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德罗（1713-1784）
1778年4月底，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在巴黎皇家科学院与到访的“美国先生”富兰克林会面，畅谈新生的自由共和国及其政府架构和宪法草案。“假如我年轻四十岁，”这位年过八旬的长者对客人感慨，“我真想去你们那幸福的祖国定居（settle）。”事实上，这也是同为启蒙哲人（philosophe）的狄德罗的心声。大约一个月前，伏尔泰和狄德罗晤面时，后者坦言：因为年事已高而不能前往美国这个拥有“宽容、法律、美德和自由的国度”，他为此感到“非常遗憾”——其程度丝毫不亚于此前身处流放地费尔奈（Ferney）的伏尔泰在致狄德罗书信中所表达的“遗憾”：“不见你一面就死去，这让我心碎……我很乐意回到巴黎，并且用我生命的最后十五分钟聆听你的声音，以此抚慰我的心灵。”平心而论，由于缺乏深入了解，伏尔泰所谓“定居”美国云云，大抵可视为应景的客套话；而狄德罗的“遗憾”则可谓货真价实且诚意满满——自独立革命以来，美利坚这个以自由、平等为旗号的共和国乃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的确，狄德罗对自由美国有多憧憬，他对专制法国就有多痛恨。和伏尔泰一样，狄德罗不仅是铁杆“崇英派”（disciple）——以翻译英国哲学家沙夫茨伯里的《论美德与德性》而著称，而且也是当局眼中不折不扣的“刺头”：1746年6月，狄德罗的首部作品《哲学思想录》（Philosophical Thoughts）出版仅一个月后，便被巴黎高等法院勒令下架，并被判处在巴黎格列夫广场（Place de Grève）公开焚毁，罪名是“宣传无神论”。作为斯宾诺莎的信徒，狄德罗将《神学政治论》“序言”部分的名言（“君主统治的最高秘密与最终本质就在于欺骗民众，用宗教的华丽名义来掩饰恐惧并统治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努力争取被奴役，仿佛那样就能得到拯救”）巧妙化用到他本人的“思想录”里，自以为瞒天过海，结果遭人举报。次年，狄德罗匿名出版《怀疑论者的漫步》（The Skeptic’s Walk），公然叫板新闻审查机构——“如果你禁止我谈论宗教或是政府，那我就无话可谈了”。结果遭遇警方“突击检查”，包括色情小说《泄密的珠宝》（The Indiscreet Jewels）在内的若干手稿被没收。
尽管屡遭警告，狄德罗并无悔改之意，反而变本加厉。1749年，他发表《论盲人书简》（Letters on the Blind），一面痛斥宗教当局利用迷信手段恫吓底层民众，一面哀恸民众身处黑暗荒漠，对于自身的愚蠢无知和麻木不仁却习焉不察，正如他后来在写给好友大卫·休谟的信中所言：“我亲爱的哲学家，让我们为哲学的命运哭泣吧。我们在对聋子宣讲智慧，我们确实距离理性的时代还很遥远。”虽然狄德罗百般抵赖他是本书作者，但这一次他却难逃法网，因为他在书中公然“散布危险思想”并诋毁基督教（“它的教义是粗鄙迷信的变体，它的圣经是原始传说的拼凑，它的教会聚集着一群狂热者，他们若没有权力便奴颜婢膝，若获得权力则专横霸道”）触犯当局忌讳。不出意料，这位口无遮拦且自命不凡的文人（man of letters）旋即被投入巴黎东郊万塞讷监狱（Fort de Vincennes）。三个月后，狄德罗出狱之际，警察总监专门来到牢房“探视”，并当面警告，倘若他执迷不悟，继续散布反政府和反宗教的言论，他面临的牢狱之期将“以数十年计”。
狄德罗被迫转行。在达朗贝尔等“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成员帮助下，狄德罗开始主编《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通称《百科全书》），该书体系完备、气魄恢宏，历时二十余年方大功告成。从表面上看，它是致力于人文艺术和科技进步的大型工具书，人畜无害，但细究一番，人们不难发现，编者及词条撰写者（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及所谓“百科全书派”）矛头所指，仍不脱启蒙时代两大主题：宗教与政治。以“思想自由”词条为例：“我知道，在这里，一个正派人二十四小时内就可能失去所有的财富，因为他们会一拥而上；失去荣誉，因为这里没有法律；失去自由，因为独裁者最会捕风捉影；失去生命，因为对他们而言，公民的生命不值一提。”很显然，在词条编撰者看来，“在这里”，人民只有缴税养活贵族和教士阶层的权利，而不享有任何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所以在法国这样的国度，根本不存在英国思想家洛克（沙夫茨伯里的导师）所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而只存在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唯其如此，统治者才会不遗余力管控言论，并千方百计加强思想审查。
《百科全书》
照狄德罗在致荷兰出版商雷伊（Marc-Michel Rey）书信中的看法：“这里越来越难容异议。很快，审查机构允许出版的作品将只有年历、食谱和经过修正的《主祷文》”，尽管这样的审查奇蠢无比且收效甚微——“查禁某本坏书或者销毁一座诲淫塑像的人好比一个傻瓜，他不敢向河里撒尿，是生怕有人会在河里淹死”。很显然，在狄德罗眼里，这也是专制暴君最可恶之处：“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君主禁止人民就经济和政治问题自由发表意见，君主就表现出想要施行暴政的最让人确信无疑的证据。”而《百科全书》的宗旨，即倡导社会各阶层（教士、贵族及第三等级）一体奉行自由、开明的原则，其中不仅包括思想自由，更包括对于政治权力更为理性的运用。
再以狄德罗亲自撰写的词条“政治权力”（或译政治权威，Autorité politique）为例：他首先肯定“为了公共福利，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必须允许人们建立一种制度，允许他们服从一个人及其政治权力，但前提是“这种服从是凭理性、有节制的，而不是盲目的、毫无保留的”。换言之，任何权力都是一种有节制的权力：“没有人能从自然中得到支配别人的权力。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然的权利。”在此处，狄德罗将自由和权力深度捆绑在一起，无疑是他的一大创见，正如他后来在小说《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phew）中所说，“全国只有一个人能够散步，那就是国王。其余的人全是装模作样”。
由此，狄德罗在驳斥“君权神授”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主权在民”论，即政治权力真正起源于人民——用他本人的话说，“唯一真正的主权者（true sovereign）是国家；唯一真正的立法者（true legislator）是人民”。照此不难推断：既然人民授予国王政治权力，人民也有权将其收回。根据狄德罗的阐释，正是这“一纸契约”给予了人民反抗、罢免以及（在极端情况下）判处暴君死刑的权利（如因蔑视法律而被砍头的英王查理一世）。数年后，狄德罗的好友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表达了类似思想。而这类言论无疑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大革命期间，“政治权力”一文成为其中最具煽动性的元素，并直接影响到《人权宣言》（1793）的文字表述：该宣言第三十五条不仅主张人民主权，而且主张人民拥有反抗压迫的权利和义务——在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代，堪称石破天惊之论。
时至1760年代，狄德罗对时局日益感到愤懑绝望。旷日持久并最终令国家蒙羞的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法国成了最大的输家——不仅丧失了在北美的大部分殖民地（从路易斯安那延伸至新斯科舍海岸线），而且面临严峻的债务危机。处于破产边缘的王室出于自保，不敢向贵族和教士增税，只能将沉重的赋税转嫁给第三等级及劳苦大众，社会矛盾变得越发尖锐。六十年代末极端天气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农业产量低下导致的粮食短缺使得面包价格一路飙升，并引发了城市贫民大面积心理恐慌。到了1770年，骚乱在法国各地时有发生，成千上万的商业机构走向破产，税收严重下降，国库濒于枯竭。狄德罗在书信中记录了这些危机四伏的日子：“……半个法国每晚都躺在经济的废墟上睡去，另一半则担心他们醒来时会听到自己已经破产的消息在大街上广播。”
与此同时，狄德罗也密切关注着美洲殖民地的局势：新英格兰的宗教偏执、弗吉尼亚的审查制度、卡罗来纳的刑罚制度、佐治亚定居者的艰难处境以及各地的税收滥用，无不令他惴惴不安——这一切，与欧洲大陆的旧制度何其相似，而他本人最担心的便是专制暴政所导致的悲剧在美洲重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狄德罗对1770年前后包括欧美在内的整个启蒙世界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启蒙与政府行为之间这种永恒的矛盾从何而来？”他问道，“此时处于奴役状态的美洲，难道不是欧洲和欧洲人的最后希望吗？难道它不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地形、辽阔的面积和稀少的人口，才成为‘自由的圣地’？”
1776年6月，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前夕，狄德罗致信英国议会反对党领袖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您就美洲问题发表的几篇讲话我都读了，我很喜欢。文中充满了雄辩、尊严和力量……这里流传着一篇文章，据说是你们国家一位重要人物写的；根据这篇文章，母国的秘密计划是杀掉殖民地一半的人，再把剩下的一半变成和黑人一样的奴隶。”和埃德蒙·伯克一样，威尔克斯是支持美洲独立、反对英王派兵镇压的议会少数派。为捍卫英国传统的新闻自由，威尔克斯在议会向国王乔治三世及拥护王权的“国王之友”发起猛攻，赢得“自由卫士”的称号。狄德罗佩服这位友人的勇气，更赞赏英国人对于王权扩张的警惕性；与此同时，他也告诫这位老友提防英国国内的激进势力（即日后所谓“雅各宾派”）挑起内战。照狄德罗的看法，英国人应该效仿“光荣革命”的传统，以理性协商限制王权扩张，维护英国“古老的自由权”，并且，“万一失败，他们也不应该发动叛乱，而应该移民到新大陆”。
正是出于对新大陆的好奇和期待，在结束《百科全书》编纂这一重大项目后，晚年的狄德罗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两印度史》（Histoire des deux Indes）的编写工作之中。这是他和友人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合作的史书，该书一方面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残暴和贪婪做出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也预言美洲的自由共和国代表了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该书第一版主要由雷纳尔执笔，书中关于美洲气候、土地及人口（包括黑人奴隶）分布等一手资料大多来源于作者和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人的往来书信。该书第二版（1778）、第三版（1780）增补的内容大多出自狄德罗之手（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作为美国独立的坚定支持者，狄德罗热情洋溢地记录了一个独立“国家联盟”（united states）的诞生，并将这个联盟视为“民主的自由”与“君主制的政治力量”的完美结合。他坚信，如果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能够摆脱奴役，它必定会成为世人心目中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
在引人注目的第三版中，狄德罗不仅亲自动手翻译了托马斯·潘恩于1776年出版的《常识》部分内容，总结了《独立宣言》的主要思想，还分析了作为临时宪法的《邦联条例》的利弊得失，并且断言“美洲殖民地有绝对的道德和政治权利摆脱压迫它们的宗主国的枷锁”——从这个意义上说，狄德罗“是发生在大西洋另一边的了不起的政治实验最重要的法国翻译者”，同时也是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最热忱的法国阐释者。对于《两印度史》这部巨著的历史意义，狄德罗自然心知肚明，诚如他在本书结尾处所言：“我不会自命不凡地认为，当伟大的革命到来时，我的名字还会被提起……这个乏善可陈的作品（《两印度史》）无疑会被遗忘，其全部优点在于抛砖引玉。但我至少能够告诉自己，我为自己的同类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并且已经准备好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命运得到改善……这将让我的晚年充满期待，让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到宽慰。”
朗格勒市的狄德罗雕像
法美军事同盟条约（1778）签署后，狄德罗曾发表演讲，为美洲殖民地革命事业欢呼呐喊。1782年春，在大陆军取得约克镇大捷六个月后，狄德罗再度发表题为“致美洲叛乱者”（To the American Rebels）的演讲。在演讲中，这位年迈的哲人首先为自己无力前往革命圣地“感到非常遗憾”，紧接着又语重心长地告诫革命者，要尽量克服数个世纪以来困扰欧洲的那些“痼疾”，以免重蹈覆辙：“北美人民啊，你们要警惕金钱带来的财富，它会导致道德沦丧和法律沦丧；要警惕财富分配不均，这将导致少数公民富裕，而多数公民贫困，这种情况会滋生一些人的傲慢和另一些人的匮乏。”狄德罗认为，美国民主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外国势力，而是来自内部，来自肆无忌惮的奢靡享乐、阶级矛盾、政治腐败，以及——“一个背弃共和国立国价值观的独裁者的崛起”。
在狄德罗看来，美国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自身，更在于它为欧洲及世界人民树立了榜样——“经过几个世纪的持续压迫，愿刚刚在海外发生的革命，通过为所有欧洲居民提供一个免受狂热主义和暴政的避难所，教会那些统治同胞的人如何合法地使用他们的权力！这些值得尊敬的美国人……宁愿自己流血牺牲，也不愿失去哪怕一丝一毫的自由，愿他们能够保全自由并维护他们的政府”。此外，在慷慨激昂的演讲稿结尾处，狄德罗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国”（Utopia）送上了祝福：“愿你们幸福的消息将地球上所有不幸的人带往你们国家。愿所有政治上或宗教上的暴君和压迫者都能知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摆脱枷锁；在那里，受压迫的人再次抬起了头；在那里，穷人的收成越来越多。”
在狄德罗临终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论克劳德与尼禄的统治》（Essay on the Reigns of Claudius and Nero）中，狄德罗念兹在兹的仍是新生的自由共和国如何维系长治久安这一“古老命题”，而他提供的解药是防范暴君专制。在狄德罗看来，罗马帝国与当今世界之间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但正如尼禄并非唯一的罗马暴君一样，腓特烈大帝也并非当世唯一的暴君，事实上，“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大的不幸之一就是相继拥有两三位公正、温和、开明但专断的统治者：人民会因为幸福而完全忘记自己的权利，从而陷入绝对的奴役状态”——以英国为例：如果英国连续拥有两三位伊丽莎白女王这样的狠角色，“英格兰就会被奴役几个世纪”，而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古老的自由”将荡然无存。正因为如此，狄德罗高度赞扬美国殖民地人民的胜利，认为这给当权者狠狠上了一课，让他们明白了合法行使权力的真谛——正如由美国革命元勋乔治·梅森（George Mason）以及杰斐逊、麦迪逊等人共同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The 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 1776）第二条（“权力的归属”）所言：“一切权力源于人民，并归属于人民。”很显然，这一条款与狄德罗在《百科全书》词条“政治权力”中的定义（“唯一真正的立法者是人民”）一脉相承。
1784年7月31日，狄德罗因患肺血栓病逝于巴黎。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颂扬狄德罗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法国历史之父”米什莱（Jules Michelet）则赞誉狄德罗为“真正的普罗米修斯”（the true Prometheus，意为“先见之明”）。二者皆堪称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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