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村里修完最后一段下水道那年，我二十二岁，力气像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使不完。工程收了尾，满村的老少爷们站在新抹的水泥盖板上咧嘴笑，说这回下雨天再也不用蹚臭水了。我扛着铁锹往回走，心里头敞亮，觉得干了件漂亮事。
走到村东头老槐树底下的时候，有人从背后叫住了我。
“建国。”声音不大，带着点怯意。
我回头一看，是秋兰嫂子。她站在自家院门口，一只手攥着门框，另一只手揪着衣角，眼神躲躲闪闪的，像是有什么话堵在嗓子眼里说不出口。秋兰嫂子在我们村是个可怜人，她男人李建国两年前在矿上出了事，人就没了，留下她带着个五岁的闺女过日子。村里人提起她，没有不叹气的。她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头发随便在脑后挽了个髻，几缕碎发贴在额角上，看起来有些憔悴。可就是这么个憔悴的女人，站在黄昏的光里，竟让人心里头微微动了一下。
“嫂子，有事？”我把铁锹往地上一杵，抹了把汗。八月的天热得不像话，蝉鸣聒噪得让人心烦。
她嘴唇动了动，脸忽然就红了，红得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子底下。她抬起眼皮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了头，那模样像极了做错事的孩子。她的手攥着衣角揉搓了好一阵子，指节都有些发白了，才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似的开了口。
“那个……”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几乎要淹没在蝉鸣声里，“你修下水道的本事……是真的好。我看你带人挖沟、铺管子、抹水泥，每一道工序都做得漂漂亮亮的，村里人都夸你能干。我家……我家还有条下水道，想请你帮忙修修。”
说完这句话，她的脸彻底红透了，连正眼都不敢看我，胸口起伏得厉害，像是在平复剧烈的心跳。傍晚的风吹过来，把她鬓角的碎发撩起来又落下去，她的手指绞着衣角绞得更紧了。
我当时没多想，修下水道嘛，这活儿我干了整整一个夏天，闭着眼睛都能干。村里哪条沟我没挖过？哪根管子我没接过？秋兰嫂子一个寡妇人家，家里下水道堵了不好意思找别人，找我这个刚干完工程的小伙子帮忙，再正常不过了。更何况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过日子，家里头的活儿肯定有不少攒下来的，能帮一把是一把。
“行，啥时候修？”我答应得干脆，把铁锹从地上拔起来往肩上一扛，“正好工具还在手边，明天白天我过来，一会儿就能弄完。”
“别——”她忽然抬起头来，眼睛里头闪过一丝慌乱，“别白天来。”
“嗯？”我愣了一下。
“今……今晚吧。”她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颤，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往巷子口那边扫了一眼，像是在看有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等天黑透了，你从后院翻进来，别让人看见。”
这话一出口，我心里头咯噔一下。修个下水道而已，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为啥要等天黑？为啥要翻后院？为啥怕人看见？这寡妇说的话怎么一句比一句古怪？
我张嘴想问她到底啥意思，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秋兰嫂子的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像是那种意思——她不是那种女人。全村人都知道，李建国走了两年，她深居简出，跟哪个男人都不多说一句话，规规矩矩地守着寡带着娃。村里有些长舌妇嚼舌根说她不改嫁是傻，可她充耳不闻，照样过自己的日子。这样一个女人，不会突然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也许她是真的遇到了难处，又怕被人看见说闲话，才这么小心翼翼的。一个寡妇的日子不好过，我多少知道一些。
“行吧。”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头，“天黑了我过来。”
她像是松了口气，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冲我微微点了点头，转身快步走进了院子里。门板在她身后合上的那一刻，我似乎听见了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
我扛着铁锹往回走，心里头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秋兰嫂子今天的举动太反常了，跟她平日里的性子完全不符。她在村里过了两年，从不主动跟哪个男人搭话，见了人都是低着头匆匆走过，恨不得把自己缩成一团影子。可今天她不但主动叫住了我，还说出了“从后院翻进来”这种话，这简直像是换了个人。
更让我想不通的是那条下水道。村里这回修公共下水道，每家每户的支管都统一接上了，秋兰嫂子家的也不例外。施工的时候我亲手帮她家接过管子，我记得很清楚，那管子是新的，接口也用水泥封得严严实实，怎么可能才过了不到一个月就堵了？
越想越觉得蹊跷。可蹊跷归蹊跷，答应了人家的事不能反悔，天黑之后我还是出了门。
月亮被云遮住了大半，村子里黑魆魆的，偶尔几声狗叫从远处传来，显得格外空旷。我没有直接走大路去秋兰嫂子家，而是绕到了村后的山坡上，顺着那条放羊的小路往下走。也不知道是心虚还是谨慎，我总觉得今晚不能让人看见我往村东头去。
快到秋兰嫂子家后院的时候，我忽然看见前头有个人影一晃。
我本能地往树后一缩，屏住了呼吸。那人影在后院墙外头站了一会儿，左右张望了一圈，然后弯下腰在地上捡了块石头，轻轻敲了三下后院的木门。
敲门的节奏很特别——两短一长。
木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人探出半个身子来，正是秋兰嫂子。她跟那人低声说了句什么，那人点了点头，一闪身就钻进了院子里。门又合上了。
我蹲在树后面，心跳得咚咚响。那个人影虽然看不清脸，但身形轮廓我不会认错——那是村长王德贵。
王德贵大半夜的翻秋兰嫂子的后院门？用的还是暗号？
我的脑袋一下子就乱了。秋兰嫂子让我天黑之后从后院翻进去，王德贵也来翻后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她同时叫了我们两个人，还是王德贵自己来的？如果是她叫的，她为什么要同时叫两个男人？如果不是她叫的，那王德贵来干什么？
我蹲在树后面，脑子里一团乱麻。夜风吹过来，后背上的汗凉飕飕地贴着皮肤，让人浑身不自在。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先不走。王德贵进去了，我再进去算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最麻烦。
就在这时候，后院里忽然传出一声压抑的尖叫，紧接着是什么东西摔在地上的闷响，然后是秋兰嫂子的声音——她在骂人，声音压得很低，但那种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恨意，隔着一道院墙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王德贵你滚！你再不走我就喊人了！”
然后是王德贵的声音，不高，但透着一股子阴恻恻的味道：“你喊啊。你喊了人来看看，是你丢人还是我丢人。大半夜的把男人往后院叫，你秋兰的名声还要不要了？你闺女的将来还要不要了？”
院子里的声音忽然低了，低得我竖起耳朵也听不真切。过了一会儿，后院门开了，王德贵走了出来。他站在门口整了整衣领，朝院子里丢下一句话，语气轻飘飘的，像是在说一件无足轻重的事。
“我再给你三天时间。东西在哪儿，你心里清楚。交出来，你过你的安生日子。不交——”他顿了顿，“你知道后果。”
说完他转身就走，脚步声不快不慢，透着一股子笃定。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没有经过我藏身的地方。月光从云缝里漏出来一缕，照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的表情——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若无其事，好像刚才那番威胁的话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一样。
我在树后蹲了很久，直到王德贵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在夜色里，才站起身来。我的腿有些发麻，但脑子比刚才清醒了不少。看来秋兰嫂子叫我翻后院，跟男女之间那点事没有任何关系。王德贵在找一样东西，一样秋兰嫂子藏着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八成也跟那条所谓的“下水道”有关。
我没有再去敲后院的门。今晚的事已经够复杂了，再掺和进去只会越搅越浑。我顺着原路悄悄摸回了家，躺在炕上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那几个问题——王德贵在找什么？秋兰嫂子藏着什么？她为什么要用“修下水道”这个借口来找我？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可刚睡着没一会儿，就被外面的吵闹声惊醒了。
那声音来得突然，像是有人在扯着嗓子喊什么。我翻身坐起来，披了件衣裳就往外跑。出了门，就看见村里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往村东头跑，脸上带着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兴奋劲儿，有人一边跑一边回头招呼后面的人：“快走快走，秋兰家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拔腿就跟着人群跑。晨光刚刚亮起来，村东头的土路上已经围了黑压压一片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把秋兰嫂子家的院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我挤开人群往里钻，耳边全是叽叽喳喳的议论声。
“啧啧，看不出来啊，平时装得跟什么似的——”
“守了两年寡，终究是守不住了呗。”
“这下好了，丢人丢到全村面前了，看她以后还怎么抬头做人。”
我挤到最前面，眼前的景象让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秋兰嫂子披头散发地跪在院门口的地上，身上的碎花布衫被撕破了好几处，露出里面白色的汗衫，肩膀上有一道触目惊心的红印子，像是被人用力掐过。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嘴角挂着血丝，一只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她怀里紧紧抱着闺女小妮，那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嗓子都哭哑了，小脸上全是泪痕和鼻涕。
而她面前站着的，是村里的几个长辈。为首的是村里年纪最大的三叔公，拄着拐杖，脸色铁青。三叔公旁边站着的，正是村长王德贵。还有几个妇女——刘二狗的老婆王翠花、村西头的赵婶子、开小卖部的孙寡妇——围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唾沫星子乱飞。
王德贵一手叉腰，一手指着秋兰嫂子的鼻子，声音洪亮得像是故意要让所有人都听见：“不守妇道的东西！你男人死了才两年，你就熬不住了？大半夜的勾引男人往家里钻，你还要不要脸了？咱们村子几十年的清誉，全让你一个人给毁了！”
他这话说得义正词严，脸上的表情正气凛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什么道德楷模。可我看着他这副嘴脸，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昨晚月光下他从秋兰嫂子后院出来的那一幕。这个人，这个道貌岸然站在众人面前审判别人的人，昨晚才翻过寡妇的后院墙，用最龌龊的话威胁过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
我的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了。
王翠花叉着腰站出来帮腔，她的嗓门又尖又利，像个破锣似的：“可不是嘛！昨儿个夜里我亲眼看见的，有个男人从她家后院翻墙进去的！大半夜的孤男寡女，能干出什么好事来？我呸！”
赵婶子也跟着附和，一边说一边拿眼睛斜秋兰嫂子：“看着挺老实一个人，背地里干这种勾当。这种女人就该撵出村去，留在这儿只会败坏风气！我们家儿媳妇还得管她叫嫂子呢，想起来就膈应！”
“就是！”孙寡妇紧跟着接上，她的声音又尖又快，“我说她那眼睛一天到晚水汪汪的，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装什么贞节烈妇，骨子里就是个——”
“够了！”三叔公拐杖往地上一顿，沉闷的响声打断了孙寡妇的话。老头子胡子抖了抖，浑浊的眼睛扫了一圈众人，最后落在秋兰嫂子身上，声音沙哑而沉重：“秋兰，你自己说，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
秋兰嫂子跪在地上，身体微微发抖，但她没有哭。她抬起那张被打得不成样子的脸，目光越过人群，直直地落在了我身上。
那双眼睛里没有怨恨，没有求救，甚至没有任何期待。那是一种让人看了心头发紧的绝望，像是一潭死水，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了。她看了我一眼——只是短短的一瞬——然后缓缓地低下了头，把脸埋在小妮的头发里，肩膀一抖一抖地抽泣。
她什么都没有说。没有辩解，没有指认，没有把昨晚王德贵的所作所为说出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说，也许她知道说了也没用，也许她在保护什么，也许她只是太累了，累得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
王德贵顺着她的目光也看见了我，嘴角那抹笑意更深了。那笑意一闪而逝，快得几乎让人以为是错觉，但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一个村长看一个村民的表情，那是一只猫在打量一只已经落入掌心的老鼠。
“建国，你来得正好。”他朝我招了招手，声音忽然变得和蔼起来，和蔼得不像话，“你昨儿个晚上，在哪儿？”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我。几十双眼睛像几十盏探照灯，照得我浑身发紧。王翠花眯起了眼睛，赵婶子用手肘捅了捅旁边的孙寡妇，三叔公拄着拐杖的手微微发颤。
我张了张嘴，正要说话，王德贵又开口了。他往前迈了一步，拉近了跟我的距离，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周围的人都听得到。
“你可想好了再说。”他说话的时候嘴角挂着笑，但那笑意没有到达眼底，眼珠子里的光是冷的，“昨儿个夜里有人看见你从秋兰家方向出来，这事儿可大可小。你要是老老实实承认了，念在你年轻不懂事，又是被她勾引的份上，村里可以从轻发落，顶多批评教育一下，过段时间大家也就忘了。可你要是嘴硬不认——”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缓缓扫过围观的人群，像是在享受这种掌控全场的感觉。然后他把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话锋忽然一转，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莫名其妙的话。
“那咱就得好好查查，看看这段时间修下水道的账目，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脑子像是被人猛地敲了一棍子，嗡嗡作响。
修下水道的账目？
那个工程从头到尾都是王德贵一个人经手的。材料的采购、工人的工钱、上头拨下来的款项，所有的账目都是他一手操办。他去找镇上批的钱，他去找建材商买的管子水泥，他给工人发的工钱——每一分钱都从他手里过。我不过是个出苦力的，他让我挖哪条沟我就挖哪条沟，他让我铺哪根管子我就铺哪根管子，我连账本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他这时候把账目的事搬出来，当着全村人的面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电光石火之间，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他慌了。
昨晚他没从秋兰嫂子那里拿到他要的东西，所以他一大早就导演了这出“捉奸”的戏码。他不是冲秋兰嫂子来的，至少不全是。他是冲我来的。他要用这种方式堵我的嘴，逼我离开村子——或者比离开更惨。
可是为什么？他到底在怕什么？我到底知道了什么让他这么忌惮的事？
我的脑子飞速转动着，把这段时间的碎片拼凑到一起。修下水道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过什么吗？我每天就是挖土、铺管子、抹水泥，重复了整整一个夏天，单调得不能再单调。唯一称得上“异常”的，就是那次在村东头挖到那截废弃管道的事——
村东头。秋兰嫂子家就在村东头。
废弃管道。秋兰嫂子说“还有条下水道需要修”。
这两件事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我没去。”我压下心头的千头万绪，咬紧了后槽牙，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迸出来，“昨天晚上我在家睡觉，哪儿都没去。”
王德贵的脸色变了一瞬。那一瞬极短，短到围观的人根本注意不到，但我捕捉到了。他的嘴角往下撇了撇，鼻翼微微翕动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狠厉。只是一瞬间，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和善的面孔。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道：“年轻人啊，就是嘴硬。行，你不认没关系，咱们让事实说话。我给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的。”
他拍了拍手，声音不大，但清脆得很。人群自动往两边分开，一个人从人群后面走了出来，缩着脖子搓着手，一双贼眼滴溜溜地转。
看见那个人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是刘二狗。村里出了名的二流子，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十里八乡提起他没人不摇头的。他三十大几的人了，没个正经工作，全靠他老婆王翠花在镇上的小饭馆打工养着。平时在村里见了好烟好酒就往上凑，见了麻烦事就跑得比兔子还快。被派出所处理过不止一回，最严重的一次因为偷人家耕牛被拘留了十五天，放出来之后老实了没两天就又故态复萌。就是这么个人，此刻站在王德贵身边，脸上的表情带着一股子谄媚劲儿。
“二狗，你说说，昨儿个夜里你看见啥了？”王德贵问道，语气温和得像个慈祥的长辈在哄小孩说话。
刘二狗清了清嗓子，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然后用袖子一抹嘴，扯着公鸭嗓说道：“我昨儿个夜里喝了点酒，脑子有点晕乎，就想着出来吹吹风散散酒气。走到秋兰家后头那片小树林的时候，大概是夜里十来点钟吧，我亲眼看见一个男人翻墙进了她家院子。那人高高壮壮的，肩膀宽得很，肩膀上还扛着把铁锹——”
他说到这儿，抬手往我这边一指，手指头差点戳到我鼻子上：“就是他！他昨天扛着铁锹在村里走了一天，谁没看见？我当时还想呢，这大半夜的扛着铁锹翻寡妇家的院墙，能是干什么好事？”
人群里发出一阵嗡嗡的议论声。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指指点点，那些目光落在我身上，像是一根根细密的针。我昨天确实扛着铁锹在村里走了好几个来回——修下水道收尾嘛，铁锹是我的吃饭家伙，走到哪儿扛到哪儿，全村人都看见了。刘二狗这个细节加得够毒的，他说我扛着铁锹翻墙，所有人都觉得合情合理，因为所有人都看见过我扛铁锹的样子。
“——过了大概半个时辰，那人又从原路翻出来了，走的时候脚步匆匆的，还左右张望了一圈，生怕被人瞧见。我还注意到他的裤腿和鞋上全是泥，一看就是刚干完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刘二狗越说越来劲，唾沫横飞，“我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就是陈建国！”
他的声音在“陈建国”三个字上猛地拔高了八度，像是戏台上的角儿念到了一出戏的最高潮。围观的人被他这一嗓子激得议论声更大了，嗡嗡嗡的像炸了窝的马蜂。
“你放屁！”我攥紧了拳头，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太阳穴突突直跳。我活了二十二年，从没被人这么冤枉过，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按在水里，怎么扑腾都喘不上气，“刘二狗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你说你看见我了，那你昨天晚上在秋兰嫂子家后头干什么？你一个大男人大半夜不回家睡觉，跑寡妇家后头去溜达，你安的什么心？”
我这话一出，人群里安静了一瞬。有几个人的目光转向了刘二狗，眼神里带上了几分狐疑。
刘二狗的脸僵了一下，但他反应很快，一挺胸脯，拍得胸口的排骨砰砰响：“我刘二狗敢对天发誓，要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我昨天晚上是喝了酒出来瞎溜达，我承认我不是什么正经人，但我就是碰巧路过看见了！怎么着，我还不能路过我家村子里的路了吗？倒是你——你一个大男人大半夜翻寡妇的院墙，你还敢倒打一耙？”
王德贵摆了摆手，制止了我们的争吵。他的动作很从容，像一个经验丰富的主持人掌控着一场精心安排的仪式。他看着我，目光里带着一种猫捉老鼠的从容，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建国，人证有了，你还想抵赖吗？二狗虽然平时吊儿郎当的，但这事儿他说得有鼻子有眼，不像是编的。”他的语气不疾不徐，每个字都像是经过仔细斟酌之后才吐出来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现在认了，念在你年轻不懂眼、一时糊涂的份上，村里还能给你留点面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你要是不识抬举——”
他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我站在人群中央，四周的目光像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头顶的太阳越升越高，阳光刺眼得很，汗水顺着我的鬓角往下淌，但我浑身发冷。我知道自己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里，这个陷阱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周密的安排——刘二狗是王德贵安排的，那几个帮腔的妇女是王德贵安排的，甚至连三叔公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说不定也是王德贵故意请来压阵的。可我想不明白，王德贵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跟他无冤无仇，我在村里长到二十二岁，从来没得罪过他。修下水道那阵子，我替他干了最多的活、出了最大的力，他让我加班我就加班，让我挖哪儿我就挖哪儿，我比谁都卖命。他凭什么这样害我？
“我没做过的事，我不会认。”我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缝里挤出来。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空气里传得很远，“天王老子来了，我也还是这句话——我没去过。”
王德贵脸上的笑容终于彻底消失了。
他收起笑意的速度很慢，慢到你能看清楚他脸上每一块肌肉的变化——先是嘴角往下沉，然后是眼角的笑纹一点一点消失，最后是整张脸都绷紧了，像一面凝固的蜡像。他冷冷地看着我，那眼神跟刚才判若两人，阴沉得能滴出水来。围观的人也被他这忽然变脸吓了一跳，有人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半步。
“行，你小子有种。给你台阶你不下，给你面子你不要，那就别怪我公事公办了。”他转过身，对着围观的村民大声说道，声音里带上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大家都听见了，我王德贵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不要。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村里不讲情面了。陈建国勾引良家妇女，破坏他人家庭，败坏村风民俗，按照咱们村的规矩，这种事得有个说法！”
“什么说法？”人群里有个声音问道。
王德贵背着手，在人群前面踱了两步，皮鞋踩在土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忽然停下，转过身来面朝众人，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声音洪亮得像是村长台上做报告：“第一，陈建国必须离开村子，三年内不得回来。这是咱们村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犯了这种事的人，要么跪祠堂挨鞭子，要么自己走人。念在他年轻，跪祠堂就免了，但人必须走。第二，秋兰作为不守妇道的女人，村东头那三间房子的宅基地是村里批给李建国的，现在李建国没了，她又做出这种事，房子收回村里，限她三天之内搬走，带着孩子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第三——”
他话还没说完，秋兰嫂子忽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
那声音太尖太利，像是有人在她身上剜了一刀，刺得人耳膜生疼。她把小妮往旁边一推，整个人从地上弹了起来。她站起来的动作太快太猛，几个准备按她的人都没反应过来。她像一只被逼到绝路的母兽，浑身的毛都炸开了，朝着王德贵就扑了过去。
“王德贵你不是人！”她嘶吼着，声音都劈了，劈得像是撕裂的布帛，“是你害死了建国！是你害死了我男人！是你把他推进了矿井里！现在你又要来害我！你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这句话像是一道惊雷，炸得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人群里骤然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远处老槐树上的蝉鸣。所有人都像是被人点了穴道一样钉在了原地，有的张大了嘴巴忘了合上，有的瞪大了眼睛忘了眨眼。刘二狗的老婆王翠花手里的瓜子掉在了地上，她都没顾上捡。赵婶子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跟她刚才义正词严的样子判若两人。
王德贵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得铁青——真正的铁青，像生锈的锅底。他往后退了一步，不自觉地退了一步，然后厉声喝道：“把这疯婆子给我按住！她疯了！她得了失心疯了！满嘴胡话！”
几个村里的壮汉从人群里冲出来，七手八脚地把秋兰嫂子按在了地上。有人扭着她的胳膊，有人按着她的肩膀，她拼命挣扎着，头发散了满脸，脚上的布鞋蹬掉了一只，露出磨破了底的袜子。她嘴里还在喊，声音已经沙哑得不成样子，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最深处迸出来的：“李建国不是矿难死的！是王德贵害死的！他收了刘麻子的钱，明知道矿井有问题还让建国他们下井！王德贵你不得好死！你会有报应的！老天爷在天上看着呢！”
“堵住她的嘴！”王德贵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慌乱，虽然他在极力压制，但那丝慌乱还是从他的声线边缘漏了出来。
有人拿了块破布塞进秋兰嫂子嘴里，她的声音变成了含混不清的呜咽。小妮在旁边哭得撕心裂肺，扑上去想拉她妈，被一个大人粗鲁地扒拉开了。孩子摔在地上，膝盖磕破了皮，血混着泥土糊在小腿上，哭声尖锐得让人心碎。
王德贵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镇定。他整了整衣领，清了清嗓子，重新转过身来面对围观的村民。他的表情管理系统在这一刻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慌乱、狠厉、镇定，三种状态切换得行云流水。
“大家不要听这个疯女人胡说八道。两年前那场矿难是县里调查组定性的事故，白纸黑字，盖了公章的，跟谁都没有关系。她这是知道自己丑事败露了，狗急跳墙乱咬人。”他的语气恢复了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刚刚被人当众指认杀人的人，“把她关到村委会的库房里去，等她清醒了再说。至于陈建国——”
他转向我，目光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威胁，那威胁像是一把架在我脖子上的刀，刀刃贴着皮肤，冰凉的：“你是自己走，还是我让人送你走？”
我站在那里，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地上。秋兰嫂子刚才喊的那些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翻腾。李建国不是矿难死的？是王德贵害死的？他收了刘麻子的钱？明知道矿井有问题还让人下井？
如果这是真的——不，这一定是真的。一个被逼到绝路的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喊出的话，不可能是假的。她隐忍了两年，藏着王德贵在找的东西，每天晚上都在恐惧中度过，可她一直没有说。直到今天，直到王德贵要把她最后的容身之所也夺走，她才终于爆发了。
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替她说一句话，两个膀大腰圆的汉子已经走到了我面前。是村里的民兵，王德贵的铁杆心腹。他们一左一右架住了我的胳膊，手掌像铁钳一样扣着我的手臂，力道大得我挣脱不开。
“走吧，建国，别让咱们为难。”左边那个压低了声音说道，嘴巴几乎贴在我耳朵上，“村长说了，你要是不闹，你家里的老人他帮你照顾，该有的照顾一样不少。你要是闹——”他的手暗暗加了把劲，指甲几乎掐进了我的肉里，“你知道后果。你爹妈都那么大年纪了，你也不想让他们操心吧？”
我扭头看了一眼秋兰嫂子。她已经被两个壮汉拖进了院子里，一路拖一路挣扎，地上的尘土被她蹬得飞扬起来。她嘴里塞着破布，发不出声音，但她的眼睛瞪得很大，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里燃烧着最后一点微弱的火光。小妮跟在后面，光着一只脚丫，一瘸一拐地追着她妈，哭声已经沙哑得快要听不见了。那扇破旧的木门在她们身后轰然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那种疼痛不是尖锐的刺痛，而是一种钝重的、碾压式的闷痛，压得人喘不上气来。
“我自己走。”我挣开了那两人的手，整了整被他们抓皱的衣裳。然后我深深地看了王德贵一眼，把我所有的恨意、所有的不甘、所有的疑问都压进了那一眼里，“王德贵，你记着今天的事。”
王德贵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胜利者的笃定和从容。他甚至还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落下来的时候不轻不重，像一个长辈在送别即将远行的晚辈：“年轻人，以后你就明白了，我这是在帮你。外面的世界大得很，别窝在这个小村子里浪费了你的力气。”
我转身往村外走去。身后传来村民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声，有人叹息，有人幸灾乐祸，有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人小声嘀咕着秋兰嫂子刚才喊的那些话，但声音很小，小得只敢让自己身边的人听见。阳光照在村里的土路上，明晃晃地刺眼，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一步一步走着，把这条路走了二十二年的村子甩在了身后。路两边是熟悉的场景——张大爷家的枣树伸过墙头，上面挂满了青色的枣子；李婶家门口的石磨静静地蹲在那里，磨盘上落了一层灰；村口的老槐树还是那么枝繁叶茂，树下那块被屁股磨得光滑的大石头，是我小时候跟小伙伴们抢着坐的地方。这条路上有我二十二年的全部记忆，可现在我只能头也不回地离开它。
我没有回头。不是因为我不想回头，是因为我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走不出去了。
走出村口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村东头望了一眼。老槐树的树冠在晨风中微微摇摆，树枝间漏下来的光斑在地上晃晃悠悠的。秋兰嫂子家的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声音，没有人影，只有烟囱里冒出一缕细细的炊烟，被风一吹就散了。
出了村口，沿着土路走了三里地，到了镇上的汽车站。那是个破旧的小站，只有一个遮雨棚和两条长条木椅，地上的水泥裂了好几道缝，缝里钻出了几丛顽强的杂草。我坐在候车室冰凉的铁椅子上，屁股底下硌得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回想这两天发生的事。
不对劲。从头到尾都不对劲。
秋兰嫂子让我去修下水道，为什么要偷偷摸摸？修下水道又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谁家的下水道堵了不找人修的？她大可以白天光明正大地叫我去，谁也说不出什么闲话来。可她偏偏要让我晚上去，还要翻后院，还要避人耳目，这不合常理。
王德贵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点恰好出现？从村东头到村委会，正常走路也要七八分钟，而且他平时根本不会在那个时间点往村东头走。可那天他偏偏就“恰好路过”了，还“恰好”看见了秋兰嫂子跟我说话。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恰好？
刘二狗为什么要做伪证？他跟我的关系虽然不算好，但也没有深仇大恨，不至于拿这种事害我。除非有人给了他好处——或者说，有人攥着他的把柄，让他不得不这么做。刘二狗那种人，有奶就是娘，谁给钱他就替谁办事，这倒是不稀奇。
王德贵为什么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非要逼我离开村子？如果他只是想打压我，有的是更隐蔽的办法——给我穿小鞋、克扣我家的补贴、分地的时候做手脚，哪一样不够他用的？可他偏偏选择了最激烈、最公开的方式，当着全村人的面把事做绝。这只能说明一点——他等不及了。他需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失，来不及用那些慢慢磨人的手段。
还有秋兰嫂子最后喊的那句话——李建国是王德贵害死的。那是气急之下的口不择言，还是被逼到绝路时吐露的真相？她喊出那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劈了，眼睛里的光是燃烧的，那不是被冤枉者的愤怒，那是沉冤两年终于爆发出来的血泪控诉。
我越想越觉得后背发凉。秋兰嫂子那句“还有条下水道需要你修”，李建国笔记本上写的那些被污染的井水，王德贵急于把我赶走的反常举动，还有他昨晚翻秋兰嫂子后院时说的“东西在哪儿”——所有线索在我脑子里交织缠绕，像一团乱麻。
李建国两年前在镇上的私人煤矿干活。矿主叫刘德彪，因为脸上长了一脸麻子，十里八乡都叫他刘麻子。矿上出了一次塌方事故，死了三个人，其中就有李建国。当时矿主赔了一笔钱——每家三万块，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事情就这么了结了。镇上来了调查组，在村里转了两天，回去写了一份报告，定性为“安全生产事故”。大家难过了一阵子，也就慢慢淡了。
可我记得很清楚，事故发生后没几天，王德贵家就新盖了一排大瓦房。青砖黛瓦，气派得很，在村里那片土坯房中鹤立鸡群。他还买了一辆摩托车，红色的，轰隆隆地在村里开来开去，卷起一路尘土。那时候村里人还夸他能干，说他会来事，说他当村长当出了名堂。现在想想，一个村长的工资才几个钱？他哪来的钱盖瓦房买摩托？
我在候车室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天色渐暗。夕阳从候车室破了一半的玻璃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橘红色的光斑。车站里的广播响了一回，报了一趟过路车，三三两两的旅客上了车又下了车，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这个脸色灰败的年轻人。
天黑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我得回去，把事情弄清楚。不是为了给自己洗刷冤屈，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秋兰嫂子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如果李建国真的是被人害死的，我要是就这么走了，那我这辈子都别想睡一个踏实觉。
趁着夜色，我沿着小路又摸回了村子。月亮比昨晚更暗，云层很厚，天边偶尔亮一道闪电，远远地传来闷闷的雷声，像是要下雨了。我没有走大路，而是从村后的山坡上绕过去。山坡上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草叶刮着我的裤腿沙沙作响。借着夜色的掩护和偶尔闪过的电光，我悄悄摸到了秋兰嫂子家的后墙。
后墙不高，是用土坯垒的，年头久了，墙头上长了一层青苔。我翻墙进去的时候，手掌被墙头的碎瓦片划了一道口子，火辣辣地疼，但我也顾不上看了。院子里一片漆黑，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正房的窗户里透出一点微弱的光，橘黄色的，摇摇曳曳的，像是煤油灯的光亮。我贴着墙根摸过去，脚底下踩到了碎砖头，发出轻微的咔嚓声，我赶紧停下来，等了片刻，确认没惊动任何人，才继续往前走。
刚走到窗台下，就听见里面传来秋兰嫂子的声音。那声音很低很低，低得像是从地底下渗出来的，但穿透力很强，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送进了我的耳朵里。
“你出来吧，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愣住了。她怎么知道我会回来？
犹豫了好一会儿——我在那扇门外站了大概有抽三根烟的工夫——最终还是轻轻推开了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轻响，在这个寂静的夜里听得分外清晰。屋里果然只点了一盏煤油灯，灯芯上结了一朵灯花，火苗一跳一跳的。昏黄的灯光下，秋兰嫂子坐在炕沿上，背挺得笔直。她脸上的伤已经简单处理过了，涂了些不知道什么药膏，额头上贴着一小块发黄的纱布，但看起来还是触目惊心——半边脸肿得老高，嘴角的伤口结了暗红色的血痂。小妮已经睡着了，盖着一床打了补丁的薄被子，小脸上还挂着干涸的泪痕，睡梦中偶尔抽噎一下。
她抬头看着我，脸上没有惊讶，就像是早就知道我会在这个时间推门进来一样。那种平静让我心里头微微有些发毛，她看我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邻居家的小伙子，更像是在看一个她等了很久的人。
“坐吧。”她指了指对面的小板凳，动作轻轻的，像是怕吵醒了小妮。
我坐下了，那小板凳矮得膝盖几乎顶到了下巴。满肚子的问题堵在嗓子眼里，争先恐后地想往外涌，可张了张嘴却不知道从哪一个问起。沉默了好一会儿，煤油灯的灯芯噼啪响了一声，还是她先开了口。
“你今天受委屈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我知道你没来。你昨天晚上没有翻我家的后院门。可我没有替你辩解，让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背了黑锅。我对不住你。”她说完抿了抿嘴唇，低下了头。
“嫂子，到底是咋回事？”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急切地往前倾了倾身子，小板凳在泥地上磨出刺耳的声响，“你白天喊的那句话——你说王德贵害死了建国哥——是真的还是气话？”
她没有立刻回答。沉默在房间里蔓延开来，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影影绰绰地晃动着。然后她站起身来，动作很慢，像是每一个动作都在消耗她残存的力气。她走到炕头，弯下腰，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了一阵，摸出一个布包来。那布包是用一块旧手绢包的，手绢上绣着一朵已经褪了色的牡丹花，边角都磨出了毛边。她把布包放在膝盖上，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是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皮是蓝色的硬纸板，上面印着“工作笔记”四个红字，但因为用得久了，那红字已经褪成了浅粉色。封皮的四个角都磨圆了，书脊处用针线重新缝过，针脚粗大歪斜，一看就是自己缝的。她把笔记本递给我，手指微微发抖。那颤抖很细微，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但她的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了。
“你看看就知道了。这是建国留给我的。”
我接过笔记本，凑到煤油灯下翻开。纸张已经有些发黄了，上面是李建国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不讲究横平竖直，但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圆珠笔的笔尖在纸面上留下了深深的凹痕。前面几页看着像是普通的记账，记的是他在矿上干活的天数和工钱：“三月份出工二十六天，扣伙食费十八块，实发一百三十二”“四月份出工二十九天，全勤奖十块，实发一百五十八”……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哪天下雨没上工、哪天矿上停电放了半天假都记了下来。
翻到后面，内容忽然变了。字迹变得更加潦草，力道更重，有些地方圆珠笔的墨水洇开了一小片，像是写字的人手在发抖。
“三月十七，王德贵来矿上，跟矿主刘麻子在办公室谈了三个小时。门关着，窗帘也拉着。出来后王德贵脸色不好，跟刘麻子在走廊里吵了几句，我正好去上厕所路过，隐约听见王德贵说‘这个比例不行，我担的风险太大了’，刘麻子说‘你又不干活，拿这个数已经很够意思了’。他们看见我就停了嘴。王德贵走的时候脸黑得跟锅底一样。”
“四月初五，矿上的安全设备一直没换，跟工头说了好几次，每次都说快了快了。井下的支柱有好几根都朽了，用手一推就晃。老周头跟工头老马拍了桌子，老马说‘爱干干不干滚，有的是人想干’。我们几个下井的兄弟商量了一下，说再等几天看看，要是还不换支柱，就一起去找镇上的安监站。可谁都知道安监站跟刘麻子穿一条裤子，去了也是白去。”
“四月十二，王德贵又来了，这次带了两个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看着像是镇上的干部。他们在矿上转了一圈就走了，前后不到半个钟头，连矿井都没下去看。刘麻子点头哈腰地陪着，脸上的麻子都笑成了一朵花。晚上刘麻子请他们在镇上喝酒，我路过鸿运楼的时候看见包厢里觥筹交错的，桌上摆满了菜。王德贵出来上厕所的时候我跟他对了个脸，他愣了一下，然后皮笑肉不笑地跟我打了声招呼。他手里夹着一根烟，手指头上戴了个金戒指，我以前没见过那个戒指。他走了之后我往包厢里瞥了一眼，正好看见刘麻子往他座位上放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信封口都没封上，露出里面一沓蓝色的票子。”
我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
“五月十八，今天又催了工头换支柱。老周头带头闹了一场，说再不换他就不下井了。工头老马发了火，说老周头倚老卖老，再啰嗦就滚蛋。老周头气得浑身发抖，但他没敢真的不干了——他老伴儿瘫痪在床，每个月的医药费全指望他这份工钱。我要是也滚了，家里的日子可怎么过？秋兰身体不好，天一冷就咳嗽，小妮才三岁，连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我跟老周头商量了一下，说再忍忍，等这批煤出了就拿到工钱了，拿了工钱我们自己凑钱买几根支柱换上。老周头苦笑了一声，说就怕等不到那时候。”
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
五月二十号，矿难发生。李建国和另外两个矿工被埋在井下，等挖出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那天距离他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段话，仅仅隔了两天。
我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笔记本。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硬是把它逼了回去。我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在封底内侧发现了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歪歪扭扭的，像是匆忙之中记下来的——“王德贵＋刘麻子＋？”那个问号写得特别重，铅笔尖几乎把纸戳破了。
抬起头，秋兰嫂子已经泪流满面。眼泪无声地淌过她青紫的脸颊，滴在打了补丁的被子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她用手背胡乱抹了一把脸，手上的裂口被泪水渍得生疼，她嘶了一声，但没顾上。
“建国死之前那个晚上，托了隔壁班的老周头把这本笔记本带给了我。”她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种被压抑到极致的痛楚，“老周头说，那天晚上建国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一个人坐在矿井口抽了半包烟，把这本笔记本揣在老周头怀里，说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让我把这东西收好。他还让老周头转告我——要是他没了，什么都别闹，带着孩子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他说他知道得太多了，迟早要出事。”
“那你怎么不走？”我急了，声音不由得拔高了半度，小妮在床上翻了个身，我赶紧压低了声音，“你为什么不走？你带着笔记本和小妮走啊！”
“走？”她惨笑了一声，那笑容在煤油灯下看起来比哭还让人难受，“我一个寡妇，身上就几十块钱，娘家人早就死绝了，我能走到哪儿去？再说了，建国死得不明不白，我要是就这么走了，谁替他讨公道？谁让他九泉之下闭上眼睛？”她的声音忽然硬了起来，带着一股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拗，“我不能走。我得留下来。我得让害他的人付出代价。”
“那你怎么不报警？”我脱口而出，说完就觉得自己问了一句蠢话。
果然，她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天真的孩子：“报警？你知道王德贵在镇上有多少关系吗？他姐夫是镇长马长江，他表舅在县公安局当科长，他每年过年往镇上县里送的烟酒土特产，能装满一辆三轮车。矿主刘麻子又是什么人？青山镇有一半的店铺是他的，镇上的干部见了他都得主动打招呼。我一个寡妇，拿着这本笔记本去找谁？谁会信我？只怕我还没走进派出所的大门，就已经被他们的人拦下来了。”
她喘了口气，接着说，声音越来越低：“今天早上我气急了喊出那句话，已经是豁出去了。我忍了两年，忍得心都磨出了茧子，可今天王德贵要收走我的房子——这是建国留给我和小妮唯一的念想——我实在忍不住了。可我喊完之后他们就堵了我的嘴，笔记本也差点被他们搜走。还好我提前把笔记本藏在——”
她没说完，但她的目光不自觉地飘向了窗外。窗外是她家后院，后院外头是那片小树林，再往外十步，就是当初我挖到那截废弃水泥管的地方。
“所以你说的那条下水道……”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她看了我一眼，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不一样的光。那光很微弱，但它在燃烧：“我找你来，不是为了让你帮我修真的下水道。我听说你在施工的时候挖到了一截奇怪的管子，还特意去问了王德贵。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所以我想让你看看——我家的下水道，连着的是什么。”
我攥着那本笔记本，指节捏得发白。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王德贵为什么要赶我走——不是因为秋兰嫂子的事，那不过是个幌子，一个他随手捡起来利用的由头。真正的原因，是我在修下水道的过程中，无意中撞见了一些我不该知道的事。
我记得很清楚。上个月施工的时候，有一回我去村委会领材料，王德贵不在办公室，门锁着。我就在门口等着，等得无聊了，透过窗户往里头瞄了一眼。窗户没关严，留了一条缝，风把办公桌上的纸张吹得哗哗响。我看见他桌上摊着一本账本，上面写着一些数字。我当时没在意，一个村长的账本有什么好看的。可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数字旁边标注的日期，跟李建国日记里记录的几笔“收钱”的日期，完全对得上。
更关键的是，有一次我加班挖沟，干到很晚，月亮都升起来了才收工。路过村委会的时候，看见王德贵跟刘麻子从里面出来，两个人站在门口说话。王德贵手里还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袋子的形状被里面的东西撑得棱角分明。我当时只是觉得奇怪，刘麻子来村里干啥？王德贵拎的又是啥？现在想想，那塑料袋里装的，八成就是钱。
我不是有意要窥探这些事的。我只是恰好看见了，恰好记住了。可王德贵不知道我到底知道了多少，不知道我记下了多少细节。他心虚了，他怕了，所以他要赶我走，一劳永逸地消除隐患。秋兰嫂子让我晚上去她家，不过是一个巧合——不，也许不是巧合，也许是她故意选在那个时间点，故意让王德贵看见，让王德贵以为我上了她的钩，逼王德贵提前行动。
“嫂子，这本笔记本，你打算怎么办？”我问道。
她摇了摇头，眼神里满是绝望。那绝望很沉重，像是两年来所有的心酸和恐惧都压在了这一瞬间：“我不知道。我今天闹了那么一出，王德贵肯定不会放过我。他说要收回我的房子，限我三天搬走。我娘家早就没人了，亲戚朋友避我如避瘟神，我带着孩子能去哪儿呢？实在不行，我就带着小妮去城里要饭，反正总不能让王德贵把我弄死。”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可怕，像是在说一件已经注定了的事。
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头那股火越烧越旺。凭什么？凭什么王德贵这样的人可以一手遮天？凭什么好人就得受欺负？凭什么李建国死了两年，真相还被埋在地底下？凭什么一个女人为了保护丈夫留下的证据，要隐忍两年，被打得满脸是血，最后还要带着孩子去要饭？
“嫂子，笔记本能不能先放在我这儿？”我说，“我去镇上，去县里，总有说理的地方。我不信这世上没有一个能做主的人。”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光亮。那光亮很微弱，但它是活的：“你……你愿意帮建国？你不怕？”
“怕。”我老实承认，“但怕也得做。我不是帮他。”我把笔记本揣进怀里，站了起来。笔记本贴着我的胸口，棱角硌得皮肤有点疼，但那种疼痛让人清醒，“我是帮我自己。王德贵把我赶出村子，我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不是怕我知道什么吗？那我就让他知道知道，有些事，瞒不住的。”
秋兰嫂子忽然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骨节粗大，指腹上全是干农活磨出来的老茧，手心全是汗，又湿又凉。她压低了声音，急促地说：“建国，你听嫂子一句劝，王德贵不是好惹的。你别被他平时那副笑脸骗了，他这个人狠起来没有底线。刘麻子更不是善茬，他那个人在镇上横着走，手里头有人命都不一定。你要是真想替你哥和我讨个公道，你得先保护好自己。不管走到哪儿，别一个人走夜路，别喝别人递的水，别相信任何人的承诺。”
“嫂子你放心，我心里有数。”我拍了拍她的手背，那手背冰凉，“这几天你先别跟王德贵对着干，他现在巴不得你再闹一次，好名正言顺地把你赶走。他让你搬你就先拖着，实在拖不过去就带着小妮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我有个远房表姨住在隔壁镇上，你去找她，就说是我让你去的，她会收留你。”
我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就着煤油灯的光写下了表姨的地址，塞到她手里。她攥着那张纸条，攥得很紧，指关节都发白了。
然后她弯下腰，从床底下摸出一个东西。那是一个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外面还缠了好几层胶带。她把包裹塞进我怀里，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这个也带上。这是我这两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东西——建国留下的照片，矿上的工资条，还有我偷偷录的一盘磁带。磁带里是王德贵有一回喝醉了酒在我这儿说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你拿着，万一用得着。”
我把包裹贴身藏好，跟笔记本放在一起。然后我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炕上熟睡的小妮，转身出了门。身后传来秋兰嫂子压抑的哭声，那哭声很低很低，像是怕吵醒了孩子，也怕吵醒了这个沉睡的村庄。
还是翻后院出去。月亮从云缝里漏出小半张脸，照得院子里白惨惨的。我不敢多待，把笔记本贴身藏好，沿着后墙跟猫着腰摸出了村子。夜色很浓，村子里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叫声在空旷的夜空里传得很远。我贴着墙根往村外走，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的，不让自己发出一丁点多余的声响。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泥土和庄稼的味道，这个我闻了二十二年的气味，此刻却让我觉得陌生。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忽然看见前面有个人影。
老槐树底下站着一个人，背着手，身形轮廓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清晰。我停下脚步，心跳骤然加速，手不自觉地摸了摸胸口——笔记本还在，包裹也在，硬邦邦地硌着我的肋骨。
是王德贵。他背着手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像是在专门等我。月光照在他脸上，明一半暗一半，那表情看不分明，但我能感觉到他在笑。他身上的确良衬衫在夜风中微微飘动，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
“我就知道你小子会回来。”他的声音不紧不慢，带着一种猫捉老鼠的从容和笃定，像是在说一件他早就算准了的事，“是不是秋兰那婆娘跟你说了什么？跟你说了她男人是怎么死的？跟你说了我收了刘麻子的钱？”
我没有说话，手指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笔记本还在。我的另一只手悄悄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了掌心里。
“不说是吧？”王德贵从树影里走了出来，月光照亮了他半张脸，另一半隐在暗处。那明暗分界正好从他的鼻梁中线切过去，一边是正常人脸的颜色，另一边被阴影覆盖得如同鬼魅，“不说不打紧，我也不在乎。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年轻人，这世上不是所有事都非黑即白的。有时候你知道得太多，对你没好处。尤其是当你知道了，又没有能力去改变的时候，那知道就只是一种负担。”
“你是在威胁我？”我盯着他的眼睛，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威胁？”他笑了，摇了摇头，好像在听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说傻话，“不不不，我这人从来不威胁人。我只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你现在走，走得远远的，把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我保证你家里人平平安安的，你在外面也踏踏实实的。逢年过节你爹妈那边我会帮你照看着，村里有啥好处也少不了他们那一份。可你要是犯傻——”
他顿了顿，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像一根针。晚风把他的话送进我的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像是冰块掉进了我的衣领里。
“你还记得李建国吧？”
我的后背一下子凉了。从尾椎骨到后脑勺，一股寒意沿着脊椎窜上来，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提起李建国的语气，就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平常得让人毛骨悚然。不是威胁的语气，不是炫耀的语气，而是一种平淡的、不经意的、像是随口提起一个老朋友近况的语气。
“他当年也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干活卖力，人也老实。话不多，但心里有数，是个好矿工。”王德贵叹了口气，像是真的在惋惜，“就是太认死理了，非得揪着一点小事不放。我跟他说过，让他别管那些不该管的，好好下他的井挣他的钱，养活他的老婆孩子就行了。他不听。结果呢？命都没了。你说值不值得？”
我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关节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愧疚，甚至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平静，仿佛李建国的死跟他没有半点关系，仿佛那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而他王德贵还是一个关心后辈的好村长。
“王德贵，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我咬着牙问道。话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嘶嘶的气声。
“报应？”他仰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忽然笑出了声。那笑声在空旷的村口回荡着，听起来格外的刺耳，“建国啊，你还是太年轻了。这世上哪有什么报应？只有本事大的和本事小的。本事大的吃肉，本事小的挨打，亘古不变的道理。你要是有本事，你就来报应我。你要是没本事，就老老实实滚蛋，别学李建国那个短命鬼，把自己搭进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说完这句话，他不再看我，转身背着手往村里走去。皮鞋踩在土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每一步都沉稳有力，像是在丈量自己领地的王。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话。那声音被夜风吹得有些飘忽，但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三天之内，离开县城。你要是不走，你家里那两个老东西，我可就照顾不到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
他拿我爹妈威胁我。
我爹妈都快六十的人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一辈子老老实实种地，春天播种秋天收粮，跟谁都没红过脸，连村里的鸡零狗碎都不掺和。我妈平时话不多，见人就笑，去年村里评“五好家庭”，我家还拿了张奖状贴在墙上。王德贵要是真对他们下手，他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连想都想不到会有人要害他们。
我站在原地，浑身的血像是被人抽干了，从头凉到脚。王德贵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夜色里，走得四平八稳，像一个掌控一切的王。他的身影融入了村子的黑暗里，仿佛他就是这黑暗本身。
那一刻，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扎了根——我不能就这么算了。不是为自己，是为李建国，为秋兰嫂子，为我那对老实的爹妈，为所有被王德贵踩在脚底下的人。可我一个人，无权无势，一个被赶出村的泥腿子，拿什么跟他斗？
我得找人帮忙。
我在村口的井台上坐了一会儿，听着井水在深处汩汩流动的声音。这口井的水我喝了二十二年，清甜甘洌，可现在我知道它的下游已经被刘麻子矿上的废料污染了。我把手伸进井水里洗了一把脸，冰凉的水让我清醒了不少。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我就坐上了去县城的长途汽车。破旧的中巴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着，车里的座位弹簧大多坏了，每过一个坑都能把人颠得头撞车顶。车窗玻璃上糊了一层灰，外面的景物看不太真切。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李建国的笔记本又翻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恨不得把每一句话都刻进脑子里。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注意到的细节——笔记本的封底内侧，用铅笔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字迹极淡，几乎要被纸张的颜色吞没了。我凑近了仔细辨认，那号码旁边还标注着三个字：老周头。铅笔字的笔画很轻很轻，像是在极度匆忙或者极度隐蔽的情况下写的，铅笔尖划过纸面留下的凹痕比字迹本身更清晰。
老周头？这个名字我之前在李建国的日记里看到过——那个跟他一起找工头理论的老矿工，那个拍了桌子说再不换支柱就不下井的人。李建国活着的时候，秋兰嫂子也曾听他提起过这个人，说他是矿上资格最老的矿工，在井下干了三十多年，什么样的地质结构都见过，闭着眼睛都能摸清井下的路。矿难发生之后，老周头就失踪了。矿上的人说他辞职回了老家，可没人知道他老家在哪儿。有人说他是因为害怕，有人说他是被吓破了胆，有人说他收了刘麻子的封口费。秋兰嫂子说他连最后一个月的工钱都没领，就那么人间蒸发了。
这个电话号码，会不会是一条线索？老周头会不会知道两年前那个矿井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了县城，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房间只有巴掌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的墙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发黄的灰浆。我把门反锁了，把窗户也关严实了，才拿着笔记本出了门，在街角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
那是个漆成绿色的铁皮电话亭，玻璃碎了一块，用硬纸板糊着。我投了一枚硬币，按照笔记本上的号码拨了过去。听筒里传来嘟嘟的等待音，一声，两声，三声……每一声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电话响了好几声，就在我以为没人接、准备挂断的时候，那头忽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在木头上：“找谁？”
“是老周头吗？”我试探着问道，声音不自觉地压低了，眼睛警惕地扫了一圈四周。
电话那头沉默了。那沉默很长，长到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长到我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已经挂了电话。然后那个声音忽然变得警觉起来，像是一头被惊动的老兽：“你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码？谁告诉你这个号码的？”
“我叫陈建国，是李建国的同村。”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虽然握着话筒的手在微微发抖，“我有一本李建国的笔记本，上面记了这个号码。是他爱人秋兰嫂子交给我的。”
又是长久的沉默。这一次的沉默比上一次更深更重，沉甸甸地从听筒那边压过来。话筒里只有细微的电流声和老周头粗重的呼吸声。就在我怀疑对方是不是已经挂了电话的时候，老周头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沙哑的声音里掺杂着某种微微颤抖的东西：“他还记着这个号码呢……这孩子……他把号码记在本子上了……”
“周叔，”我急切地说，怕他挂电话，语速飞快，“李建国两年前在矿上出事了，您知道吗？他不是意外死的，对不对？”
“我知道。”他的声音低沉了下去，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我都知道。每一件事我都知道。”
“那您知不知道，那次矿难不是意外？”我握紧了话筒，手心全是汗，汗珠子顺着话筒的塑料壳往下滑，“我看了建国的日记，他说矿上的支柱朽了，他跟您一起去找工头理论过。出事之前那些支柱换了没有？”
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那叹息太长了，像是把两年来积攒的所有心酸和恐惧都叹了出来，从这个七老八十的老矿工胸腔里，经过那条细细的电话线，传到了我的耳朵里。然后老周头的声音变得很轻，轻得像怕被人听见似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孩子，这件事你不能碰。听我一句劝，把笔记本烧了，把这事忘了，好好过你的日子。你还年轻，日子长着呢。碰了这事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周叔——”
“李建国碰了，他死了。我碰了，我躲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两年没敢跟任何人联系，连过年都不敢给老伴儿的娘家打个电话。”老周头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那种年纪大了的自然颤抖，而是恐惧带来的战栗，“你知道矿难那天发生了什么吗？那天我本来也该在井下的，是我临时闹肚子，拉得腿软，跟班长请了半天假，让另一个兄弟替我下的井。那个兄弟姓黄，三十四岁，家里三个孩子，老婆在镇上摆摊卖菜。他替我下了井，就再也没有上来过。我那天要是没有闹肚子，现在躺在黄土底下的就是我，秋兰等的人就是我，留下笔记本和遗言的也是我。”
我的心猛地揪紧了：“您是说，那天出事的人里，有一个本来该是您？”
电话里传来一声压抑的呜咽。老周头哭了。一个五六十岁的老矿工，在电话那头哭得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他哭得很克制，拼命压着自己的声音，像是怕被谁听见，但那压抑的哭声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里难受。
“他们换掉的不光是安全支柱。”他断断续续地说，声音时高时低，像是随时都可能断掉，“出事前一天晚上，我闹肚子睡不着，半夜起来上厕所。矿上的厕所在宿舍楼外面，我路过井口的时候，看见刘麻子的人在井口捣鼓什么东西。我远远地看了一眼，他们鬼鬼祟祟的，用手电筒照着井口的通风设备。我当时肚子疼得厉害，没多想就回了屋。第二天出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把通风口的阀门动了手脚。井下的瓦斯浓度早就超标了，可检测仪上显示的数值却是正常的——因为那台检测仪也被他们调过了。”
“您为什么不去报案？”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有些嘶哑，“您亲眼看见了！您是目击证人！您为什么不去派出所？”
“报案？”老周头惨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有种看透了世事的苍凉，“你知道刘麻子后面站着的是谁吗？县里有人，市里也有人，他每年往上面送的钱比矿上的煤都值钱。我去报案，还没走出镇子就被堵回来了。在镇汽车站，四个不认识的人把我架上了一辆面包车，拉到野地里打了一顿。他们打断了我两根肋骨，踢裂了我的脾脏，把我扔在荒郊野地里，说我要是不想活了就再试试。我在地上躺了整整一夜，以为自己就这么死了，可命硬，天快亮的时候一个放羊的老头发现了我，把我送到了镇上的卫生院。我这条老命不值钱，可我还有个瘫痪在床的老伴儿，她离了我就活不了，我不能不管她啊！”
我拿着话筒，浑身发冷。从老周头的话语里，我渐渐拼凑出了一个更加可怕的真相——矿难不是意外，而是人为制造的事故。刘麻子为了骗取高额的保险赔偿金，故意制造了那场塌方。他在事故发生前一个半月突击追加了保额，然后让人破坏了通风口、调校了瓦斯检测仪，让工人以为井下是安全的。他知道迟早会出事，他要的就是那场事故。而王德贵，就是刘麻子在村里的内应，负责摆平遇难矿工的家属，用最少的赔偿金堵住死难者家属的嘴，把事故压下去，让它变成一桩“谁也不想的意外”。
李建国死的时候，矿主赔了每家三万块钱。在当年，三万块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省着点花够好几年了。可那是三条人命啊！李建国、小黄，还有另一个姓方的老师傅，三个人就这么被埋在了地底下，活着进去，再也没有活着出来。他们的命就值三万块？而王德贵从中拿到的“好处费”，据老周头估计，至少是这个数的十倍——还不包括他后来盖瓦房、买摩托车、在镇上开的那家小饭馆。
挂了电话，我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人推着自行车，有人拎着菜篮子，有小孩追着跑过去，留下一串笑声。生活在这个小县城里照常运转着，没人注意到路边这个脸色苍白、目光呆滞的年轻人正在经历一场天翻地覆的精神挣扎。
我本来以为王德贵只是收黑钱、瞒报事故，最多算一个贪婪的村干部。可我万万没想到，这背后竟然牵扯到故意杀人骗保这样滔天的罪恶。三条人命，为了那一百多万的保额，就这么被当成了交易的筹码。而王德贵，这个我从小叫到大的“村长叔”，这个逢年过节在村里发慰问品时笑眯眯的“好干部”，竟然是这场谋杀的同谋。
我该怎么办？
单枪匹马去报案？老周头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报案的人还没走出镇子就被堵回来了，打断了两根肋骨。刘麻子在县里市里都有保护伞，从上到下一张网，我去报案，可能连派出所的门都进不去，在半路上就被人截住了。就算侥幸进去了，接警的人会不会把情况通报给刘麻子？会不会连我自己都搭进去？
可不报案呢？难道就让李建国他们白白死了？让王德贵和刘麻子继续逍遥法外？让那盘录像带永远藏在水泥管子里不见天日？让被污染的地下水继续毒害村里的人？
我坐在那里，从中午一直坐到了傍晚。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把楼房和电线杆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小贩们开始收摊，路灯亮了起来。我身上的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衬衫后背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盐霜。
天黑的时候，我站了起来。腿因为坐得太久而麻木了，站起来的时候一个踉跄，赶紧扶住旁边的电线杆。我想通了一件事——我一个人斗不过他们，但我不一定非得一个人。这世上总有说理的地方，总有不怕他们的人。就算县里市里都是他们的人，还有省里，省里不行还有中央。我不信这张网能遮住整个天。
我去找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赵振国，是我初中同学赵小军的父亲，在县纪委工作。小时候我去赵小军家玩过几次，记得赵振国是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说话办事都透着一股子正直劲儿。赵小军后来考上了大学去了外地，我跟他们家也就没了联系。但现在，这个人是唯一一个我能想到的、有可能帮上忙的人。他是我记忆里唯一一个跟官场沾边却又让人觉得干净的人。
我在公用电话亭查了赵振国家的号码，拨过去的时候心里七上八下的。接电话的是个女人，赵小军他妈，我说我是赵小军的同学，找赵叔有点事。过了一会儿，赵振国接过了电话。
“陈建国？”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意外，“小军的同学？这么多年了，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赵叔，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嗓子像是被砂纸打磨过，“关系到三条人命的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只有三秒，但那种沉默让人窒息。
“你在哪儿？”他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客套的意外，而是带上了一种职业性的警觉和慎重。
“我在县城，车站附近。”
“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等着，我开车来接你。”他顿了顿，“不要在路上乱走，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来找过我。”
半个小时后，一辆灰色的小轿车停在了我面前。车窗摇下来，露出赵振国的脸。他比几年前老了不少，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但那双眼睛还是跟从前一样，沉静中透着一股子锐利。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旧的白衬衫，领口的扣子规规矩矩地扣着。
“上车。”
我钻进车里，一股淡淡的烟草味扑面而来。他发动了车子，没有往他家的方向开，而是拐上了一条偏僻的沿河路。河面上的风吹过来，带着淡淡的水腥味。他一边开车一边点了根烟，打火机的火光照亮了他紧锁的眉头。
“说吧，从头说。”他把烟叼在嘴角，含混不清地吐出两个字。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从修下水道开始，到秋兰嫂子被人诬陷，再到李建国的笔记本、老周头的电话证词、矿难的真相、刘麻子和王德贵背后的保护伞……包括秋兰嫂子藏在水泥管里的录像带，包括王德贵在村口的威胁，包括我爹妈可能面临的危险。我把所有知道的都倒了出来，嗓子说干了也没停。最后把那本皱巴巴的蓝色笔记本和秋兰嫂子给我的那个塑料袋包裹，一起放在了赵振国的车后座上。
赵振国从头到尾没有打断我。他一边开车一边听，车子沿着河边绕了一圈又一圈，仪表盘上的里程数在不断跳动。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车里的烟雾浓得几乎看不见他的表情。等我说完，他把车停在了河边一处僻静的地方，熄了火，沉默了很长时间。车窗外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在夜色中泛着粼粼的波光。车里只有烟头的火星忽明忽暗。
“你说的这个矿难，是不是前年五月份发生在青山镇刘家沟煤矿的那起事故？三死，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他终于开口了。
“是。”
“那个案子当时定性为安全生产事故，矿主刘德彪——也就是你说的刘麻子——被罚了三十万，矿也被封了。”赵振国慢慢地说，像是在回忆什么，手指无意识地在方向盘上敲着，“事故调查报告我也看过，是县安监局报上来的，结论是支护不当导致顶板垮塌，属于意外事故。报告上盖了三个部门的公章，白纸黑字，程序上无懈可击。”
“那不是意外！”我激动起来，声音在密闭的车厢里显得格外响亮，“老周头亲眼看见他们在出事前一天动了通风口的阀门！他也亲眼看见了他们调了瓦斯检测仪！那天晚上的事他记得一清二楚，连手电筒的光往哪个方向晃都记得！他们是故意制造事故骗保的！三条人命啊赵叔！”
赵振国摆了摆手，示意我冷静。他又点了一根烟，打火机打了两次才打着，火苗在黑暗中跳了跳：“你听我说完。那份事故调查报告，当时确实有人提出过疑点——井下瓦斯浓度数据对不上，出事前后的数据差异太大；通风口也有被人为破坏的痕迹，不像是自然损坏。但这个疑点在最终报告里被抹掉了，调查组的负责人给出的理由是‘证据不足，不予采纳’，说那只是‘正常的设备老化和数据波动’。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但那时候我没有权限查下去。”
“那个调查组的负责人是谁？”我追问道。
赵振国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意味，像是在权衡要不要把这个名字告诉我。最终他弹了弹烟灰，吐出一个名字：“他叫周海涛，当时是县安监局的副局长。两年前这个案子让他立了功——‘处理事故果断，善后工作到位’——去年提拔了，现在是市安监局的处长，主管全市的矿山安全。”
我的心凉了半截。果然跟老周头说的一样，刘麻子的保护伞，早就从镇上渗透到了县里，又从县里延伸到了市里。这张网不是我今天才知道的那么大，而是比我想象的更大、更密、更结实。一个市安监局的处长，当年亲手在调查报告上抹去了疑点，然后凭借着对这场“事故”的“妥善处理”获得了提拔——这个案子查到最后，最该受惩罚的人反而升官了。
“赵叔，这事就没人管得了吗？”我的声音里不由得带上了几分绝望，那绝望从骨头缝里往外渗。
赵振国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推开车门下了车。河边的风吹过来，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站在河岸上，背对着我，沉默了很长时间。河水在黑暗中无声地流淌着，远处有渔船的灯火一明一灭。
然后他转过身来，靠在车门上，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陈建国，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
“您问。”
“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非要管这件事？你大可以一走了之，去外地打工，过你自己的日子。这件事跟你没有直接关系，死的不是你家人，受害的不是你老婆孩子，你没有义务替李建国出头。你才二十二岁，前面还有几十年好日子等着你。”
我想了想，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我在今天下午坐在路边的时候，已经翻来覆去地问过自己很多遍了：“赵叔，我跟李建国算不上多深的交情，就是一个村的，见面打个招呼。可我亲眼看见了他媳妇被打成了什么样，亲眼看见了他闺女哭着喊爸爸的样子，亲眼看见了一个活生生的家被拆成了什么样。我要是装着不知道，就这么走了，我这辈子都睡不踏实。每回闭上眼睛，就会看见秋兰嫂子那张被打烂的脸，就会看见小妮在人群里哭哑了嗓子。人活一世，求个心安理得。我要是连这都做不到，那活着还有啥意思。”
赵振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还有一个原因。”我咬了咬牙，把最难启齿的那部分也说了出来，“王德贵拿我爹妈威胁我。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会下手。他知道我撞破了他的事，不把我赶尽杀绝不会罢休。我不收拾他，他就会收拾我。我没有退路，赵叔。我要是退了，不光是我自己完蛋，我爹妈也得跟着遭殃。”
赵振国深深吸了一口烟，又问：“第二个问题，你怕不怕？”
“怕。”我老实承认，没有一丝逞强的意思，“怕得要死。老周头被打断了两根肋骨，脾脏都裂了，在野地里躺了一夜差点死掉。李建国连命都没了，他闺女这辈子都见不到她爹了。我才二十二，我不想死，我也不想我爹妈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这几天晚上根本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就觉得有人在窗外看着我，有一回半夜听见猫叫，吓得我从床上跳起来，后背全是冷汗。”
“那你还要干？”
“干。”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疼痛让我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怕归怕，该干的事还是得干。这世上要是人人都怕事，那些无法无天的王八蛋就更无法无天了。我不做英雄，赵叔，我只是不想做缩头乌龟。”
赵振国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那目光像是在穿透我的皮肉看我的骨头。然后，他忽然笑了。那是我记忆里头一次在他脸上看到笑容，虽然只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很快就收了回去。
“行，你小子有种。”他把烟头弹进了河里，红色的火星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消失在黑暗中，“既然你敢干，那我这个老家伙也豁出去了。不过我跟你不一样，我干了三十年纪检工作，见过太多类似的事。有人举报到一半就失踪了，有人收集的证据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有人在开庭前一天忽然翻供。小军他妈老骂我傻，说别人都在捞钱你在这儿清高什么。可我就是这么个死脑筋，见不得那些肮脏事。今天你找上门来，也许这就是天意。”
他顿了顿，伸出一只手来，在我们的注视下，缓缓掰出三根手指：“这件事有三大块需要突破。第一，物证。矿难现场的物证已经过两年了，井口早就封了，设备也拆了，大概率找不到了。但保险理赔的材料还在档案里，如果能证明刘麻子在事故发生前突击加保——你刚才说的那个日期完全对得上——那就是一条重要线索。第二，人证。你说的老周头是一个关键证人，但那天的矿工不止他一个活下来。矿上当时有四十多个工人，除去下井遇难的那三个，还有将近四十个人。如果能再找到一两个愿意作证的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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