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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窗口的法官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很快。她翻了翻周远递过去的材料,抬头看了林晓月一眼。

“你是原告?”

“是。”

“你起诉你父母?”

“是。”

法官又看了她一眼,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评判,更像是确认。确认这个坐在对面的年轻女人是真的想好了要走这条路。

“材料基本齐全。”法官在电脑上敲了几下,“先立案,七个工作日内会有承办法官联系你们。回去等通知。”

周远道了谢,林晓月也跟着说了声谢谢。两个人走出法院大门,外面的阳光很刺眼,林晓月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

“接下来就是等。”周远说,“这期间你该上班上班,该生活生活。法院那边有什么进展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

“还有,”周远犹豫了一下,“你父母那边,如果他们还来找你,尽量别起正面冲突。案子到了法院,法官会主持调解,到时候能调解解决最好,省时省力。”

林晓月点了点头,没有多说。

回到公司已经快十一点了。她刚坐下,手机就震了——是表姑打来的。她没接。表姑又打了两个,她也没接。然后表姑发来一条微信语音,她犹豫了一下,点了播放。

“月月啊,表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表姑的声音带着那种长辈特有的语重心长,“你舅那事确实做得不对,但你也不能这么绝情啊。你妈都住院了,你还不去看看?你爸一个人在医院照顾,你当女儿的不去替换替换?你挣钱再多有什么用,亲情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听表姑一句劝,去医院看看你妈,跟你舅道个歉,一家人坐下来好好商量,总比你一个人在外面硬扛强。”

林晓月听完,把手机放下,没有回复。

她不是不想去看母亲。昨天她去过了,今天本来也打算下班后再去一趟。但她去不去医院,跟舅舅道不道歉,这是两件毫无关系的事。在表姑的逻辑里,她去看了母亲,就意味着她应该跟舅舅和好;她跟舅舅和好,就意味着她应该撤销举报、拿出钱来帮舅舅还债。这一连串的“应该”像一根锁链,一环扣一环,把她牢牢地锁在那个她拼命想挣脱的牢笼里。

她不打算再进去了。

下午两点,她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林晓月,我是经侦支队的李警官,关于王建国涉嫌骗贷一案,需要你配合调查。请于本周四上午十点到经侦支队做询问笔录。

她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她给周远转发了这条短信,周远回复说周四陪她一起去。

下午四点半,她提前下班去医院。母亲还住在原来的病房,但气色比昨天好了很多,能坐起来自己喝水了。父亲不在,说回家拿换洗衣服去了。

林晓月把一袋水果放在床头柜上,在床边坐下。

“医生说什么时候能出院?”她问。

“明天。”母亲的声音还是很虚,但比昨天有力气了一些,“做了心脏彩超,没啥大问题,就是血压要注意。”

“那就好。”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母亲看着窗外的天,林晓月看着母亲的手——那只手上还扎着留置针,胶布下面的皮肤有一块青紫。

“月月。”母亲忽然开口。

“嗯。”

“你舅今天来了。”

林晓月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什么时候?”

“上午。你爸刚走他就来了。”母亲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他哭了。说你真的要告他,说银行那边已经立案了,说他可能要坐牢。”

林晓月没有说话。

“他说他想见你一面。”

“他见我干什么?”林晓月说,“让我撤诉?让我去银行翻供?妈,你觉得可能吗?”

母亲摇了摇头,不知道是在回答“不可能”,还是在表达别的意思。

“我没答应他。”母亲说,“我跟他说,月月的事我做不了主。”

林晓月看着母亲,有些意外。这是母亲第一次在她面前说“我做不了主”这种话。以前母亲永远都是“你必须”“你应该”“你不能”,从来没有“我做不了主”。

“妈,”林晓月的声音放低了一些,“舅舅的事,你真的别再管了。他自己闯的祸,他自己承担。你跟爸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母亲没有说话。她转过头,看着林晓月,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出来。

“月月,妈问你一句话。”

“你问。”

“你是不是……恨妈?”

病房里的空气好像突然凝固了。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变得格外清晰,一下一下的,像心跳,像倒计时。

林晓月看着母亲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脆弱。不是以前那种带着勒索意味的眼泪,而是真真切切的、一个六十岁女人对自己一生的怀疑和恐惧。

“不恨。”林晓月说,“但很累。”

母亲的眼眶又红了一些,但眼泪还是没有掉下来。

“妈知道。”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妈知道这些年委屈你了。”

林晓月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句话。这句话她等了太多年,等到它真的来了的时候,她反而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什么语气、什么态度去接住它。

她从果袋里拿出一个橘子,剥开,递给母亲。母亲接过去,掰了一瓣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甜吗?”林晓月问。

“甜。”母亲说。

两个人又沉默了,但这次的沉默不像之前那样沉重。病房里的空气好像松动了一些,像是一扇关了很久的窗户被推开了一条缝,有风吹进来,虽然不大,但足够让人喘口气。

林晓月在医院待了一个小时,等父亲回来了才走。父亲看到她,表情有些复杂,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是说了一句“开车慢点”。

她点了点头,走出病房。

走廊里,她遇到了一个人——舅舅王建国

王建国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低着头,双手交握在膝盖上,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到是林晓月,猛地站了起来,脸上的表情在瞬间变了好几次——惊讶、慌张、心虚、讨好,最后定格在一个让她说不清是可怜还是可憎的笑容上。

“月月。”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刻意的卑微,“舅舅等你半天了。”

林晓月停下来,看着他。三天不见,王建国像是老了十岁。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眶深陷,嘴唇干裂,身上的夹克皱巴巴的,领口有一块明显的油渍。

“你怎么在这?”林晓月问。

“来看你妈。”王建国说,“顺便……想跟你说几句话。”

“说吧。”

王建国看了看四周,走廊里不时有护士和病人经过。他压低声音:“月月,舅舅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去银行那边说一声,就说你搞错了?舅舅保证,那笔钱一定还,一定还。你给我点时间,半年,不,三个月——”

“舅,”林晓月打断了他,“那笔钱已经被你输在澳门了。你拿什么还?”

王建国的脸白了一下,但还是强撑着笑:“月月,你听舅舅说,舅舅在澳门认识一个朋友,他说可以帮舅舅翻本,只要再凑五十万——”

“你还要去赌?”林晓月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王建国的耳朵里,“你欠了八十万,还要再去借五十万去赌?舅,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该陪你去死?”

王建国的笑终于挂不住了。他的脸抽搐了几下,嘴唇哆嗦着,像是在找什么词来反驳,但一个字都找不到。

“月月,”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你就不能看在舅舅小时候抱过你的份上,放过舅舅这一回?”

“我放过你,谁放过我爸妈?”林晓月说,“他们的房子被你做二押了,你知道吗?他们的退休金账户被银行划扣了,你知道吗?我妈住院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你的事把她气成这样的,你知道吗?”

王建国往后退了一步,撞到了长椅的扶手上,差点摔倒。他扶着扶手站稳,脸上的血色全没了,只剩下一种近乎透明的苍白。

“舅舅知道错了。”他的声音变成了气音,“月月,舅舅真的知道错了。你给舅舅一次机会,就一次——”

“机会不是我给的。”林晓月说,“是法律给的。你去跟法官说,去跟银行说,去跟你自己说。我做不了你的主,谁也做不了你的主。”

她说完,从王建国身边走过,头也不回。

身后传来王建国的声音,带着哭腔,一声一声地叫着“月月”,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狗在哀嚎。林晓月没有停,脚步越来越快,走过走廊,走过护士站,走进电梯。

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王建国的声音被隔绝在外面。

电梯里只有她一个人。她靠着电梯壁,抬起头看着楼层数字从三楼跳到一楼。叮的一声,门开了。她走出去,穿过医院大厅,推开门,外面的风吹在脸上,凉凉的,带着四月的泥土和花草的气息。

她深吸一口气,走向停车场。

周四上午十点,经侦支队。

林晓月和周远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二十分钟到。经侦支队在市公安局的副楼,一栋灰白色的建筑,门口挂着国徽,气氛严肃。他们在大厅等了十分钟,一个穿警服的年轻警察带他们上了三楼,进了一间询问室。

询问室不大,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台摄像机。林晓月和周远坐在一边,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出头的警官,姓李,国字脸,说话不紧不慢。

“林晓月是吧?”李警官翻开面前的笔记本,“你举报王建国骗贷的事,我们做了初步调查,有些情况需要跟你核实一下。”

“好。”

李警官问了她一系列问题:什么时候发现担保合同的?怎么查到公司注销的?父母签合同时知不知道公司已注销?有没有证据证明王建国用这笔钱去了澳门?

林晓月一一回答,周远在旁边补充法律意见。询问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最后李警官合上笔记本,说了一句让林晓月心里踏实了不少的话:“初步调查显示,王建国的行为确实涉嫌骗取贷款罪。我们会依法处理,有进展会通知你。”

走出经侦支队的大门,阳光很好,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

周远在旁边伸了个懒腰:“行了,现在就是等。银行那边会启动追偿程序,经侦这边会走刑事,法院那边也会排期。三管齐下,王建国这次跑不掉了。”

林晓月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你还好吧?”周远看了她一眼,“这几天事情太多,别把自己累垮了。”

“还好。”林晓月说,“就是有点困。”

“回去好好睡一觉。”周远拍了拍她的肩膀,“接下来还有硬仗要打。”

林晓月笑了笑,没说什么。

她开车回到公寓,洗了个热水澡,换了睡衣,拉上窗帘,把自己裹进被子里。手机放在床头柜上,调了静音。她闭上眼睛,黑暗中,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这些天的一幕幕——深夜的担保合同、母亲跪在大厅里的画面、舅舅在走廊里哀求的样子、父亲坐在病床边疲倦的侧脸。

她想睡,但睡不着。

那些画面太清晰了,清晰得像刀子刻在脑子里一样。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深呼吸。一次,两次,三次。慢慢地,脑子里的画面开始模糊,意识开始下沉,像一块石头沉进深水里,越来越深,越来越安静。

她终于睡着了。

这一觉睡了将近十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周五早上六点半,窗帘外面透进来灰蒙蒙的光。她拿起手机,屏幕上堆满了未读消息——工作群的消息、周远的消息、表姑的消息、二姨的消息、还有几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

她没有点开那些亲戚的消息,直接划掉了。

周远的消息她点开了:法院来通知了,下周三下午两点,诉前调解。你父母那边应该也收到了传票。

她回复:收到。

然后她打开工作邮箱,处理了十几封邮件。七点半起床,洗漱,换衣服,吃了一个苹果当早餐,然后出门上班。

生活还在继续。工作还要做,班还要上,案子还要打。她没有时间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周一中午,她接到父亲的电话。

“月月,法院的传票我们收到了。”父亲的声音很低,像是在刻意压低音量,“你……真的要告我们?”

“爸,不是告你们,是确认债务归属。”林晓月说,“这件事必须走法律程序,否则舅舅那笔债会一直挂在你们头上。到时候银行划扣你们的退休金,拍卖你们的房子,你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妈哭了。”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她说她不想上法庭。”

“我也不想。”林晓月说,“但有些事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必须做的问题。”

又是一阵沉默。

“周三下午两点,区法院。”父亲说,“我们……会去的。”

“好。”

林晓月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周一的中午,写字楼外面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有人匆匆忙忙地赶路,有人站在路边抽烟,有人举着手机在打电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烦恼,自己的故事。

她收回目光,打开电脑,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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