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当入学后不久，我们便逐步知道系里的那些学问大师和传奇人物，朱维铮先生作为名师，当之无愧地被学生们列入崇拜与敬仰的第一方阵。
朱先生向以严于律己又严于律人而著称，我和不少同学既仰慕其才学，又想避开其锋芒，于是出现朱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课程，选修的人少，而听课的人多，选修的同学大概不会超过25位，而听课的则将整个教室坐满!
我是属于听课的那一类。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朱先生，当时的他四十出头，还是讲师，但是他的教学内容与表达风采，足以令我们倾倒，这是一位令我们在学生时代就钦佩同时又害怕的老师!
(一)
可是命运恰恰没有让我避开朱先生的锋芒!1982年初的分配结果，我被留校担任历史系助教，而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提名老师居然就是朱维铮。后来有人告诉我，朱老师提名我留校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魏达志是历史系建国后第一位敢于研究熊十力的学生。我想这可能是朱老师与姜义华老师共同商量的结果，因为我的那篇文章一直是姜老师指导的。
一位江西考生，毕业后留在大上海，留在名校复旦，这大恩大德，你魏达志如何来报?一留校，我就背负着报恩的夙愿!
毕业留校以后，我又读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十力语要》《体用论》《原儒》等书籍，并利用各种机会就研究熊十力聆听了周谷城、王元化、陈子展、吴剑南等先生的教诲，走访了熊十力的家人，写出的文章发表在1983年12期《江汉论坛》,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84年2期《中国哲学史》转载，有关随笔则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文章发表后，我即给朱老师送上，他没有任何表情地收了下来。
其实我与七七级若干同窗一样，就是小学毕业以后当知青，工作以后才考的大学，进入大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扫盲，天天带着《新华字典》来对付历史学科那些数不胜数的艰涩字眼，于是我总是具有很强的危机感，直至转行成为经济学教授以后依然如此，在一个没有师承的领域，我从来就不敢怠慢。
(二)
1982年初留校后，我在近代史教研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很快就调往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当时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由蔡尚思先生领衔挂帅，无论是初期的“三剑客”,还是后来的“四大金刚”,都是了不起的学术精英，他们分别是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与后来的汤纲，他们在全国的特殊影响很快地使这个研究室蜚声海内外。在我的心目中，恩师们就是国家的精英，民族的脊梁。
我作为当时研究室唯一的助教，在一个名师云集的办公室，成天沐浴在知识与文化的海洋里，接受着来自导师们的精神熏染与学问锤炼。我的这个助教，经历了我整个人生最为繁忙的阶段，学习与工作十分紧张，白天打杂，晚上备课，几乎每天都工作至凌晨一点。
刚刚到研究室，适逢朱老师收到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的约稿，题目是《威武不屈的苏武》,朱老师将这件好事配给了我，并要求我尽快完成。按照本科生的做法，我找了一大堆资料，东西南北抄，虽然成就了文章的框架，但是却犯了大忌，没有读原著!因此朱老师嘱咐我必须先去读原著《汉书·苏武传》,然后重新写。最后，朱老师大概花了不少时间为我改稿，稿子被改花了，当时我十分过意不去，我为老师这样为学生改文章而感到十分震撼!但我在重新誊写时的署名是“安郁布”,我以为这篇文章基本上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不愿意欺世盗名，所以不愿署学名。朱老师问我这是谁，我说这是我伊斯兰教的经名，朱老师还是要求我署学名，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史知识》1982年第8期。
在研究室近三年的日子里，我的主要工作：一是担任朱维铮老师“中国史学史”与“文博概论”两门课程的助教；二是跟随朱维铮老师为《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校注做前期工作；三是参与朱维铮老师主编《中国文化史》的写作；四是担任蔡尚思先生学术助手，跟随蔡先生工作两年整；五是与李妙根教授合作为国际政治系山东兖州矿务局专修班讲授《中国通史》;六是为复旦的青工班上文化培训课；七是参加中国思想文化史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八是为研究室的各种重要活动打杂。上述八方面的学习与工作，有些同时进行，有些交替进行，但是大部分都与朱老师的安排有关。
(三)
记得担任朱维铮老师为七九级本科生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助教，我其实只是一位二次的旁听者。朱老师是年年要更新讲稿的，他对于别人近乎于苛求，但是对自己也一样，以至于当外地来复旦进修老师类似图书出版以后，朱老师还在修改他的讲稿，他似乎永远都不满意，永远都在精益求精。对七九级同学的考试是以面试方式举行，几十道题目任选一道，但道道都是学术高山，不仅在座的同学紧张，我坐在老师旁边同样紧张，听下来似乎难以听到相对精彩的回答，考后也有个别同学发牢骚，骂脏话，侮辱老师，我差点没跟他吵起来。
以朱老师领衔为八零级开设的“文博通论”课程，朱老师实际上是位召集人，而我则是一位勤杂工，因为请来的人都是我国文物博物界的知名人物，如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瓷器研究专家汪庆正等著名专家。我每次都乘坐公共汽车到达上海汽车公司，根据预约坐上汽车，然后到专家指定地点迎接，并送到教室讲课；朱老师无论如何繁忙，都是要来主持并作开场白的，高屋建瓴，总是很精彩。讲课结束我再将专家送回去，与汽车公司结账后自己再乘公共汽车回学校。当然学期结束后的考试文章是由我批复的，最后把分数一并报告给老师，算是老师对自己的莫大信任。
其中麻烦的是用旧式录音机为不同的专家学者整理讲话稿，如方行同志时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是上海文化史方面的杰出专家，他讲座的题目是《中国文化与东西方关系研究》,还有《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化与斗争》,上海的孤岛时期，外国列强，中国劣绅，各党各派，林林总总，文化领域更加纷繁复杂，方行同志如数家珍，但对我而言，语言不熟，人名不熟，内容不熟，要将其整理成为可以发表的文章，真不是件易事。
再如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的讲座《论革命、造反与改良》,也是需要做同样的工作。
(四)
在跟随朱维铮老师为《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校注的日子里，我担任《清代学术概论》的初校，哲学系助教陶月华则担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初校。交代任务的那天晚上，老师第一次为我们泡上了一杯清茶，为此我与陶议论了好几天，也激动了好几天。
此后我就开始进入出生入死的校书过程。首先是根据共学社本作为基础底本，我用学校那种500字一页的稿纸将整部《清代学术概论》抄录下来；其次是收集多种不同版本作为参考，将原稿的旧式断句改为新式标点；再次麻烦可就大了，因为这位天才的梁启超，经常凭借记忆引经据典，他倒是才华横溢，受世人景仰，但是我要根据朱老师的要求“整理旧籍，变陋本为善本，变难解为易读”就很难很难了。
朱老师要求我将《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的每次引经据典，都要查找它的出处，并且抄录原文，注明版本与页码，用小纸条夹在书中，单就这项工作，我就忙了半年，要不是我的同班同学柏晓斌在复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要不是柏晓斌不厌其烦地为我提供最好最快的星级服务，我永远也完不成老师交代的任务。记得有一次，关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一条注释没有写清楚，遭到老师一阵痛骂，这样的错误是不允许出现的!当然这也是我在这次工作中犯的唯一的一次错误。拜在朱老师门下，绝对不能够有丝毫的粗心与懈怠!经过这个艰辛的过程，我似乎明白了一点，那就是当我读到梁启超引经据典的原著,很快就能够感觉到某段文字它大概应该在什么章节。
1985年9月，《清代学术概论》终于在复旦出版社出版了，这时的我已经在深圳工作，朱老师问我有百余元的稿费如何处置，同时在信中说：“你所做甚多，而所入甚少，令我深感不安!”老师的话使我欣慰十分，朱老师也根据我的想法将稿费买书并全部寄到深圳。
(五)
应该是在1984年，朱老师列下了《中国文化史》研究专题长长的提纲，整个提纲甚为精彩，按照现在的话语就是绝对的原创，并在研究室包括研究生中聚集起了写作班子。
我的写作分工主要论述民俗风情方面的内容，如辫子的风波，缠足的美丑，清代的服饰等级，近代的妇女打扮，旗装、汉装和洋服，近代少数民族服装，烹调的考究与西菜的出现，粗粮、细粮与近代民间生活，近代房屋的造型与进化，家具的式样与近代化，城居、乡居和近代社会，中国半殖民地的城市建设，等等。
上述的命题，涉及时代、区域、社会、制度、民族、中外、官民、等级与衣食住行等等，文章如何布局，如何编排已经很难，而更难的是上哪里去找这些资料?正史、野史、稗史、杂文、笔记……到处翻个底朝天，朱老师训练我们的第一功夫，就是对历史资料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我一边找资料，一边写文章，觉得稍微好点的也送朱老师看一看，他也不厌其烦地讲一讲，但是最终还是随着我的工作调动没有结成正果，这些文章后来编入《达志文集》第四卷，于1992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六)
复旦大学作为全国重点，助教身份是不便登上神圣的本科讲堂的，如何锻炼助教们的教学能力，也是老师们苦心积虑的事情。根据研究室的安排，李华兴老师为指导，其他老师有空分别听课，李妙根与我合作分别为国际政治系兖州矿务局专修班讲授《中国通史》,我讲后半部分明清与近代史，我后来又为复旦的青工班上文化培训课，我害怕研究室的老师特别是朱老师去听课，恳请老师们千万不要去听课，老师一来我就慌了，我告诉他们，您什么时候听，我什么时候砸，好在忙不过来的他们，谁也没有去。
矿务局专修班的学员们都是单位的领导骨干，年纪都比我大，我丝毫不敢懈怠，每天备课至深夜，特别是我讲的第一课，关于明清的史料准备，几乎没有看讲稿。专修生和我调侃，小魏老师，你讲课妨碍了我们睡觉，而复旦青工班的很多学生成了我的好朋友。
后来朱老师告诉我，听王邦佐主任说，对你的反映还不错。这就算是朱老师借别人的口表扬我，虽然这样的表扬有过几次，但是正面的表扬从来没有过。比如一次朱老师安排我去上海人民出版社取份材料，而且很急，我骑自行车穿大街过小巷，回来适逢下雨，等到达朱老师宿舍已是晚上七点多，浑身已经湿透，朱老师依然严肃地接过东西，没有半点谢意，我则去五角场吃碗咸菜面打发自己。倒是几天之后，朱老师告诉我说，出版社的编辑对你评价不错呀，夸你挺机灵!朱老师从来都是这样，不轻易表扬人!
(七)
留校工作以后，我自觉地填补知识结构的缺失，本科时期没有选的课程赶快补上，如“中国古代职官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史料学”、“外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等，虽然常常因为工作而打断学习，但学与不学大不一样。
与此同时，如何深造并提升学历也是研究室老师们关心的事情，我被安排参加中国思想文化史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
导师们培养研究生用的也是笨办法，就是组织学生大量地阅读经典，阅读原著,然后才谈得上其他!朱老师负责带领我们读诸子百家，不要说读《论语》错一个字他知道，读《庄子》也一样，不但要读，而且要写，一写则漏洞百出，挨骂挨训自然就免不了。
朱老师批评的严厉，训练的残酷，可以摧毁你所有的自信，摧毁你所有的自尊，然后让你在一种深刻的反思中，让你通过艰苦卓绝的训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直至你能够重新寻觅生命的起点，重塑你自己的信心，重塑你自己的知识和价值体系，然后才有点希望，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如果你想揣摩老师的想法，朱老师的智慧足以撕破你的画皮，而直指你的要害。这种训斥，丝毫没有情面，既让人胆战心惊，又让人受益匪浅，朱老师就是这样的严师。当然，做朱老师的学生也好，助教也罢，他可以骂也可以训，但他在外面却总是夸学生的好，也不一定乐意别人说三道四，内紧外松是他的风格。老师也曾经几次带我参加市里的会议，包括饭局，他也有柔情似水的时候，他也能让你柔肠寸断，这就是朱老师的魅力!
他还经常讽刺那些本科读了四年，叫专业不对口叫了十年的人没出息，没有改变自我、重塑自我的魄力与能力!我到深圳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的深圳，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历史学的研究，从而改行经济学，我想在朱老师的心目中，恐怕这不是雕虫小技，就是旁门左道，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做他所谴责的那种人!
(八)
作为研究室唯一的助教，我也是研究室各种重要活动的勤杂工。在没有电脑的时代，当时系里一些重要会议如“祝贺周谷城执教六十周年报告会”,“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大会”等的会场布置与会议横幅的书写，也是由我来完成的。
研究室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中国文化》编委会合作，于1982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中国文化史为专门研究对象并多学科共同参与研讨的学术盛会，会议由周谷城先生主持，可谓是大师云集、高朋满座。
由于会议论文来不及打印，朱老师嘱咐我将所有与会人员的论文连夜全部抄一份，统一复印后发给与会专家，因此我的手抄本成为本次重要会议的书面资料；其他就是负责会议的场地布置、会标书写与拍摄活动照片等。这些琐事也挺锻炼人。
会议结束后，《文汇报》刊载了一则小消息，朱老师一看就火了：“谁叫你写的?”我也实在冤枉，这是施宣圆先生的约稿，但谁知道被编辑删掉了相当部分呢?为此，施先生还向我道歉。因为编辑永远不会明白，这次“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是具有十分重大历史意义的“座谈会”,但堂堂的大上海，怎么会稀罕一次“座谈会”呢?
当研究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合作，联合主办了《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于光远、刘大年、李新、周谷城、胡绳与蔡尚思等担任集刊的顾问，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分辑出版，我也离不开一些抄抄写写与校对的工作，比如于光远的铅笔稿就需要重新抄写，比如跑出版社等，我的破自行车成为我工作的重要工具。我离开复旦后，朱老师还给我寄过后面的两集。
上述的重大学术活动，我不仅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而且有机会成天与多位大师级学者接触，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段时期，是我压力最大、锻炼最多、进步最快、体验最深的时期，也是我登堂入室，聆听恩师教诲、奠定学术基础的重要时期。虽然我的追忆好像是在诉苦，琐琐碎碎，但是这些苦，却是磨练人的苦，老师的训导让我终生受益!
(九)
由于就要离开复旦去深圳了，朱老师两次提出要为我饯行，但两次都没有成：第一次因为我已有安排，第二次因为时间来不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朱老师有一手好厨艺，他在八十年代的学问之余，是经常在家里自娱自乐的，买菜购物，自行车便是朱老师的重要工具，无论是推着走，还是坐着骑，都风采依然。
1984年12月，我带着对母校的眷恋和对特区的向往来到了深圳，此后朱老师与我还有书信未来，每封信抬头必称“达志兄”,令我深感惶恐!我也帮他做点事，比如有的人事咨询，或者转寄香港来的有关胡适的集子等。1985年的一天，他与《历史研究》主编庞朴先生、《中国哲学》《读书》杂志主编包遵信先生来深圳大学开会，并专门来到深圳博物馆筹建办的草棚里看我，可惜我不在。朱老师则替我用了70余元(相当我在复旦一个月的工资)请他们在路边小店吃了顿便饭。次日下班后，我骑着还没有考牌的摩托车，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三条万宝路香烟，去深圳大学招待所看望三位珍贵的导师，回来的路上，朱老师又送了我很远很远!
此后，我于1988年去了澳大利亚，1989年双肾功能衰竭，五年透析，两次换肾，两次心力衰竭，一直与病魔搏斗，亦疏远了与老师的往来，没有什么成就也不敢轻易见老师，虽然有很久很久没有见过老师，但老师的教诲却永远铭刻在心。
离开复旦已经28年了!老师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严谨的思维与文风，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尽管我无论如何努力，也达不到老师那样的境界与要求!3月26日的复旦《校史通讯》,头版右上角刊登了老师的遗言：“讲到历史，如果你乱说，我就说你乱说，我可不管你是谁。你有乱说的自由，我有纠正的自由。”这是老师的格言，也是老师的风格。
朱维铮老师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思想家，也是我的恩师，正如公众对他的评价：他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被公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他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可惜他走得太早了，他还不老，他还有未竟的事业，还有许多来不及做的事情!他根本就不应该走!
当我得到朱老师于2012年3月10日逝世的消息，心情非常不好，我不断地跟踪网络，寄托自己的哀思!苍天有眼，让我接到上海一家上市公司的邀请来参加他们4月21日的庆典，使得我更方便、更有机会来母校参加22日举行的老师追思会，来寄托对老师的一份思念，一份情怀!
20日清晨，我在家中的凉台上，赶在一场暴雨前，我挥毫写下了“先生严容梦里相思，恩师良训今世感怀”的书法楹联。楹联收起，暴雨狂泻，老天的心情与我一样……朱老师，您安息吧!按照我们伊斯兰教的祝福，愿先生两世吉庆!
作者简介：魏达志，1982年春复旦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助教。后为深圳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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