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凌晨，电话铃声在昆明警察局政保科值班室里尖锐地响起，李志正抄起话筒，只听对面传来一句：“徐远举还没影子，卢主席发火了，马上行动！”一句话，敲响了城市清剿特务的发令鼓。
深夜的北门大街冷风直灌，几盏路灯摇晃。前一天，卢汉宣布起义，机场十三架从南京直飞的C-46运输机全部被扣，机上官吏惶惶不可终日。机场封了口，天上也飞不走，他们只能向市区漫灌。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同为少将的周养浩，还有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四人各怀心思，像受惊的耗子一样往民宅和旅馆里钻。
李志正这一夜从档案室一路翻到值班台，脑子里只剩一句话：务必要在天亮前把四个将军级特务钉死。昆明城里有两个人最值得怀疑——朱家才和周百先。一个是省保安司令部总务处长，一个是警察局刑警大队长，两人都与军统暗通款曲。李志正心里清楚，若不先抓住这根线，徐远举就像沙里漏针，再难寻得。
天刚破晓，他先叫六分局包围了太和街皇后饭店。郭旭、成希超两位“内务大员”住在楼上，平日里嚣张得很，这次却连枪都没摸，门一踹开，两个人举手投降。黄秉新只用了一墙之隔的距离，干净利落就把二人带走，连动静都没闹大。
郭、成一入网，徐远举的藏身之处也浮出水面。朱家才被请进办公室，卢汉署名的手令摆在他面前。朱家才愁得揉手：“老长官让我抓兄弟，我哪儿下得去手？”李志正话不多，只提醒他一句：“这时候犹豫，日后可不好交代。”对方想了半天，提出“把人骗出来送往武定”的折中法。李志正答应，却悄悄调来便衣把朱宅围得水泄不通。
两个小时后，一辆黑色轿车溜出大门。车窗里，一个戴呢毡帽、穿蓝布大衫的中年人低着头。警棍一横，汽车被逼停。李志正迈步过去，徐远举抬头，脸色煞白，喉咙里蹦出一句颤音：“张群在哪？我要见他！”回答他的，是搜身时冰冷的手铐。身上连袖珍手枪都没找到，说明这位“西南剑客”早已认清形势，宁可弃械保命。
徐远举落网的消息很快送到卢汉案头，长官只淡淡地说：“周养浩还没到？”电话线另一端的怒火烤得李志正满头汗。机场那边，周养浩像人间蒸发，花名册上甚至查不到。李志正索性亲自出马。他带四名枪法最好的警长直奔巫家坝机场，先把所有“姓周的”集中，又让五十名警察分散大喊：“周主任，长官找您！”这种土办法，说来土，却专治心虚。半小时后，一个裹着海灰色棉袍、下配黄呢军裤的男人被拖了出来，正是周养浩。
“你们是谁？口令！”周养浩试图摆谱。李志正看着他，忽然笑了：“口令？今天不需要，你跟我们走。”周垂下头，什么也没说。押解回城途中，因遭遇起义部队与守军交火，吉普车被弹孔扎成筛子。李志正掏枪顶在周的后腰：“跑就地解决。”周养浩缩在车座下，毫无往日凶悍，直到被步行押进城里，还不敢抬眼。
至此，四名特务将军悉数到案。更有意思的是，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自己“把兄弟都交了出来”，挨了他们一顿揍，言下之意他是立功者。可李志正的回忆却显示，沈醉当时尚在犹疑，这几位早就被警察排查盯牢，与他供出地址并无必然联系。这种“真相”上的分歧，折射的正是旧时情报圈内的自保本能：谁都想把责任推远一点，再给自己编一条看似光彩的退路。
对比警方笔记与军统旧档，徐、周两人自投罗网的细节大体吻合——他们轻车简从，或匿于豪宅，或自锁机库，希望混过风头再伺机南逃。遗憾的是，昆明警察对市区路口熟得很，给他们留下的也就半天自由。成希超被捕那刻，手里还拎着一只小皮箱，里面除了一套换洗衣物，就是几封来不及烧毁的电文；郭旭则不停与前台吵嚷，问为什么房门忽然打不开，结果迎来的却是冰冷枪口。
当晚的市警察局拘押室灯火彻夜未灭。四名身着将官服的特务并排坐在长条凳上，头上汗珠直滚。有警士小声嘀咕：“平日里呼风唤雨，如今咋这副德性？”话音不高，却让人心里发凉。特务们互相瞥一眼，谁也不敢接茬。对面一排荷枪实弹的警察，表情冷硬，不带一丝情面。
跳出个人恩怨，审问材料透露出更要命的信息：军统原打算把昆明当作中转站，整编队伍、接应南京旧部，再由飞机转进越南，乘船赴台。卢汉的突然起义，让这条通道瞬间断裂，四名将官成了惊弓之鸟。若非云南地方势力当机立断、快速合围，西南局势难以如此平稳交接。
回看整个过程，抓捕工作听上去更像一场“心理战”。对朱家才、周百先先交心再亮刀；对周养浩，以喊话诱出本尊；对郭旭、成希超，趁其尚在旅馆整理行装时一并收网。这些细节说明，警察系统对市内暗流并非毫无准备。李志正后来谈起此役，连称“没开一枪，也是枪口背后的备课彻底”。
唐突之中，也显出国民党特务网络在云南的羸弱。表面上是“剑客”“奇兵”，其实离开电台、经费和上峰庇护，很快就失去抵抗意志。再对照此前在渝都、南京呼风唤雨的岁月，人物命运的急转直下令人唏嘘。革命洪流滚滚而来，个人的身手、甚至胆识，都不及大势沉浮。
李志正事后补记：“人各有志，但若站错队，越到最后越寸步难行。”这句评语简单，却道尽当时许多旧军统成员的窘境。抓捕结束第三天，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宣布：四名特务将军由军法处羁押，待中央派员处理。至此，昆明街头恢复平静，零星枪声也归于沉寂。
坊间曾流传各种传闻：谁供出了谁，谁在牢里挨了耳光。史料对照，才发现风声鹤唳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先铺开的警网和卢汉强硬的手令，而非某位囚徒的“将功折罪”。这段插曲不仅为1949年底的云南起义添上一抹戏剧色彩，也揭示了情报战里最冷峻的规则——速度、情报、胆识，缺一不可，掉链子就是灭顶之灾。
逮捕的那几天，昆明市面虽然紧张，却没出现预想中的大规模骚乱。街角茶馆的老先生们后来议论：“原来那些凶名在外的特务，也不过如此。”警察们对此心知肚明：如果当时任由民团搜捕，或许场面更血腥，未必能有完整的战俘。卢汉与李志正的办法，既保存了城市秩序，也为日后和平交接赢得了时间。
夜色终散，滇池边泛起鱼肚白。李志正摘下军帽，在走廊尽头透口气。外间传来脚步声，曾恕怀拍拍他的肩膀说：“这一仗，警察局立了头功。”他没有多话，只用力点头，阳光照在地面，折射出金红一片，一座城市的转折，就在这不足四十八小时的暗战里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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