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架装载五十箱大洋的飞机坠毁，村民争抢财物，却因此付出惨重的生命和健康代价
1949年5月24日午后，湖南凤凰县城里忽然流出传闻：“一笔大钱掉在山里了。”当时的银元仍是硬通货，米面、盐巴甚至枪支，都用它定价。对盘踞当地的大小武装来说，十万块银元可养活一个团半年，谣言足以令人心跳。
真正的消息源头在空中。广东调出的C-46运输机自芷江起飞时装了50只木箱，每箱重60公斤，里头全是银元，准备送到凤凰发放给陈渠珍系统里的城防队，以取代已经严重贬值的法币。机上除两名美国飞行员外，还有三名负责押运的宪兵，财政部稽核员带着妻儿同行。飞到维新乡西北上空时，机身突然震动，左侧发动机冒火，三分钟后折翼坠入林间，碎片和银块四散。
原因并不神秘。事后检验，发动机罩上有数枚7.9毫米弹孔。宪兵互相扯皮，“不是我！”、“明明是你先抢枪！”调查组推断，多半是押运途中内讧，企图先动手者直接打穿发动机，难逃空难。机毁人亡的同时，银元像撒豆成兵，滚落山沟。
那夜，附近农户循声而来，先是发怔，随即弯腰捡拾。有人用斗笠当兜，有人拎着破竹篮，越装越满。“快点，再慢就被人抢光！”一个老汉急促地催儿子，这是文中第一次对话。不到天亮，地面便已被翻得乱如蚂蚁窝。
黎明后场面升级为械斗。维新乡乡长欧文章赶到，带着十几条汉阳造，喝令村民交出银元；邻乡乡长吴有凤也冲进来，双方枪口相对，火药味浓重。陈渠珍派出的城防队上午抵达，人数虽不多，却用迫击炮和重机枪把两拨人压了下去。欧文章垂头丢下一句话：“乡亲们要命还是要钱？”这是第二句对话。
银子究竟属于谁？长沙省政府在25日早晨接到电报，内容只有六个字：“银圆十万失踪。”省城会计处计算后大吃一惊——这笔钱占当时湖南一个月盐税的一半。指令旋即下发：务必找回。陈渠珍趁机发出“临时征银令”，规定每户必须在五天内缴交80块大洋，少一块以逃兵论处。军号声加上皮鞭声，乡村空气里夹着焦土味。
交不出钱的农户开始外逃。短短一周，维新乡户籍名册缩水三成，青壮年顺着沅水溯流往贵州走。田地抛荒，六月秧苗黄死。吴有凤见风不对，悄悄把截获的两箱银元埋在祖坟后，也拔营跑路。调查组后来掘开那片山坡，只刨到零星碎银，坟堆却被翻得面目全非，场景令人唏嘘。
6月初，南京保密局两名调查员抵达失事地点。当晚土屋里点着汽灯，调查员开门见山：“发动机上的弹孔解释不了？”陈渠珍摇头，“我只管收银，不管死人。”这是第三句对话。调查记录显示，现场总共回收不到三千块，剩余八万多去向成谜。
7月，省政府再次催缴，无奈已无可搜之人。兵荒马乱中，跌价的法币换不到粮，陈渠珍手握的银元反而成了筹码。他一面象征性地交回几千块，一面秘密联系中共地下交通员。8月初，他把部队带到沅江边举旗，宣布“服从人民解放军统一指挥”。起义书稿递上去时，他四十八岁。
银元的最终下落众说纷纭，有人说被他换成了军饷，也有人说沉在沅江深潭。维新乡则留下空荡村舍和半截残机，雨季来时闪着锈色。当地老人口口相传的，却是另一层记忆：为了几块大洋，多少人丢了田、丢了命，闹得家破乡空。乱世里，财富本想喂养权力，结果连权力自己也被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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