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瓦锡之死|化学家|哥白尼|戈林|拉瓦锡|牛顿

上学时，你也许在教科书中见过这幅图，那时的你不会知道，拉瓦锡正在看的是他的妻子，你更不会知道，画面中这个聪明的化学家的脑袋，最终在断头台上被砍了下来，头颅滚滚，而他的妻子，就在台下无能为力的看着。

在我们中小学，能接触到的所有科学家中，没有任何别的科学家，像拉瓦锡一样，落得了个如此惨烈的下场。

拉瓦锡为什么被公开处死？他真的像法庭所宣判的那样，是法兰西人民的敌人吗？

一

在文章第一部分，我们还是想先带大家了解一下拉瓦锡的化学成就。能够出现在教科书中的科学家都不简单，大家肯定都知道拉瓦锡重要，但他究竟有多重要？

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库恩（Thomas Kuhn）将拉瓦锡与牛顿并列，他说：

“如天文学上之哥白尼、物理学上之牛顿、化学上之拉瓦锡、生物学上之达尔文，皆是划时代的革命巨擘。”

伦敦大学科学史教授麦基（Douglas Mckie）就说的更直白了，他直接将拉瓦锡称为“现代化学之父”。

拉瓦锡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在拉瓦锡之前的化学，其实都不太能称为是一项严谨的科学，里面充满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甚至带有炼金术学、神秘主义的色彩。

比如当时的化学，都还没有完全摆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组成万物的四元素是火、气、水和土，受类似理论的影响，当化学家们发现在玻璃容器中蒸馏水后，总是会留下微小的土状残渣时，他们便简单地认定“水可以转化成土”。

支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有一大票，比如英国化学家波义耳、瑞典科学院院士特里瓦尔德、瑞士化学家邦内、德国化学家马格拉夫等等，这在当时的化学界，就是一种权威观点。

但年仅25岁的拉瓦锡却不迷信这些大人物的结论，为了验证该理论的正确性，拉瓦锡预先将雨水蒸馏过8次，再蒸馏了101天，他也发现蒸馏器的底部确实出现了渣滓，但他并没有像前人一样马上得出结论，即“水变成了土”。与此相反，拉瓦锡做了一件在那个年代的化学实验中还不是很流行的事，那就是对反应前后的物质进行深入、精密的定量分析。拉瓦锡发现整个系统的总重量在蒸馏前后丝毫没有变化，密封在容器中水的重量也没有变化，只有玻璃容器的重量减轻了，而减轻的重量又恰好和渣滓的重量相当。于是拉瓦西做出了真正正确的判断，那就是：

“水完全不可能转变成土，水是不变的”。

那些看似是土的渣滓，其实是玻璃仪器被高温破坏的产物。

过去化学权威们所长期秉持的错误观点，就这样被25岁的拉瓦锡推翻了。

到了30多岁的时候，拉瓦锡又对当时盛行的“燃素说”产生了怀疑，这是一种用来解释燃烧等化学过程的理论，即认为可燃物体中都含有燃素。而燃烧的本质就是一个释放燃素的过程，比如木头经过燃烧，就变成了燃素和木头灰，这听上去很合理，但拉瓦锡又一次进行了严谨的定量分析，他根据别人以及自己的实验发现：磷、硫、锡、铅在燃烧后重量都增加了。明明是释放出了所含的燃素，重量怎么会增加呢？

拉瓦锡意识到了“燃素说”的问题，他自己对燃烧这一现象重新进行了思考。经过精密的实验，拉瓦锡发现燃烧过程中，物体所增加的重量，就恰恰等于周围空气所减少的重量，这就说明物体在燃烧过程中，是与周围空气进行了结合。

拉瓦锡还发现，并不是空气中所有成分，都能和物体在燃烧中进行结合，在一定量的空气被消耗后，虽然剩下的还有空气，但它们却不能继续进行燃烧了。

拉瓦锡将那一部分能够用于燃烧的空气命名为“氧气”，剩下的部分则被它称为“浊气”。同时，他还意识到“浊气部分本身也很复杂”。

最终拉瓦锡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结论，那就是燃烧不是物体释放出了什么东西，而是物体与空气中的氧气进行了结合，燃烧本质上是一种氧化现象。

拉瓦锡的结论震惊了世界，他严谨的实验推导过程也说服了世界。先是英国和法国的大部分科学家接受了他的观点。

1792年，就连“燃素说”的发源地德国柏林科学院也宣布废除了“燃素说”。拉瓦锡的正确结论传遍了世界，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燃烧的认识。

法国化学家贝特洛将其称为“一场化学革命”。

恩格斯也评价说：

“拉瓦锡发现这种气体（指氧气）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氧）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拉瓦锡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化学全部正立了过来”。

拉瓦锡在化学领域还有许多建树。

例如1783年，他进行了分解和合成水的实验，明确了水不是一种简单物质，而是氧气和氢气的化合物。

法国化学家贝特洛评价道：

“拉瓦锡第一个明确公开宣告水的组成，这一真理已成为化学科学的基石之一”。

此外，拉瓦锡还第一个系统性地运用了物质守恒定律。这一定律最初由俄国化学家罗蒙诺索夫提出，而拉瓦锡在独立的条件下，也发现了这一定律，并进一步指出，在化学反应中，不仅物质的总质量保持不变，而且作用物中所含每种元素的质量也保持不变。

拉瓦西据此进一步思考：

“我们可以设想，把参加发酵的物质和发酵后的生成物列成一个代数式，再逐个假定方程式中，每一项都是未知数，然后能逐个算出它们的值，这样一来，即可用计算检验我们的实验。”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已经反应过来了。是的，拉瓦锡在18世纪就建立起了现代化学反应方程式的雏形。

拉瓦锡还推动了化学物质的规范化命名。

在拉瓦锡之前，化学物质的命名，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一些金属是用古希腊的神来命名的，例如铜叫维纳斯，铁则叫马尔斯；化合物的命名就更混乱了，例如硫酸叫做绿矾酸，碳酸称为白垩酸。

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的状况，拉瓦锡与莫尔沃、贝托莱、富克鲁瓦进行了合作，四人最终讨论出了一套简单易懂、富有逻辑的新命运规则。他们确定了许多简单物质的命名，例如氧气、氢气以及铁在内的17种金属，而化合物的名称则由其组成元素的名称构成，例如氧化铁、硫化铅等等。酸和盐的命名规则也被确定了下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硝酸、亚硝酸、亚硝酸盐这种名字。

拉瓦锡等人把他们的观点集合成册，定名为《化学命名法》。该书在出版后风靡全球，直到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在使用拉瓦锡等人开创的这套化学命名法。

1789年，拉瓦锡又在他的著作《化学基础概论》中列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化学元素表。

拉瓦锡的元素单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系统研究过拉瓦锡的学者亚瑟·多诺万评价道：

“正是在《化学基础概论》中，拉瓦锡清除了化学中广泛存在但错误的一整套观念，并以一个全面的新理论取而代之。他坚持要求化学遵循实验物理学的方法，并为其提供了理性的语言，从而将化学转变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

但就是一个如此杰出的科学家，一个在化学领域中开宗立派的祖师爷级人物，却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掉了脑袋，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法国人都反智、憎恨科学家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拉瓦锡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包税人。

二

包税人是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的一种职业，那时法国的税收制度极为庞杂，国王为了转移自己收税的压力，确保大量的税，最终都能收上来，于是便采用了一套“聪明、取巧”的包税人制度。

国王将盐税、关卡税这种民众相当反感、也比较难收的间接税都外包出去，外包给几十位总包税人，总包税人需要预先向国王支付一大笔税款，这笔钱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哪怕是总包税人这种家境极其富裕的人，都得几十个人一起凑，才能凑齐。

国王拿到这么一大笔钱后，就心满意足了，剩下的事就交给包税人了。

包税人得自己想办法把税从民众手中真的收上来。如果他们收的税还不够给国王交的，那他们就是亏的，但如果他们收的税很多，超过了给国王交的，那超过多少他们都能留在自己腰包里。

我们可以想象，为了赚到钱，包税人们一定会用尽一切办法从普通民众手中榨取财富。包括拉瓦锡在内，他们这些家境殷实的人之所以选择向国王预支一大笔钱、成为包税人，也是为了最后能够挣到钱。

为了挣到钱，包税人会执行严格的税收措施，他们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反走私卫队，尽可能确保自己辖区内的每一个人都交齐了税。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读者觉得包税人问题还不大，因为他们的确是从国王那里合法地获得了征税权，而民众向国家纳税仿佛也是天经地义的。

但我们要知道，在旧制度下的法国，税收这件事本身就是极不公平、缺乏合理性的。

法国民众几乎没有权力来决定税收都会用在哪里，以及自己到底要交哪些税，要交多少税，这些税都是由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所决定的。他们为了敛财巧立名目、制定了各种繁杂的税收，有土地税、人头税，甚至连吃盐、进城都要缴纳高昂的税款。

更令人愤怒的是，教士、贵族这类特权阶级还可以免掉许多税赋，这些人本来就有钱，还不用交那么多的税，最后沉重的税赋全都落在了普通百姓身上，结果就是让法国社会中最没有地位、最没有权利、最没有财富的人，承担起了国家运行的重担，他们只有纳税的义务，却没有对应的权利，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而包税人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没有这些“聪明、严格”的包税人的话，本来普通人还是有些空子能够钻、还是有些喘息的余地的。

以盐税为例，1780年，在高额盐税区，每米诺（法国旧计量单位）盐价格高达58利弗尔（法国旧货币单位），但是免盐税期的盐每米诺只要5利弗尔，这中间的价格差了10多倍。

为了避免这种高到夸张的盐税，许多老百姓会去购买从低税区、免税区走私来的盐，日子就这样也能勉强过下去。

但包税人来了，因为盐税是他们负责收，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打击走私盐活动，每年因贩运私盐而下狱的多达3400人，还有500人受鞭刑并发配到海上服苦役。

许多走私盐的渠道就这样被堵住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变得更苦了。

除了盐税，关卡税也是令老百姓反感的税种。

以首都巴黎为例，货物如果要进入巴黎城区，就必须经过指定的关卡，由不同关卡征收特定品类商品的税赋。但是由于巴黎只有主干道设有税务稽查员的岗亭，众多小街巷则毫无阻碍地通向乡野，还有许多房屋也与郊区直接联通，所以货物走私本来很频繁，民众也能因此买到较为便宜的商品。

但包税人又来了，因为关卡税也是他们负责收，税收少了、他们的钱就挣少了。包税人中最聪明的那个人——拉瓦锡开动起了他天才的脑筋。他在巴黎城外设计修建了一道新围墙，隔绝了所有的走私路线，这样货物进出巴黎就只能通过城墙关卡、老老实实交税。并且，拉瓦锡在修建城墙时还大肆花销，邀请著名设计师勒杜为其设计了许多华丽的收税关卡。这些关卡建筑形态各异，规模悬殊，内部布局也大相迳庭，有的似洞穴墓冢，有的如教堂圣殿，更不乏堪比宫殿的奢华之作。结果，这个围墙光是修建就耗费了3000万利弗尔巨资。

我们不难想象巴黎人民有多么痛恨拉瓦锡修建的这堵围墙，因为它既浪费了由平民百姓贡献的税收，又让巴黎人民日后不得不承受更重的税赋。

当时有小册子批评道：

“这道将首都变成巨大公园的围墙，普遍令巴黎人不快，爱说笑的人称拉瓦锡试图把巴黎放进一个曲颈瓶，而接收器就是税务局的银箱”。

还有小册子攻击拉瓦锡说：

“你，这个暴虐项目的卑鄙发明者，竟敢将同胞的荣誉和生命牺牲在你永不满足的贪婪之下。无论你炫耀什么头衔，夸耀什么财富，仇恨和耻辱都在等着你”。

这句话一语中的。

就在拉瓦锡主导修建城墙后没有几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这是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

在这场革命中，法国人民不仅推翻了封建王权，还重新审视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过去税收制度中许多不平等、不透明、不公正的做法都被废除了。

今天我们都知道，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标志。但在巴士底狱被攻占的两天前，巴黎人民就破坏了拉瓦锡主导建造的税收围墙，他们烧毁了数座哨所、并且开始了拆除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巴黎人民对以拉瓦锡为代表的包税人有多么憎恶。

1791年，包税总会被彻底取缔，包税人制度也被终结，1793年11月，包括拉瓦锡在内的多名包税人被逮捕，《杜歇老爹报》评价道：

“天打雷劈的好！”

“这些靠榨干贫民血汗发家的包税人终于垮台了！”

几个月后，拉瓦锡等包税人就被送上了断头台，铡刀一瞬之间就剁掉了他们的脑袋。《人民演说家报》评价道：

“浸透广场的鲜血，令人想起他们昔日耽于享乐的紫缎床榻”。

我们似乎也可以站在这鲜血中欢呼。邪恶的包税人拉瓦锡终于迎来了他应得的惩罚，但故事却并没有在这一刻结束。

1795年10月22日，就在拉瓦锡死后还不到两年，法国巴黎就立起了一座拉瓦锡的雕像。在拉瓦锡雕像的底座上刻着几句话，其中一句将拉瓦锡直白地称为——

“暴政的牺牲者”。

也是在拉瓦锡死后一年多，包括法国政府在内，许多法国官方机构都陆续归还了拉瓦锡曾被没收的财物，他的家具、书籍、地图图纸，画作、乐器、科学仪器都被分批送回了他曾经的宅邸。这一举动相当于是推翻了之前的判决，因为正是在当初法庭判拉瓦锡死刑的时候，同时判决要没收拉瓦锡的财产。

1796年8月2日，人们又为拉瓦锡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葬礼。在这个葬礼上，你几乎看不出拉瓦锡有任何罪孽。一共有3000人出席了他的葬礼、场面相当壮观，男人皆着黑衣，女人则身穿白衣、头戴玫瑰冠。在葬礼上，百人合唱团高歌：

“让我们铭记英才的恩泽，为拉瓦锡翻开史册华章，为永恒镌刻他的天才，筑起丰碑永志不忘。”

就是这么一个极尽颂扬拉瓦锡的葬礼，还是由大革命的参与者、雅各宾党人穆洛主持的。其基调可以说是与两年前的处决完全反转了过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转？这就是因为人们又发现，拉瓦锡也许不应该死……

三

现在，让我们来重新审视拉瓦锡走上断头台的这整个过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拉瓦锡并不是在一个普通的时期、在一个司法程序完善公正的时期被处死的。他被处死时，正值法国大革命中一段特殊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革命政府实施了严苛的审判、定罪制度，将许多人都送上了断头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政府还把司法流程给简化了。

1793年3月10日，革命政府成立了有权审理“所有反革命活动”的革命法庭，它按一种简化的诉讼程序，即在取消起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终审判决，而且还不得上诉最高法院。

这种简化的审判流程对结果的正确性是有伤害的，而拉瓦锡就是在这种革命法庭中接受的简化审判，从他最后一次被捕（1794年5月5日）到被审判、处死（5月8日），一共只用了三天时间，而庭审更是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做出了判决。对于一桩复杂的、要处死许多人的经济案件来说，这个速度实在是有点太快了。

拉瓦锡的遭遇也不是个例，根据历史学家多纳尔德·格里尔统计，在1793年10月到1794年5月的短短半年多内，全法国就有10812起死刑判决。

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阿尔贝·索布尔经过统计也发现，在1793年3月到1794年6月10日期间，光是在巴黎就处死了1250人，算下来巴黎平均每天都有十多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到了后来的6月10日到7月27日期间，更是平均一天要处死近30人。

革命法庭公诉人富基埃·坦维尔描绘当时的场景是：

“脑袋如板岩似的纷纷落地”。

即使是对恐怖统治持正面态度的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也指出：

“对包括拉瓦锡在内的原包税人的审判，对伊丽莎白夫人的审判，这些审判无不表明，恐怖统治在保持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已不再是单纯的统治手段。贵族阴谋这个概念已广泛地应用于被控反对政府的所有人，不顾真正的司法程序把不同案件和互不相识的被告，‘混杂’在同一案件中判决的现象日益增多”。

具体到拉瓦锡的案件来讲，对拉瓦锡的调查和审判都存在问题。

首先是调查。

负责主导对拉瓦锡等包税人进行调查的迪潘，他自己曾经就是包税总会的审计员，并且还从包税总会离了职，他和包税总会是有个人恩怨的，这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作为调查人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而按照迪潘的建议，选出的对包税人账册进行核查的5名审计员，也毫无独立性可言。其中两人曾盗取包税总会钱柜并伪造账册，第三人被前两人收买，余下两人不过是低级文员。他们的动机也很成问题，因为他们获得的奖金是与为国库追回的资金数额成正比的，这意味着，他们算出包税人“贪污”的钱越多，他们自己能拿到的钱也就越多。

最终这些人给拉瓦锡等包税人扣上了很多不实的罪名。

比如依据迪潘的指控，拉瓦锡等包税人在销售给民众的烟草中掺入了14%的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

但在制作碎烟丝时，本来就需要掺入14%~18%的水分，这是生产工艺的一环。而计算含水量，也不是看你在生产时加了多少，而应该看你最后交给消费者的成品中还有多少，因为许多水都会在生产中挥发了。

而拉瓦锡他们售出的每公担烟草含水量从不超过6磅8盎司1.75格罗斯，而且每订购16盎司烟草就会免费赠送1盎司，这样就刚好能弥补水分带来的损失。

就拉瓦锡个人而言，他还是烟草掺水的坚决反对者。

拉瓦锡曾报告说：

“湿润后的烟草易发酵发热，产生酸腐气味......，我认为总体上应极度节制湿润处理，宁可微损利润，也不冒险触怒公众”。

在迪潘所写的报告中，对拉瓦锡等包税人的指控还有很多，包括贪污国家财产。而根据这些指控，法庭最终给拉瓦锡等人扣上了一个巨大的帽子，那就是他们在酝酿“一个针对法兰西人民的阴谋”，他们“旨在不择手段地助长法国敌人的势力”。

罪名再大，不过叛国。到了这一步，法庭终于可以判处拉瓦锡等人死刑，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

对于这样一份判决，对于拉瓦锡所涉及的这些罪名，历史学家是怎么看的呢？

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教授吉利斯皮认为：

“简而言之，总包税人被控侵吞挥霍1.3亿利弗尔，其中包括他们声称属于账簿差错的2150万利弗尔。另据指控，他们通过过度加湿、增加重量、掺假售予零售商烟草。研究财政史的公正学者判定，这些指控以及次要指控均属无稽之谈”。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拉瓦锡传记作者亚瑟·多诺万也认为：

“两个世纪后的深入调查仍未发现拉瓦锡在履行公职时有任何失当行为”。

博洛尼亚大学科学史教授马可·贝雷塔也认为：

“毫无疑问，拉瓦锡是大革命中众多著名受害者之一，其在包税总局运营中的刑事责任微不足道，而革命法庭的严厉判决令人无法漠视”。

关于这场审判的荒谬性，我们还能从迪潘的下场中一窥一二。

迪潘是国民公会财政委员会的成员，是主导这起案件的调查人，包括最后上呈给法庭的调查报告都是他写的，但他后来却被发现，在拉瓦锡等人被正式定罪之前，他就开始染指拉瓦锡等人的财物，他一边当调查员，一边又当了拍卖官和狱卒，并获得了处置赃物的权利。

最搞笑的是，当雅各宾派倒台、迪潘也东窗事发、被追责的时候，为了洗白自己，迪潘把曾经的所有队友都卖了个干净，他爆料出了许多内幕，比如他指出法庭程序存在许多问题：

“本应向拉瓦锡等包税人出示各项指控、进行辩论、展示证据、提出质询，这些程序一概没有履行。他们应该有申辩的权利，却没有获得机会。他们未经审判便被送上了断头台”。

迪潘还爆出了一段最惊人的发言，他说拉瓦锡等人的死刑早在审判前就已经被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早就被昔日政坛上的大人物决定了。迪潘说：

“我只是3个委员会的喉舌，当时整个国民公会都起立支持该法令，而后续证据表明，包税人惨案的真正凶手，根本无需国民公会的决议、无需委员会的决策、也无需报告人的意见，他们早将这一切视若无物。起诉书在报告完成前，在法令颁布前就已经由富基埃·坦维尔（革命法庭公诉人）拟定，他们（拉瓦锡等包税人）的死亡早被旧日的救国委员会预先注定”。

虽然迪潘尽力撇清自己的责任，但他最终也没能逃脱罪责。他于1795年8月13日被捕，并被剥夺了人民代表资格。这位曾试图用法律来对付拉瓦锡、并为自己谋利的人，最终也被法律所制裁。

四

在了解完拉瓦锡的审判后，我想许多观众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怪怪的，我们现在知道了拉瓦锡的审判是有问题的，但他真的就不该死吗？毕竟拉瓦锡的确当过包税人，而包税人也的确是一个万恶的职业，以我们今天朴素的直觉来判定，可能还是会觉得拉瓦锡该死，只是当年革命法庭没操作好。

好，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既然你都能想到包税人是一个万恶的职业，那为什么当年革命法庭不直接以拉瓦锡是包税人就把他处死呢？为什么革命法庭、为什么迪潘这些人，要苦心孤诣地捏造一些拉瓦锡等包税人根本没干过的事，比如说他们非法地向烟草中掺水，说他们还贪污了国家1.3亿利弗尔，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捏造这些假的事情，而不直接说拉瓦锡是万恶的包税人，所以他就该死呢？毕竟拉瓦锡当包税人，这是事实啊，他借助不公的税收制度，从老百姓手中收了很多税，让自己变得很有钱，这也是事实啊。为什么革命法庭不以这些事实来处死拉瓦锡呢？

当你思考到这一步的时候，你也就接触到拉瓦锡案的真正的核心了。

好，我们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革命法庭不直接以拉瓦锡是包税人就把他处死呢？

因为包税人是旧制度下一个合法的职业，它是体制化的、系统化的。而在面对这种“犯罪”的时候，人们就是会采取不一样的态度。

什么意思？

我们来举个例子，二战之后，反法西斯盟军发起了以纽伦堡审判为代表的一系列战后审判，在这些审判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比较菜的、比较搞笑的戈林，被作为头号战犯、被判了死刑，而在各自领域非常厉害的曼施坦因、古德里安和邓尼茨，他们却都没有被判死刑。曼施坦因和邓尼茨都只被关了不到10年就释放了，古德里安更是根本没有被起诉，这是为什么？

这难道是因为戈林用兵如神，他给盟军造成了最大的威胁，而与戈林比起来，曼施坦因、古德里安和邓尼茨都是废物，他们都没有给盟军造成多大威胁吗？

这当然不是。

我们知道，事实上，曼施坦因、古德里安和邓尼茨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最顶尖的人才，他们比戈林优秀的多得多，如果没有他们，纳粹将会少征服数以万计平方公里的土地，将会少杀掉数以十万计的盟军士兵，也将会少奴役数以百万计的各国人民，但即使这三位军官，客观上帮纳粹实现了这么多目标，他们也没有被判死刑，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说：

“我只是做了我的工作，而在任何国家，发展装甲部队、发展潜艇部队、以及指挥军队作战都是合法的工作。如果说我客观上导致了一系列后果，那也只是因为我太出色了，我把我的工作做的太好了而已”。

在战后审判中，曼施坦因、古德里安和邓尼茨，，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指挥作战指挥的太好了，成功在战场上帮纳粹杀掉了几十万盟军士兵而被定罪，没有人追究他们这种工作上的责任。大家关注的都是他们有没有一些别的、额外的、不人道的犯罪，比如你有没有虐待战俘，有没有屠杀平民，有没有击沉商船。

戈林之所以会被判死刑，也是因为这类似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于大屠杀和发动侵略战争负有领导责任。在他和希特勒等人策划、发动了侵略战争后，他们手底下负责接受命令、指挥具体作战的军官，其责任就会减轻很多。这就是人们对于在一个系统下、在一个体制下、在一个工作上“犯罪”的普遍看法。大家不会因为你是一名德国军官，就直接判你死刑，而是要考虑到你所处的环境。

拉瓦锡也是类似的情况，在大革命之前、在他原来所处的时代，包税人就是一项合法的工作，是国王明令许可的。这个工作也不是只有拉瓦锡一个人在干，他们整个系统，算上下面的雇员，都有上万人了。拉瓦锡干这行也干了20多年了，而且这个职业也不是法国独有的。英国、荷兰、西班牙、俄国、瑞典、普鲁士、奥斯曼也都曾使用过包税制。

在19世纪之前，包税制都是许多国家运用的最主要的征税机制。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学院教授马骏说，包税制“在历史上影响非常大，在许多人眼中，包税制是一种罪恶的制度，因为它使得纳税人的命运被操纵在贪得无厌的包税商的手中，然而，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包税制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因为它为国家建设提供了财政资源”。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艳红也写道：

“虽然大革命前夕的舆论极为敌视总包税所，但从客观数字来看，这个机构的存在对旧制度的维持至关重要。总包税所上缴的税金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在四成以上，无怪乎路易十五初年的首相弗勒里把40名总包税人称作‘ 国家的40根支柱’”。

所以这就是一个长期广泛存在的、受国家最高统治者许可的、对国家有用的、系统化的、体制化的职业。

当然我知道，肯定会有观众说这里面还是有些不一样。

比如军官这个职业自古以来都是合法的，但包税人可不是。包税人这个职业只在旧制度下才具有合法性。大革命后，人们直接把这个职业废除了，它也不存在了。那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情况下，在新时代，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拉瓦锡过去当过包税人，就直接判他死刑呢？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参考人类历史上另外三个新旧交替、剧烈变化的时代，那就是美国南北战争、苏俄十月革命和新中国土地革命。

先说南北战争，在南北战争前，奴隶主是美国南方各州的合法职业，这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职业，其罪恶程度比起包税人来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南北战争中，也有大量的奴隶主参战，他们可以说是和北方结下了血海深仇，从北方林肯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些南方奴隶主抱着血腥、残酷、落后的奴隶制死死不放，他们还胆敢武装对抗联邦、另立政府、分裂美国。他们手上既沾满了无数可怜奴隶的鲜血，也沾满了无数北方好男儿的鲜血。

但即使是这样，在北方打赢后，在奴隶制被废除后，北方政府也没有对南方的奴隶主进行系统性的清算，几乎没有人仅仅因为他是奴隶主就被法庭审判、处死，哪怕是那些头面人物，也只受了很轻微的惩罚。

比如杰斐逊·戴维斯，南方叛乱各州的领袖、所谓的“美利坚联盟国”（南方联邦）的总统，他既是叛军之首、也是一名奴隶主，但他只被关了两年左右就被释放了。他被关也是因为“叛国罪”，而不是“身为奴隶主”罪。

还有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这位更是个重量级，他是南方的高级将领，他不仅在内战中搞过大屠杀（枕头堡大屠杀），还在战后当上了3K党的领袖，他是那种你所能想到的最恶劣的种族主义者，但他在战后根本没有被审判，一天牢都没有坐。

在战后南方各州，奴隶主这个职业在法律上是被废除了，但你能看到大量的前奴隶主既没有被审判也没有被定罪，甚至没有人去质问他们——

“在内战前的南方，你为什么要去当万恶的奴隶主？”

我们再来看苏俄的例子。

在十月革命、以及随后的俄国内战中，苏俄试图推翻过去的旧制度，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但他们也没有要杀死过去所有的资产阶级、白军军官。相反，列宁决定对他们进行改造、监督，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新政权服务。

列宁说道：

“常常有一些最忠实、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同志，也激烈反对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红军时，使用那些曾为沙皇制度服务、甚至屠杀过工农因而有历史污点的旧军事专家，即沙皇的将军和军官。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我们的军事部门有好几万军官，这时我得到了一个具体的启示，利用我们的敌人的秘诀就是，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拣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困难就在这里，胜利的保证也在这里！”

列宁把这其中的必要性讲得很清楚。

他说：

“我们有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技术专家，有在资产阶级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军事专家。至于在国民经济方面，所有的农艺师、工程师和教师，所有这些人，都出身于有产阶级，科学和技术为富人、为有产者所享有。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材料，如果你不用这些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你就是空谈家、饶舌者。单靠暴力是行不通的。在暴力胜利以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除了暴力还要有组织、有纪律、有威望，使一切资产阶级专家服从自己并参加自己的工作！有一种愚蠢的看法，以为单凭暴力就能解决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事业中，组织新的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这是胡说！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把他们踢开吗？几十万人是无法踢开的！假如我们真把他们踢开，那我们就害了自己。”

最后，我们再来看新中国土地革命的例子。

在过去，地主无疑是一个带有罪恶的职业。他们压榨剥削农民，骑在广大人民身上作威作福。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了“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但这是否意味着就是从物理上结束所有地主的生命呢？

当然不是，革命者又不是杀人狂，革命也不是靠屠杀来改变世界的。

毛泽东就说到：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必须按照土地法给以（地主）不高于农民所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也应有所区别。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应在适当时机（在土地斗争达到高潮之后）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约三亿六千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千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

通过以上三个例子，我想大家也发现了，即使是最进步、最激烈的革命，也不会把旧时代所有从事过罪恶职业的人都杀光，他们往往会对其进行甄别、教育和改造。这也是为什么大革命中，法庭没有以拉瓦锡是包税人，就直接将其处死，因为他们也知道这还不够。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一点，就直接在革命后，把所有的资本家、奴隶主、包税人和地主都通通杀死呢？辛辛苦苦地对他们进行鉴别、教育和改造，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做的好处还真有很多。

可以缓和革命、内战后造成的民族裂痕，促进全国的团结与和解，第二，可以展示革命者的进步性和人道主义，让被统治者心悦诚服，让新政权更加稳固，第三，可以笼络人才，像资本家、包税人、教士、贵族这种群体里也是有人才的啊，而且还不少。

因为在旧时代中，只有他们这种人才有钱有闲，可以接受足够良好的教育，可以去探索科学技术。如果我们去看早期科学家的出身，会发现他们许多人出身都是很不错的。

比如哥白尼就来自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舅舅还是主教。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哥白尼怎么可能能在教会中任职，并获得稳定收入和大量闲暇时间去进行天文观测和理论研究呢？哥白尼能对着天上的星星研究几十年，你要是个农民也这样搞，那你早就饿死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达尔文来自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卡文迪许则来自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公爵。

我们可以想象，在旧时代，要有很多个底层百姓，才能供养起这么一个科学家，这么多老百姓、这么多年的血汗工作，最后就汇聚成了这个科学家脑袋里的知识，你如果直接把这个科学家杀了，把他脑袋剁了，那不也是一种浪费和破坏吗？

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科学和技术为富人、为有产者所享有。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资产阶级专家，此外再没有别的了”。

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即使你作为地主都算不上人才，只要你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那他都还是愿意保存你、改造你，因为你也是“国家的劳动力”。

从历史上的这些例子来看，我们就能明白，不是所有的包税人都应该杀，包税人也应分成那些罪大恶极的、该死的，以及对新社会有用的、有希望改造的、不该杀的。如果你以这样的眼光去分析的话，你就会发现拉瓦锡恰恰属于不该杀的那一类包税人。

五

在所有包税人中，拉瓦锡是科学技术成就最高的、最有用的。

当大部分包税人都把钱投入了个人的享乐和财富增值中时，拉瓦锡却能把大量的钱都花在科学实验上。

在他的私人寓所中，光是库房里就藏有数千支曲颈瓶、烧瓶与玻璃器皿。当财力允许时，拉瓦锡就迅速装备了超越欧陆所有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他仪器的创新设计、精确数据采集功能及高昂造价，均独步当时。

虽然都是压榨老百姓得来的钱，但拉瓦锡至少把其中一部分，用在了推动人类科学的进步上，而且他也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如果新社会能利用好他，那他也能用他出色的能力，为新社会服务，那新社会有可能改造好他吗？这也是完全可行的，因为拉瓦锡就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坚决对抗大革命的人，恰恰相反，他许多时候还表现出了顺应大革命、带有进步性的一面。博洛尼亚大学科学史教授马可·贝雷塔写道：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拉瓦锡始终站在推动法国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根本性变革的最前沿。”

1787年9月6日，拉瓦锡就出席了奥尔良省议会开幕会议，并当选为第三等级候补代表。他积极投身后续议程。

在1788年2月，拉瓦锡就通过公开宣言阐明了其政治哲学原则，那就是“今国民已具备足够觉悟，理应以实现最大多数公民的幸福为宗旨。”

拉瓦锡公开支持废除军役税、什一税、徭役以及所有其他任意征收的税项，而他的提案也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

在大革命爆发后，拉瓦锡也做了一些与革命精神相符、有益于革命的事。

比如1791年，他为著名的政治家塔列朗撰写了关于公共教育改革的备忘录。

拉瓦锡写道：

“传统公共教育并非为培养公民而设，而是为培养神父、修女和神学家而设，教会精神始终排斥任何革新。”

博洛尼亚大学科学史教授马可·贝雷塔评价道：

“拉瓦锡认为，在天主教会文化霸权下，人类精神发展不仅停滞，甚至明显倒退，唯有通过大革命才能摧毁这些‘无知与野蛮的纪念碑 ’。”

拉瓦锡这种反教权的思维，与大革命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符的。

在大革命爆发后，新政权让拉瓦锡去做什么工作，他也基本都去了。

比如他参加了度量衡委员会，还参加了国家财政委员会，他根本没有表现出那种坚决抵抗革命的态度，反倒是常常表现出愿为新政权、新社会效力的态度。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我觉得是完全没必要杀的。

最合理的处置方式，就是没收他靠当包税人，获得的所有财产，同时还可以把他关个一段时间，以示惩罚和警示。把他改造完成后，就把他放出来，让他去最顶级的科研机构上班，照常给他薪水，也给他所需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资金，让他能继续为新社会发挥他宝贵的科学才能。

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在真实的世界里，拉瓦锡那颗被拉格朗日称为百年一遇的脑袋，在一瞬之间就被砍了下来，那双曾洞悉物质本质的眼睛，也最终在血污中，失去了所有的神采。

拉瓦锡的实验室，收藏于法国工艺博物馆

六

“吾爱，你正承受着我无法分担的身心煎熬，万物损耗健康，此乃最大不幸。昨日你面露哀戚，但既然我已经坦然接受的命运，视未失之物皆为胜利，你又何必悲伤呢？况且，我们有理由盼望，还能再次在一起。在那之前，每次你来探视我，都将让我感到片刻的幸福。”

这是拉瓦锡在被捕后，写给妻子玛丽·安妮的信。

拉瓦锡那时还不知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

1794年5月8日，拉瓦锡就被处死了。

玛丽·安妮当时就在台下，亲眼看见自己的丈夫被砍去头颅。玛丽·安妮并没有被这一幕吓到，在拉瓦锡死后，这位常常在拉瓦锡肖像中被裁掉的女人，毅然走到了台前，她决心追回丈夫的财产、丈夫的清白。她东奔西走，联合各路人士指控当年调查拉瓦锡的迪潘犯下了罪行、侵吞了财产，她强调当时的审判程序违规，最终迪潘落网，而曾被没收的拉瓦锡夫妇的财产，也被悉数归还。

此后，拉瓦锡的名誉得以恢复。

1900年，在法国公共教育部的资助下，在临近6年的全球募捐下，法国科学院为拉瓦锡建造了一座青铜雕像。这座雕像在巴黎世博会期间隆重揭幕，并由巴黎市长亲自接收。

在巴黎市政厅、在卢浮宫、在索邦大学（法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也都有拉瓦锡的雕像。

法国还有多所中小学以拉瓦锡的名字命名，其中的巴黎拉瓦锡高中，在2018年被《世界报》（法国阅读量最大的付费全国性日报）评为全法国第三好的公立高中。

拉瓦锡逝世200年的时候，法国科学院筹备了以他为主题的展览，巡回了整个法国。

拉瓦锡也因他在化学上的杰出成就，而走进了全世界无数学校的教科书。

这一幕幕，正如拉瓦锡自己在生前所预料的那样：

“我此生功业已成，当我逝世时，我必当名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