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中国是一位有巨大争议性的人物，有网友请我谈谈对莫言“核弹罪恶论”的看法。莫言在他创作的散文《在毁灭中反思》中说：“当年美国人以正义的名义投掷在日本国土上的那两颗核弹，屠杀的基本上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毁灭的基本上是老百姓的家园；这样的屠杀，无论是因什么样的原因引发和以什么样的名义进行，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莫言显然是站在宇宙视角“同情”被伤害的日本人民的，好像评论人类是是非非的“上帝”一样。但他显然“同情”错了地方，这种“博爱”太虚妄。我认为：“站在宇宙视角，人类的战争皆为罪恶和悲剧；但站在民族立场，想想日本军国主义者屠杀的3500万中国军民，核平军国主义武装下的日本则理所应当。”
我把莫言的这一“同情”称之为“抽象人道主义”，并且认为这一悲悯情怀太有点东郭先生了。莫言将广岛、长崎的核爆定义为“不可饶恕的罪恶”，其论述的核心逻辑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对平民的无差别杀伤都是不可接受的。表面上看，他站在了人道主义的制高点，但问题在于，他只谈结果，不问起因；只论苦难，不论邪恶。他的文章通篇聚焦于日本平民的死伤与家园的毁灭，却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滔天罪行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从南京大屠杀到731部队的活体实验，从“三光政策”到3500万中国军民的惨烈伤亡，他怎么不谈谈日本遭受核弹的起因？那个时候，“日本人民”可是绝大多数都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雪崩的时候，这些雪花并不无辜。他把反法西斯的正义行动，写成“不可饶恕的罪恶”，当然不会为广大爱国主义网民接受。如果我是那个时候的美国总统，也会断然下令核平日本，扔两颗原子弹太少了，如果有，没准我还会下令多扔几颗。
莫言的“抽象人道主义”危险在于：它把侵略者与受害者放在了同一个道德天平上。按照他的逻辑，惩罚侵略难道有罪吗？这不是反思战争，而是在解构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莫言的文学才华可以打9分，但他的政治水平只能打零分。从人类整体命运的高度看，任何战争都是悲剧。核武器的毁灭性、战争的残酷性，从这个维度上确实值得全人类警醒与反思。莫言就是站在这个视角上写这篇文章的，这种视角有它的价值，它提醒我们珍视和平、警惕战争。但仅有宇宙视角是不够的。我们生活在人类世界，还分国家与民族，还没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所以要站在现实世界写文章，你是中国人，当然要站在中国人的“民族立场”上进行解构， 这是我重点强调的另一个维度。
3500万中国军民死于那场侵略战争，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被侵略者活活杀死、烧死、虐杀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无数屠村惨案……，哪一座被烧成废墟的城市，不是老百姓的家园？这3500万冤魂，绝大多数也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莫言先生想过没有？广岛、长崎死于核爆的民众当然是不幸的，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他们并不无辜。因为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曾为日寇呐喊助威、补充粮草、鼓励子女参军。当整个日本被绑上“一亿玉碎”的战车时，广岛和长崎早已不只是普通的家园，而是为侵略提供弹药、舰船、兵员的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请问：莫言先生想到这些问题了吗？
历史已经盖棺定论，二战时期德意日是邪恶的轴心集团，不容刻意模糊侵略与反侵略的根本界限。穿越到1945年的日本，那个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拒不投降、叫嚣“一亿玉碎”的，而“日本人民”并没有起来反抗他们的政府。若不彻底打垮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意志，只会有更多中国人、亚洲人甚至美国人惨死在战火里。原子弹的投放，本质上是终结侵略、制止屠杀、拯救更多生命的最后手段，是正义的核弹。莫言对核爆的“罪恶”用“抽象人道主义”定性，客观上为日本右翼否认历史、美化侵略递了刀子。我想对莫言说的是：视角不能代替立场，悲悯不能混淆是非，历史不容歪曲，先烈不容亵渎，3500万同胞的冤魂更不容遗忘。
谁模糊侵略与反侵略的界限，谁替侵略者洗白，谁就是在背叛历史、背叛民族、背叛所有为抗战牺牲的中国人，希望莫言先生反思一下，是不是这个理儿？站在“宇宙公民”的位置上悲悯广岛、长崎的灰烬，莫言先生你站得太“高”了，高到上帝的位置了。站得这么高，“上帝”会质疑你越俎代庖，他老人家会不高兴的。如此不接地气，人民当然也会不高兴，莫言被许多网民反对当然就很正常。不知道我给出的这个答案，向我提问的网友满意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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