼓响起来。
这声音传进山里，意思很明白：共产党没了，谁还敢动？
何耀榜不能不动。
他要打的不是一场大仗，而是一个信号。山里的游击队还在，地方恶势力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行动选在夜里。
突击队摸进杜家湾，外围有人接应。杜宅里有守兵，屋院也不算小，可这样的地方武装，松懈处正多。
短枪、匕首、黑夜。
杜定廉被击毙。
游击队撤走得很快。
第二天，国民党方面炸了锅。原本要宣扬“肃清”的地方，忽然传出联防头目被打死的消息。电台、报纸忙着喊叫“残部作乱”，要求增兵搜剿。
这喊声传到了延安。
窑洞里，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判断很直接：大别山的游击队还在坚持。
这不是小事。
中原突围后，大别山到底还有多少力量，中央一度联系不上。许多消息断了，干部散了，敌军封锁又严。杜定廉这一死，反而成了一封从敌人嘴里送出的信。
毛主席随即要求在延安的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尽快派人联系，并指示一定要坚守住这个战略支点。
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主力部队就会南下。
山里人等的，就是这句话。
郑位三派人南下，穿过封锁线寻找何耀榜、刘名榜等坚持力量。联络人员一路化装，绕开关卡，靠暗号和群众关系找路。
五月，大别山工作委员会成立，何耀榜任书记，刘名榜任副书记，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重新有了统一领导。
失联的线，接上了。
这根线接上以后，大别山里的打法也变了。过去各股队伍分散求生，现在有了统一安排：哪里牵制，哪里隐蔽，哪里发动群众，哪里打击敌据点，都有章法。
山沟里开始出现传单。
村里也有人悄悄挖藏粮洞。
敌人增兵，游击队就避开大路；敌人搜山，游击队就钻进熟悉的岩洞和密林。何耀榜腿脚不便，却仍在天台山、老君山一带调度各股力量。
他没有等太久。
一九四七年八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过黄河、越陇海、涉淮河，大军一路南下。
邓小平进入大别山后，特别注意寻找当地坚持下来的游击队和党组织。对外来大军来说，山路、村情、敌情，都需要熟人。
何耀榜这批人，正是熟人。
九月二日，何耀榜率队在七里坪一带同刘邓大军一部会合。山里坚持了一年多的散股武装，终于汇入主力。
那些曾经藏在岩洞里的枪，又见到了大队人马。
会合后，何耀榜向部队介绍大别山党组织、游击队和群众基础情况。游击队员给主力带路，提供情报，协助发动群众，重建根据地。
杜定廉之死，当然不能决定整个战争。
可它像一颗石子，砸破了国民党“肃清大别山”的假面。更重要的是，它让延安知道，大别山这块战略支点还没有丢。
后来，何耀榜继续在鄂豫皖地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一九六四年十月，他在北京逝世。
再往前看，最难忘的还是一九四七年冬春的大别山。天台山、老君山的岩洞里，几个衣衫破旧的游击队员围着一点粮食，何耀榜拄着手杖，听完山外传来的动静，只把队伍重新分开，往更深的山里走去。
火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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