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十块钱
那年夏天热得格外早，才六月中旬，蝉就叫得撕心裂肺的。
我蹲在自家门槛上，手里攥着那张初中录取通知书，纸边都被汗浸软了。通知书上说，学费十二块五毛钱，九月一号前交齐。我把这数字翻来覆去算了好几遍——家里那头猪崽刚满月，卖了能值二十块，可那是爹留着给娘抓药的；地里的麦子还没熟，就算熟了，交了公粮也剩不下几斤。
爹从屋里出来，蹲在我旁边，卷了根旱烟，闷头抽了半天，最后说了句：“去找你二叔吧。”
二叔是我爹的亲弟弟，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吃商品粮的，是我们整个家族里最有出息的人。每年过年回来，二叔都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说话的时候总爱先清清嗓子。村里人都说，二叔是个体面人。
可我怕去二叔家。
二婶是个城里姑娘，长得白净，说话细声细气的，可她看我们这些乡下亲戚的眼神，总让我觉得自己像只泥地里爬出来的癞蛤蟆。去年过年去拜年，二婶端出一盘糖果，我伸手去拿，她笑着说“慢慢吃”，可那笑容底下藏着的东西，让我的手缩了回去。
但为了上学，我还是去了。
二叔家在镇上供销社后面的家属院里，一排红砖平房，门口种着两棵石榴树。我到的时候，二叔正坐在院子里乘凉，手里摇着蒲扇，收音机里放着评书《杨家将》。
“二叔。”我叫了一声，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二叔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小军？你怎么来了？”
我把录取通知书递过去，手抖得厉害。二叔接过来看了看，点点头：“考上了？不错嘛。”
“二叔，我想……想跟您借点学费。”我的脸烧得厉害，低着头不敢看他。
二叔沉默了一会儿，转身进了屋。我跟在后面，站在门口没敢进去。屋里传来二婶的声音：“谁来了？”
“大哥家的小军，来借钱。”
“又借钱？”二婶的声音尖了起来，“上个月你大哥来看病借的五块钱还没还呢！”
“行了行了，”二叔压低声音，“孩子考上初中了，总不能不让上吧。”
又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翻箱倒柜找东西。过了一会儿，二叔走出来，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递给我：“拿着吧，好好读书。”
我接过钱，连声道谢，转身就跑出了院子。跑出老远，还能听见二婶的声音从身后追上来：“就这十块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十块钱，离十二块五还差两块五。我把那张钞票掏出来看了好几遍，借着月光，能看清上面的工人和农民图案。我把钱叠得整整齐齐，夹在课本里，又把课本塞进书包最底层，这才安心睡下。
开学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娘给我煮了两个鸡蛋，爹把书包递给我的时候，往里面塞了个东西——是一张五毛钱的纸币，皱得都快碎了。
“爹，够了，我有十块。”
“拿着吧，万一用得着呢。”爹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摸了摸我的头，“好好学。”
到了学校，我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打开书包准备把钱拿出来交学费。可当我翻开课本，整个人愣住了——
课本里夹着的，根本不是那张十块钱。
那是一沓钱，整整一沓十块的！我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手指头都在发抖。十张，一百块钱！
我的第一反应是二叔拿错了。可转念一想，不对啊，二叔明明只给了我一张十块的，而且当时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张钱是旧的，边角都磨毛了。可现在课本里这十张，每一张都是崭新的，连折痕都没有。
难道是二叔后来又偷偷放进去的？不可能，他要是想多给，当面就给多了。再说了，二婶那个样子，二叔哪来的这么多钱？
我又想起二叔进屋拿钱时的情景。他在屋里待了好一会儿，二婶还跟他吵了几句。难道是在那时候，他把钱换成了别的？可为什么要把一张换成十张？
脑子里乱成一团，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盯着那一百块钱发呆。窗外梧桐树的影子落在课桌上，风一吹，晃来晃去的。
这时候班主任李老师走了进来，开始收学费。同学们一个个上去交钱，轮到我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抽出一张十块的递了过去。
李老师接过钱，看了看，突然问了一句：“你这钱是哪来的？”
我心里一惊，脸刷地白了：“我……我二叔给的。”
李老师没再说什么，收了钱，在本子上记了一笔。可她的眼神让我觉得不对劲，好像这钱有什么问题似的。
放学后，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去了镇上的供销社。我想问问二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供销社已经关门了，我绕到后面的家属院，远远就看见二叔家门口围了一圈人。我心里咯噔一下，快步走过去，挤进人群，看见二叔家的门大敞着，里面一片狼藉，抽屉被拉开了，衣服扔了一地。
二婶坐在院子里哭，二叔蹲在旁边抽烟，脸色铁青。
“怎么了？”我问旁边的大爷。
大爷叹了口气：“遭贼了呗，昨晚被人摸了进来，偷走了好几十块钱呢。”
我的心猛地揪紧了。
二叔看见了我，招招手把我叫过去。我走到他面前，腿肚子直打颤。二叔看了看我，低声问：“昨天给你的学费，还在吗？”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我该怎么说？说我书包里莫名其妙多了一百块钱？说我把其中一张交了学费？说我现在怀疑这钱就是二叔家丢的那些？
二叔见我不说话，又问了一遍：“丢了？”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二叔的声音沉了下来。
我终于憋出一句话：“二叔，你昨天给我的，到底是多少钱？”
二叔愣了一下：“十块啊，怎么了？”
我从书包里掏出剩下的九张十块钱，递到他面前。二叔看着那些钱，眼睛一下子瞪大了。二婶也不哭了，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抢过那些钱，数了数，尖叫起来：“就是他！就是他偷的！”
“不是我！”我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昨天你给我的是十块，我回去就夹在课本里了，今天早上打开一看，就变成了一百块！”
二婶冷笑一声：“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呢？十块钱能自己变成一百块？肯定是昨天晚上你摸回来偷的！”
“我没有！”我喊了出来，“我昨晚一直在家里睡觉，我妈可以作证！”
二叔站起身，从我手里拿过那些钱，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然后看着我，问：“你说你早上才发现变成了十张？”
我拼命点头。
二叔又沉默了，过了好久，他忽然问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做梦？”
我愣住了，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问。可仔细一想，昨天晚上我还真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老太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眯眯地看着我，手里拿着一沓钱。她对我说：“娃儿，拿去好好读书，别跟你爹一样，一辈子在地里刨食。”
我把这个梦说出来的时候，二叔的脸色变了。二婶也愣住了，不再闹了。
“妈……”二叔喃喃地说了一句。
我这才想起来，奶奶去世的时候我才四岁，对她几乎没什么印象。可梦里那个老太太的样子，此刻回想起来，竟和二叔家里墙上挂的那张遗照一模一样。
二婶小声说：“那钱……真是咱妈给的？”
二叔没说话，只是把那九张钱又塞回我手里：“拿着吧，好好读书。”
后来我才知道，奶奶生前攒了一辈子的私房钱，藏在老屋房梁上一个铁盒子里，一共一百二十块钱。她走之前跟我爹和我二叔说过，这笔钱留给孙子们读书用。可我爹和我二叔找了很久都没找到那个铁盒子，以为奶奶只是随口一说。
至于为什么这钱会出现在我的书包里，至今没人说得清。
我只知道，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奶奶摸着我的头说：“娃儿，咱家就指望你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二叔提过借钱的事。
1987年的十块钱（续）
我攥着那九张十块钱，站在二叔家门口，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地上。二婶不哭了，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眼睛红肿着，时不时瞥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很，有怀疑，有惊讶，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二叔把我拉到一边，蹲下来，点了根烟。他抽烟的样子跟我爹一模一样，眯着眼，吸得很深，半天才吐出一口烟雾。
“小军，你跟二叔说实话，昨晚你到底有没有来过这儿？”
“没有！”我急得跺脚，“二叔，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出门就让车撞死！”
二叔摆摆手：“行了行了，别发毒誓。”他又吸了口烟，“那你跟我说说，你做的那个梦，还记得多少？”
我努力回忆着。梦里的光线很暗，像是在一间老屋子里，墙上糊着旧报纸，空气里有股樟脑丸的味道。那个老太太——现在我知道那是奶奶了——坐在床沿上，手里捏着一沓钱，全是十块一张的新票子。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看起来很慈祥。
“奶奶说，‘娃儿，拿去好好读书。’”我重复着梦里的话，“她还说，‘别跟你爹一样，一辈子在地里刨食。’”
二叔的手抖了一下，烟灰落在地上。他抬头看着我，眼眶有点红：“你从来没见过你奶奶，怎么知道她长什么样？”
我答不上来。确实，我四岁那年奶奶就走了，家里连张照片都没留下——唯一的一张就在二叔家墙上挂着。可我来二叔家也就过年那一次，还根本没注意看过墙上的照片。
“可能……可能是上次来的时候看了一眼，记住了。”我自己都觉得这个解释站不住脚。
二叔没再追问，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钱你拿着，学费够了吧？”
“够了够了，还剩好多。”我把那九张钱递回去，“二叔，这钱我不能要，太多了。”
“拿着。”二叔的语气不容拒绝，“这是你奶奶给你的，不是我给的。”
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二婶这时走过来，手里端着杯水，递给我：“喝口水吧，大老远跑过来的。”
我接过杯子，说了声谢谢。二婶难得地笑了笑，虽然那笑容还是有点勉强，但比过年那次真诚多了。
“你二叔说的对，钱你拿着。”二婶说，“你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念叨，说几个孙子里就你最像她，脑子灵光，将来能有出息。”
这话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起过。我爹是个闷葫芦，从不跟我说这些事。我娘倒是偶尔会提一句“你奶奶要是还在，指定疼你”，但也仅此而已。
喝完水，天已经快黑了。二叔留我吃饭，我推辞了几句，最后还是坐下了。二婶炒了两个菜，一个西红柿炒蛋，一个土豆丝，还切了一碟腊肉。这在当时算是很丰盛的一顿饭了。
吃饭的时候，二叔喝了点酒，话渐渐多了起来。他说起奶奶的一些事，说她年轻时是村里少有的识字女人，当过几年民办教师，后来因为成分不好被撤了。她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让两个儿子读完书——我爹读到小学毕业就下地干活了，二叔运气好，赶上了招工，进了供销社。
“你奶奶常说，咱们老陈家祖坟上冒青烟，才能出一个读书人。”二叔端着酒杯，眼睛望着窗外，“她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说你那时候才四岁，连她的样子都记不住。”
我没说话，低头扒着饭，眼泪差点掉进碗里。
吃完饭，二叔送我到大路上。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路两边的稻田里蛙声一片。二叔站在路口，看着我说：“小军，好好读书，别辜负了你奶奶的心意。”
我使劲点了点头，转身往家走。走出老远，回头一看，二叔还站在那儿，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回到家，我爹和我娘还没睡，坐在堂屋里等我。我把剩下的钱拿出来，跟他们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我爹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奶奶疼你。”
那一夜，我又做了个梦。还是那间老屋子，还是那个老太太。这次她没有给我钱，只是坐在那里纳鞋底，一针一线，慢悠悠的。我走过去叫她奶奶，她抬起头看我，笑着说了句：“娃儿长大了。”
醒来的时候，枕头上湿了一片。
开学后的日子过得飞快。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走八里山路去镇上中学，晚上再走回来。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一顿饭五分钱，买两个馒头就着咸菜疙瘩。同学们大多来自镇上，条件比我好得多，但我从不羡慕他们——我知道自己能坐在教室里，已经是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事了。
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三。李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说我进步很大。放学后，她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问我家里的情况，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学校给贫困学生的补助，一个月三块钱。”李老师说，“你拿着，别跟别人说。”
我知道这不是什么补助——学校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可李老师坚持说是，我也就没再推辞。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李老师自己掏的钱。她每个月工资也就三十多块，还要养一家老小。
日子就这么过着，转眼到了年底。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学校放了寒假。我背着书包往家走，路过镇上的供销社时，看见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供销社要改制了，人员精简，二叔被裁了。
我心里一沉，赶紧跑到二叔家。院子里冷冷清清的，石榴树光秃秃的，叶子落了一地。二叔坐在屋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瓶酒，已经空了一半。
“二叔。”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
二叔抬起头，冲我笑了笑：“没事，正好歇歇。”他的笑容很勉强，眼角的皱纹比夏天深了许多。
二婶从里屋出来，眼睛红红的，看见我，勉强打了个招呼。她比以前憔悴了很多，头发随便扎着，身上的衣服也有些皱了。
“小军，你坐。”二婶搬了张凳子给我，“吃了没？我给你热点饭。”
“不用了二婶，我吃过了。”其实我没吃，但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们。
坐了一会儿，二叔忽然开口：“小军，你那钱，还剩多少？”
我愣了一下，老实回答：“还剩六十多块，学费花了十二块五，平时吃饭花了一些，李老师还给过我补助，所以没怎么动。”
二叔点点头：“省着点花，往后二叔可能帮不上你了。”
“二叔，那钱本来就是奶奶给的，您不用再帮我了。”我顿了顿，“您以后打算怎么办？”
二叔喝了口酒：“你二婶她娘家那边有个亲戚在县城开了个杂货铺，缺人手，让我去帮忙。工资不高，但好歹有个活干。”
“那挺好的。”我说。
二叔苦笑了一下：“好什么好，给人打工，看人脸色。”他又喝了口酒，“你爹说得对，还是你们这些读书人有出路。”
那天我在二叔家坐到很晚，听他讲了很多以前的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读书，可家里实在太穷，供不起两个人。他是老大，只能把机会让给我爹。可我爹也不是读书的料，读了几年就不愿去了。
“你奶奶为这事哭了好几次。”二叔说，“她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们哥俩。”
临走的时候，二叔送我到门口。外面下雪了，细碎的雪花飘在脸上，凉丝丝的。二叔站在屋檐下，忽然说了一句：“小军，你奶奶托梦给你的事，我一直没跟别人说。你知道为啥吗？”
我摇摇头。
“因为我怕说了，别人会觉得咱们老陈家的人疯了。”二叔笑了笑，“可我知道那不是疯。有些事，科学解释不了，但它就是真的。”
雪花越下越大，很快就在地上积了薄薄一层。我踩着雪往回走，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走出很远，回头看，二叔还站在那儿，像一个模糊的影子。
回到家，我爹正在灶台前烧火，我娘在缝补衣裳。见我回来，我娘放下手里的针线，问我吃饭了没。我说吃了，然后把二叔被裁的事告诉了他们。
我爹听了，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你二叔命苦，好不容易端上个铁饭碗，说砸就砸了。”
“爹，二叔说他要去县城给人看店。”
我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把灶膛里的火拨了拨，橘红色的火光映在他黝黑的脸上，忽明忽暗的。
除夕那天，二叔和二婶回来了。他们没有回自己家，而是直接来了我家。二婶带了一刀肉和两瓶酒，进门就帮我娘忙活年夜饭。两个女人在厨房里说说笑笑，气氛比往年好了不少。
吃年夜饭的时候，二叔端起酒杯，敬了我爹一杯：“哥，以前兄弟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我爹也端起杯，碰了一下：“说这些干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两个男人仰头干了杯中酒。我看着他们，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觉。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们家真正像个家了。
吃完饭，二叔把我拉到院子里，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塞到我手里：“拿着，压岁钱。”
“二叔，我不要，您自己都不宽裕。”
“拿着！”二叔板起脸，“这是规矩，长辈给的就得接着。”
我接过红包，捏了捏，里面大概有五块钱。我知道这五块钱对现在的二叔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在县城看店，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块，还要租房吃饭。
“二叔，我一定好好读书。”我说。
二叔拍了拍我的肩膀，没说话。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那年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供销社彻底没了，二叔在县城待了一年多，后来跟着一个老乡去了南方打工。二婶留在镇上，在一家服装厂找了份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考上了县一中，成了我们村第一个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消息传开那天，村里人都来我家道贺，我爹高兴得喝了半斤白酒，醉得一塌糊涂。
去县城报到的那天早上，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又看见了那个书包——就是去年夏天去二叔家借学费时背的那个。书包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破了，但我一直舍不得扔。我把手伸进夹层里摸了摸，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可就在我准备把书包合上的时候，指尖碰到了什么东西。我掏出来一看，是一张十块钱，崭新的，没有折痕，就像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一样。
我愣住了，翻来覆去地看这张钱。它怎么会在这里？这个夹层我检查过无数次，从来都是空的。难道是奶奶又……
我不敢往下想了。我把那张钱小心地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去了省城。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娶妻生子，在城市里扎下了根。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二叔家坐坐，带些烟酒茶叶。二叔老了，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但精神还不错。他在南方打了十几年工，攒了些钱，回到镇上盖了栋二层小楼，日子总算过得去了。
有一年清明，我和二叔一起去给奶奶上坟。坟在山坡上，周围长满了野草，墓碑上的字已经有些模糊了。二叔蹲在坟前，烧了一沓纸钱，嘴里念叨着什么。
烧完纸，二叔忽然问我：“小军，你还记得那年的事吗？”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点了点头。
“我后来想过很多次，始终想不通。”二叔说，“你奶奶的钱，到底是怎么到你书包里的。”
我没回答，因为我也答不上来。
二叔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看着远处的山峦，缓缓说道：“后来我就不想了。有些事情，想通了反而不是好事。你就当是奶奶在天上保佑你吧。”
风吹过山坡，坟头的野草沙沙作响。我仿佛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娃儿，拿去好好读书。”
下山的时候，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二叔走在前面，脚步有些蹒跚。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忽然想起那年夏天，他站在供销社家属院门口，月光下那个模糊的影子。
三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变了。只有那个梦，那张十块钱，还有奶奶的笑容，一直留在我心里，从未褪色。
1987年的十块钱（续二）
清明过后没多久，我接到了二婶的电话。
“小军，你二叔住院了。”
我握着电话的手紧了紧。二婶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但那种平静反而让人更不安。我问是什么病，二婶沉默了几秒，说是胃里长了东西，医生让做进一步检查。
当天下午我就买了火车票往老家赶。一路上，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我的思绪却一直往回飘。二叔这些年身体一直不算好，在南方打工那十几年，为了多挣点钱，经常一天只吃两顿饭，饿出胃病来也不奇怪。我劝过他好几次，让他去医院看看，他总是摆摆手说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
这次终于扛不住了。
到县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二婶守在病房门口，看见我来，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比上次见面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二婶，二叔怎么样了？”
“下午刚做完手术，胃切掉了三分之二。”二婶的声音发颤，“医生说发现得还算及时，再晚两个月就不好说了。”
我松了口气，又觉得后怕。推开病房的门，二叔正躺在床上输液，脸色蜡黄，嘴唇干裂，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看见我进来，他扯了扯嘴角，想笑，却没笑出来。
“小军来了。”他的声音很轻，像一片枯叶落在地上。
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骨节突出，皮肤像老树皮一样粗糙。
“二叔，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告诉你干啥？你在城里上班那么忙。”二叔闭上眼睛，“又不是什么大病。”
“这还不算大病？”我的声音有点哽咽，“您知不知道，再晚两个月……”
“行了行了，都过去了。”二叔打断我，“你吃饭了没？让你二婶给你弄点吃的去。”
我哪有心思吃饭。我在病房里守了一夜，二叔睡着的时候，我就看着窗外发呆。县医院的病房在五楼，窗户正对着一条老街，路灯昏黄，街上几乎没有人。偶尔有一辆摩托车驶过，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夜色中传出很远。
凌晨三点多，二叔醒了。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看我，忽然说：“小军，我梦见你奶奶了。”
我心里一动：“奶奶说什么了？”
“她说我受罪了，说她心疼。”二叔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目光有些涣散，“她还说，让我别怕，她在那儿等着我呢。”
“二叔，您别说这种话。”
“我不是那个意思。”二叔笑了笑，“我是说，梦见她挺好的。这些年，我很少梦见她。不像你，小时候就能梦到她。”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二叔，您信吗？那年的事。”
二叔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天花板，似乎在回忆什么。过了很久，他才开口：“我以前不信。你二婶也不信。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不得不信。”
“什么事？”
二叔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变得有些复杂：“你考上大学那年，记得吗？”
我点点头。那是1995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是整个家族第一个大学生。消息传开后，村里放了场电影庆祝，我爹高兴得逢人就发烟。
“你走之前，来我家道别。”二叔继续说，“那天你走后，我收拾桌子，发现茶杯下面压着一张十块钱。我以为是你落下的，追出去想还给你，可你已经走远了。”
我愣住了。这件事我完全没有印象。
“我当时没多想，把钱收起来了。”二叔说，“可后来有一天，我翻柜子找东西，又看到了那张钱。我忽然发现，那张钱跟我当年给你的那张，一模一样。”
“什么意思？”
“我也是后来才想起来的。”二叔的声音变得很轻，“那年你来借钱，我进屋拿钱的时候，翻了半天才找到一张十块的。那张钱是旧的，边角都磨毛了，中间还有一道折痕。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张钱是我发工资那天，你二婶买菜找回来的，我当时还嫌它太破，想着哪天去银行换一张新的。”
我屏住了呼吸。
“可你考上大学那年，落在我家的那张钱，是崭新的。”二叔看着我，“新得就像刚从印钞厂出来的一样，没有折痕，没有污渍，连边角都是硬的。”
“会不会是您记错了？”
“我也希望是我记错了。”二叔苦笑了一下，“可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你想想，那年你书包里多出来的那九十块钱，也是崭新的。你奶奶留下的那一百二十块钱，据说也是崭新的——你爹说过，你奶奶活着的时候，每年过年都会去银行换新钱，攒起来留着给孙子们用。”
我感觉后背一阵发凉。窗外传来几声鸟鸣，天快亮了。
“后来我专门回了一趟老屋。”二叔说，“我想找找你奶奶藏钱的那个铁盒子。老屋早就没人住了，房梁上全是灰。我搬了梯子爬上去，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
“什么都没找到？”
“没有。”二叔摇摇头，“可我在房梁的一个缝隙里，找到了这个。”
他费力地抬起手，指了指床头柜的方向。我顺着看过去，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杂物。我打开袋子，翻了翻，在最底下找到了一个小布包。
布包是用一块蓝布缝的，针脚很密，一看就是手工做的。我小心翼翼地拆开线，里面露出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梳着两条辫子，穿着一件碎花衬衫，眉眼温柔，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摄于1965年春。
“这是……奶奶？”
二叔点了点头。
我从来没有见过奶奶年轻时的样子。家里的老照片早就在几次搬家过程中弄丢了，二叔家墙上挂的那张，是奶奶五十多岁时的照片，跟眼前这张判若两人。
照片上的奶奶，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眼睛里有一种明亮的光，像春天的溪水一样清澈。
“这张照片，我从来没有见过。”二叔说，“你奶奶活着的时候，也没跟我们提起过。可它就藏在老屋的房梁上，在那个铁盒子应该待的地方。”
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看了看那几个字。字迹娟秀工整，看得出写字的人受过一定的教育。这让我想起二叔说过的话——奶奶年轻时当过民办教师，是村里少有的识字女人。
“二叔，您觉得这照片是谁放的？”
二叔没有回答。他闭上了眼睛，呼吸渐渐平稳下来，好像是睡着了。
我没有再追问。我把照片小心地收好，放回布包里，又把布包装进自己的口袋。
天亮之后，医生来查房，说二叔恢复得不错，再观察一周就可以出院了。二婶听了，紧绷了好几天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陪二叔在医院待了三天。这三天里，二叔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能下床走动了，也能吃点流食了。第四天，单位打电话催我回去，我只好买了返程的车票。
临走那天，我去跟二叔告别。他靠在床上，气色好了很多，甚至有了开玩笑的心情：“回去吧，别耽误工作。等我好了，去城里看你。”
“二叔，您一定要来。我带您去吃好的，逛公园，看夜景。”
“行，一言为定。”二叔伸出手，跟我击了一下掌。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二叔忽然叫住我：“小军。”
我回过头。
“那张照片，你带走吧。”二叔说，“放在我这儿，说不定哪天就弄丢了。你拿着，也算是个念想。”
我点点头，摸了摸口袋里的布包，走出了病房。
回到省城后，我把那张照片翻拍了一张，放大，装进相框，挂在书房的书桌上方。每次抬头看见奶奶年轻时的模样，我就会想起那年夏天，想起那个奇怪的梦，想起书包里凭空出现的十张崭新的人民币。
日子一天天过去，二叔的身体渐渐恢复了。他没有来省城看我，说是晕车，坐不了长途汽车。我每隔一段时间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的身体状况，聊聊天南地北的事情。
那年冬天，我回老家过年。二叔和二婶也来了，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二叔的胃口还是不太好，吃得不多，但精神很好，跟我爹喝了两杯酒，脸红扑扑的。
吃完年夜饭，孩子们在外面放烟花，大人们坐在屋里看电视。二叔坐在我旁边，忽然凑过来，压低声音说：“小军，我又梦见你奶奶了。”
“是吗？奶奶说什么了？”
“她说她很高兴。”二叔笑了笑，“说咱们老陈家，总算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
我鼻子一酸，端起茶杯假装喝水，掩饰自己的情绪。
窗外，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五彩斑斓的光芒照亮了整个院子。孩子们的笑声从远处传来，清脆而响亮。
二叔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的烟花，脸上的表情安详而满足。他轻声说了一句，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
但我还是听见了。
他说的是：“妈，你放心，我会好好的。”
那年的春节过得很热闹。初五那天，我准备回省城了。临走前，我去了一趟奶奶的坟前，把那张翻拍的照片烧给了她。
火苗舔着照片的边缘，奶奶年轻的面容在火焰中渐渐扭曲、消失。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话：
“奶奶，谢谢您。”
风吹过山坡，坟头的枯草沙沙作响。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
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往山下走去。走出十几步，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奶奶的坟静静地立在山坡上，背后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头顶是湛蓝如洗的天空。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身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眯眯地看着我。
她的嘴巴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
我听不见，但我猜得到。
她说的一定是那句老话：
“娃儿，好好读书。”
我转过身，大步朝山下走去。阳光洒在肩上，暖洋洋的。
1987年的十块钱（续三）
回到省城后，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节奏。我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不算忙，但琐碎的事情很多。每天对着稿子改错别字、调整语序、核对引文，下班回来累得连话都不想说。
妻子刘敏在银行上班，比我更忙。我们结婚五年了，一直租住在城南一个老旧小区的两居室里，计划着再攒两年钱，付个首付买房。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没有什么波澜，也没有什么惊喜。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校对一本地方志，桌上的电话响了。接起来，是二婶的声音，带着哭腔。
“小军，你二叔不见了。”
我心里一紧：“什么叫不见了？”
“今天早上他说去镇上赶集，到现在都没回来。”二婶的声音在发抖，“我到处找过了，集市上也去了，他常去的老刘头家也去了，都说没看见他。手机也打不通，关机了。”
我看了看手表，下午四点十分。从早上出门到现在，已经七八个小时了。
“二婶您别急，我这就请假回去。”
挂了电话，我跟主编请了三天假，又给刘敏发了条消息说明情况，然后直奔火车站。坐上最近一班绿皮车，三个小时后到了县城，又搭了一辆摩的，赶到镇上时天已经全黑了。
二婶站在家门口，看见我就像看见了救星，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小军，你说你二叔他能去哪儿啊？他身体刚好没多久，这要是出点什么事……”
“二婶，您先别慌。”我扶着她进屋坐下，“二叔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比如说心情不好，或者说过什么奇怪的话？”
二婶想了想，摇了摇头：“没有啊，这段时间他心情挺好的，天天乐呵呵的，还说要等你下次回来带你去钓鱼呢。”
“那他出门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就带了个帆布包，里面装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沉思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一个地方。
“二婶，老屋的钥匙还在吗？”
“老屋？哪个老屋？”
“就是我奶奶以前住的那个老屋。”
二婶愣了一下，然后起身翻箱倒柜找了半天，从一个铁饼干盒里翻出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这把钥匙还是你二叔收着的，我一直没动过。”
我接过钥匙，揣进口袋，又跟二婶要了一把手电筒，骑着二叔家的二八大杠就往老屋方向赶。
老屋在村子最东头，是一栋土坯墙、青瓦顶的老房子，已经有十几年没人住了。院子里的杂草长到齐腰高，木门上的锁链锈成了一坨铁疙瘩。我用钥匙试了半天，根本插不进去。最后找了块石头，把锁链砸开，推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一片荒芜。当年的石榴树已经枯死了，歪歪斜斜地靠在一段矮墙上。水井被石板封住了，井台上长满了青苔。堂屋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
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屋内。家具早就搬空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屋架子。墙角结满了蜘蛛网，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上面有几行清晰的脚印，一直通向里屋。
我的心跳加快了。顺着脚印往里走，来到当年奶奶住的那间屋子。门开着，里面隐约有光亮。
我走进去，看见二叔正坐在地上，面前点着一根蜡烛。烛光摇曳，映着他的脸，忽明忽暗。他的膝上放着一个铁盒子，就是当年奶奶藏钱的那种老式铁皮饼干盒，绿色的漆面已经斑驳脱落，露出下面褐色的铁锈。
“二叔？”
二叔抬起头，看见是我，并不意外。他笑了笑，拍了拍身边的地面：“来了？坐。”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地上铺着一块塑料布，看来他早有准备。蜡烛的火苗跳动着，在墙壁上投下两个摇晃的影子。
“您怎么跑这儿来了？二婶都快急疯了。”
“我知道她会着急。”二叔低下头，看着怀里的铁盒子，“可我必须得来一趟。今天是腊月十八，你奶奶的生辰。”
我一愣。奶奶的生辰，我从来不记得。事实上，家里人也很少提起。
“我今天早上起来，忽然就想起来了。”二叔说，“然后就怎么也坐不住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叫我，让我来老屋看看。我就来了。”
“那这个铁盒子……”
“就在你奶奶以前睡的床底下。”二叔抚摸着铁盒的表面，“我把地板撬开了一块，它就躺在下面。”
我的手电筒照向地面，果然看见靠近墙角的位置，有一块木板被撬了起来，露出下面的泥土。
“里面装的是什么？”
二叔没有回答，而是把铁盒子递给了我。盒子很沉，晃一晃，里面有金属碰撞的声音。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烛光照进去，里面的东西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满满一盒子银元。
那些银元码放得整整齐齐，在烛光下泛着柔和的白光。我拿起一枚，翻过来看了看正面——袁世凯的头像，民国三年的。又拿起一枚，孙中山的头像。再拿起一枚，龙纹的，更古老。
“这……这是……”
“我也没想到。”二叔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我本来只是想来找找你奶奶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结果撬开地板，就发现了这个。”
我数了数，大概有四五十枚。按照当时的行情，一枚普通的袁大头能卖到四五十块钱，品相好的更贵。这一盒子，少说也值两千多块。
“二叔，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就你和我。”
“二婶呢？”
“我还没告诉她。”二叔看着我，“小军，你觉得这钱该怎么处理？”
我想了想，说：“这是奶奶留下的，按理说应该是您和我爹平分。”
二叔摇摇头：“你爹那边，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他说他不要，全都给我。他说当年供我读书，家里欠了不少债，这笔钱就当是补偿我的。”
“那我爹那份呢？”
“你爹说，如果他非要分，就把他的那份给你。”二叔看着我，“他说你一个人在城里不容易，又要买房又要养家，压力大。”
我沉默了一会儿，把铁盒子的盖子合上，推到二叔面前：“二叔，这钱我不能要。您身体不好，需要钱调理。二婶这些年也跟着您吃了不少苦，您拿着这钱，改善改善生活，比什么都强。”
二叔看着我，烛光在他的眼睛里跳动。过了很久，他开口说：“小军，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吗？”
我摇摇头。
“因为她怕。”二叔说，“她怕这些东西会给我们家带来祸害。那个年代，家里藏着银元，要是被人知道了，是要被批斗的。她藏了一辈子，到死都不敢说出来。”
二叔顿了顿，继续说：“可她又不舍得扔掉。这是她娘家的陪嫁，是她父母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她藏起来，是想等太平了，再传给后人。”
“那现在太平了。”
“是啊，现在太平了。”二叔叹了口气，“可你奶奶已经不在了。”
我们俩坐在那里，谁也没有再说话。蜡烛快要燃尽了，火苗越来越小，在即将熄灭的那一刻，忽然爆了一下，重新亮了起来，然后又慢慢地、慢慢地暗下去，最后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黑暗中。
黑暗中，二叔的声音响起来：“小军，这些银元，你拿走一半。”
“二叔——”
“听我说完。”二叔打断我，“你拿走一半，剩下的我留着。不是给我的，是给你堂弟的。你堂弟明年高考，如果能考上大学，这笔钱就是他的学费。如果考不上，就当是我给他娶媳妇的本钱。”
堂弟叫陈磊，是二叔的儿子，比我小八岁，在县城读高二。这孩子学习成绩一般，但很懂事，放假了就回来帮家里干活，从来不抱怨什么。
“那好吧。”我答应下来，“不过二叔，这些银元现在出手不太划算，您先留着，等行情好了再说。”
“我知道。”二叔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吧，再不回去，你二婶该报警了。”
我把铁盒子里的银元分成两份，用两块手帕包好，一人揣了一份。然后熄灭了蜡烛，锁上门，骑着自行车往回走。
夜风很凉，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二叔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搂着我的腰，另一只手紧紧抱着那个铁盒子。骑到半路，他忽然说了一句：“小军，你奶奶这辈子，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用力蹬着脚踏板，让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飞驰。
回到家，二婶果然急得团团转。看见二叔平安回来，她先是骂了一顿，然后又哭了一场。二叔由着她骂，由着她哭，等她发泄完了，才把铁盒子拿出来，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二婶听完，愣了半晌，最后只说了一句：“妈这是放心不下你啊。”
那天晚上，二叔留我住下。我睡在堂屋的沙发上，盖着一床散发着樟脑丸味道的被子，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在地上投下一格一格的光影。
我摸了摸枕头底下那包银元，硬邦邦的，硌得手疼。
第二天一早，我回了省城。临走前，二叔送我到路口，把一个塑料袋塞到我手里：“带回去尝尝，你二婶自己晒的红薯干。”
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路上小心。”二叔站在路口，朝我挥挥手。
我走出去几步，又停下来，回头问他：“二叔，您说奶奶这辈子没过过一天好日子。那她这辈子，有过开心的时候吗？”
二叔想了想，笑了：“当然有。你出生那年，她开心得不得了。逢人就显摆，说她有孙子了。你小时候穿的虎头鞋、戴的虎头帽，都是她一针一线缝的。你四岁那年，她走了。走之前那几天，一直念叨你的名字。”
我站在原地，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
“去吧。”二叔又挥了挥手，“别误了车。”
我转身走了，没有回头。我知道如果回头，二叔一定还站在那里，像那年夏天一样，月光把他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回到省城后，我把那包银元锁进了书房的抽屉里，没有拿去换钱，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打开抽屉，拿出一枚银元，在手心里掂一掂。
银元很沉，冰凉冰凉的，握久了才会有一点温度。
我不知道奶奶当年把这些银元藏在地板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是恐惧，是不舍，还是对未来抱着一丝渺茫的希望？
也许都有吧。
她活了六十多年，经历了战乱、饥荒、运动，一生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她把最好的东西藏起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子孙后代。她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东西能派上用场。
而她是对的。
那年的春节，我带着刘敏一起回老家过年。二叔家的新房已经装修好了，二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在村子里显得格外气派。二叔站在门口迎接我们，穿着一件新买的羽绒服，精神抖擞，完全看不出几个月前还在病床上躺着的模样。
“小军，快来！”二叔拉着我的手往里走，“带你参观参观我的新家。”
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楼是卧室和书房。二叔特意给我留了一间房，说是以后我回来就不用挤沙发了。房间里摆着一张新床，铺着崭新的被褥，床头柜上还放着一盏台灯。
“二叔，这也太破费了。”
“破费啥？反正都要装修，顺便给你弄一间。”二叔拍拍我的肩膀，“你以后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吃年夜饭的时候，二叔拿出了那包银元，摆在桌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二叔把银元的来历讲了一遍。讲到奶奶的时候，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但还是坚持讲完了。
讲完之后，二叔端起酒杯，站起来说：“第一杯酒，敬我妈。没有她老人家，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举起酒杯，朝着北方——奶奶坟头的方向——遥遥地敬了一杯。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二叔也喝了不少。两个人都醉了，互相搀扶着走到院子里，坐在新砌的水泥台阶上，看着满天繁星。
“小军。”二叔忽然叫我。
“嗯？”
“你说，人死了以后，真的会有灵魂吗？”
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但我宁愿相信有。”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的话，奶奶就能看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了。”我说，“她知道您盖了新房子，知道陈磊学习进步了，知道我结婚了，知道我们都过得很好。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二叔没有说话。他仰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很久很久。
然后他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一声很轻，轻得像是怕打扰了什么。
1987年的十块钱（续四）
春节过后，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我照常在出版社上班，刘敏在银行忙她的业务，两个人各忙各的，聚少离多。偶尔周末能一起吃顿饭，聊聊各自的工作和生活，然后又是新一轮的忙碌。
那年春天，陈磊高考了。成绩出来后，他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专，学的会计专业。虽然不是名牌大学，但对陈家来说，这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继我之后，陈家又出了一个大学生。
二叔高兴坏了，在镇上摆了五桌酒席，请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我也专程请了假回去，还包了一个五百块钱的红包。二叔死活不肯收，说我能来就是给他面子了，不能再破费。最后还是二婶出面打了圆场，说这是当哥哥的心意，不收反倒见外了。
酒席上，二叔喝了不少酒，脸红得像关公。他端着酒杯，挨个敬过去，逢人就说：“我儿子，大学生！”那语气里的骄傲，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二叔的样子，心里又高兴又有点酸楚。我想起那年夏天，二叔从供销社被裁的时候，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喝闷酒的样子。那时候的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能在镇上盖起楼房，能把儿子送进大学。
人这一辈子，真是说不准。
陈磊开学那天，是我陪他去报到的。二叔本来也要来，但临时有事走不开，就托我帮忙照顾一下。我带着陈磊办了入学手续，领了被褥脸盆，找到宿舍，帮他铺好床铺，又带他去食堂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陈磊送我出校门。他比我高了半个头，瘦瘦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哥，谢谢你。”他说。
“谢啥，咱俩谁跟谁。”我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学习，别辜负你爸的希望。”
陈磊点点头，犹豫了一下，又说：“哥，我爸以前是不是做过什么对不起你家的事？”
我一愣：“怎么这么问？”
“我妈有一次喝多了，跟我说过一些。”陈磊低着头，“她说那年你来借学费，我爸只给了十块钱，我妈还不高兴，说了些难听的话。她说她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家。”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别提了。”
“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那十块钱，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事了。”陈磊抬起头看着我，“哥，你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没有那十块钱，我不会去二叔家，不会发现书包里多出来的钱，不会做那个梦，不会发现奶奶的银元——一切都不会发生。可如果二叔当初没给我那十块钱呢？我可能就上不了初中，可能一辈子窝在农村，像父辈一样在地里刨食。
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是由一个很小的决定改变的。
“别想那么多了。”我对陈磊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其他的事情，等你长大了自然会明白。”
陈磊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送完陈磊，我一个人在校园里走了走。秋天的阳光很好，金色的银杏叶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作响。操场上有人在踢足球，喊叫声和笑声随风飘过来。
我忽然想起了自己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从农村出来，什么都不懂，连公交车都不会坐。第一次走进大学校门，看着那些高楼大厦和来来往往的学生，心里既兴奋又惶恐。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上课程，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立足。
后来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刚来的时候都害怕，都迷茫，但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慢慢适应的。
就像二叔说的，人这一辈子，熬一熬就过去了。
那年冬天，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电话是从深圳打来的，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方自称是一家拍卖行的经理，姓郑。他说他们公司最近在征集一批民国时期的银元，有人向他们推荐了我，问我手上是否有一些藏品愿意出售。
我心里一惊。银元的事，除了二叔一家，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个人是怎么知道的？
“郑先生，您是从哪里得到我的联系方式的？”
“哦，是一位姓陈的老先生提供的。”郑经理说，“他说他是您的叔叔，让我们直接跟您联系。”
二叔？他怎么会把我的联系方式给拍卖行的人？我压下心里的疑惑，说考虑一下再回复，然后挂了电话。
当天晚上，我给二叔打了个电话。
“二叔，您是不是把我的电话给了一家拍卖行？”
“是啊，怎么了？”二叔的语气很坦然，“那家拍卖行的人来镇上收古董，我拿了几枚银元给他们看，他们说品相不错，能卖个好价钱。我就把你的电话给他们了，你不是还有一半银元嘛，如果想出手的话，可以跟他们联系。”
“二叔，您那几枚卖了多少钱？”
“一枚卖了八十块。”二叔的声音里带着得意，“比市面上高了差不多一倍。那人说品相好，有收藏价值，所以价格高一些。”
八十块一枚，确实比市价高了不少。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正规的拍卖行，怎么会跑到乡镇上来收东西？而且还是派人上门收购，这更像是古玩贩子的做法。
“二叔，那人有没有留名片？或者公司地址？”
“留了，我找找……哦，在这儿呢。深圳福田区华强北路XX号，富丽拍卖有限公司。”
我记下了地址，说改天去深圳出差的时候顺路去看看。挂了电话，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安，但又说不出具体哪里不对。也许是我多虑了，毕竟二叔也不是小孩子，不至于被人骗。
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半个月后，我因为工作原因去深圳出差，顺便去了那家拍卖行所在的地点。到了之后才发现，那栋写字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富丽拍卖有限公司。我问了物业的人，对方说这家公司三个月前就搬走了，据说是经营不善倒闭了。
我心里一沉，赶紧给二叔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二叔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二叔，那家拍卖行是假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二叔苦笑的声音：“我知道。”
“您知道？”
“你把电话给我之后没几天，我又拿了十枚银元给他们。”二叔的声音很低，“他们说这批货成色更好，能给到一百块一枚。我寻思着能多赚点，就答应了。他们把银元拿走，说三天内打款。我等了一个星期，一分钱都没等到。再打那个电话，已经停机了。”
“二叔，您怎么不早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二叔叹了口气，“你人在那么远，又能怎么样？报案了，派出所说金额不大，立不了案。我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握着电话，气得浑身发抖。一千块钱，对二叔来说不是小数目。他辛辛苦苦攒了那么久的银元，就这么被人骗走了十枚。
“二叔，剩下的银元您千万别再动了，等我回去处理。”
“放心吧，不会再上当了。”二叔的声音里带着自嘲，“吃一堑长一智，我这把年纪了，也该学聪明点了。”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站在那栋写字楼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五味杂陈。这座城市繁华而冷漠，每天都有无数人在追逐财富，也有人在这片丛林中迷失。二叔只是一个从小镇来的老人，哪里斗得过这些精明的骗子？
回省城后，我专门跑了一趟古玩市场，找了几家有资质的店铺打听银元的行情。一圈问下来，心里大概有了底——普通的袁大头，品相好的能卖到六七十块，品相差的三四十块。奶奶留下的那些银元，保存得都很好，属于上等品相，价格应该能卖到七八十块一枚。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二叔，让他别再轻易出手了。如果真想卖，等我回去帮他找靠谱的买家。
二叔在电话里答应了，但我听得出来，他的兴致不高。被骗的事对他的打击不小，不只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自尊心的伤害。他一辈子要强，临老了却被几个骗子耍得团团转，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那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特意带了一本关于银元鉴别的书送给二叔。二叔接过书，翻了翻，笑了：“你这是让我当专家啊？”
“多学点东西总没坏处。”我说，“以后再有人来收银元，您也能分辨出真假好坏。”
二叔把书收好，点了点头：“行，我好好学学。”
年夜饭的时候，二叔又提起了奶奶。他说他最近经常梦见奶奶，梦见她坐在老屋的院子里晒太阳，手里纳着鞋底，嘴里哼着小曲。
“你奶奶活着的时候，最喜欢唱那首《茉莉花》。”二叔说着，轻轻哼了起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
他的声音苍老而沙哑，调子也跑得厉害，但每个人都安静地听着。唱到最后，二叔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你奶奶走的那天，我守在她床边。”二叔说，“她已经说不出话了，但嘴巴一直在动。我把耳朵凑过去，听了半天，才听出来她在唱这首歌。”
屋里一片寂静。炉火烧得正旺，橘红色的火光映在每个人的脸上，温暖而安详。
“她唱完最后一句，就不唱了。”二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然后她就走了。”
窗外，鞭炮声响了起来，新的一年到了。
我站起身，走到院子里，看着夜空中绽放的烟花。五彩的光芒在黑暗中盛开，又迅速凋零，像极了人的一生——短暂，却绚烂。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陈磊。他走到我身边，也仰头看着烟花。
“哥，你说奶奶现在在哪儿？”
“在天上吧。”我说。
“她能看见我们吗？”
“能的。”
陈磊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哥，我也想梦见奶奶。”
我转头看着他，他的侧脸在烟花的映照下忽明忽暗，稚气未脱，却又带着一种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认真。
“会的。”我说，“只要你心里有她，总有一天会梦见的。”
陈磊没有再说话。我们并肩站在院子里，看着烟花一朵接一朵地在夜空中绽放，直到最后一朵熄灭，世界重归寂静。
远处传来零星的狗吠声，夜风带着寒意掠过脸庞。我裹紧了外套，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夜空。
有一颗星星特别亮，挂在天边，一闪一闪的。
我笑了笑，推门走了进去。
1987年的十块钱（续五）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1999年的夏天。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澳门回归进入倒计时，举国上下都在为这件大事做准备。省城的街道两旁挂满了横幅和彩旗，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但对于我这个普通的小编辑来说，这些大事离我很远，我更关心的是眼前的生活。
刘敏怀孕了。
发现的时候她已经有两个多月的身孕。那天她下班回来，脸色不太好，说最近总是犯恶心，吃什么吐什么。我陪她去医院检查，拿到化验单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
“你要当爸爸了。”刘敏笑着说，眼角有泪光。
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我要当爸爸了——这个念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我第一时间给二叔打了电话。
“二叔，刘敏怀孕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传来二叔的大笑声：“好！好啊！咱们老陈家又要添丁了！”他的声音里透着由衷的高兴，“你爹知道了吗？”
“还没呢，我先给您打的。”
“赶紧给你爹打电话，他肯定比我更高兴。”二叔顿了顿，“对了，预产期什么时候？”
“医生说大概是明年二月份。”
“明年二月……好，好。”二叔念叨着，“到时候我去看你们。”
挂了电话，我又给我爹打了过去。我爹的反应比二叔还激动，在电话里连说了好几个“好”字，然后就开始絮絮叨叨地嘱咐我，要让刘敏多休息，多吃营养的东西，别让她累着。我一一应着，心里暖暖的。
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忙碌。白天上班，晚上回来陪刘敏散步、做产检、准备婴儿用品。我们租住的房子太小，只有五十多平米，一间卧室、一间客厅、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刘敏说等孩子出生了，这点地方根本不够住，催我赶紧看房子。
于是我又多了一项任务——周末去看房。省城的房价这几年涨得厉害，稍微好一点的地段，一平米要三四千块。我们攒了几年，加上双方父母支援一些，勉强够付一套小两居的首付。看了两个月，终于在城东选中了一套二手房，七十平米，两室一厅，采光不错，离刘敏上班的银行也近。
签合同那天，我拿出所有的积蓄，再加上我爹和二叔各寄来的一万块钱，总算凑够了首付。拿着新房钥匙的那一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这个城市漂泊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搬家那天，二叔专程从老家赶来了。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装满了家乡的特产——腊肉、香肠、干笋、红薯粉条，还有一大罐自家腌的酸菜。
“二叔，您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多重啊。”
“不重不重，都是自家产的，不值几个钱。”二叔把蛇皮袋放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打量着新房，“这房子不错，亮堂，通风也好。多少钱买的？”
我把价格说了，二叔咂了咂舌：“乖乖，这么贵？在咱们镇上，这点钱都能盖一栋小洋楼了。”
“省城的房价就这样，没办法。”
二叔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他在房子里转了一圈，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最后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的高楼大厦，感慨地说：“小军，你比你爹有出息，也比我有出息。”
“二叔，您别这么说。”
“我说的是实话。”二叔转过身，靠在阳台栏杆上，“你爹一辈子窝在农村，我折腾了大半辈子，到头来也就是在镇上盖了栋房子。你呢，凭自己的本事在省城买了房，娶了媳妇，马上还要生孩子。你奶奶要是能看到，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提到奶奶，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午后的阳光洒在阳台上，暖洋洋的，楼下传来孩子们嬉闹的声音。
“二叔，那些银元，您后来处理了吗？”
“没有。”二叔摇摇头，“被骗了一次之后，我就不敢再动了。剩下的那些，我都锁在柜子里，谁也不让碰。”
“要不我帮您在省城找个靠谱的买家？”
二叔想了想，说：“不急，再等等吧。现在银元行情一直在涨，说不定过几年能卖更好的价钱。”
“也行。”我没有再劝。
那天晚上，我留二叔在家里吃饭。刘敏下厨，炒了几个菜，又炖了一只鸡。二叔吃得很开心，连连夸刘敏手艺好。饭后，我和二叔坐在客厅里喝茶，电视里放着新闻，说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小军，你说这人啊，一辈子图个啥？”二叔忽然问道。
我被这个问题问住了，想了想，说：“图个安稳吧。”
“安稳？”二叔笑了笑，“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要安稳，觉得有个铁饭碗就万事大吉了。可后来铁饭碗砸了，我也没饿死。现在想想，人这一辈子，哪有什么真正的安稳？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见招拆招罢了。”
“那您觉得图什么？”
“图个念想。”二叔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人活着，总要有个念想。你奶奶的念想是让我们兄弟俩过上好日子，你爹的念想是把你们兄妹几个拉扯大，我的念想是把陈磊培养成人。你呢，你的念想是什么？”
我认真地想了想，说：“我的念想，可能就是让家人过得好一点吧。”
“那就够了。”二叔放下茶杯，站起身，“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明天一早还得赶车。”
“二叔，您今晚就住这儿吧，沙发能拉开当床睡。”
“不了，我在旅馆订了房间，离车站近，方便明天上车。”二叔拎起他的蛇皮袋，“你照顾好刘敏，别让她太劳累。”
我送二叔下楼，走到小区门口，他拦了一辆出租车，临上车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塞到我手里：“给孩子准备的，提前给你。”
“二叔，这……”
“拿着！”二叔不由分说地把红包塞进我的口袋，“这是当爷爷的一点心意。”
说完，他弯腰钻进车里，关上车门。车子发动，缓缓驶离。我站在路边，看着出租车的尾灯渐行渐远，消失在夜色中。
回到家，我打开红包，里面是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整整一千块。红包的背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给孩子的见面礼。”
我的眼眶一热，差点落下泪来。
那一千块钱，我没有花，而是存进了一张专门的银行卡里。我打算等孩子出生后，用这笔钱给他开一个账户，每年存一点，等他长大了再交给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刘敏的肚子越来越大。到了孕晚期，她的行动变得很不方便，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脚也肿得厉害。我尽量多分担一些家务，每天下班回来做饭、洗衣服、拖地，虽然累，但心里是甜的。
预产期是二月中旬。春节前几天，刘敏开始阵痛，我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在产房外面等了整整六个小时，终于听到了一声嘹亮的啼哭。
护士抱着一个皱巴巴的小家伙走出来，笑着说：“恭喜，是个男孩，六斤八两。”
我接过那个小小的襁褓，看着那张皱成一团的小脸，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就是我的儿子，是我和刘敏的孩子，是陈家新一代的血脉延续。他那么小，那么脆弱，蜷缩在襁褓里，像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猫。
我抱着他，手在发抖，生怕一不小心就伤到他。
“爸。”我轻声叫了一声，然后自己笑了——我居然在叫自己“爸”。
刘敏从产房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满头大汗，但眼睛里满是笑意。我把孩子放到她身边，她低头看着那个小家伙，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我们有儿子了。”她轻声说。
“嗯，我们有儿子了。”我握住她的手，紧紧地。
消息传回老家，全家都沸腾了。我爹在电话里激动得语无伦次，说要给孩子取名字，翻遍了字典找出十几个候选。二叔更是直接买了第二天的车票，要来省城看孩子。
二叔到的时候，带了一大包东西——有他自己做的婴儿床，纯手工打造的，打磨得光滑无比；有二婶缝的小被子和衣服，针脚细密，花色鲜艳；还有一大罐醪糟，说是给刘敏下奶用的。
“二叔，您这也太破费了。”我看着那堆东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破费啥？都是自家做的，不值几个钱。”二叔摆摆手，然后凑到婴儿床边，看着熟睡中的小家伙，眼睛里闪着光，“这孩子长得真俊，像你小时候。”
“我小时候可没这么好看。”
“你小时候也好看，就是黑了一点。”二叔笑着，伸出手指，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蛋，“小家伙，我是你二爷爷。”
孩子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在睡梦中咧了咧嘴，露出一个没有牙齿的笑容。二叔看了，笑得合不拢嘴。
“这孩子跟我亲。”二叔得意地说。
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二叔说的“念想”——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些瞬间。为了看到亲人脸上的笑容，为了听到孩子的哭声，为了感受到血脉相连的温度。
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二叔在省城住了三天。那三天里，他每天都围着孩子转，换尿布、喂奶粉、哄睡觉，比我和刘敏还积极。我开玩笑说，二叔干脆别回去了，留下来帮我们带孩子算了。二叔笑着说，那可不行，他还要回去照顾二婶和陈磊。
临走那天，二叔抱着孩子，舍不得放手。他低头看着孩子的脸，轻声说：“小家伙，二爷爷要走了，你要乖乖的，快点长大。长大了，二爷爷教你钓鱼，教你认字，教你好多好多东西。”
孩子睁着眼睛，乌溜溜的眼珠转动着，好像在听懂了什么。
二叔把孩子放回婴儿床，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快步离开了。
我追出去送他，在电梯口，我看到二叔在擦眼睛。
“二叔，您没事吧？”
“没事，眼睛进沙子了。”二叔揉了揉眼睛，笑了笑，“行了，别送了，回去照顾孩子吧。”
电梯门关上，二叔的身影消失在门后。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电梯显示屏上的数字一格一格地下降，心里忽然有些空落落的。
回到病房，刘敏正在给孩子喂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问：“二叔走了？”
“嗯，走了。”
“二叔是真喜欢孩子。”刘敏说，“你看他那眼神，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
“是啊。”我在床边坐下，看着孩子吮吸乳汁的样子，心里柔软得一塌糊涂。
“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刘敏说，“爸那边列了一堆候选，你觉得哪个好？”
我想了想，说：“叫陈念吧。思念的念。”
“陈念……”刘敏念了一遍，点了点头，“好听，也有意义。是纪念奶奶的意思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
是的，是纪念。纪念那个我从未真正见过，却一次又一次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在我生命中的老人。纪念她用一生的隐忍和坚守，为我们这个家族埋下的希望种子。
陈念，陈念。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987年的十块钱（续六）
陈念满月那天，我们在家里办了个简单的酒席。没有请太多人，就几家走得近的亲戚朋友，加上出版社的几个同事，凑了两桌。刘敏的母亲从邻市赶来，带了一大堆小孩的衣服和玩具，把我那间小小的客厅堆得满满当当。
二叔没有来。他打电话来说，镇上修路，班车停运了，一时半会儿过不来。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遗憾，但更多的是高兴，在电话里反复叮嘱我要照顾好孩子，别让他着凉，别让他饿着。
“二叔，您放心，我会照顾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二叔在那头笑了笑，“等路修好了，我再去看你们。”
挂了电话，我抱着陈念站在阳台上。初夏的风吹过来，带着栀子花的香气。楼下的小区花园里，几个孩子在追逐嬉戏，笑声清脆悦耳。陈念在我怀里睡着了，小嘴微微张着，呼吸均匀而轻柔。
我低头看着他，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如果奶奶还在，她看到这个曾孙，会是什么表情？
她一定会笑的。就像二叔说的那样，她最喜欢孩子了。她会把陈念抱在怀里，轻轻地摇着，哼着那首《茉莉花》，眼里满是慈爱和欢喜。
可惜她看不到了。
不，也许她能看到的。只是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
陈念半岁的时候，学会了翻身；七个月的时候，能坐起来了；八个月的时候，开始满地乱爬，把家里的角角落落都探索了一遍。我和刘敏每天下班回来，就是围着他转，累是累了点，但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那年秋天，出版社安排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培训。我本来不想去，放心不下家里，但刘敏说机会难得，让我放心去，她一个人能搞定。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收拾行李出发了。
在北京的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白天上课，晚上回到酒店还要整理笔记、写作业。到了周末，培训方组织大家去参观故宫和长城，我跟着队伍走马观花地看了一圈，心里惦记的却是家里的老婆孩子。
培训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接到了刘敏的电话。
“陈念发烧了。”她的声音很急，“三十九度五，吃了退烧药也不管用，我正带他在医院呢。”
我心里一紧：“医生怎么说？”
“说是病毒性感冒，可能要住院观察几天。”刘敏的声音有些发抖，“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的火车，后天上午到。”我握着电话，恨不得立刻飞回去，“你先别急，听医生的，我马上就回来。”
挂了电话，我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跟培训方说明了情况，提前退了房，改签了最早的一班火车，连夜往省城赶。
到省城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直接打车去了医院，在儿科病房找到了刘敏和陈念。陈念躺在病床上，小脸烧得通红，额头上贴着退烧贴，手上扎着输液针。刘敏趴在床边睡着了，脸色憔悴，眼下一片青黑。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她惊醒过来，看见是我，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你回来了。”
“回来了。”我在床边坐下，伸手摸了摸陈念的额头，还是很烫，“医生怎么说？”
“说是病毒性的，要输几天液。”刘敏擦了擦眼睛，“今天已经退了一点，但还是反复发烧。医生说如果再烧下去，可能要转去重症监护室。”
我的心沉了下去。重症监护室——这几个字听起来就让人害怕。
“不会有事的。”我握住刘敏的手，“咱们陈念壮实着呢，一定能扛过去。”
那一夜，我和刘敏轮流守着陈念，几乎没有合眼。到了凌晨三点多，陈念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稳定在三十七度五左右。护士来量了体温，说情况好转了，再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和刘敏对视了一眼，都松了一口气。
陈念在医院住了四天，终于康复出院了。出院那天，我抱着他走出医院大门，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陈念精神很好，在我怀里扭来扭去，小手抓我的头发，咯咯地笑。
“臭小子，差点把你爸吓死。”我在他脸上亲了一口，他嫌弃地用小手推开我的脸，惹得刘敏哈哈大笑。
回家的路上，我接到了二叔的电话。
“小军，听说陈念生病了？怎么样了？”
“已经好了，今天刚出院。”我说，“二叔您怎么知道的？”
“你爹告诉我的。”二叔的声音里带着担忧，“孩子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这几天我天天在家烧香，求你奶奶保佑他。”
我心里一暖：“谢谢二叔。”
“谢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二叔顿了顿，“对了，我下周去省城，到时候去看看陈念。”
“好啊，您来了提前说一声，我去车站接您。”
一周后，二叔果然来了。他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各种土特产，还有一大袋子他亲自上山采的草药，说是专门找人配的方子，给陈念增强体质的。
“二叔，孩子这么小，能吃草药吗？”
“能吃能吃，这都是温和的药材，不伤身体的。”二叔拍着胸脯保证，“你小时候身子弱，你奶奶就是用这个方子给你调理好的。”
我将信将疑，但还是收下了。后来拿去给一位中医朋友看了，他说这些药材确实都是健脾益气的，适合小孩子调理身体，我才放心给陈念服用。
二叔在省城待了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里，他每天都带着陈念在小区里遛弯，抱着他看花看草看蚂蚁，给他讲故事唱歌谣。陈念特别喜欢二叔，每次见到他就张开双臂要抱抱，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像是在叫“爷爷”。
“这小家伙，跟我有缘。”二叔得意地说。
“可不是嘛，您比他亲爷爷还亲。”我笑着说。
二叔听了，笑得更开心了。
临走那天，二叔把陈念抱在怀里，久久不愿放手。他低头看着陈念的脸，轻声说：“小家伙，二爷爷要走了，你要乖乖的，听爸爸妈妈的话。等你会走路了，二爷爷带你去老家玩，去看你太奶奶住过的老屋，去山上摘野果子，去河里捉小鱼。”
陈念听不懂，但他似乎感受到了二叔的不舍，伸出小手摸了摸二叔的脸。
二叔的眼眶红了，但他忍住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行了，我走了。”二叔把陈念交给刘敏，转身拎起行李，“你们保重。”
我送他到楼下，看着他上了出租车。车子启动的那一刻，我忽然发现，二叔的背影比以前佝偻了许多。他的头发白了大半，走路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利索了。
他真的老了。
这个认知让我心里一阵酸楚。时光不饶人，当年那个穿着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意气风发的供销社职工，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而我，也已经从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农村少年，变成了一个在省城安家立业的中年人。
时间改变了一切，又好像什么都没改变。
陈念一岁生日那天，我们带他去拍了周岁照。照相馆的师傅逗了他半天，他才勉为其难地笑了一下，快门按下，定格了他那张不太情愿的笑脸。
拿到照片的那天晚上，我把照片翻拍了一张，寄给了二叔。二叔收到后打来电话，说照片拍得很好，他要拿去镇上最好的相框店装裱起来，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等陈念长大了，让他看看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二叔笑着说。
“二叔，您也别太惯着他了。”
“我乐意。”二叔理直气壮地说，“我孙子，我不惯谁惯？”
我无奈地笑了笑，心里却是甜的。
那年冬天，陈念学会了走路。他摇摇晃晃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和刘敏都激动得差点哭出来。他走了两步，摔倒了，爬起来，又走了两步，又摔倒了，然后再爬起来。如此反复，他终于从客厅走到了卧室门口，然后回头看着我们，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
“棒极了！”我蹲下身，张开双臂，“来，再到爸爸这儿来。”
陈念犹豫了一下，然后迈着小短腿，跌跌撞撞地朝我跑过来。在他扑进我怀里的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
那天晚上，我哄陈念睡着后，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夜空发呆。冬天的星星很少，只有几颗最亮的挂在天边，冷冷清清的。
我忽然想起了奶奶。如果她还在，看到陈念学会走路，一定会高兴得合不拢嘴吧。她会牵着他的小手，一步一步地教他走路，就像当年教我一样——虽然我对那段记忆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装着那张奶奶年轻时的照片。翻拍的，原件在老屋的房梁上被发现后，就一直由我保管着。照片上的奶奶，眉眼温柔，嘴角含笑，看起来是那么年轻，那么美好。
“奶奶，您的曾孙会走路了。”我轻声说，“他叫陈念，思念的念。”
夜风拂过，阳台上的风铃叮当作响，像是谁在回应。
我笑了笑，收起照片，转身回了屋。屋里，刘敏和陈念都已经睡着了，母子俩依偎在一起，呼吸均匀而安详。
我在床边坐下，看着他们的睡颜，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这就是幸福吧。简单，平凡，却又弥足珍贵。
1987年的十块钱（结局）
陈念五岁那年，二叔病倒了。
这一次比上一次严重得多。胃癌复发，扩散到了肝脏和淋巴，医生给出的判断是最多还有半年。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凸起，躺在病床上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落叶。
二婶守在床边，眼睛哭得红肿。陈磊也从学校请了假，寸步不离地陪着父亲。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二叔正闭着眼睛休息。听见脚步声，他睁开眼，看见是我，嘴角扯出一个艰难的笑容：“小军来了。”
“二叔。”我在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骨节突出，皮肤薄得像一层纸，能清晰地看到下面青色的血管。
“陈念呢？怎么没带来？”
“他在上学，周末我带他来看您。”
“好，好。”二叔点点头，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又睁开，“小军，我跟你说个事。”
“您说。”
“那些银元，我想好了。”二叔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剩下的那些，你全部拿走。一半给陈念存着，一半给陈磊。你替我保管，等他们都长大了，再交给他们。”
“二叔，您别说这种话，您会好起来的。”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二叔笑了笑，“活了六十多年，够本了。你奶奶走的时候才六十出头，我比她多活了几年，知足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紧紧握着他的手。
“还有一件事。”二叔看着我，“我走了以后，你帮我把老屋修一修。不用大修，就是把屋顶补一补，门窗换一换，别让它塌了就行。那是你奶奶住了一辈子的地方，不能让它在咱们手里倒了。”
“二叔，我答应您。”
“好，好。”二叔又闭上眼睛，这次是真的累了，很快就沉沉睡去。
我在病房里坐了很久，直到天黑才离开。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傍晚的天空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几朵云漂浮在天边，像是燃烧的火焰。
我忽然想起那年夏天，二叔站在供销社家属院门口，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那时候他还年轻，虽然被供销社裁了，但眼睛里还有光。而现在，那束光正在一点一点地黯淡下去。
两个月后，二叔走了。
那天是2004年6月12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星期六。我正在家里陪陈念搭积木，电话响了。接起来，是二婶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小军，你二叔走了。”
我握着电话，愣在原地。陈念推了推我的腿，问我怎么了。我低下头看着他，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二叔的葬礼办得很简单，没有大操大办，就请了至亲好友，在镇上的殡仪馆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二叔躺在棺木里，穿着他最喜欢的藏青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容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
我站在棺木前，看着他安详的面容，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那年夏天他来我家借给我十块钱的样子，他被供销社裁了坐在屋里喝闷酒的样子，他在老屋的地板下发现银元时惊喜的样子，他抱着陈念时满脸宠爱的样子……一幕一幕，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
二婶哭得几乎站不稳，被陈磊扶着。陈磊没有哭，但眼眶红得厉害，牙关紧咬，腮帮子绷得紧紧的。
我爹站在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看着二叔的棺木，眼神空洞，不知道在想什么。
告别仪式结束后，二叔的遗体被送去火化。我捧着骨灰盒，坐车回到村里，把骨灰葬在了奶奶的坟旁边。这是二叔生前的愿望——他说他活着的时候没能好好陪母亲，死了以后要葬在她身边，给她做个伴。
黄土一锹一锹地填下去，盖住了骨灰盒，堆起了一座小小的坟茔。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心里默默地念了一句：“二叔，您一路走好。”
那天晚上，我住在二叔家。二婶和陈磊都睡了，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发呆。夏天的夜晚很安静，只有蟋蟀在草丛里鸣叫，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我忽然很想抽一支烟。虽然我从来不抽烟，但那一刻，我觉得需要一点什么东西来填补心里的空缺。我在二叔的房间翻了翻，找到半包他没抽完的烟和一只打火机。我抽出一支，点燃，吸了一口，呛得眼泪直流。
原来烟是这个味道的。又苦又涩，像极了生活的滋味。
我坐在院子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直到那半包烟全部变成了烟蒂。夜风吹过来，带着田野里庄稼的气息，清新而熟悉。
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
很轻，很柔，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又像是就在耳边。是女人的歌声，唱的是一首老歌——《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
我猛地站起来，四处张望。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月光洒在地上，像铺了一层银霜。歌声还在继续，飘飘渺渺的，像是从风中传来的。
我循着声音的方向走去，穿过院子，走过小巷，来到了村东头的老屋前。老屋的门锁着，窗户紧闭，歌声却分明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我掏出钥匙——自从二叔去世后，这把钥匙就一直由我保管着——打开了门锁。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熟悉的霉味扑面而来。月光透过破损的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歌声停了。
我站在门口，心跳得厉害。屋里很暗，只有月光照明。我摸索着找到墙上的灯绳，拉了一下，灯泡闪了闪，亮了。昏黄的灯光照亮了屋子——还是老样子，空荡荡的，墙角结满了蜘蛛网，地上积了一层灰。
我走进去，环顾四周，什么也没有。歌声消失了，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我走到奶奶曾经住过的那间屋子，站在当年发现铁盒子的地方。地板已经被二叔修好了，看不出任何痕迹。我蹲下身，用手摸了摸那块地板，木头很凉，很硬，像是一个沉默的守护者，守护着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奶奶，是您吗？”我轻声问。
没有人回答。只有风从破损的窗户吹进来，吹动了墙角的蛛网。
我在老屋里坐了很久，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才起身离开。锁上门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晨光中，老屋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像一个垂暮的老人，沉默而安详。
我忽然明白了。奶奶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她一直都在。她在那间老屋里，在那张照片里，在那包银元里，在那十块钱里。她从未离开过。
二叔走了以后，我开始频繁地回老家。以前一年回去一两次，现在每个月至少回去一次。有时候带着刘敏和陈念，有时候一个人。回去也没什么大事，就是陪陪我爹，看看二婶，去奶奶和二叔的坟前坐一坐，拔拔草，说说话。
老屋我也找人修了。按照二叔的遗愿，换了屋顶的瓦片，重新粉刷了墙壁，换了新的门窗。老屋焕然一新，但那股熟悉的气味还在——樟脑丸的味道，混合着岁月的味道。
陈念六岁那年暑假，我带他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对什么都好奇，追着鸡鸭满院子跑，去田里捉蚂蚱，去河里捞小鱼，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
有一天傍晚，我带他去老屋玩。陈念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我坐在门槛上看着他。夕阳西下，金色的光芒洒在院子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美好。
“爸爸，这间房子是谁住的呀？”陈念跑过来，指着老屋问。
“是你太奶奶住的。”
“太奶奶是谁？”
“太奶奶就是爸爸的奶奶。”我想了想，用他能理解的语言解释道，“就是爸爸小时候最疼爸爸的那个人。”
“那她现在在哪里？”
“在天上。”我指了指天空，“也在我们心里。”
陈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他低下头，在院子里东张西望，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样东西，跑过来递给我：“爸爸你看，这是什么？”
我接过来一看，愣住了。
那是一枚银元。在夕阳的余晖中，银元泛着温润的光泽，上面的龙纹清晰可见。我翻过来，背面是“光绪元宝”四个字。
“你在哪里捡到的？”
“就在那里。”陈念指了指院子角落的石榴树下——那棵枯死的石榴树旁边，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一株新的幼苗，嫩绿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摆。
我走到石榴树下，蹲下身，用手拨开泥土。土里埋着一个布包，蓝色的，已经褪色发白。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几枚银元，和之前发现的那一批一模一样。
我捧着那些银元，手在发抖。这棵石榴树是奶奶亲手种的，她活着的时候，每年夏天都会摘下石榴分给村里的孩子们。她去世后，石榴树渐渐枯萎了，再也没有结过果实。
而现在，在它枯死的根部，竟然长出了新的幼苗。
而在幼苗旁边的泥土里，又发现了她藏下的银元。
我不知道这些银元是什么时候埋下去的，也许是奶奶生前埋的，也许是别的什么人。但我知道，这不是巧合。就像当年那十块钱一样，有些事，科学解释不了，但它就是真的。
“爸爸，这些钱是太奶奶留给我们的吗？”陈念仰着头问我。
我看着他清澈的眼睛，点了点头：“是的，是太奶奶留给我们的。”
“太奶奶真好。”陈念蹲下身，用小手指轻轻碰了碰那些银元，“她一定很爱爸爸。”
“她也很爱你。”我摸了摸他的头，“虽然你没有见过她，但她一直在看着你，保佑着你。”
陈念抬起头，看着天空。晚霞染红了半边天，几只燕子从头顶飞过，叽叽喳喳地叫着。
“太奶奶，谢谢你。”陈念冲着天空喊了一声。
风拂过院子，石榴树的幼苗轻轻摇晃，像是在回应。
我站起身，牵着陈念的手，走出了老屋的院子。夕阳在我们身后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一道高大，一道矮小，相依相伴，走向远方。
那一年，是2005年。距离1987年那个夏天，已经过去了十八年。
十八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青年，足够一个青年步入中年，也足够一个老人走完她的一生。
十八年前，我还是一个交不起学费的少年，为了十二块五毛钱的学费，鼓起勇气敲开了二叔家的门。
十八年后，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城市里扎下了根。
而那十块钱，那个梦，那些银元，还有奶奶和二叔，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
后来，陈磊大学毕业了，在省城找到了一份工作，谈了一个女朋友，准备结婚。我把二叔留下的那些银元全部兑换成了现金，一共三万六千块钱，一分不少地交给了陈磊。
“哥，这钱我不能要。”陈磊推辞着。
“这是你爸留给你的。”我把钱塞到他手里，“他走之前交代过，让我替他保管，等你成家立业的时候再交给你。”
陈磊握着那沓钱，眼泪夺眶而出。
“哥，我爸他……他这辈子太苦了。”
“他不苦。”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有你这个儿子，有你妈陪在身边，还有我们这些亲人。他走的时候，是安心的。”
陈磊擦了擦眼泪，点了点头。
至于那些后来发现的银元，我留了下来。一部分换成了现金，给陈念开了一个教育基金账户；另一部分被我封存在一个盒子里，放在书房的柜子深处。我打算等陈念长大了，再把它们交给他，连同那个关于十块钱的故事一起。
有些东西，比金钱更珍贵。比如记忆，比如传承，比如那些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羁绊。
陈念十岁那年，有一天晚上，他忽然跑过来问我：“爸爸，你小时候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是有一年夏天，我去你二爷爷家借学费。”
“借到了吗？”
“借到了。”我笑了笑，“虽然只借到了十块钱，但那十块钱，改变了爸爸的一生。”
“为什么？”
“因为它让爸爸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爱着你，即使他们已经不在了，他们的爱也会一直陪伴着你。”
陈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到我面前：“爸爸，你看这个。”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十块钱的纸币。崭新的，没有折痕，没有污渍，像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一样。
“你哪来的？”
“今天放学的时候，在书包里发现的。”陈念说，“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早上还没有呢。”
我握着那张十块钱，手微微颤抖。窗外的风吹进来，书桌上的台历哗啦啦地翻动着，停在了某一页。
七月十五日。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敲开了二叔家的门。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儿子在书包里发现了同样的一张十块钱。
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望向远方。城市的灯火在夜色中闪烁，像是天上的星星落在了人间。
“奶奶，是您吗？”我在心里默默地问。
风从窗外吹进来，温暖而轻柔，拂过我的脸颊，像是谁的手在轻轻抚摸。
我笑了笑，转身走回书桌前，拉开抽屉，把那张十块钱小心地放了进去。
抽屉里，还躺着那枚陈念在老屋院子里捡到的银元，那张奶奶年轻时的照片，以及一封我写给二叔却一直没有寄出去的信。
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
“二叔，您放心，我会好好活着，好好照顾家人，好好把陈念抚养成人。我会告诉他关于奶奶的故事，关于您的故事，关于那十块钱的故事。让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被很多人爱着的。有些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爱，会通过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就像那十块钱一样。”
（全文完）
创作声明：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均为艺术创作，不代表任何真实事件或个人。
作者署名：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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