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凌晨，遵义城的鼓楼还没敲响晨钟，东郊碾米坊却灯火通明。一位身形单薄的女干部卷着袖口穿梭其间，嗓音嘶哑地督促工人加紧赶制口粮。她叫刘群先，时任中央红军妇女队队长。
当时红军决定十天后离城转移，粮秣奇缺。毛泽东皱着眉头向周恩来低声叮嘱：“粮食不能误大事，刘群先顶得住。”接到命令的刘群先立刻发动本地工人，三班倒连轴转，十万斤稻谷被迅速碾成白米。临行那天，红军每一架挑子都压得吱呀作响，却再无人担心挨饿。
就是这场仗一样的后勤突击，让许多人第一次听说刘群先的名字。然而她的足迹，远不止这十天。要追溯，还得回到1907年的江苏无锡。那年，她出生于河埒口一个普通人家，家境清寒。11岁，她被送进邻村做童养媳；14岁，婆家破产，她又被赶进纱厂，伴着机器的轰鸣日夜纺纱。
噩梦般的车间里，她结识了一群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薄薄一份《劳动者》小报在女工间辗转，她第一次知道“工人阶级”这四个字的分量。1926年，19岁的刘群先在暮色里举拳宣誓，成为无锡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火热的岁月催生火一样的行动。她带头组织罢工、办夜校，还当选工会妇女部长。一次赴上海开会，周恩来注意到这个眼神倔强的女孩，她正带头高呼口号，嗓音沙哑却掷地有声。中央随即将她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并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
1928年夏，第四次国际劳工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场中，一个操着锡沪口音的年轻女士用俄语阐述中国女工处境，台下掌声四起。担任翻译的秦邦宪——人称博古——望向她，两人竟都是无锡籍同龄人。相识、相知、结合，日后五个孩子相继降生，革命道路却愈发坎坷。
1930年归国后，刘群先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她奔走上海、香港、江西瑞金，动员妇女纺线织布、支前救护；在中央苏区，一度有近两成女工参加赤卫队，这在当时堪称奇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如何带着30名女红军踏上漫长征途，成了燃眉之急。周恩来仔细核对人选，认定刘群先最稳妥。她带领妇女队翻越老山界，跨过乌江，顶风雪过夹金山。有人脚底溃烂，她把自己的草药分半；有人体力不支，她干脆卸下行装亲自背负。两个月里，无一人掉队。
遵义会议后，妇女队撤编，成员分配到各纵队。刘群先转入政治部，专管工运与后勤。正是在这时期，她迅速调动地方力量解决粮饷，确保大军顺利北上。张闻天之妻刘英回忆：“首长们都说，关键时候，刘群先总能拿主意。”
长征抵达陕北后，她被任命为边区女工部部长。吴起镇黄土高坡上，她组建被服、鞋袜、药材等数家合作厂。用土布做军装，用羊毛织袜，用草药熬膏；缺资金就办识字班，教女工记账算数。美国记者斯诺踏进厂房，惊叹于这股从废墟里生出的生命力，“条件原始，却满是沸腾热情”。
然而长期劳累再加上营养不良，使她罹患重症肺病。1940年冬，组织决定将她护送至莫斯科治疗。临别前，她抚摸着最小的女儿额头，只留下寥寥一句：“等着妈妈回来。”
彼时的欧洲已烽火蔓延。1941年德军逼近莫斯科，医护人员多次转移病人。1942年某个夜半，空袭警报凄厉响起，炸弹撕裂医院上空的积雪与瓦顶。爆炸后的废墟里，人们在尘土间找到刘群先的随身日记，血迹与墨色已浑然难分。她走时，年仅35岁。
消息传回延安，战友们沉默很久。有的说她“把一生都缝进军衣”；也有人感慨，她本可安享天伦，却义无反顾地将五个孩子托付给组织。4年后，1946年4月8日，博古在前往延安的途中飞机失事，随叶挺、王若飞等人同日罹难。
留给后人的只有斑驳的档案：一叠手写的工运讲稿、一顶褪色的灰色军帽和那没有写完的苏联住院表格。刘群先短暂的35年，注脚是长征路上的十万斤粮，也是异国墓碑上的中文名字——它静静提醒着后人，革命年代的烽火里曾站过怎样的巾帼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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