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重型具装甲骑的“病态化”发展|乌桓|北魏|拓跋|羊侃|高欢|魏晋南北朝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来以其具装甲骑，即人马皆带铠甲的重型装甲骑兵闻名。这种人马皆带铠甲的装备和战法模式，实际上在东汉幽州突骑时，已有所发展，但其达到最终完善，则应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纵观这一时期，具装甲骑在装备和战法上的特点和变化趋势有二，第一为骑兵铠甲和战马马甲的日益重型化，第二为骑兵马槊的日益重型化。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

甲骑具装俑

具装甲骑对防护装备重型化的追求及其影响

总体而言，骑兵铠甲和战马马甲的日益重型化，秉承了自东汉幽州突骑以来，骑兵逐渐重型装甲化，以提升防御力、降低战损率的一贯趋势。但另一方面，这种不断追求骑兵装甲重型化的最终目的，已不再如同最早的西汉屯（突）骑，仅满足于装备铁甲以对抗匈奴骑射手，而进一步希望能最终获得足以对抗中原材官步兵所擅长的短兵肉搏、强弩射击的强大防御力。

这种骑兵不断追求重型装甲化的趋势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延至东汉末年，以幽州突骑为代表和发展潮流的中原骑兵（同时也包括隶属于东汉幽州突骑麾下，装备和战法与其毫无二致的乌桓、鲜卑突骑），尽管已通过对中原骑马步兵和游牧部落骑射手这两种不同装备和战法模式间的彼此权衡，找到了一个相对完美的平衡点，即东汉幽州突骑的装备和战法模式。但这种平衡点在实战中，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仍存在不善短兵肉搏、容易被强弩克制的短板，在诸如界桥战役这样的特殊战例中，被中原军队的精锐装甲步兵和强弩火力联手击败。

另一方面，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后的战乱中，大批拥有东汉幽州突骑血统或与其装备和战法类似的乌桓、鲜卑突骑，开始南下入侵中原，并与擅长步兵短兵肉搏和使用强弩作战的中原汉族军队发生冲突。在实战用的双马镫尚未发明和装备的情况下，这些乌桓、鲜卑突骑在无法提升自身短兵肉搏能力的前提下，只能寄希望于不断提升战马马甲和骑士铠甲的坚固程度，以对抗中原汉族军队的短兵肉搏和强弩射击。

另外，由于这一时期建立于北方的十六国及北朝各政权，大多为部落国家，其军队核心由本部落成员组成。处于其统治下的其他部落和汉人，虽在其部落强大时，会表示归附并随其作战，但在政治上的可信度，却始终堪虞。

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大多出于对本部落军队的倚重，以及对非本部落军队的不信任，在各部队的装备配给上，采取一种相当明显的倾斜性政策，即：

大多为本部落军队装备骑兵铁甲、战马具装，将其编组为精锐重型具装甲骑，负责督战和关键时间、空间点的集团冲锋；非本部落成员组成的杂牌军，往往只能充任装备较劣弱的轻装刀盾步兵，担负战损率较高的先锋陷阵、肉搏攻城等任务，实际上成为其发动战争的炮灰。

如公元450年七月，南朝刘宋文帝大举北伐，其中由西线出兵，进攻北魏弘农的宋将柳元景、薛安都，于当年十一月在陕城经过激战，击溃以突骑为主力的北魏军，斩杀北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此战后，原为河内汉人的北魏兵两千余人，向柳元景请降乞命。当柳元景责备其在战斗中为北魏尽力而本无善心投诚，并威胁要将其悉数处死时，这些北魏降卒向柳元景辩解，哭诉其不仅在前线遭到北魏军以骑蹙步、未战先死的残酷督战，而且家乡的父母老小亦被北魏扣为人质，一旦其在前线稍有怠战、逃亡嫌疑，便会遭遇灭门屠杀，故不得已才会为北魏军所裹挟。听过降卒哭诉后，柳元景这才接受其解释，未同意其部下诸将欲尽杀之的建议，转而以“今王旗北扫，当令仁声先路”为由，对这批北魏军的汉人降卒悉数释而遣之。

虽然柳元景此战获胜，但由于主力王玄谟军大败于滑台，刘宋此次北伐最终归于失败。不仅如此，此次北伐失败，还引发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借十月击溃王玄谟之余威，乘势大举南侵反攻。次年一月拓跋焘回军时，曾一度围困刘宋名将臧质所防守的盱眙城。在北魏军围攻盱眙城时，拓跋焘劝降臧质的信中，就有“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的字样。

由以上两例可见，当时的北魏军，的确如其所言，是由拓跋部的沙漠突骑，以及其他部落和民族的咸夏劲卒两大部分所组成。其中，不仅是北方汉人，甚至包括此前十六国时，曾入主中原、建立过政权的氐、羌、匈奴、丁零等部，在此时的北魏军中，亦和汉人一样，担任装备劣弱的轻装步兵，负责在全副武装的北魏拓跋部具装甲骑的监督下作战，甚至还要担负“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虏死者与城平”这种有去无回的自杀性作战，实已沦为北魏军的炮灰。

与之相应，这一时期以东晋、南朝军队为代表的中原汉族军队，在面对装备与战法继承自东汉幽州突骑的鲜卑突骑时，为了能对抗其突骑的正面集团冲锋战术，同时也为了在己方战马、骑兵来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原本就在数量、质量上处于劣势的宝贵骑兵的战损，也不得不采取不断提升骑兵铠甲、战马具装坚固程度的重型化改进。

加之由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西晋中央禁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的东晋、南朝，不得不依靠如北方流人、方镇、北府兵等相对而言编制并不正规，同时也不受王朝严密控制的军队负责其国防。在这一过程中，以上这些军队，实际上逐渐蜕变为效忠于带兵将领本人的部曲私兵。东晋、南朝的这些带兵将领，除了带领部队抵抗十六国和北朝军队南侵外，还不时卷入东晋、南朝的内乱中。为了在这种内乱外侮的夹攻中生存下来，乃至从中谋求更多经济利益和更高政治地位，这些将领亦不得不全心全力依靠和信任自己属下的部曲私兵，并将其作为自己参与征战的重要本钱。

这种将领对部曲私兵的重视和信任，必然导致其在治军过程中，对最亲信的部曲私兵，采取某种程度的装备政策倾斜，如尽量将较精锐的骑兵，划归自己部下；或将尽可能多的战马，配备给自己麾下的步兵而使其骑兵化；又或尽可能地将部下骑兵装备为具装甲骑，以提高其战斗力并降低其战损率，等等。

这样一来，在东晋、南朝军队中，承袭自东汉的、以精锐重型具装甲骑搭配轻装刀盾步兵的建军模式，自然在将领个人政治野心的不断催化下愈演愈烈，使其骑兵装甲愈重而步兵愈弱（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一时期南、北朝军队虽然在战场上对立，但其军队的装备和战法模式，其实非常类似，都是以少量值得信任的精锐重型具装甲骑，搭配大批作为辅助作战力量的轻装刀盾步兵；其不同之处，不过在于北朝军队中骑兵比率更高，而南朝军队步兵由于配备了强弩和战船，战斗力相对较强罢了）。

但是，这种对具装甲骑不断重型装甲化的努力，最终却并未达到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即便采用金属取代皮革，制作战马具装、骑兵铁甲，即便对骑兵铠甲和战马具装再予以重型化，增加其防护面积和防护效果，但由于骑士和战马的负载重量有其上限，加之骑兵本身存在机动力要求的下限，这种对具装甲骑的重型装甲化改造，就必然存在一个限度。

既然存在这样的限度，那魏晋南北朝的具装甲骑，就不可能发展成现代坦克那样的存在。在这个限度内，魏晋南北朝具装甲骑的重型装甲化，却还是无法达到其希望能达到的目标，既无法抵御步兵重型强弩的火力，也无法抵御骑兵穿刺类长兵器的集团冲锋威力，更遑论抵御步兵的近身短兵肉搏能力。

面对这种装备和战法模式进化上的困境，魏晋南北朝的具装甲骑也并非没有试图另辟蹊径，寻找重型装甲化以外的发展途径。其在抵御同为骑兵所倚仗的穿刺类长兵器和正面集团冲锋战术的方面，也曾作出过努力。这种努力，便是这一时期具装甲骑装备和战法模式特点与变化趋势中的第二点，即对于骑兵马槊的不断加长化、重型化。

列阵中的甲骑具装俑

矛与盾的消长：魏晋南北朝骑兵马槊的加长化与重型化

即便再对骑兵铠甲、战马具装予以金属、重型化改造，但其防御力却仍旧不足以抵挡利用战马庞大体型和高速冲击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那么具装甲骑在发动正面集团冲锋中，在遭遇与己同为具装甲骑的敌方骑兵时（由于这一时期，各政权的军队，均极倚重具装甲骑的正面集团冲锋战术，因此这一时期的战争，最终往往演变成双方均以具装甲骑，互相进行正面集团冲锋的场面），为了避免双方同归于尽，具装甲骑就不得不通过增加自身所装备的穿刺类长兵器即马槊的长度和重量，来增加自身攻击距离和刺杀威力，以便在双方均以具装甲骑进行正面集团冲锋时，达成先敌刺杀，用这种以攻为守的方式，来降低自身在正面集团冲锋中的战损率，力求以此击溃敌军前锋的具装甲骑，进而击溃敌军整个阵形。

这样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骑兵马槊便呈现出一种不断加长、重型化的趋势。

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的著名勇士——陈留公拓跋虔，其人便以所用马槊尺寸之长、分量之重闻名于世。史称其槊并非常规批量制作的一般凡品，而是根据其特殊要求，量身定做的逸品。也正是由于其槊大称异，以致北魏后代在代京武库常存之以为纪念，名之为桓王槊。

如此长大的重型马槊，在拓跋虔的作战中，对使用者亦有利有弊：

一方面，长度、重量皆超过一般凡品的桓王槊，在作战中的确提供了巨大而恐怖的杀伤力。史称拓跋虔使用此槊作战时，往往可以达成临阵时以槊刺人后贯而高举这种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威力。

另一方面，也因为桓王槊实在太长、太重，以致拓跋虔本人在需要换用弓箭进行远射杀敌时，无法兼持马槊。所以其不得不采取先以一手顿槊于地，然后驰马伪退的战术，以便腾出双手，在引诱敌军惊异于桓王槊之巨大而上前争取却不能拔出之际，再回马引弓射击，一箭射杀二三人。待意图夺取桓王槊的敌军被击杀后，他才令从者取槊而去。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拓跋虔的处置方式，并非自己上前亲手拔取桓王槊，而是同样要依靠旁人协助。由此可见，之前拓跋虔以一手顿槊于地，以致敌军引不能出，并非全靠自己的出众膂力，而同样颇为依赖桓王槊本身的惊人重量。所以，即便是能使用此槊的拓跋虔本人，对于被自己插入地下的桓王槊，在战阵急切间，恐怕同样也是引不能出。故其才不得不在战事稍定后，再令部下将桓王槊回收。否则，其人恐怕断然不肯让特地为其量身定做的独门兵器，离手时间如此之长。

以上摘自《魏书》中的记载，虽然不免对拓跋虔的力大无穷、勇猛善战多有溢美，不可尽信。但其对于拓跋虔在装备和战法上的描述，实际上却证明了：在当时的作战环境中，即使是拓跋虔这种能使用一般人无法负担其重量的重型马槊的超凡勇士，也已无法做到在持有马槊的同时，再弯弓搭箭实施骑射战术。所以其才不得不临机应变，采取先顿槊于地，再驰马佯退，最后回马引弓的战术。

由此可见，当时骑兵马槊的加长、重型化，已开始呈现出一种逐渐逼近，甚至超过绝大部分普通士兵体力所能承受合理范围的趋势，从而开始破坏十六国时期骑兵那种“上马持三仗”“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鞬服，左右驰射而走”的战术动作连贯性。

到了南北朝末年，这种骑兵马槊不断加长、增重的趋势更是愈演愈烈。如公元543年，东西魏邙山会战时，史称决战前夜，东魏军中有军士因盗杀驴而犯军令当死，主将高欢以临阵斩将为忌，故决定暂缓，待还师并州后再行处决。结果此军士当夜逃奔西魏军，并密告高欢本阵所在，以致西魏军在次日决战时识破高欢旗鼓，募三千勇士为先锋，以西魏名将贺拔胜为统领尽锐来攻。

结果在西魏军精锐的猛攻下，高欢本阵溃散，高欢本人也陷入堕马步走的窘境，部将赫连阳顺下马授之，与苍头冯文洛扶上俱走，从者仅步骑六七人。祸不单行的是，西魏军先锋贺拔胜在追击时，适与高欢相遇，贺拔胜遂大呼：“贺六浑，贺拔破胡必杀汝也”，继而以十三骑追击高欢，贺拔胜本人甚至一度持槊追高欢数里，锋刃垂及之，几乎将高欢击毙。

幸而在其马槊将刺中高欢之际，日后成为北齐名将的东魏将领段韶，先一步从侧面横射，击毙贺拔胜战马。而待贺拔胜重新获得后继的预备战马时，高欢已然逃出生天。此时，战前决定采用短兵交锋的贺拔胜，才后悔莫及地叹曰：“今日之事，吾不执弓矢者，天也！”

按贺拔胜武艺超群，在当时天下英雄中屈指可数，并非不善骑射，仅长于以马槊杀敌。其所叹不执弓矢，亦非其不善为战备，忘记携带弓箭。恰恰是由于西魏军在会战前，已通过情报工作，侦知敌军主帅本阵所在，故原定作战计划，便是欲以西魏具装甲骑军团的正面集团冲锋战术尽锐来攻，对东魏军实行斩首作战。

以当时骑兵马槊的尺寸之长、分量之重，即使如贺拔胜般英雄无敌，也已不能再与弓箭兼带。故西魏军此战，为提升突袭高欢本阵的成功率，遂决定三千先锋全部弃用弓箭，欲以重型马槊和正面集团冲锋战术一决胜负。殊不知结果虽然如其所料，西魏军先锋的确凭借重型马槊和正面集团冲锋战术，成功击破高欢本阵，但最终却因贺拔胜等人不带弓矢，限于马槊长度有限，不得不持槊追击数里，虽然一度“刃垂及之”，却始终无法命中高欢，反而遭到装备弓箭的东魏军骑射战术的远距离火力压制，以致战马被流矢击毙，最终功败垂成。按贺拔胜追杀高欢的过程中，两者距离最近时，前后不过一槊有余，即至多两三丈而已；以其人长于六镇大乱时期而工于武艺，有着“走马射飞鸟，十中其五六”的高超骑射水平，以及其早年曾面对卫可孤大军围城时突围而入，回射击杀敌追骑数人的实战表现看来，向使此战贺拔胜带有弓箭，两三丈如此之近，只怕闭眼放箭，亦能射杀高欢。

逃过一劫的高欢，于当日下午重整东魏军余部发起反扑，并成功击败西魏军，此战遂以东魏军先败后胜而告终。在西魏军溃败的过程中，与贺拔胜同为西魏名将的王思政由于陷阵太深而全军覆没，本人则身受重创而晕厥，倒卧于死尸之中。幸而王思政久经军旅，喜好每战皆着破衣敝甲，因此敌人疑其人非大将，加之当时已然日暮，东魏仓促收军而未及打扫战场。所以当其麾下部将雷五安于战场哭寻思政尸体时，恰巧苏醒的王思政呼救成功，得到雷五安的及时救治，最终于当夜归营。

此战中，王思政虽然难以凭借其一人之勇猛而力挽狂澜，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但其在殿后战中的奋战英姿，却颇可称道。史称其独身陷入东魏军包围时下马，持长槊左右横击，一击便击倒数人。按王思政即便再如何力大无穷，若手持长度、重量有限的寻常枪槊，恐怕很难实现这种惊人的杀伤效果。由此可见，其此战中所持长槊的尺寸之长、分量之重，虽然未有明确记载，但应极为可观，若与前代北魏拓跋虔的桓王槊相比，纵然有所不及，大约也相去不远。

这种对于长度、重量均极惊人的重型长马槊的运用，亦并非拓跋虔、贺拔胜、王思政等北朝武将的专利，南朝方面亦有同样的例子。

如梁武帝时的萧梁名将羊侃，便曾在蒙梁武帝接见时，遭遇过主君的考验。史称当时萧梁少府恰在羊侃面圣时上奏其新造成两刃槊，其槊尺寸竟达到惊人的“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按当时一尺，合今0.245米，则此槊不仅长达5.88米，其槊杆圆周最粗处，更达到惊人的31.85厘米，按此数字计算，则其最粗处直径当超10厘米）。萧衍便趁此机会赐羊侃战马，令其试用此槊。羊侃也不负主君厚望，执槊上马，左右击刺，挥舞如飞，引得梁武帝对其力大无穷与武艺高超大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