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7日，华东野战军前指的一间土屋里灯光通明。案头那张密密麻麻的战区示意图上，刘伯承用铅笔圈出了一个并不起眼的番号——第一〇七军，军长孙良诚。此刻，席间众人都在谈论邱清泉、李弥这些“中央军”主力，唯独这支杂牌军被点名“务必争取”。参谋处一片讶异，直到刘伯承说道：“只要他点头，南线就能提前凿开口子。”陈毅附和：“抓紧去做，这是能少流血的机会。”
说起来，孙良诚的身世跌宕，比其部队番号更换还要复杂。1893年，天津塘沽，一个家道中落的旗人家庭迎来了这名婴儿。父亲原是清军哨官，给儿子取字“良臣”，憧憬延续武弁衣钵。青年孙良诚并无读书条件，二十岁不到已在乡间耕田放牛。正当他对前途迷惘时，冯玉祥在直隶招兵。身强体壮的他一脚踏入营门，自此翻开了命途的另一页。
西北军最讲究“敢死”与“能打”。孙良诚吃苦耐劳，冲锋在前，很快获冯玉祥青眼，改名“良诚”，寄望其忠诚。北伐期间，他从连长一路升至军长，甚至在“十三太保”“五虎将”名单中同时占据一席，风头无两。北伐胜利后，他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与“剿匪”总指挥，权势达顶点，可惜好景不长。
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西北军全面溃败，孙良诚也被时代的洪流抛向边缘。尝遍冷暖后，他怀揣着“重整旗鼓”的执念，四处奔走，苦无栖身之地。直到1933年，日军北犯，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旧部纷纷云集口外。孙良诚倾囊相助，被任命为骑兵挺进军军长，又在宣化抵御蒋系围剿。偏偏意志脆弱的老毛病暴露，他以“旧伤复发”为由退居二线，令冯玉祥大为失望。同盟军土崩瓦解后，他再度闲居。
岁月推着人走向选择。1939年，蒋介石发动“溶共制共”新策略，让失势军人自招新军牵制八路。孙良诚赶忙打出“抗日”旗号，在冀中募集数万兵马。此举既迎合了蒋介石“以杂制共”的心思，又为他自己攒下了资本。可“副总司令”的头衔只是一纸空文，补给被卡得死死的，每逢硬仗却要充前锋，他察觉再这么下去，非死即弃。
此时，汪伪政权伸出橄榄枝，“要钱还是要命？”对方话里不掩胁迫。孙良诚内心挣扎，参谋长当面掷地有声：“卖命可以，卖国不行！”然而枪杆子里出生路，部分心怀杂念的将校很快与日本人眉来眼去。1940年冬，一出“假俘虏”闹剧把一〇七军连人带枪悉数献给了日伪。从此，他披上了汉奸的外衣，辖兵三万，权势煊赫，却再也洗不掉耻辱的烙印。
日本战败，国民党急于把更多兵力拉回旗下。孙良诚自认立下“功劳”，以为能得高位，谁料只被汤恩伯敷衍地编为两万多人的暂编军。更糟糕的是，随即在苏皖与新四军交锋中损兵折将，昔日“铁军名将”一夜之间只剩区区数千人。失落之际，他转投桂系，换来一个虚衔，驻滁州疗伤。
就在各方势力的天平上反复摇摆时，淮海战役的战云密布。淮河以北，徐蚌线成为国民党生死攸关的栈道。蒋介石把邱清泉的第五军、黄百韬的第七军作为骨干，又将尚能作战的杂色兵团一股脑儿推上前线。一〇七军被编在刘汝明兵团右翼，任务是掩护津浦线北段。明眼人都看得出，那是个击溃即弃的炮灰位置。
信息部门很快将动向递到中原、华野联指，作战处评估：该军多为西北旧部，装备落后，士气不稳，军长本人有反覆经历。判断如果争取成功，徐州北大门将洞开。于是出现了会议室内那句暗示分量极重的低语：“这支要是能不战而降，最好。”
电报飞向前线。根据多年联络积累的线索，新四军地方武装与中共地下组织再次接触孙良诚。策反的线并未完全中断，核心人物正是他昔日爱将、已秘密入党的王姓师长。可是，孙良诚依旧开出高价——他要兵权在手、要“起义后仍任军长”。回电送至指挥部，气氛一时凝重。前线已进入围歼阶段，时间不等人。
有意思的是，就在僵持不决之际，形势骤变。1948年12月初，东线陈官庄包围圈收紧，一〇七军退路被截，补给中断。部下人心动摇，部分营连出逃。不久，孙良诚通过地方干部向我军递交“请谈判书”，却又暗中派联络员与徐州守军接洽，试图两边下注。
战场不等犹豫者。我军决心不再徒耗时日，各纵队合击之下，一〇七军阵地土崩。孙良诚见大势去，一面打出白旗，一面向刘汝明发电告急。结果刚被押解至后方，即要求赴敌营“劝降”。“放心，我去把老刘拉回来。”——这是他对押送人员抛出的承诺。谁知前脚到达刘部，后脚便将同行三名中共代表交出，彻底斩断退路。
这一折腾，蒋介石不但没有重用，反而将他以“存疑”名义软禁南京虎踞关。1949年春夏之交，国府崩撤，他被草草放逐上海，形同弃子。1951年，因汉奸旧案被群众检举，法办入狱，同年病死，终年59岁。
对比同为西北军出身的张印湘、董其武在关键时刻选择起义，孙良诚的人生显得格外唏嘘。屡屡站错队，关键时刻反复无常，使得他即便握有三万兵，也无法换来真正的安全。刘伯承、陈毅当年的“争取”指令，是出于减少牺牲、尽快突破淮海防线的军事考量；而当事人却被私欲蒙蔽，错过了一次改变命运的窗口。历史给过他机会，他没有抓住，这便是结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