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采集者的历史，是由农耕民写成的；化外之民的历史，是由宫廷文士写成的。到哪里寻找这些历史呢？它们存在于山林与远野，名曰“山间奇谭”。
古人不总是把山水当作风景，它们还是记忆的容器。一座山、一处沙洲或一座堆满螺蛳壳的山丘，当它们被反复书写之时，只因为那里发生过某种没有明言的变化。山川表面是故事，实际上，却可能是人口流动、族群重组或者生活方式的更替，这些被时间磨平的痕迹。
长江奔涌出宜昌西陵峡口，流速骤减，泥沙沉积，转一个大弯后，形成分汊河道，号曰“枝江”。古时候，从枝江到江陵（今天荆州市），沙洲星罗棋布。据说这些江心洲，有人居者三十七，无人居者十八，共有五十多个。其中最大的一座，叫百里洲。洲上桑田果树，洲侧舟船上下，是荆州、益州人民往来的必经之路。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赴任夔州，途经于此，看到百里洲上民居相望，竹木郁郁葱葱。他还远远地看到，村里的夫子聚徒教授。群童见陆游船过，都挟书出来看他。大约距今1600年前，东晋南朝之际，百里洲上有一座庙，叫“陈留王子香庙”。《水经注·江水》记其缘起：东汉和帝时，陈留人王子香出任荆州刺史，任内“有惠政”，天子征他还朝，行至枝江亭中，病卒。下葬之时，“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间，送丧逾境”。百姓追美甘棠，于永元十六年（104年）立庙设祠，刻石铭德，号为“枝江白虎王君”。郦道元还补了一句——“其子孙至今犹谓之为白虎王”。
故事读到这里，只觉得是一则寻常的循吏记事。虎为良吏送丧，百姓立碑追美，顺理成章。汉代的循吏传记里，类似的灵异不算少见。猛虎不食善人，蝗虫不入郡境，都是同一套叙事里的常见“模块”。白虎送丧，在此又添了一例。就连全国的考生们，可能也对这一故事并不陌生。2022年高考全国乙卷第42题，就曾选取《后汉书》等史籍中关于东汉良吏与老虎相关的史事记载，要求考生“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
细看之下，史料表象的背后，处处是裂缝。
王子香，名业，陈留雍丘人，家在中原，病逝于荆州枝江亭中，白虎“送丧逾境”。既然离开荆州，灵柩显然是运回陈留安葬的。那枝江本地何来王业的墓？既无墓，碑又为谁而立？第二道“裂缝”更值得玩味。碑号枝江白虎王，可白虎王君指的是谁？是王业否？白虎只是送丧，并未与王业有血缘或师承关系，为何能放在姓氏前面。是虎吗？在王业与白虎王之间，好像横着一道说不通的障碍。王业异地做官，归丧陈留，枝江何来他的子孙？这位刺史在枝江任上不过数年，何以能在此地留下血脉？如果说是枝江百姓冒称子孙，那他们为何要冒称一个异乡刺史的后人？
一座枝江百里洲上的庙，一个号称白虎王君的汉代刺史，一群自称其子孙的枝江人。三者之间“背后的意蕴”，恐怕不是良吏、感恩、立庙这样简单的因果所能解释的。在白虎与王君、刺史与“子孙”之间，究竟藏着什么呢？
百里洲位置示意图（说明：示意图是用GPT image2模型生成的，有许多不精确处，比如夷道那里应当有一条夷水汇入长江才对，沮漳水完全没有画出）
“白虎王”的障眼法
枝江白虎的故事传到今天，全靠几部书的转引。比对这些版本，就像看同一张照片被反复冲洗。每冲洗一次，画面都有些走样。把走样的地方标出来，将其剔除出去，底片的样子也许就能浮出来。拆解这个谜案，只能先从文本入手。
故事最初的讲述者，是王业的同乡后辈。《陈留耆旧传》最早记载了王子香与白虎之事。此书有两种，一种由汉末的一名议郎圈称所撰，一种由曹魏的散骑侍郎苏林撰成。无论哪种，都是成于汉魏之际的陈留郡士人之手，去王业之卒大约百年。王业的同乡后辈，关心陈留郡出了怎样的人物，关心他们为汉帝国做出何种贡献，以此彰显本郡教化之功。
《陈留耆旧传》原书已经看不到了，所幸唐宋时期的类书中引有几种佚文。
先看《北堂书钞》所引：
王业，字子香，汉和帝时为荆州刺史。他每次出巡所辖地区，都要沐浴更衣、吃素斋戒，向天地祈祷，请求开启自己的愚钝心智，无使百姓受冤。他在州七年，惠风大行，山无豺狼，邪恶暴虐之事再无发生。最后他卒于枝江，有两只白虎低头曳尾，宿卫其侧。待其灵柩运走，白虎走出州境，忽然不见。民共为立碑，号曰枝江白虎墓。
通观大旨，故事只有三个环节：王业善政；白虎护丧；荆州民立碑，号为“枝江白虎墓”。再看《太平御览》卷八九二所引的版本：
王业，字子春。为荆州刺史，有德政，卒于枝江。有三白虎，低头曳尾，卫其侧。及丧去，逾州境，忽然不见。民共立碑，文号曰枝江白虎。
两条佚文各有参差：白虎或两只或三只，王业字子香或子春。这些都无伤大雅。有一条差别，倒是有些碍眼，那就是碑文没有“墓”字。细细地读，《耆旧传》的故事好像缺了点什么。白虎为王业送丧，枝江民为何要立一块以虎为名的碑？碑主究竟是虎还是人？白虎护丧与“立碑号白虎”之间缺了一环。不过，陈留的士人并不在意这个问题，他们需要的只是一条先贤善政的灵验证据。
第三条佚文是在金人王朋寿的《类林杂说》里。此书是在唐人于政本所撰类书《类林》基础上扩编而成，它所引的《陈留耆旧传》中多出两则信息。一是“送丧还乡”，明确说王业的灵柩运回了陈留；二是多出一个“君”字，碑号变成“白虎王君”。
三条文本摆在一起，问题自然浮现出来。碑文究竟是“枝江白虎”“枝江白虎墓”，还是“荆州白虎王君”？换个角度看，三条佚文的差异本身就很有意味。从白虎到白虎墓再到白虎王君，有些层层递进的味道。每一次转述，碑上的文字就多出一点：先添一“墓”字，碑有了归处；再添一“君”字，“白虎王”与王业合而为一。这条线索可以带我们深入进去吗？
先看“墓”字。
今本《北堂书钞》所引的《陈留耆旧传》，碑号“枝江白虎墓”。这个“墓”字其实靠不住。《北堂书钞》的影宋钞本原作“枝江白虎名”，是清代的校订者把“名”字改成了“墓”，理由未加说明。可《陈留耆旧传》明明说白虎“送丧逾境”“忽然不见”，灵柩既已离境，王业归葬陈留，枝江何来其墓？南北朝文学家庾信撰写“周柱国楚国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时，写过一句“枝江白虎之碑，百代无毁”，只说碑，不说墓。庾信所见的《耆旧传》应当还是较早版本。这反过来说明，“墓”字是晚出之物。《耆旧传》原本并无“墓”字。
再看“君”字。
《类林杂说》的“白虎王君”，看上去和《水经注》吻合，似乎可靠。但《类林杂说》的问题在于，它是金人王朋寿对唐代类书《类林》的扩编本，经人之手，便有了文字篡改的可能。所幸唐代《类林》原书虽佚，却有一部西夏文译本留存至今。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出土的乾祐十二年（1181年）西夏文《类林》中，白虎故事并无“王君”的痕迹。那段西夏文直译回汉语，大意就是“荆州庶民等立碑，令名号荆州白虎王”——有“白虎王”，没有“王君”。可能的情况是，王朋寿在扩编《类林》时，看到《水经注》中“白虎王君”的写法，补一“君”字，好让引文与通行文献保持一致。一个字的增补，看似无关紧要，却恰好抹去“白虎王”与“王业”之间原本存在的裂缝，让人误以为从一开始，“白虎王”就是王业的称号。
层层剥下来，《陈留耆旧传》的初始面貌变得有点清楚了，那便是王业善政→白虎护丧→荆州民立枝江白虎之碑。只有碑，没有庙；只有“白虎”，没有“白虎王君”。
故事的变化发生在《陈留耆旧传》到《水经注》之间。
第一个变化，是庙取代碑成为故事中心。《耆旧传》只说共为立碑，到《水经注》则成了“立庙设祠，刻石铭德”。这个变化非同小可。碑立了便是立了，庙却需要维护，需要祭祀，必然有一群人在背后长期操心。第二个变化是白虎变成白虎王君。多一字，“白虎”与“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白虎王就是王业，王业就是白虎王君。第三个变化是“子孙”的出现。《耆旧传》只说“民”立碑，《水经注》则说“其子孙至今犹谓之为白虎王”。立碑之人与碑主的关系也更加清晰了，好像枝江白虎王碑下生活的并非普通百姓，倒像是一群王业的后代。三个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有人把一座身份不明的古碑，改造成了一座祭祀汉代循吏的祠庙，并自称其子孙。
那么，这个故事是郦道元从《陈留耆旧传》里抄来的吗？清代学者熊会贞正是这么判断的。但他只做了文本比对，并未切中要害。郦道元为江汉水道作注，大量依靠的是荆州本地的地记、地志，比如《宜都山川记》《荆州记》《荆南图副》《荆南志》。用一部豫州陈留郡的地记来为荆州水道做注解，似乎是有些反常了。更何况，《耆旧传》中根本没有提到陈留或枝江有任何祠庙，只提到荆州有白虎碑。更合理的推测是，这条《水经注》记载的源头并非《陈留耆旧传》，而是荆州人所写的某种地记。换句话说，《水经注》里那个有庙、有子孙的版本，不是陈留士人的记述，而是枝江本地人的自述。
到这里，先唐文献中其实存在两个版本的枝江白虎故事。一个版本来自陈留士人：王业善政，白虎护丧，荆州民立“枝江白虎”碑。没有庙，没有子孙，碑的意义也模糊不清。这个版本成于汉魏之际，距王业之卒不过百年，其目的很明确——为陈留郡的人物传增添一则善政灵迹。另一个版本来自枝江本地：百里洲上有庙，有白虎王君，有一群自称王业子孙的人围着这座庙。在这个版本里，碑已为庙所取代，白虎改写为白虎王君，这些都和那群“子孙”有关。
在这两三百年里，一座无主之碑变成了一座有主之庙，一群无名之民变成了有名有姓的“子孙”。变化是如何发生的？陈留士人也许并不在意。在他们笔下，白虎是他们习惯的“蝗不入境”“猛虎渡河”的修辞，是循吏灵迹的道具罢了。枝江本地人不可能不在意。他们立的碑，以白虎为号。要把“白虎”从循吏故事的迷障里拉出来，得把目光从陈留转向枝江西边的群山。
“白虎”离乡的足迹
自枝江西去，沿长江上溯，抵达夷道（今宜都）、佷山（今长阳），进入清江峡谷。这里便是南郡的西境，中国地势的第二、三级阶梯分界线。清江两岸山势逼仄，江流切入石灰岩层。这一带生活着一群被正史称作“廪君蛮”的人。
《后汉书·南蛮传》记有他们的起源故事，说是巴地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五姓没有君长，共事鬼神，便相约比试，选出首领。其中巴氏之子务相在比试中胜出，被奉为廪君。故事最关键的一句在后头：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廪君死后化为白虎，从此世世代代以虎为魂。巴氏后人信奉虎饮人血，所以杀人祭祀。这段记载，绝非一段单纯的神话。在这群人的信仰里，白虎是祖灵的化身，族群的标识，生者与死者的纽带。
据东晋人记载，江汉地区有所谓“貙人”，其祖先为廪君苗裔，能化为虎。长沙郡所属蛮县的东高村，村民曾设捕兽槛捉虎。次日众人同往查看，见有一名亭长，头戴赤帻大冠，坐于槛中。村民问：“君何以入此？”亭长大怒道：“昨日忽然被县令所召，夜里避雨，误入槛中，快放我出去。”村民说：“君被召，应有文书。”亭长从怀中取出征召文书，村民便放了他。出槛后，再视之，亭长已化为虎，奔上山去。当地俗语都说：“貙虎变成人时，喜着紫色葛布衣，脚后跟是空的。虎有五指者，都是貙人。”
江汉之间有人能化为虎，他们是廪君的后裔。这个故事比《后汉书》的记载走得更远——虎不再只是魂魄和图腾，而是活生生的人可以变形而成的存在。到南北朝晚期，活动于汉水中游的扶猛家族，他的部落仍被正史称作“白兽（虎）蛮”。可见从东汉到南北朝，数百年间，白虎始终是这一地区人群的重要标识。而这些人的活动区域，如今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市的交界地带，就频繁出土一类独特的青铜打击乐器——虎钮錞于。这种祭祀、号令用的礼乐器，虎立于錞于之顶，意味着虎在这一人群的信仰体系中占据着至高的位置。
至此，白虎的来历有了着落。它哪里是从天而降的灵兽，而是巴地山中一群人的祖灵标识和身份烙印。这群人被汉帝国称作“廪君蛮”“巴郡南郡蛮”，也称作“白虎夷”。山外的众口纷说之下，人就是白虎，白虎就是人。
巴人是以虎为图腾，青铜戈上刻着猛虎
问题来了。廪君蛮的活动区域在巴地的山中——清江流域、峡江沿岸，自长江或清江东出江陵平原，第一站正是夷道与枝江。西晋晚期，巴蜀地区动乱，流民客居荆湘，首先聚集起来也是在枝江。从空间分布上看，“廪君蛮”进入枝江，几乎是顺水推舟的事。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主动迁居到枝江的沙洲上，尤其是这里相当靠近荆州的政治中心区域——南郡江陵，东汉中后期荆州刺史的驻地。山地人群向滨江低地的迁徙，需要一个外力。
这个外力，就发生在永元十三年。
永元十三年（101年）九月，“荆州雨水”，连日暴雨引发了水患。和帝下诏说：荆州连年气候失常，今年为害尤甚，虽然有些地方略有收成，但大多不均匀。这一年的十二月，“巫蛮叛，寇南郡”。“巫蛮”的“巫”，是南郡巫县，今重庆巫山一带，地处峡江腹地，正是“廪君蛮”的活动范围。次年夏四月，朝廷遣使者督兵进讨。《后汉书·南蛮传》对此事记载更详：“巫蛮”首领许圣，因郡县收税不均而反叛；朝廷派遣使者，督率荆州诸郡兵万余人镇压。许圣等人依凭山险，官军分道并进，甚至从巴郡鱼复（今重庆奉节）数路包抄，才将蛮人击溃。许圣投降后，其部被强制迁徙到江夏境内。
在汉魏六朝时期弥散的“蛮人化虎”的想象氛围中，如果我们意识到虎便是人、人即是虎，那么所谓“白虎出入人间”，就根本不是虎儿下山。是一群以白虎为标识的人，被从山中连根拔起，投入帝国的平原腹地。
谜底指向了一个人的身份：那个使者。
回看《陈留耆旧传》的记载。王业卒于永元十六年（104年），在荆州刺史任上七年。据此推算，他的任期是永元十年至永元十六年——恰好覆盖了永元十三年巫蛮反叛、十四年朝廷遣使镇压的全过程。那么，和帝派出的那位“督荆州诸郡兵”的使者，恐怕就是荆州刺史王业本人。如果不是他，王业也应当在使者的督率之下强力弹压蛮人。他对“巫蛮”先镇后抚，军事上分道并进、击破许圣，政治上则“开诱愚心，使理于众”，将过去加诸蛮人身上的苛税剥去。经此一役，南郡秩序恢复，王业则在永元十六年病逝于枝江亭中。据说王业“每出行部，沐浴斋素，以祈于天地”，陈留士人把这写成循吏的个人德行，但拨开德政叙事的包装，里面恐怕就是军事镇压之后的政治善后。
被俘的“巫蛮”全部迁往江夏。从巫县出发，沿长江东下，经秭归、夷陵，出西陵峡口，过枝江，再到江夏。百里洲，正是这些蛮人走出巴峡的第一处落脚点。
很可能就是在迁徙途中，有一支小型群落脱离大队，或者被允许留在了枝江百里洲。他们来自巫县的山地，以白虎为祖灵标识，首领或许自号为白虎王。到了百里洲上，他们立起了一块碑——“枝江白虎王”，不是为纪念某位刺史，倒有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身份标识。
这支群落的首领自号白虎王，绝非妄下断语。这个推测有一则重要旁证。今重庆东部曾经出土过一块东汉时期的碑，是桓帝、灵帝时蜀郡繁县人张禅担任临江县长时的题名碑。碑文已经亡佚，碑上的题名中两个人，分别是“白虎夷王谢节”与“白虎夷王资伟”。“白虎夷王”，与“枝江白虎王”的名号如出一辙。临江县（今重庆忠县）距巫县不远，同属巴郡，同属“廪君蛮”的活动范围。枝江百里洲上的白虎王，与临江县的“白虎夷王”，名号相仿，身份恐怕也相同——都是被纳入郡县统治、但未被完全离散的廪君蛮群落的首领。
那些被迁到江夏的“巫蛮”后来的遭遇，反过来印证了这一点。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江夏蛮”叛，光和三年（180年）再次反叛，与“庐江贼”联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寇患连年。从永元十四年（102年）被迁至江夏，到建宁二年（169年）首次反叛，中间隔了67年。67年后仍能有组织地发动十余万人的大规模反叛，说明这群人在迁徙地保持了完整的社会组织，并未被打散。他们仍有“夷王”“夷侯”等首领，有着集体行动的能力。枝江百里洲上那支群落，恐怕也是类似的情形。
从山地到沙洲，生活环境的改变是根本性的。
《华阳国志·巴志》说，巴东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之材。这是因为巴东人依托山地和水道为生，流动性强，好斗而少文教。人群分散于溪谷之间，社会组织以血缘部落为单位。百里洲则完全不同。这是一座江中沙洲，土地平旷，宜农宜渔。迁到洲上的白虎夷群落，自然要从山地采集狩猎转向沙洲上的农业种植与渔业。定居化因此被大大强化。原因很简单，你无法在一个小小的沙洲上继续维持山地式的流动生活。
定居，就意味着可被细密统计。《陈留耆旧传》把他们叫作“荆州民”，这支群落迁入百里洲后就有了户籍，成为枝江县管下的编户齐民。稍晚一些，百里洲迎来了最为动荡的历史。汉末三国之际，孙吴在其境内大量征讨山越、武陵蛮、长沙蛮，将山地人群大量著录户籍，强者为兵，弱者为民。吴将陆抗就曾在百里洲以西的夷陵保卫战中使用“夷兵”，与魏军作战。百里洲上的南郡蛮成为“民”，不会晚于汉末的这股编户化浪潮。
生计变了，社会组织变了，制度身份也变了，他们从山地蛮夷变成了荆州的编户齐民。可有一件事没有跟上：身份认同。
生计和制度的变化可以由外力推动，譬如一次军事征服，一道编户命令，足以在一代人之间完成。认同的转变要更加缓慢。他们不再是山中的猎人，而是洲上的农户、县里的齐民。但枝江白虎王之碑立在那里，他们似乎仍然相信自己是白虎的子孙。就像长沙“貙人”亭长的故事一般“扭捏”：亭长“赤帻大冠”是汉式官服，“召文书”是汉式官僚程序，可这位亭长本质上是一头虎。一个被纳入行政体系的人，骨子里仍然是“貙”。或者说，他时而是人，时而是虎。一群人从白虎王的后裔变成王子香的子孙，需要的不仅仅是制度身份的改变，还需要一个新的社会情境。
这个情境，要等到永嘉之乱后才出现。
百里洲的新朋友
永嘉之乱，巴蜀流民迸出，中原衣冠南渡。荆州南郡，尤其是江陵、枝江一带的滨江低地，成为流亡人群的一处落脚处。百里洲上来了一些新面孔。
一类是“蛮”。当然不是东汉永元年间被强制迁来的那支老群落了，他们在洲上住着，早已是编户齐民。东汉以后的百年间，还有沮漳流域、巴峡地区源源不断向滨江低地渗透的新来者。巴蜀动荡，流民寓居荆湘，首先聚集的就是枝江。东晋以后，“沮漳蛮”扩张，逼得南郡编县、旌阳县的县治一再搬迁。枝江县城从江北的沮漳河沿岸搬到百里洲，恐怕也是同一趋势下的应对。蛮人从群山中走来，进入了百里洲和它附近的沙洲地带。
另一类是流民。永嘉以来，河东、义阳、南阳、新兴等郡的流民渐次南下。其中河东、义阳、新兴流民因聚族而居、有组织，获得侨置郡县的待遇，被安置在长江中游沿岸的上明（今湖北松滋）、安乡和江陵。南阳侨姓以刘氏、宗氏、庾氏几个文化士族为主，分散居住在江陵、枝江、石首境内的滨江地带，未立侨郡。南阳刘氏还把百里洲当成了数世隐居之所。
两群人，一从西边山里来，一从北边中原来，在百里洲上做了邻居。两群人之间，不是各过各的日子。
东晋末年，百里洲上住着一位道士，叫范侪。《水经注》说他在枝江县东的富城洲上有精庐，说他“自言巴东人，少游荆土，而多盘桓县界”。此人行踪诡异，“虽径跨诸洲，而舟人未尝见其济涉也”。沙洲之间隔着江水，船夫却从未见过他乘桴渡江。后来他东游广陵，再未回来。弟子们怀念他，在他旧日游历之处建了精舍，以存其人。这条记载，应当吸收了包含枝江本地见闻在内的某种《荆州记》。
范侪的事迹，道书里也有提到。《洞仙传》记载，此人本名“豺”，巴西阆中人，“久住枝江百里洲，修太平无为之道”，说他冬夏都只穿一件单衣，桓温时头发就已斑白，到宋元嘉年间容貌不改。他能占卜吉凶，万里之外的事皆了如指掌。有人问他是不是谪仙，他答：“东方朔乃黠我，我小儿时数与之狡狯。”又说：“我见过周武王伐纣，洛城之战，前歌后舞。”宋文帝召见他，他答诏时一会儿自称“我”，一会儿自称“吾”。太子刘劭从东宫经过，他指着宫门说：“此中有博劳鸟，奈何养贼而不自知啊。”文帝大怒，命他自尽。江夏王刘义恭在新亭赤岸冈将他下葬，文帝后来令人开棺查看，棺中无尸，这才后悔。
巴东，或者巴西阆中，都是“廪君蛮”“板楯蛮”的活动范围。巴西阆中还是“板楯蛮”的核心区域，也是五斗米道流传之地。西晋末年以来，这一地区长期不受朝廷控制，流民大量外迁。范侪很可能是随着这股流民潮来到枝江的。道书说他本名豺，“侪”是后来改的。从“豺”到“侪”，改成读音相近的字，去掉“兽”的痕迹。魏晋时期以“豺”为名的人极少，后赵大臣张豺是罕见的一例，而张豺恰恰是羯人——一个非汉人。一个名叫“豺”的巴西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读音相近的“侪”，恐怕不是出于风雅，而是出于对自身蛮人背景的遮掩。至少，一个来自巴地、名“豺”、修道的人，说他完全没有蛮的背景，恐怕说不过去。
范侪可能出身蛮人，在百里洲上以道术聚徒，并非孤例。稍晚一些，百里洲上还出了另一位奇人——陆法和。
此人来历不明，长期隐居在百里洲上。有人说他出自嵩山，游历四方，后来进入荆州汶阳郡高安县的紫石山，又无缘无故地舍弃了所居之山。不久之后，当地果然发生了“蛮贼文道期之乱”，他似乎早已预见了“蛮乱”的征兆。另有一条线索值得注意。侯景之乱时，陆法和正住在青溪山。此地属汶阳郡沮水中游，是蛮人的活动区域。侯景即将进攻江陵的湘东王，陆法和前去求见，召集诸蛮弟子八百人随他出征。他熟悉山中恶疾与药草，以道术自命，说话时带有“蛮音”。一个隐居蛮区、能召集八百名蛮人弟子、操蛮音、熟知山中药物的人，说他是“华夏”，恐怕也很难说通。
范侪，陆法和，一前一后，都住在百里洲上，都来历不明，都有浓厚的蛮的背景，都以道术作为自己在滨江低地生存和聚徒的手段。这恐怕不是巧合。巴地本就是五斗米道的流行区域，山中之蛮进入百里洲，以道术立足，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代表的，是一批从山中走入滨江低地的蛮人，在新的环境中以道术为生存手段和社会资本。
另一群人呢？那些从中原来的中原士族，他们跟这些（可能的）蛮人又有什么关系？
南阳刘氏，百里洲上最有分量的侨姓士族。刘期公曾任衡阳太守、荆州别驾。其子刘凝之，性好山水，携妻子泛游江湖，隐居衡阳，采药服食。刘凝之的兄长刘盛公，住在华容县境内的灵溪。刘凝之的故宅，就在枝江县东二里——正是百里洲上。此后刘凝之的弟弟、侄子都住在百里洲，他们的后裔刘虬也隐居于此。数代人，近百年，都和百里洲有着不解之缘。这个家族的特征是很明显的：隐居、好山水，采药服食，奉道。
问题在于，刘氏的这些特质与范侪、陆法和几乎一模一样。一边是士族，一边是蛮人，同处一片沙洲，行事一套做派。刘宋元嘉年间，范侪死了，刘凝之亲自为他作传，“书置道书部，不传于世”。一个士族子弟和一个或许是蛮人出身的道士，临江垂钓，讨论道术，这会不会是百里洲上的日常呢？
齐梁之时，刘氏家族出了一位由道入佛的人物——刘虬。《南史》说他精研《法华经》，在百里洲上注经讲法。同一时期，百里洲侧的私洲上，有一座等界寺。寺中有一位僧人，叫释法安。《续高僧传》说他本姓田，枝江人，年少时游学金陵，后来卒于枝江等界寺。他所在的寺院是在私洲之上，西望另一座沙洲，那正是刘虬注《法华经》的百里洲。
田姓，是南北朝时期蛮人的大姓，史不绝书。法安出身枝江，又在百里洲侧出家为僧，作为巴峡地区蛮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时距离刘凝之过去了数十年，一位精研佛学的刘姓后人，又和另一名可能有着蛮人背景的佛教僧人，隔水比邻，这和此前刘凝之与范侪的交游何其相似。
一座沙洲，把来历不一、身份不同的人编织进了同一个社会网络。道术与佛教，先后成为百里洲上两类人群——南阳侨姓与徙居蛮人展开文化接触、构筑人际关系的中介。百里洲地处江陵近郊，这里既有沙洲的隐逸，又有水路的通达；离荆州的政治中心不太近也不太远，不会缺衣少穿，也不会卷入荆州的动乱，恰是士族隐居与蛮人落脚两相适宜的地方。
在这个背景里回看《水经注》“白虎王君”，事情的轮廓会变得清楚一点点。
从西晋起，不断有新的蛮人从沮漳、巴峡来到百里洲及周边。这些新来的蛮人，与那支老群落恐怕不无关联，比如同出一地、同信白虎。与此同时，中原士族也来到了洲上，好道术，采药服食，与蛮人道士交游论道。东汉永元年间迁入百里洲的那支“南郡蛮”后裔，已经做了百年的“荆州民”，可身份标识上仍然是“白虎王”，那个带着蛮人烙印的名号。洲上来了新的蛮人邻居，也来了华夏士人邻居。两类人之间以道术、佛教为中介，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交网络。老的群落生活在这个网络中，比邻而居，气类相通，日复一日地交往、共事，或许也会通婚。就在这样的日常接触中，一种新的身份意识恐怕慢慢生长出来了。白虎王的后代，开始把自己讲成王子香的子孙。
攀附当然需要一个情境。你得有值得攀附的邻居，有可以借取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一个人际网络托底，让一种新的身份被认可和被记住。百里洲上新的社会网络，不仅提供了这些，恐怕本身就是“白虎王”子孙最大的压力来源。当一名白虎王的子孙尝试和南阳刘氏在沙洲上论道修术时，他会发现“陈留王子香”，那个自汉魏以来就流传在陈留士人圈中的循吏故事，竟然可以成为一种凭借。
碑变成了庙，“白虎王”变成了“白虎王君”，“荆州民”变成了王业“子孙”，我们在第一节看到的这三个变化，至此或许有了着落。那群“子孙”恐怕不是别人，正是永元年间被迁到百里洲的那支“南郡蛮”后裔。他们在制度上成为编户齐民，用了百年；在认同上成为王子香的子孙，又用了两三百年。前者的推力是军事征服和行政编户，后者的推力是社会重组与文化接触。两种力量的先后叠加，这些人们才完成了从白虎王后裔到王子香子孙的转身。
尾声
故事还有一些余响。
时间又过去数百年，到了唐代的开封府雍丘县，也就是王业的故乡汉朝陈留郡雍丘县，又出现一座“白虎墓”。围绕这座墓，还出现了一群自称“白虎王氏”的人：“王业，字子香，雍丘人。为荆州刺史，有惠化。卒于枝江，有白虎夹柩送归，因此号之。今子孙号为白虎王氏。”贞观十九年十月，一个叫作孔业的人死在自己洛阳的宅子里。他生前做过隋朝的河南郡守、王世充帐下的骠骑将军，但最出人意料的反而是他的夫人。她没有名字，墓志只说她是“白虎王氏”，某州刺史王高之女。
他们是王业的真正血裔吗？王业的血裔在枝江已属可疑，在陈留的血脉竟然又和白虎交织在了一起。枝江白虎王的故事，经由《陈留耆旧传》在陈留士人圈中流传数百年，到了隋唐郡望制作的风气中，被一支王氏人群拾起，织进自己的谱系。这与“南阳白水张氏”的虚拟郡望如出一辙。可白水至少是南阳一条真实存在的河。
如果说“白虎王”在陈留的主题是攀附，在故事的原发地百里洲，白虎王君好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每舟船上下，能为风涛，至有牛羊之祷，积骨如山。三峡行船，从来艰险。从江陵放船西上，第一天还能见“潮平两岸阔”，越往夔门走，江面越窄越弯，水势越急。大小礁石在江心突兀而起，漩涡在船头打转。下行容易，上行极难。过了百里洲，就快进入峡江了。可能正因如此，百里洲上的白虎王君庙，才成为船夫水手们“牛羊之祷”的一个场所。
一只“白虎”，从巴郡、南郡的山里走出，途经枝江的沙洲，最终卧在一支王氏家族的谱系里。枝江白虎王之碑，就像一座垒叠着层层身份的无言山丘。谁是白虎？谁又是白虎子孙？谁是白虎王？谁又是白虎王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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