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大奎,在通信基站安装这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十二年。说得好听是“基站工程师”,说得糙点,就是个拧螺丝、爬铁塔的。
去年十月底,我刚从一座五十米的铁塔上下来,蹲在河北某个县城的马路牙子上扒拉盒饭,闺女的班主任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差点把盒饭扣地上。“小朵爸爸,这已经是朵朵这周第三次没交网课作业了。我知道你们家里情况特殊,可孩子六年级了,等不起啊。”老师的语气已经不是责备,是无奈。我连声道歉,挂了电话就往老家拨视频。视频请求的圈圈转了老半天,终于接通了,画面糊得我只能看见闺女的两个羊角辫一晃一晃的。“爸,网又卡死啦!数学课老师说‘接下来我们讲这道题’,然后就停在那个画面不动了,等恢复过来人家都讲完了。”小朵的声音隔着听筒传过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堵墙。
我知道,那不是墙,是大山。
我老家在贵州的深山沟里,整个村子窝在山坳坳里,信号好不好全靠老天爷赏脸。想上网课,小朵得搬个小板凳,跑到屋后半山腰那块大石头上坐着,那里勉强能蹭到隔壁镇飘过来的两格信号。刮风下雨就彻底抓瞎,冬天更遭罪,小丫头裹着奶奶的棉袄,小手冻得通红,还得捧着手机听课。我媳妇走得早,孩子跟着爷爷奶奶,我一年到头在外面给人装基站,光去年就装了二十几座,信号铺到了各种犄角旮旯。可我自己的闺女,却得上山找信号。这事儿就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每次一想起来,扎得生疼。
年中的时候,公司群里发了任务通知,说要搞一批偏远山区的信号补盲工程,我看到“贵州”两个字,心跳当时就漏了一拍。再往下翻,具体到乡镇,我手开始抖——有我老家那个乡,明确写着覆盖我们村子,还有村小学。我几乎是蹦起来去找项目经理老周的,我把情况一说,老周二话没说,拍板让我带一个小组回去。他递给我一支烟:“这回,给你闺女装的。”
后来那半个多月,是我干这行以来最拼命的日子。新站址就选在村子背后的山顶上,没有路,光缆、设备全得靠骡子和人扛上去。山里天亮得晚黑得早,我们打着手电扛线缆,肩膀磨破了皮,结痂了又磨破。上塔调天线那天,我特意把面板往村子和小学方向偏了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够我家小朵屋里满格了。工友老吴笑我:“老陈,你这是在给闺女搭桥呢。”我没吭声,站在铁塔上往下看,能看见我家院坝里晒的辣椒,红艳艳的。
基站开通那天傍晚,我记得清清楚楚,十一月六号。我从塔上下来,一身汗一身泥,第一件事就是打视频给小朵。这次,不到两秒就接通了,画面清晰得能看见她额头上被蚊子咬的那个小红包。小丫头正趴在堂屋的饭桌上写作业,台灯的光暖暖地照着她。她抬头看见是我,眼睛一下子亮了:“爸!通了通了!我在家里就能上课了,一点都不卡!”她举着手机在屋里转了一圈,信号条稳稳当当全是满格。
我的眼泪唰就下来了。一个成天跟铁疙瘩打交道的大老粗,那天蹲在新装的基站底下,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不光是我们家小朵,村里好几个孩子都能安安稳稳在家上网课了。王婶儿开始学着搞直播卖山里的猕猴桃,李大爷天天跟他城里的儿子视频看孙子。每次我休假回家,远远看见山顶那座铁塔立在云里头,小朵就特别骄傲地跟同学说:“那座信号塔,是我爸装的。”
昨天我又爬上去做例行检修,站在塔顶,风吹得衣服猎猎响。我往山下看,小朵正好放学回来,背着书包蹦蹦跳跳跑进院坝,没再去爬那块大石头。我掏出手机,信号满格,给她发了条消息:“闺女,爸在云上头看见你了。”
她秒回:“爸,那你就是给我搭云端路的人呀。”
是啊,你以为基站就是铁疙瘩?那个安装工父亲,给女儿搭了条云端路。这路上跑的不是车,是网课、是牵挂、是山里孩子能和外面世界站在一起的那口气。网这件事,对咱普通人来说,哪里是参数和速率,就是日子,就是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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