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中 |《致道堂收集日本古墨图录》序|刻本|名家|徐康|致道堂收集日本古墨图录|范景中

日本文房用具，从9世纪起，即与我国有文化交流的记载。唐代诗人吴顗《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云，贞元二十年（804）九月二十六日最澄上人臻于海郡，“谒太守陆公，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管、筑紫墨四挺、刀子一、加班组二、火铁二、加火石八、兰木九、水精珠一贯”。又过了近两百年，北宋的雍熙元年（984）日本的一些高僧浮海到中国敬献的各种物品亦有纳金砚、鹿毛笔和松烟墨。那时松烟墨能够用于进贡，可见其珍贵，而且也珍罕。

日本墨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天正年间（1573-1592）松井道珍创办古梅园。这座墨坊的建立正值万历年间（1573-1620）程君房与方于鲁的墨法盛行之时，日本制墨或树为样板，有所取益，然鲜见记闻。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和托名屠隆的著作《考槃余事·墨笺》皆未言此事。明末清初的藏墨家万寿祺（1603-1652）论墨，述及舶来之品，也只草草地写道：“礼失而求诸野，夏失而议诸荒服；君子所以悲后世也。贡金九牧，其五在外；山海之产，不尽嵩岱；是亦坐诸门外之义耶！”大有轻视之义。然而，日本制墨家却一直不懈地想尽办法向中国学习。到了康乾年间，他们已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尔时，中国的制墨巨擘是曹素功，日本的制墨名家是松井元泰。

松井氏的祖上皆为制墨业高手，身为御墨工，多次赐官为掾，松井元泰也受封为和泉掾。吕实夫说他：“平居无他嗜好，唯修业是乐：不以万物而易之，不以百艺而先之；观墨色以当花月，嗅墨香以当沉檀；耳目手足之好，以墨而注；忧悲愉佚之感，以墨而舒；几五十年一日也。”（《古梅园墨谱》序，宽保二年刻本，下引同）凝心于墨，不动如山，全因缘于父亲的遗愿。其父名元规，号东庐，“好学博赡，工诗。自历史子集及家乘小说，苟系乎墨事，莫不抄写以洗炼。尽授诸文（即元泰），而以未得支那真传为恨”。虽然，东庐仍然幸运，因为元泰“性孝，虽学不如父，而扩父之所授。朝夕旁搜遍搜，又咨询于四方。至若磨治追琢，十倍于父。唯以父志之未遂，铭骨尝胆。特禀官，遐游崎港，与东渡寓子客馆解墨法者，舌战对论，悉得其法”。其法，即中国墨法也，这给日本墨大步改革带来了划时代的转机。

松井元泰不但虚心且极其敬业，据说还身体力行远涉重洋到中国学艺，但我未见史料，不敢断信。不过，他自己留下了向中国墨工学习的记录，他说：“家父始考唐法……余欲继父志以穷其业，向赖长崎镇台，通书唐客，传彼墨方二品，依法精制焉。又元文己未夏，蒙官许，亲到崎，过唐客数人，究其详审矣。”古梅园图谱中的几种墨，见证了这一段史实，例如“新渡唐墨”，墨上有双行楷书云：“用日本官工古梅园家制松烟煤；大清官工徽州程丹木监造。”这种墨分大小四种，对此，松井元泰还记下了当时的情景：“己未秋予在崎港日，以家制之松油二种煤，附（付）归帆之唐客。”此言他把制墨的材料让返国的唐客带回以供中国墨工鉴定，翌年他就得到了回馈：“庚申冬徽州官工程丹木以唐胶剂制墨数十挺远寄，是予家百世可宝。以吾国煤所制之唐墨，前世未闻有之，谅可谓天下之珍墨乎？”（《古梅园墨谱》亨字卷，P.6—8）

除了制墨的方法，松井元泰对中国墨的装饰也很迷恋。一般来说，墨在干燥后，用刈萱的根将表面的灰气磨去，再用棕榈毛上色后，就轮到外饰了。墨的外饰会依时风而定，自古以降日本向以金箔裹墨为美。然而，松井元泰既嫌其费用高昂，又厌其跟风俗华，于是他再次转向中国，受滋养的“日本眼光”又看到了一个闪光点的世界，他说：

近年多改用“漆光磨”，这项技术始于明朝的方于鲁，以猪牙或兔皮之类的材料，像用砥石一样刮磨墨后，其表面就会像上过漆一样，发出美丽的光泽。此外也会使用霜色。滑石能够避潮，所以存放墨时，通常会在其表面涂一层滑石粉。这种粉的颜色质朴自然，亦不失为一种天然的装饰。（《古梅园墨谈》P.21—22；刷印时间不详，书名页题“古梅园编纂墨谈”，卷尾牌记云“板在南都椿井町松井和泉掾家”）

他所制的几种御墨为了装饰的美观，也专门请了中国印工予以雕镌：“右数品之墨印，清国徽州印工汪君奇、新安印工詹受天以彼地铁梨木雕刻。泉州恪中龚氏将来，予特蒙官许得求焉。此墨为家制第一品。”这些精制的墨呈现出的品格之高，竟让他舍不得市鬻出手，并告诫子女说：“如上数件真墨，不须量价以卖与他要，只囊藏珍袭，永遗豚儿，或送上贵家及亲故，或有由而恳索者不在此限。他日为我儿孙执守勿违。”（《古梅园墨谱》亨字卷）

松井元泰以谦敬向善、积极开放的精神考求唐法，这种赏鉴的眼光实在非同一般，它反映了日本墨努力的方向。反过来，这一日本墨史划时代的转变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感受。吴郡有一位文士叫沈草亭，其号采风外史，到长崎办事，无意中使用了古梅园所制的墨，濡笔间竟获得了一种亲近自由的惊喜，下面是沈氏的自述：

余自幼性爱钟王，课诵之余即临池法帖，未常少倦，十年后，间有所得，遂遍求文房中之利器以助挥洒。有爱我者，赠余鼠须之笔、易水之煤、端溪砚、齐纨素。当斯时也，书写之间，腕中若有神助。无如好物不坚，未几惟剩一砚于案头，而佳煤锐颖已罄尽无余矣。自后作书，终不及前之光润，而有一种枯涩之形，露之于笔。是以复遍处访求，颖则获焉。二十年来，奔走于秦楚燕韩赵魏齐梁吴越之间，而煤终不可得。每自叹不得与李廷珪同时为恨也。吾党之中知余有嗜墨之癖，或有以昔之方于鲁，今之曹素功所造之烟，以助于用。盖此二公所制，可以稍资挥洒，其奈赝者多而真者少，每一握管即兴衰而止。临池之兴，久已不举。今因采办来崎，崎之诸君子知余颇擅诗文且能书写，索者盈门，殆无虚日。或遇风雅之士，赠余笔墨者，纷纷不一。初试其毫稍为掣肘，未见其精；复试其煤，以写《兰亭》，但觉毫尖滋润。初犹不以为异，及书竟而观光彩，融合浓淡之间，既无油俗气，又无枯淡惨涩之形，中心讶之。复载濡毫，以书草圣，兼写《黄庭》，臂腕之间，俨如前之若有神助，而淋漓光润浮满乎毫端，烨烨于纸上。（《古梅园墨谱》元字卷，序P.10—13）

大概这是中国人使用日本墨的最具体的叙述，文字背后透露出了一般的书法爱好者在当时的境况。沈草亭的这些文字写于乾隆三年，可能还是个别的事例，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日本墨终于赢得了更多人的倾赏。徐康回忆平生感遇，特意为它记述了一笔：

日本国最重文墨，所制隃麋，甲于东灜诸国。尝刻《古梅园墨谱》，前后编仿程、方者，曰“仿唐”，绘画细若豪芒，系领帑而造……道光中叶购得多品，皆有本色木匣，较胜中华之用漆。一曰“九英梅”，面诗，背折枝梅花九朵，阔漆边，极光润。一曰“达摩尊者渡江像”，无边，贴金……（徐康《前尘梦影録》卷上，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叶6b）

这是嘉道年间的风情。到了民国，中日往来更为频繁，大藏书家董康印书也看重了日本墨，他曾说：“在古梅园购碎墨十斤寄沪，以印《盛明杂剧》二集。墨本徽城名产，然近十年来参用洋烟，纵增其值，徒饰外观，施之梨枣，反不如日本产之黝黑而有光也。”（董康《书舶庸谭》卷一，中华书局，2013年，P.10—11）当然，那时不仅古梅园的墨为人所重，连美浓纸也成为迷人之物了。

现在我们手中的书卷展示的是一部日本古墨的图録，当代人的眼睛如何评价，如何看待，如何利用，它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框架，也是一件珍贵的古墨文献。我不懂日本古墨，虽然只能从文献上略述陋见，却也从这部图录中学到了大量的知识，因此深深佩服图录的作者丁德朝先生，这也让我想起一些往事。2015年我主持的北宋刻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学术研讨会，探讨的是中国上拍以来的雕板印刷第一品，那正是丁先生经手的。接着我又连续获知2016年的滨田德海收藏的敦煌遗书、2017年的晚唐五代刻本《妙法莲华经卷二》、2018年的五代开运四年版画《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2021年的明代金陵版《本草纲目》，都是丁先生经手流转的珍异无比的宝物，更是感动无既。这些书籍史上值得纪念的往事，不仅显示出丁先生的爱好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他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有益的贡献。翻着这部图录，浮想联翩，漫然草此小文，以当嚆引。

2025 年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