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在家里发现长辈留下来的银元，人们大多关心的是收藏价值有几何，很少有人知道其中有些版别，是新中国后铸造的。
按说第一套人民币在1948年就发行了，怎么银元还继续流通？这就要说到“老蒋”带来的一个后果了。
自民国初期袁大头发行后，因89%左右的稳定含银量，迅速取代大多数货币，和清代龙洋、外国鹰洋等一起，成为老百姓心中购买力最稳定的“大洋”。
民国修复上色老照片（纸币如废纸）
这就是“银本位”，一块大洋能换数百枚辅币铜元，够一家人买米、买菜再加上肉能吃好几天，省着点花甚至够一个人吃整月。
然而，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一心想把白银货币换成纸币，后来的事情学过历史的都知道了。
刚开始还行，100法币能买两头牛，然后变成两条鱼、两个鸡蛋乃至于1947年只能买盒火柴，最后更是沦为废纸。
再就是“金圆券”，发行没多久拿麻袋装钱都换不来一顿饱饭，更是把民国纸币的信誉彻底败光，没人敢信了！
民国数银元的人
在老蒋强行掠夺民间财富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悄悄使用回了银元，尤其边疆地区：黄金、白银哪怕是外币都行，就是不要民国纸币，形成了一种固有认知。
所以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是一个被严重创伤的“信用废墟”。
既然一时半会很多人都不接受纸币，那就继续让银元过渡吧，尤以袁大头最知名。
其实民国时期就铸造过“苏维埃”版袁大头（加盖戳记），1948年在东北、1949年在上海也都铸造过普通版，但新中国后为稳定边疆，铸造的数量那是相当的多。
三角圆版（红圈标注特点）
上海造币厂为此设计了三套模具，1951年沈阳造币厂和成都造币厂都开始批量生产，正面人像和背面花纹几乎没有区别。
只是细节上被分为三角圆版（“圆”字三角封口），还有O版（嘉禾花结处隐藏极小的“O”形暗记），袁像的肩章、领口经过修饰也更清晰。
别看是新铸造的，它们如今的收藏价值不输于民国版别，甚至有些因工艺精美含银量稳定，价值更高（品相完整无瑕疵）。
这些银元，大多供应东北、西南边疆，尤以成都造币厂累计铸造数百万枚，主要为支援西藏解放、康藏公路（现川藏公路）建设而铸造。
“O”版袁大头
1950年，国家决定修一条从雅安到拉萨的公路，要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雪山。
要跨过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十多条大江大河，当时全长达2412公里。
没有公路之前所有的物资都靠人力运送，如此恶劣的条件，在开工之前，有外国专家听说了这个计划，笑了，说这条路300年也修不通。
可他们太小看了人民解放军的意志力！
战士们在悬崖悬空施工（图片资料来源“新华网”）
11万筑路军民，他们初期没有一台挖掘机，没有一台推土机，一双手加上铁锹、钢钎、镐头、藤筐等“土工具”，就是全部家当。
在怒江边的悬崖上，战士们把绳子一头拴在崖顶的树桩上，一头拴在自己腰上，悬在半空中打炮眼。一锤下去，火星子溅到脸上烧出一个泡，人疼得龇牙咧嘴，手里的锤子还不能停。
下面的怒江水声如牛吼，掉下去连人都找不到。
再比如雀儿山平均海拔5000多米，含氧量低，战士们白天干完活，晚上住的是帐篷，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连水都烧不开。饼干冻得像铁饼，咬一口硌得牙疼，甚至有人晚上睡着就再也没有醒来。
1954年12月汽车首次开进拉萨
整条公路修了4年8个月，于1954年12月25日正式通车，据统计有3000多人牺牲在沿线（含后续养护），平均每公里牺牲超过一个人！
读了这段历史，才知道新中国初期有多不容易，有了这次的经验，后来又修了成都至拉萨差不多长度的“南线”。
那银元在这中间起了什么作用？不夸张地说，当时袁大头才是主流货币！
从四川等地纯人力运输物资成本太过高昂，那就只能从当地买物资、青稞、酥油、骡马等，当地人不认纸币，包括从周边国家购买物资，也是银元最为好使。
而且国家规定，雇佣民工都必须要足额足色支付银元。
1954年庆祝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典礼
时间久了，藏族民众发现解放军和以前那些队伍确实不一样，他们给的是真金白银。
信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越来越多的藏族民工主动来帮忙，有的赶着牦牛来驮物资，有的帮着找路翻山，有的直接拿起镐头上工地。
新中国后铸造的袁大头甚至都不够，还用了很多老银元，有人大致推算过，把花费的银元一枚枚铺开，差不多能从雅安铺到拉萨。
正式通车那天，不少藏族人第一次看到了汽车，看到了从内地运来的布匹、粮食、茶叶，不少人摸着车头热泪盈眶。
成都造币厂在1954年就停铸了新版袁大头，但银元一直流通到1959年才开始兑换人民币，到1962年西藏自治区正式禁止银元流通。
所以袁大头的“生命”，比很多人想象中还要长。
从一穷二白到今天的“岁月静好”，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牺牲者，青山埋的是骨，人心记的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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