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猫智深的时政记者读历史系列
一、
在不少单位，真正的权力并没有掌握在一把手的手中。
原因很简单，作为一把手的书记、局长等都是上面调来，几年后就要调走。他们虽然在名义上拥有人、财和事的拍板权，但并不了解地方上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甚至根本不想去了解，因此往往蜻蜓点水，做点好看的数字往上汇报，到时间就升迁。
在这些单位，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副职手中。这些人的家族扎根在当地几十年，不同家族之间又彼此联姻，遍布要津。凡是遇到工程的归属、提拔人员候选名单等重大利益，彼此间在桌面下一合计，就能决定分配额度。
这种现象在现今已少见，但在清朝时期却被习以为常。
当时一个县的正规编制除了知县外，只有管司法的典史和管教育的教谕等不超过10人。作为对比，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加起来约在5000人左右。
寥寥几个官儿肯定管不过来一个县，他们就在本地找一些帮手，这些人就是吏，比如典吏、衙役和文书等。这些人数量庞大，动辄几百，世世代代深耕此地。
如果说宋朝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地方“乡贤”与官府合作共同维持基层秩序，清朝则是“与胥吏共天下”，即胥吏们世代相袭，掌握鱼鳞图册、黄册、税契底账、案卷档案等，控制了一个地方的隐形权力，维护清朝统治。
比如，根据县志，清代苏州府长洲、吴江、昆山三县普遍存在家族世袭胥吏，各家族世代垄断田亩底册、漕粮征收，动辄把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没有一任知县能撼动他们的地位。新任知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请这些胥吏配合征税，否则全年漕粮根本收不上来。
胥吏们给知县看的是经过篡改的账面数据，真实底册绝不示人；他们私下帮地主豪强“飞洒诡寄”，把田产在名义上分散到贫户名下逃税，收高额好处费；他们还向普通农户加征耗米、样米、杂费，浮收部分全归私囊。
湘军名臣胡林翼任职湖北巡抚时想彻查漕弊，各地胥吏们直接把旧底册藏起来，声称“历年战乱损毁”，让胡林翼摸不清该如何征收，而且他还对此无可奈何。
清朝滑向如此的统治秩序，也许并非其主观设计出来，但结果却有利于统治。因为有了胥吏们在攫取了大量地方利益的同时，也自然会向其权力来源处--八旗集团负责，成为后者维持以小集团驾驭大邦的工具。
更何况，如此更符合“名实分离”的御下原则，有“名”的官儿并没有“实”，而有“实”的胥吏又没有名分，两者都不能聚拢起反对八旗集团的声望和力量。
清朝就这样凭借胥吏将权力渗透到最基层，但行政成本出奇的高。比如在道光初年，“江南之米，每石加至四五斗”，即税收成本是上缴中央的50％。这还算低的，因为江南地区韭菜多，所以胥吏不会揪着一只韭菜往死里薅，山河四省贫穷，每石的漕粮要“加至三石有余”，即税收成本是上缴中央的三倍。（出自《清朝宣宗成（道光）皇帝实录》）
但胥吏在基层并没有力量，只是狐假虎威罢了，毕竟八旗集团也不放心让他们拥有力量。当当太平天国兴起后，每个县几百人的胥吏根本无法抵挡太平军，满清这套统治方法失效了。
八旗集团不得不放权给各地地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乡贤。咸丰皇帝任命了200多个曾在朝中为官、在地方上颇有声誉的地主们为团练大臣，不给钱、粮、兵，让他们像乞丐或强盗一样向各地地主“化缘”，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天国。
既然要地主们出钱出力，地主们就自然会向八旗集团索取权力。紧接着，湖南地主代表左宗棠、曾国藩等就在漕粮、厘金和人事等领域进行改革。他们仍旧正常向中央朝廷缴纳税金和漕粮，甚至在战争期间都正常缴纳，但主事者却从胥吏变成了地主中的知识分子，而被胥吏收走的那一份却没有了。
伴随着胥吏失去权力，清朝也失去制衡地主们的重要工具。地主们一步步走上舞台中央，发展到20世纪，清朝在省级建立了形同议会的咨议局，在市、县、乡建立了议事会，可议决本省岁出入预算、税法、公债以及规则之增删修改和监察官员的权力。
清朝在基层的权力就这样一点点被夺走。
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咨议局纷纷通电共和。
这一切开始于咸丰四年，左宗棠第二次出山。
二、
1853年9月，左宗棠从湖广巡抚张亮基处辞职，回到家乡湖南。湖北的失败让他身心俱疲，想“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
随后他接连拒绝了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江忠源、团练大臣曾国藩和挚友胡林翼等人的邀约，带领全家隐居在岳阳的深山中，想以此躲避兵祸。
在左宗棠隐居的几个月，太平军正在发动声势浩大的北伐和西征。
其北伐攻势如风，仅用5个月就打到今天的天津静海区，离北京仅100多公里。
其西征侵掠如火，由洪秀全老婆的弟弟赖汉英担任主帅，在湖北黄冈弄死了湖广总督吴文镕（此人是曾国藩的座师，多次向曾求援，曾置之不理），又在合肥打死湘军创始人江忠源，又由年仅16岁的陈玉成带童子军爬上武昌城墙，再一次攻克湖北省府。
与此同时，曾国藩正躲在衡阳练兵。他几乎将老家湘乡县的年轻人都招了过来，凑齐了陆师13营和水师10营，共计一万多人。
曾国藩开的薪水不算低，普通士兵每月基本工资4两银子，是绿营的四倍，这意味着他每个月仅人员开销就要花出去5万两，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三千万元。
咸丰皇帝一毛钱的拨款都没有，这笔钱需要曾国藩自己筹。咸丰也知道自己这事情做的不地道，就给了曾国藩司法的权力，允许他以剿匪的名义在湖南各地抓人。
于是，曾国藩就办起了审案局，四个月就弄死200多人，积累了赫赫凶名，勉强能“筹”到款了。
能维持如此大的开销实属不易，到后来，曾国藩也将款“筹”到两江总督陶澍之子陶桄身上，此人另一个身份是左宗棠的女婿。
此时陶澍已死，而隐居的左宗棠又没有任何权力，曾国藩就将陶桄骗到省城，加以拘押，不给钱就不放人。
左宗棠闻讯大怒，但又无可奈何，终于领会了“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的道理，只得再次出山。
左宗棠并没有选择此时执政湖北的挚友胡林翼，也没有选择曾国藩，而是选择进入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继续深耕湖南。
三、
此时太平军已经杀入湖南，领军者乃广西地主出身的将领林绍璋和翼王石达开之兄石祥祯。
其进入湖南后，不断有本地人加入，军势浩大，轻松攻破岳阳。
岳阳地处长江南岸，北枕长江，南纳三湘四水，毗邻八百里洞庭湖，是湖南的门户之地。
曾国藩急忙派自己苦心组建的湘军反击，领军者是朱孙诒、邹寿璋以及跟背离曾国藩而投奔骆秉章的王錱。
太平军得知湘军前来，就让出岳阳城。湘军不疑有他，进驻岳阳。
随后，太平军与湘军在城外野战，王錱等人大败，退回城内。
太平军三面围城，攻击不休。而没有攻势的那一面自然是洞庭湖。城里"甫经残破，商民逃尽，米酱油烛俱无"，湘军士兵已两日没饭吃。
湘军损伤惨重，再即将被全歼之时，幸好曾国藩亲率水师前来，急调炮船驶到岳阳楼下开炮，并载着城内的残军1000多人得以撤出。
此战，湘军保守估计也损失3000人，其战兵总数也就1万出头。
王珍缒城走，众乱。国藩遣炮船迎师，免者千余人，溃死大半，俱走保长沙。---《湘军志》
湘军此战表现的十分糟糕，只因其在水上占有优势，才能不被全歼。太平军的水军多是从民间征召的渔船，而湘军用的都是曾国藩砸重金打造的快蟹、长龙、舢板，尤其还配有从广东进口的600门西洋火炮，远非太平军可敌。
然而，如此重金打造的水军在此战中却被风浪打沉了20多只，彼此间又撞损了30多只。曾国藩在给皇帝的奏章上说，如此损失是因为“湖中巨浪如山”。难道湖浪有海浪大么？好生搞笑。
此后，太平军又接连占领乔口、靖港等地。湘军纷纷溃逃，曾国藩也狼狈逃回长沙。
此后太平军兵分两路，副将石祥祯扼守长沙北面仅60里的靖港，主将林绍璋则率主力绕道宁乡，进攻长沙西南的湘潭，以对长沙进行南北合围。
湘潭是湘南的商贸、漕运、粮饷中心，在湘北已经被太平军占据的情况下，长沙城内的粮草都依赖湘南供给。
湘潭一旦被攻克，长沙就会被合围，成为孤城。
值此危机时刻，长沙城内众人聚到一起商议。
这些人现在还是满清体制内不起眼的一小撮，职位最高者也不过是巡抚骆秉章。但未来，仅曾国藩的幕府中官至督抚者就有26人，左宗棠幕僚中官至督抚者有15人，至于道府州县官、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参将、副将者不计其数。
未来大清一半的封疆大吏此时都聚齐在了长沙城里。
长沙危在旦夕，城中诸将皆主张要孤注一掷出击。
大家都主张先攻击靖港，因为太平军的陆师主力已经被林绍璋带去打湘潭，此地兵力必然不足。而且靖港留守兵力以水军为主，而其水军根本不是湘军的对手。况且此地离长沙很近，60里走水路可朝发夕至，林绍璋得到消息也赶不回来。
唯独左宗棠主张先攻击湘潭。
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左宗棠的理由，但站在上帝视角，就算打下靖港，南路太平军如果攻下湘潭，依然可以从后方切断长沙粮道、继续合围省城，战局不会有根本改观。
而且林绍璋既然敢率主力南下，岂能没料到湘军会趁机而攻，必然早有准备。
是时省城上下数十里皆寇，官民惴惴不相保，曾公集众议兵所向，皆谓宜先靖江攻寇屯，公（左宗棠）独主援湘潭。----《左文襄公年谱》
最终，左宗棠说服了众人。
于是，大家决定派主力攻击湘潭，陆师由塔齐布、江忠淑带队，水师由杨载福、彭玉麟带队，约7000人。
只是他们不知道，湘潭在太平军到了后连半日都没守住，此时已被太平军攻下。
四、
塔齐布是在赶往宁乡的路上得到让自己改道湘潭的命令，仅过一日，在三月二十八日到达潭城下。他发现城头已换太平军旗帜，大骇。
幸好领军者是绿营出身有军事经验的塔齐布，而非曾国藩那些同学如罗泽南、刘蓉等，塔齐布第一反应是占据城外高地--高岭，立马准备防御。
此时林绍璋占领湘潭仅一天，正在忙着城外抢修工事，完全没料到湘军会如此快速抵达，仓促之间整队出战。
然而，塔齐布已占领高地，林绍璋出击无果。
第二日，林绍璋又出击，仍旧未将塔齐布击退。
三月三十日，湘军水师赶到。
湘军水师的均为配备西洋火炮的战船，而太平军水营由七八百艘临时收缴的民船拼凑而成，连炮都没几门。
战斗打响后，湘军战船直冲太平军船队阵中，火炮齐发配合火攻，太平军船只毫无还手之力，连战几日，太平军水营基本被全歼。湘军就此完全控制湘江江面，既切断了太平军的水上补给，还用舰炮直接轰击湘潭城垣与岸上阵地，配合陆师形成立体打击。
夏銮、彭玉麟、杨载福各选派劲勇，飞驾快蟹，直扑贼船。贼匪开炮还击，火弹、火箭齐发，烟焰弥漫，兵贼莫辨。该营官等饬令各勇挽舵速据上风，施放火具。各队分左、右翼，飞驰继进。炮毙红衣贼目十数名，火器飞入贼船，遇船即着，顷刻燃烧。----曾国藩《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
林绍璋眼见事不可为，只得突围而走，遭受湘军的一路追杀后，回到靖港与石祥祯汇合。根据湘军战报，此战仅杀敌就近万人，太平军逃散者更是不计其数。
曾国藩战后总结时明确承认，此战之胜，“实赖洋炮之力”。
五、
在湘军主力正在湘潭鏖战时，曾国藩得到“小道消息”称靖港守兵很少。他还真信了，亲自带队，率战船40只共水勇1000多人和陆勇800人，以偏师攻靖港。
然而，两军刚接战半小时，曾国藩所谓以戚继光兵法练就的湘军陆师就全线溃逃。
曾国藩一年来在湖南四处勒索组建的湘军，此时仿佛成了笑话。他本人披头散发，举着剑想组织士兵溃逃，却无济于事。
其水军也被蜂拥而上的太平军小船不断冲击，一艘艘战舰被焚烧，水勇溃散一半。
想到自己为了搞团练，将湖南上上下下的地主们勒索了个遍，还担上了“曾剃头”的名号，此时却接连在岳阳和靖港失败，羞愤之下，曾国藩竟然投水自杀啦！！
他的随行护卫急忙将他从江中救起来。
曾国藩又跳水自杀啦！
然后护卫们又把他救起来，怎么都不松手。
曾国藩眼见死不成，只好率残部退回长沙。他连长沙城都没脸进去，栖身于城南南湖港。
当时长沙处于战时状态，城门不敢开，左宗棠得知此事，急忙坐个筐从城墙上被放下来，去看曾国藩。
左宗棠日后回忆称，曾国藩已经没有一点心气，穿的衣服上沾满了泥沙也懒得换下来。
左宗棠苦劝曾国藩你别再自杀了，曾国藩只是瞪着眼睛不说话，不久后索取纸张写下尚存的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交给左宗棠，这已经是在交代后事了。
余缒城出省公舟中则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嗔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等
左宗棠看这哪里行，又回到长沙城下，让人拿筐吊上去。他来到曾国藩的府邸，找到曾国藩他爸，说你儿子要自杀，让老太公写信劝曾国藩。
之后几天，左宗棠每天都坐个筐下城墙，去劝曾国藩别自杀，又坐个筐回长沙。
四月初五日，湘军在湘潭获胜的消息终于传来，曾国藩也不再自杀，兴高采烈的给咸丰皇帝写折子去了。
在他的奏折《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中，对靖港大败轻轻带过，却多次提到自己在湘潭之战上的运筹帷幄之功。
此后，入湘太平军退守岳州。六月十三日，湘军在水军掩护下直趋岳州，七月初一日占领岳州。一个月后，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
六、
由岳州和湘潭之战可知，湘军之胜全因“船坚”和“炮利”。
湘军背后站着整个清朝和整个地主阶层，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金钱，也能持续从广东进口外国火炮。
放眼之后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都是围绕着长江领域，决定战局走向的几场关键之战--九江之战、安庆之战等都是在长江边。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得长江者，得天下。而日后捻军即使在河北、河南、安徽闹腾的再厉害，也无关大局
尤其是随着西方技术和兵器的进入，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已经从以往的军队数量变成了滑膛枪、前膛炮和战船。
清朝此时没有技术生产先进火枪火炮，只得从广东、浙江、上海的洋商处购买。于此同时，太平军虽被西方列强武器禁运，还能通过地下渠道购买走私枪械。
这是一场打“钱”的战争。支撑湘军的，不是什么“戚继光兵法”，而是“左宗棠搞钱法”。
此次蒙皇上屡降谕旨，饬令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曾国藩
太平军撤离湖南之后，左宗棠与曾国藩在长沙计议出省作战问题。他们“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
七月，曾国藩带湘军北上，出兵湖北。
左宗棠留在湖南，为湘军搞钱、搞粮、搞船、搞枪、搞炮。
左宗棠是个体面，他觉得曾国藩之前四处杀人立威、绑架地主的搞钱方法太low了，他想要聪明一点的搞钱方法。
他思虑良久，决定联合地主们踢走“胥吏”这个基层，从民间更高效地汲取钱财。
更多内容，在下一章《左宗棠在湖南的体制改革》，敬请期待。
----本篇完，全文未完待续
部分参考资料
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军的战绩 李恩涵
北伐太平军“裹胁”问题述论 池子华 崔岷
《穆彰阿与曾国藩的师生情》赖晨 文史春秋
《曾国藩的牵手之智》觉之即忘 新浪文化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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